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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女性与“平原城堡”

1923 年 (大正十二年) 3 月末,清晨。

福冈县门司市出身的十八岁少年秋山清,刚刚开始送报纸。为了考学,他前往东京,住进了麻布区 (今港区) 六本木的报纸商店。秋山知道有岛武郎的《该隐的后裔》《与生俱来的苦恼》,正怀着切实的感受反复阅读。

当时的报纸商店,挂着“办理各类报纸”的招牌,包销东京日日、东京朝日、时事、报知、都、二六、大和 等各类报纸。因此,送报员要记住各家订购情况,送去特定报纸。

秋山清负责的配送区域从樱田街区 (今元麻布三段、中国大使馆附近) 到天现寺一带,有近百家订户。沿着六本木十字路口至霞街区的路,途中左拐进入通往樱田街区的上坡路 ,就可以看见左侧东京市长后藤新平(1857 年生)子爵的宏伟别墅。从站有门卫的大门望向府内,前庭方便汽车出入的道路围绕着假山,壮丽的日式主屋及西式洋楼并立在假山后面。以之为中心,前庭左右都建有气派的日式房屋。

送报纸的这位年轻人,喜欢看《改造》杂志上陆续登载的大杉荣的《自叙传》。因此,每次从这里经过,他都会想起大杉前往后藤新平家,巧妙求得三百日元的片段。那时候的后藤应该是内务大臣吧。

正因为是政治家,这家订购多达五份报纸。送牛奶的人看上去来得更早,十五六个牛奶瓶已经摆好。秋山清悄悄从中顺走一瓶,向着下一家跑去。

刚出生九个月、名叫“俊辅”的婴儿,此刻应该在府内某处酣睡。或许就在庭院右侧、被府内人称作“南庄”的日式房屋里的某间屋内。 (此处宅邸所占的地块也包括了与樱田街区接壤的其他街区的土地,“南庄”是三轩家街区 53 号。)

后藤新平及其家族。前排左起依次为佐野静子(养女)、后藤和子(夫人)、后藤利惠(母亲)、椎名初势(姐姐)、鹤见爱子(长女),后排左起依次为佐野彪太(静子之夫)、后藤新平、后藤一藏(长子)、鹤见祐辅(爱子之夫)

俊辅的父亲鹤见祐辅,时年三十八周岁。作为铁道省运输局总务科科长,此刻他正在中国,拜访第三次在广东建立革命政权的孙中山。母亲鹤见爱子时年二十七周岁,是后藤新平的长女。

此次祐辅前往中国出差,有出于体察岳父后藤新平意愿的动机。在寺内正毅内阁担任外交大臣时,后藤亲自决断的西伯利亚干涉战争(1918)失败,此时尚未妥善解决。对此,他深感自己有责,因此抓住本年 1 月苏联远东代表越飞访问中国的机会,发电报邀请其赴日。虽然时为东京市长,但后藤试图以私人交流的形式,打开日苏之间的局面,以建立外交关系。越飞响应,很快抵达日本。之后,他在日本停留,持续与后藤接触。

另一方面,越飞在赴日前夕的访华期间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表明苏联对国民政府北伐统一中国的支持态度。越飞前脚赴日,鹤见祐辅这位有能力的中坚官僚后脚便前往中国,迅速寻求与孙中山会面的机会,这背后自然可以看到后藤的想法,即提前试探《孙文越飞宣言》发布后孙中山一方的方针。

因为是这种政治家的住处,后藤府邸也出现了闹事风波。

这年 2 月 5 日,一位反对后藤新平转向与苏联建交路线的“防止赤化团”成员闯入府内,粗暴地打砸家具、玻璃等。此后过了大约三周,右翼暴徒再次闯入日式主屋门口。当时,后藤新平的长子后藤一藏 (爱子之兄) 正要出门会见他人,被暴徒用木屐殴打头部,身负重伤。俊辅的姐姐、满四岁的和子也在场。她受外祖父新平宠爱,多在主屋生活。这些事件被禁止报道,不见于国内报纸。不过,国外报纸广泛报道,世人迅速得知。

1923 年,关东大地震前夕。此年,母亲鹤见爱子二十八岁、俊辅一岁、姐姐和子五岁

在两次暴徒闯入事件中间,同月 26 日,在府内一起生活的后藤新平的老母亲后藤利惠,以虚岁九十九的高龄去世。新平自己也马上要六十六周岁了。孝顺的他想让年迈的母亲住到带电梯的西式建筑的二楼,因此请捷克籍建筑师安东宁·雷蒙德设计,可惜该建筑此时仍在施工,没能让老人住进去。不过,后藤仍按照原来的计划让这座西式建筑完工,并将其用作与络绎不绝来访的客人会面之处。电梯则仅仅作为孙子孙女的玩具。

