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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有位日本友人送了一本书给我，书名为《竹内好：一种方法的传记》，作者是鹤见俊辅。
那个时候我对日本很无知，对日本现代思想也不得其门而入。滞留期间，我借阅了竹内好的著作，总觉得是隔雾看花。鹤见的这本竹内好传给我提供了一些线索，但自己的程度有限，看得到字面，看不透纸背。当然，对鹤见这位特立独行的作者，也没有产生更多的关注。
与思想人物遭遇，需要契机。
后来，我经历了各种挫折，在精神上慢慢成长起来，不期然的契机促使我接近了鹤见俊辅。记得大概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我在日本做博士论文，整天泡在图书馆里翻阅战后日本的大小杂志。有一天读到一篇发表于 1957 年的论文：《自由主义者的试金石》，作者是鹤见俊辅。这篇论文说的是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如何迫害进步知识分子的事情，处理了当时轰动一时的日本教授都留重人出席参议院听证会的事件，尖锐地分析了日本传媒在报道此事时暴露的问题，对当事人都留重人进行了分寸得当却不失严厉的分析，并从中提炼出自由主义者如何在现实政治中选择盟友、实用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的学理在现实中面临何种陷阱等问题。
这篇论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可能与当时中国的思想状况有关。那时正值左派与自由派论战之际，我一直无法理解自由主义为什么会被简化成一些符号，并且捆绑在美国的战车上。在种种困惑中，鹤见的论文帮我打开了眼界，我这才体悟到，需要撇开皮相的对立，审视历史过程中活的思想。
鹤见讨论了麦卡锡主义在现实中的运作机制，并用具体事例指出，美国具有一种奇特的性质：它是民主主义的，同时也是法西斯主义的。记得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感觉受到很大的冲击。通常我们习惯于把民主和法西斯对立起来，并且把这种对立绝对化；然而，这种民主与法西斯共存的特征，却一直是美国社会的基本结构。由于冷战意识形态的干扰，特别是冷战结构解体之后冷战意识形态的单极化趋势，这个基本事实竟然很少被思想界讨论。美国政治与社会生活的某些侧面被孤立起来神圣化，甚至变成了判断事物的潜在标准。直到 2020 年新冠病毒在全球肆虐，美国某些政客撕下各种伪装，露出流氓政治的霸道真相，鹤见这个发表于大半个世纪之前的断言才真的有可能进入我们的感知系统：我们今天终于有可能理解，民主主义并不必然通向公理，它需要配合多种要素，才有可能转化为正面价值，并且需要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将其重新打造，否则，它将会名存实亡；民主的抽象化与直接价值化，往往会遮蔽它有可能成为法西斯主义帮凶的基本事实。
鹤见的这篇论文在六十年代被日本知识界评选为“创造了战后日本的代表性论文”之一，可见它在当时的影响力。鹤见说自己是自由主义者，说自己是实用主义者和逻辑实证主义者。他从这样的政治与学理的立场出发，在麦卡锡主义旋风席卷美国并波及世界的时刻，指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自由主义不可能找到直接对应的现实政治形态，所以自由主义者既可以与资本主义结盟，也可以与社会主义结盟；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自由主义受到的压力不同。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与共产党人结盟的自由主义者，需要照顾到处于比自己更不利状况中的盟友，不能只是独善其身。麦卡锡主义时期的美国，就把这个考验推到了自由主义者面前。鹤见说，在他分析的个案中，可以观察到自由主义与实用主义以及逻辑实证主义在现实政治中所面临的陷阱——这些在学理的世界中试图面对现实中最棘手问题的思想流派，在遭遇到流氓政治的时候，却没有施展拳脚的余地。鹤见深感作为真正的自由主义者，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
我读完这篇论文之后一直有一个冲动，就是把它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但是一直无法完成这个工作。毕竟这篇论文背后有一块难啃的硬骨头，那就是鹤见在青年时代所受到的实用主义哲学和逻辑实证主义训练。而我对这个很“硬核”的部分实在缺少知识准备，对这篇论文中那些省略了来龙去脉的断语只能望洋兴叹。于是这事情就一直搁置到了今年，直到新冠疫情给了我更充裕的时间，我才得以阅读鹤见对他早年求学的回忆以及他对美国哲学的介绍和讨论，并完成了三联中读的音频课程《思想巨变中的日本》。这个课程虽然介绍了六位思想家，并且从不同角度讨论了战后日本的思想课题，但其实灵感就来源于鹤见的这篇论文，可以说，它是这个长达三十六节的课程的核心。以这样的形式把鹤见介绍给中文读者，虽然说不上深入，但也算是初步了却一桩心事。
在完成了博士论文《竹内好的悖论》并且出版了日文版之后，我不期然有幸遇到了鹤见俊辅本尊。记得那是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里的某一天，在一个关于竹内好的学术研讨会上，鹤见先生出席并作了报告。那真是一次非常难忘的经历。鹤见