后藤新平的夫人和子已于五年前的 1918 年 (大正七年) 4 月去世,享年五十一周岁。新平生于小藩 (留守氏) 的贫穷家臣之家,住在岩手的水泽城城下街。胆泽县大参事 安场保和选了年少的他作为学仆,而和子便是这位恩人的次女。妻子去世两个月后,长女爱子与女婿鹤见祐辅之间有了女儿,是其长孙女。新平认为这个孩子是亡妻“转世”,同样起名为“和子”。这个家族拥有即便是女孩也将其视作“继承人”的态度。

府内还有一位老年女性。新平的姐姐初势虽然未与水泽的婚家椎名家离婚,但很早就回到娘家,照顾一家人生活,此时已经七十六周岁。因为是亲戚,她将一位在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上学的年轻人椎名悦三郎收为养子,这位青年有时也来府里玩。

这样,武士家养育的女性守护着拥有官爵的家长后藤新平。她们明白官员家庭中朴素、清廉便是财富,即便家长权势达到顶峰,自己也不染指奢侈或贪污。她们只是尽心接待来客。现在,长女爱子继承了这一家风,努力做好一族的主妇工作。以主屋为中心,周围并立数间房屋的宅邸结构,让人想到乡间水泽城延续下来的大家族的平原城堡。

1924 年,六岁的姐姐和子和两岁的俊辅

比新平小八岁的弟弟彦七一家,住在从门口看过去的庭院左侧、叫作“北庄”的日式房屋中。虽然他之前也是官员,但因为在财政上不规矩,被新平勒令辞去公职,负责府内事务。他们是子孙满堂、人丁众多的一家。

新平的长子一藏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回国,之后进入实业界、结婚。这年,他的第一个孩子利惠子出生。当时也是新平的母亲利惠去世不久,于是就给她起了这个名字。这一家人也住在府内。

此外,还有两位管家、数位常驻的秘书及书生 、门卫、司机、女仆等。在主屋东北方的花坛那里还有一位老园丁。如果有客人来访,后藤家会从有名的日式、西式或中式饭店请厨师过来,在宽敞的厨房做饭。

后藤新平有喜欢孩子的一面,甚至接受了日本童子军总会的首任总裁 (后改为总长) 一职。西式建筑的宽阔庭院时常开放给童子军,孩子们在里面绕着跑。新平本人也乐于穿着童子军的制服“健儿服”出席仪式等活动。

不过,在南庄酣睡的婴儿,为什么叫“俊辅”这个名字呢?

自然,这是效仿其父亲祐辅,得到了“辅”这个字。 但也有其他因素,即日本首任总理大臣伊藤博文(1841 年生)青年时代的名字是“伊藤俊辅”。

父亲祐辅 1885 年 (明治十八年) 出生,一直都是优等生。他在冈山中学以第一名的身份毕业,在第一高等学校也是,在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很可惜地没有拿到首席毕业生的银怀表,只获得第二名。因此,他对第一的执念可能更严重了。早在第一高等学校时代,他就进入辩论部磨练口舌,怀抱着在不远的将来作为政治家出世的“青云之志”。目标当然是日本的总理大臣。因此,儿子的名字也是“俊辅”。换句话说,对父亲祐辅来说,这个名字不如说也是他壮志的表现。

伊藤博文在担任韩国统监 时,享有日本唯一一位皇族之外被称作“殿下”的地位。韩国统监享有如此大的权力,也表明了这种地位。父亲祐辅就是在这位人物被视作立身处世最高峰的时代,度过自己的学生时代。

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毕业后,祐辅经内阁的开拓殖民局,转到铁道院任职 (后藤新平在此兼任铁道院总裁、开拓殖民局总裁,是他的上司) 。在此时期,他随同大学时代的恩师新渡户稻造,不断前往美国乃至欧洲公务旅行(1911—1912)。这种经历对鹤见祐辅自身来说,也是他后来被视为“公共外交先驱者” (上品和马语) 的华丽履历的序曲。结束漫长的旅途回国后不久,通过新渡户夫妇的牵线,他迎娶了后藤新平的长女爱子为妻。

后藤新平与伊藤博文之间渊源颇深。伊藤任韩国统监的时期(1905—1909),与后藤就任满铁 首任总裁的时期(1903—1928)重叠。其间,后藤多次找机会拜访自己一直追随其政见的、长自己十六岁的伊藤。特别重要的时间点是 1907 年 9 月,两人抓住从任地 (伊藤在朝鲜汉城,即现在的首尔;后藤在大连) 回日本本土的时机,在广岛的严岛进行了两日一夜的会谈。在会面中,后藤向伊藤提出了基于其一贯主张的“新旧大陆对峙论”的建言。

就任满铁总裁时,后藤构想的铁路蓝图是建立横贯亚欧大陆的“国际铁路”大动脉,即从日本的下关,经铁路渡轮与朝鲜的釜山连接,由此经纵贯朝鲜的铁路 (当时的统监府铁路) 、南满铁路与中国东北连接,进而经俄国经营的东清铁路、西伯利亚铁路与欧洲相连。借此,通过铁路连接的日本、俄国、欧洲的“旧大陆”诸国联合并紧紧包围中国,与新兴的美国这一“新大陆”国家在中国的扩张行动“对峙”。这便是后藤的“新旧大陆对峙论”。

在严岛的会面中,后藤更深入地向伊藤直言具体行动,那就是希望他辞去韩国统监之职,以自由身份周游欧洲诸国,协商建立起以对中国态度为支柱的“东洋和平的根本对策”。

……后藤描述的这个“画大饼”似的世界地图框架,到十几年后邀请越飞时,仍基本未变。

这一晚的会面,在伊藤博文这位老练的大政治家胸中,似乎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近两年后,1909 年夏天。这次是伊藤向担任第二次桂太郎内阁通信大臣的后藤寻求意见。“我已辞去韩国统监,终于要周游欧洲,协商中国问题了。你觉得如何?”

后藤回答说,不说那个,他还有个主意。“你想和俄国的科科夫佐夫会谈吗?”

后藤承诺,如果自己写信邀请科科夫佐夫到哈尔滨的话,这位沙俄的财政大臣会前往远东。伊藤起初有些半信半疑,怀疑后藤是否已经拥有如此强的国际关系。不过,后藤行动后,此事不久就顺利实现。

当年秋天,10 月 26 日,上午 9 点。

搭载伊藤博文一行人的火车专列,于夜晚从长春出发,沿着东清铁路缓缓驶入哈尔滨车站。会谈对象、俄国财政大臣科科夫佐夫前来迎接。列车抵达后,科科夫佐夫进入车内,在二十分钟的首次见面寒暄后,两人一同下车,在月台举行欢迎仪式。仪式刚结束,穿着西装、戴着平头帽、披着外套的男子从警备队伍中走上前,持手枪向伊藤开枪。

……首先开了三枪,全部命中伊藤。之后又向随行者方向开了三枪,中者也都负伤。几名俄国士兵按倒犯人。这时,男子用俄语喊出“韩国,万岁”。大约三十分钟后,伊藤去世。据说,伊藤在弥留之际听闻犯人似乎是韩国人,不禁说出了“愚蠢的家伙啊”。

媒体报道犯人是为祖国独立而奋斗的韩国义兵,名叫安重根时,是稍后的事情了。

伊藤遇刺的消息给后藤新平带来沉重打击。尊敬的老政治家因为自己建议的行动,在目的地被暗杀身亡。

虽说如此,包括后藤本人在内的明治国家建设者,对这位暗杀者并未有特别强的憎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自身也是在拼命抵抗欧美列强压迫的心情下,致力于在东洋一隅的本国建成社会。换句话说,他们的胸中也依然存有同为暗杀者的情绪。

作为明治国家建设第一代人的伊藤博文自身更是如此。他曾与年轻同伴 (山尾庸三) 一起,刺杀被视作佐幕派的国学学者 (塙次郎) ,并成功将其暗杀,也曾在英国公使馆的建筑内纵火,将其烧毁。可以说,伊藤自己就是作为反抗的恐怖分子而生。他也目睹过被逼入绝境、要以切腹告终的同伴的惨状,次数多到不忍再看。即便已经高至明治元勋的地位,那些画面烙印在他眼帘中仍未消散。换句话说,他过去也是一个“安重根”。因此,“愚蠢的家伙啊”——如果在绝命间隙,他真的这样吐露心境的话——应该也包含了“你真正应该视作目标的对象,并不是我”的想法吧。在明治政府的当权者中,伊藤确实属于对吞并韩国持慎重意见的一派。至少在这里,似乎有着暗杀者本人才理解的感情交流。

当然,后藤新平心中也回荡着类似的情绪。虽然并没有亲手杀人这种经历,但他也因涉嫌谋杀而被投入牢狱。

担任内务省卫生局局长的三十五岁前后,他因为“相马事件”牵连受罚,将近半年被囚狱中(1893—1894)。原相马藩主被以罹患精神病为由禁闭在家,在以此为发端的家族纷争中,原本是医生的后藤,从法医学的观点对此抱有怀疑,支持尝试救出藩主的原家臣。不久藩主突然死亡,甚至出现了毒杀说。最终,人们开棺,确认从遗体中能否检查出毒物,不过未找到下毒证据,这下原家臣反而被控诬告罪。受这一事态发展的连累,后藤也被关入锻冶桥监狱署 (今东京站八重洲口附近) 。当时正是他顺利地出人头地、长子一藏也刚刚出生的时候。

他在狱中咏出了这首寄托心境的和歌:“醒来方知是偏念,但任难波葭与苇 (好与坏) 。”

此外,他也写汉诗。依据《庄子》的“庄周梦蝶”,他作了下面这首诗:

来来去去蝶身轻,

人向庄周梦里行。

露宿云游本自在,

无须一心向前程。

“庄周”是庄子的名字。“前程”是预先设定的计划。

自己这样一意孤行,才成为狱中之人。长子一藏刚出生,顺利的仕途也无奈遇挫。

“准备遵照自己的想法,自由地行事,不知道未来会变成何种结局。”这逞强的话,只是在鼓励自己吧。

不久,地方法院下达了无罪判决,即便检察院一方提出了上诉,但他仍通过保释出狱(1894 年 5 月)。同年 12 月,二审判定其无罪。

后藤不觉得这次入狱是件丢脸的事。当然,在社会上,有很多人从他身边离开。不过,母亲利惠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坚信儿子无罪,支撑着父亲去世后的家庭。她向其他家人宣告新平是为别人而入狱,要求他们更加节俭地生活。妻子和子也是如此。而岳父安场保和在此事上从未露出嫌弃的脸色,多年后后藤依然对此感激。后藤新平盘根在一家人的“平原城堡”而对抗天下的态度,便是通过这次经历形成的。

很久之后,他仍自豪地向孩子们讲述牢狱的经历。长女爱子不久成为母亲,其孩子和子、俊辅也听外祖父讲过这件轶事。爱子并不因父亲有地位、有名声而尊敬他,反而因他是入狱也不畏怯的家长而敬服。她蔑视谄媚他人地位的态度。即使是高高在上的家长,也要警惕内心生出对待家人的自负。这一点也是亡母和子一直对她言传身教的事情。

与鹤见祐辅不同,妻子爱子并不希望丈夫能成为总理大臣之类的人。不过,作为旧时武家养育的妇女,她什么时候都支持丈夫,希望实现他的愿望吧。

与英俊的丈夫祐辅对比,妻子爱子瘦高。实际上,与丈夫并排站立时,她还稍微高一点。因此,她和孩子说自己身高时会报矮一些,一家人一起出去,也会故意在稍微后面的地方慢一点走。

等到俊辅接近学龄时,她对儿子一说“以后,你要成为总理大臣”之类的话时,就露出悲伤的表情。作为小孩,俊辅也知道如果说“我要开个针线铺什么的,过实实在在的生活”,就会让这位母亲开心。

此处存在道德性的双重束缚。父亲自己单纯地希望成为总理大臣,连给孩子起名也起了寄托这种心思的名字,母亲爱着丈夫,但又视政治家的野心为虚物。

在这样的双亲膝下长大,特别又是长子,父母的期待沉重地压在俊辅身上。然而,如果按着父亲的积极价值观随口说话,就会让母亲悲伤。因此,儿子身上一直同时踩着刹车和油门,内心很痛苦。

这位母亲极其严格,从未嘴上说着理想,自己却躺着偷懒。她是全心全意地坚持言行一致、自我奉献的正义人士。

总之,伊藤博文遇刺事件到这时已经过去了十几年。在1923 年这年,已经老迈的后藤新平亲自要做的,仍是与过去向伊藤建言的一样,亦即基于“新旧大陆对峙论”的政治行动。只是,以前的合作对象沙俄在 1917 年的十月革命中被推翻,变成了苏维埃共和国。不过,后藤新平似乎不认为这两种体制之间有本质性区别。

“日本别无选择,只能尽早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构筑起围绕中国的旧大陆整体的安定关系,最终与扩张的美国这一新大陆势力对峙。”后藤新平认为,自己必须要完成伊藤未竟之业。于是,在与越飞的长期交流中,为了集中精力打开外交局面,他辞去了东京市长的要职 (同年 4 月) ,与请求伊藤辞任韩国统监的做法一样。

对于得名“俊辅”的这位婴儿来说,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本身就是一种机缘所定吧。

父亲鹤见祐辅在自家居住的南庄,每月举办一次被称作“周二会”的聚会。

新婚不久,他们住在后藤新平府后街的宫村街区一处特别小的房子内。第一高等学校辩论部的后辈聚会的“周二会”,就是在那间屋内开始的。活跃、广泛的交际是祐辅的天赋,他邀请日本银行理事深井英五、法制史学家泷川政次郎、《朝日新闻》记者杉村楚人冠、满铁理事松冈洋右、国民新闻社总经理德富苏峰等人为主讲人,并以西式点心招待,众人一直讨论至深夜。每次,几十位参会者挤来挤去,让人担心二楼的地板都会掉下来。

搬到宽敞的南庄后,“周二会”再次举办(1922),参会者超过百人。重开之后的首位主讲人是岛崎藤村。此后各色主讲人持续不断,包括有岛武郎、小山内熏等。

参会者中也有女性。比如,以推进计划生育运动而知名的石本静枝 (石本惠吉,男爵夫人,后来的加藤静枝) 。对祐辅来说,这是大他很多岁的亲姐姐的女儿,也就是祐辅的侄女。此外,还有《妇人公论》的记者波多野秋子。

每天早晚,作为送报员仅从这里路过的秋山清,并不知道自己崇拜的作家有岛武郎也会进出这里。

不久,秋山清辞去了送报纸的工作。

因为 4 月刚过不久就有日本大学预科的入学考试,他向店里请求休息两天,但是老板坚决不同意。心烦意乱的时候,资格老的店员又强横地把多余的工作推给他做,最终还甩了他一巴掌。好啊,他下定决心,一脚将对方正在枕着的枕头踢飞,在对方慌忙起身的时候又补上好几脚。事情闹大后,他被店里赶了出来。不过,这下秋山就可以参加日本大学的预科考试,也能够入学了。

话虽如此,还是要打工。秋山清新找的工作是在京桥的第一生命大厦做电梯员。当时,那里是作为实业使用的、东京最高的七层高楼。

到了夏天。7 月的某个早上,他正在开电梯,大厦中一位租户阿姨和他说:“有岛为情自杀了,据说身体都生蛆了。”

有岛武郎在轻井泽的别墅中,与有夫之妇、《妇人公论》记者波多野秋子殉情。两人上吊,近一个月后才被发现,腐烂的尸体上无数蛆虫翻涌。这一传言的表述方式强烈地印在这位年轻人心中。

秋山清在盛夏时一度回家,返回东京是在 8 月 31 日。

从翌日的 9 月 1 日起,他再次回到第一生命大厦的工作岗位。上午,他操作大厦后侧的员工专用电梯。在有员工食堂的四楼,早早吃完午饭的男女职员吵闹地涌入电梯中。接着,他要转动操作把手时,电灯灭了。“停电了!”的声音响起,大家鱼贯而出,只剩秋山清自己留在电梯轿厢中。

瞬间,电梯出现了剧烈的上下颠晃。紧接着,它疯狂地左右摇摆。秋山清拼命抓住轿厢的铁框。剧烈晃动终于停下,他几乎爬着走到四层的地面。瞬间,第二次剧烈晃动到来。整个钢筋混凝土建筑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歪向一边。秋山清匍匐在地上,总算支撑住。地震刚刚平息,秋山清向食堂里面看去,女职员或是互相抱着,或是扎堆坐着,大声哭喊。有人指向窗外,于是他跑到跟前一看,目之所及的东京街头被灰尘笼罩。木结构加上砖瓦的西式风格建筑坍塌成饼状,在那里也扬起了黄色的尘土。

“是大地震。”这个时候,秋山清首次想到这一点。

他沿着楼梯跑到七层建筑的房顶。屋顶谁都没有,只有他孤身一人。

应该是浅草、南千住的方向升起了数道黑烟。似乎发生了火灾。日比谷公园靠近这边的地方也有黑烟升起。此时,第三次剧烈晃动袭来。——日后,这被称作“关东大地震”。

隔着东京站的神田小川街区,耸立着佐野内科精神科医院带有尖塔的气派建筑。那里的尖塔也持续大幅度左右摇晃。不一会,火舌从病房内窜出,尖塔被烧毁倒塌。

医院的创立者佐野彪太博士(1873 年生)、妻子静子这一家人,也是后藤新平的家人。新平还是单身时,曾作为公立爱知医院院长在名古屋工作,与一位亲昵的艺伎生下一位女儿,即静子。同年,新平迎娶安场保和的次女和子(二十六岁,1883 年)。不久,他就将静子作为养女接回。换句话说,新娘和子首先抚养了养女静子,结婚十年后才生下长子一藏,再两年后生下长女爱子。养女静子于 1904 年 (明治三十七年) 嫁给了在中国天津的日本租界内担任日本共立医院院长的佐野彪太。之后,彪太自费前往德国、奥地利留学,学习了精神神经科 (脊髓脑神经系统学) 的医术后回国。被送到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前线的士兵在现代战争的杀戮中,很多都遭受创伤而产生精神障碍症。这种患者激增的社会背景,也对这一医疗新领域的开拓提出了需求。

佐野彪太、静子夫妇生育了五个孩子。长子佐野硕生于1905 年,这时已经离开家庭,进入住宿制的浦和高中并组建戏剧研究会,沉迷于排演新剧。母亲静子也很喜欢歌舞伎及演艺活动,很擅长“仕方话” 。佐野硕小时患过结核性关节炎,右脚不方便,一直需要手杖,但他举止极其敏捷。在戏剧研究会中,他既一手包揽作曲,也参加演出。后藤新平特别疼爱这个虽说是庶出的长外孙,让他自由出入府内。

在地震翌日成立的第二次山本权兵卫内阁中,后藤新平就任内务大臣。地震刚刚停止,他就开放府内院子,烧饭赈济灾民。受灾的佐野彪太一家也寄身这里。佐野硕在交通手段断绝的状态下,从浦和步行前往东京,稍后也在此团聚。另一方面,佐野医院的住院病人在上野的树林里避难。硕开着自家的车,拼命搬运必需的物资,鼓励病人并照顾他们。

佐野彪太还有一个幼弟佐野学(1892 年生)。作为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的研究生,他参与了新人会的创立(1918),之后任职于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并参与组建第一次日本共产党(1922)。1923 年 5 月,佐野学为了逃避逮捕而亡命苏联。至于他在那里的逃亡生活,据说后藤新平通过赴日的越飞提供了援助。 (不过,佐野学之后回国,并再次组建日本共产党,不久就任中央委员长。1933 年,他在狱中与锅山贞亲一起发表“转向”声明,引导党员大规模转向,奏响了日本共产党崩溃的序曲。)

在地震后立刻发布的戒严令之下,自卫团在各受灾地持续杀害了据说有数千名朝鲜人,也出现了军方杀害社会主义者的“龟户事件”。

丸山真男(1914 年出生)这时住在四谷区 (今新宿区) 爱住街区48 号,是四谷区立四谷第一普通小学的四年级学生。九周岁的他在受灾之后,用铅笔写下了题为《回忆让人恐怖的大地震大火灾》这篇文章,并保存了下来。其中这样写道:

今天早上起来。大火好像还没有停。房子也在烧着吧,爱住街区那一带的。我们走的时候,说爱住街区正在烧,现在大概已经烧光了。

(……)

之后,又有朝鲜人投炸弹,或者好像那样做。市内的警jiè 更严了,据说他们就向这边的东中野来了。我们逃到了这里,如果被炸弹炸到,会变成灰吧。这样想,身体忍不住抖。等到白天,火彻底灭了。(9 月 3 日)

爸爸拿着棍棒,嘎啦嘎啦地在路上警jiè。那是因为朝鲜人做坏事。

每夜每夜,他都和附近的人轮班,发现可疑的人[就问]对方是谁要干什么。(9 月 5 日)

丸山真男的父亲是记者丸山干治。在 1918 年的“白虹事件” (寺内内阁压制言论事件) 中,他与鸟居素川、长谷川如是闲一起从《大阪朝日新闻》辞职。此时他四十三周岁,是《读卖新闻》的经济部部长。

前引 9 月 3 日一文中有“东中野”一地,是因为丸山母子等十几人寄身在东中野的长谷川如是闲家中 (父亲丸山干治在爱住街区的自家留守) 。根据丸山真男日后的回忆,长谷川如是闲当时也拖着嘎啦嘎啦的长铁棍在四周巡视。

9月 5 日一文中,丸山记下了他们返回位于四谷区爱住街区自家附近的井上龟六 (舅舅、政教社社主) 家的事情。

一段时间后,周围的大人似乎也回归了冷静,大约是到了10 月初的时候,少年丸山又写下了题为《附录二:民防团的暴行》的文章,批判性地重新理解震灾下的自卫团暴行。

地震、火灾之后,朝鲜人扔炸弹的事情被过分热议了。因为那样,为了防备诸多朝鲜人,只靠警察就绝对没法防住。之后,叫作“自警团”的民防组织就出现了。不过,这次的自警团并没有发挥它的作用,什么样的朝鲜人都会来。大家不能总想着把他们全部打死。

朝鲜人并不都是坏人。其中有很多好的[朝]鲜人。然后,这次有两百多朝鲜人被打死。其中坏的[朝]鲜人只有极少数。因此警察们更忙了。因为那样,此次自警团四处施暴,之后的调查发现,其中有人胡乱打杀[朝]鲜人,警察反而要逮捕朝鲜人,甚至警察之中也出现残忍行暴之徒。如果是这样的话,有没有他们都一样。或许反倒是没有他们更好。如果是这样的话,让自警团消失更好。

说起自警团,像前面说的,是因为只靠警察无法防止,于是才出现了这一民防组织,它不是为了杀朝鲜人而存在的。

秋山清此时十九岁,他从一开始就完全不相信朝鲜人来袭的谣言,并尝试说服街区的民防团,说怎么会有袭击这种事情呢。他也一直拒绝夜里出警巡逻。这件事成为话柄,地震后不到十天,麻布区龙土街区 33 号 (今港区六本木街区七段) 的房东告诉他近邻不满,因此将他赶了出去。

9月 16 日,大杉荣与同居伴侣佐藤野枝、外甥橘宗一 (六岁) 在位于东京郊外的淀桥街区柏木 (今新宿区) 的自家附近被宪兵带走,关押到麹街区宪兵司令部,音信断绝。同月 19 日,被杀害的三人的遗体在一处古井中被发现。报社立即接到不准报道的命令。等到禁令解除后,《读卖新闻》报道称,在当日的内阁会议中,内务大臣后藤新平高声诘问这种不法行为,说“这是践踏人权” (同年 10 月 9 日版)

继有岛武郎之后,大杉荣也这般去世了。这两人的死,震撼了秋山清这位年轻人。以这些事为契机,不久他就开始写作《似诗之物》。

刚一周岁多的鹤见俊辅没有对大地震的记忆。不过,此后每年 9 月 1 日的午饭,一家的饭桌上都会摆上做好的烤寿司,这成为新增的一项家庭仪式。从孩童时期开始的这个习惯,使烤寿司成为他一直喜欢的食物。

后藤新平创建的家庭和血脉,此外还有一支。

有一位叫河崎纪美的女性,在东京长大,比后藤新平年轻三十九岁。1910 年 (明治四十三年) ,十四周岁的她以“桃千代”为名踏入新桥的花柳界,不久就遇到后藤新平。十七岁时,她获赎身退出花柳界,被安置在赤坂,开始在那里生活。这一年(1913),她生下了第一个孩子三郎 (夭折) 。第一个孩子却被起名为“三郎”,是因为后藤与正妻和子之前生了长子一藏,之后又和别的女性生了次子平八 (之后成为藤泽喜士太的养子,改姓藤泽) ,所以这个男孩就是第三个儿子。

此后,纪美与后藤新平之间又有了六个孩子,1925 年 (大正十四年) 出生的小五郎是幼子。这是个比外孙俊辅还小三岁的孩子。

在此期间,新平的妻子和子于 1918 年去世。之后,在府内一同居住的老母亲利惠、姐姐初势,都觉得把河崎纪美视作后妻也可以。这大概也是因为她们之间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交往,建立了相应的信赖。

不过,后藤新平有爵位,这一地位让他结婚时需要宫内省的许可。如果没有相当大的决心,很难做到这种地步。实际上,老母亲利惠去世后(1924 年左右),纪美一家未办理相关手续,只是把住处搬到了后藤府内。

从府内日式主屋、西式建筑所在的小高台出发,穿过屋后的小门,沿着长满款冬的斜坡下到东南方,为纪美一家准备的小屋子就建在那片谷地的一端。每天,纪美从那里前往主屋,新平在的时候就一直照顾他到深夜。幼子小五郎,就是来此之后出生的。他和哥哥清(1923 年出生)一起,被带在纪美身边,在这座府内长大。小五郎入了新平的弟弟彦七的户籍,作为他的儿子。

纪美与新平之间,自第三子武藏(1920 年出生)之后,几乎每年有一个孩子。那时刚好是计划生育运动的提倡者玛格丽特·桑格来日期间,热心的支持者石本静枝也来到纪美身边,劝她控制生育。这是为了母亲的身体健康。不过,她也是后藤一族的亲戚 (鹤见祐辅的侄女) ,纪美会不会感觉到类似压迫的东西呢?

新平的姐姐初势也在 1925 年 (大正十四年) 3 月去世。

在此前后,还发生了另一件事。

作为继承新平地位的儿子 (爵位继承预定者) ,一藏惹出了麻烦。他觉得把小妾接到自家府内居住不正常,大发怒火,将父亲新平推倒了。新平暴怒,宣布要废除这个不孝子的嫡长子地位。

一藏的妹妹爱子 (鹤见祐辅之妻、俊辅的母亲) 强势地居中阻止,总算打消了父亲废嫡的想法。不过,新平的愤怒并未消散,他将一藏一家赶出府内,罚他闭门思过。

分给他们 (此时有一藏及其妻子春子、长女利惠子、次女美智子) 的闭居地,是麻布十号街的小屋子,在河谷对面,临着荞麦面店。

他们暂时就这样生活。等到父亲新平的怒气渐消后,爱子计划将一藏一家叫回后藤府内。也就是,她让出自己住的南庄,让一藏一家住在那里,与之交换,鹤见一家搬到河谷对面荞麦面店前的小屋。那好像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一家之主的祐辅那段时间也一直在美国游说,并不在家。因此,在此生活的只是母亲爱子、姐姐和子、俊辅三人。在这片平民区生活时,俊辅看到了来这附近的纸洋片画剧,并留下了印象。

另一方面,比他大四岁的姐姐和子也产生了另一种感情。从这个小屋前往后藤府邸时,弟弟俊辅被误认为是“门卫的孩子”。俊辅记得姐姐曾为此大哭一场。

1925 年 3 月快结束时,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

即将六十八岁的后藤新平,踏上了为期一个月的中国东北、朝鲜之旅。官方目的是出席位于哈尔滨的日俄协会学校 (后来的哈尔滨学院) 的毕业典礼。

随行人员以日俄协会干事田中清次郎为首,总计十七人。1909 年,伊藤博文在哈尔滨车站月台遇刺时,田中曾作为满铁理事随行,并被安重根开枪打伤。当时三十七岁的他,现在也快满五十五岁了。两年后的莫斯科之行也是由田中随行,晚年的后藤新平出国,这位人士一直发挥左膀右臂的作用。

此外,刚通过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考试的、二十周岁的佐野硕也加入一行人中。似乎是作为考上帝大的奖赏,新平令爱孙同行。

回程时,一行人经停朝鲜京城 (日本吞并朝鲜前的汉城,今首尔) ,在视察京城童子军之后,出席斋藤实总督在朝鲜总督官邸举行的晚餐会。斋藤实比后藤小一岁,是他幼时在乡间的水泽城一起长大的好友。

在中国东北时,后藤在往返北部哈尔滨的路上经停奉天 (今沈阳) ,与奉系军阀张作霖进行了两次会谈。

会谈中,后藤新平抛出的话题主要是以下两点:

第一,后藤以自己担任内务省卫生局局长、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 (最初是民政局长) 的经验和成绩,提供了关于鸦片专营制度的建议。后藤劝他采取自己在台湾时的渐进政策,即一边从中获得某种程度的税收,一边慢慢地推行全面禁止。

第二,尝试说服张作霖克制向北京扩张的政治野心,专心东北地区的发展。

对于鸦片政策,张作霖明显表现出被后藤建议说服的态度。不过,对于第二点,他最终也没有露出明确的反应。 v9mIegy8kl/3MO5ooe6kcxi4/WGIGT/Np26REL/cLsTBfsmR43plbF6dTui2fq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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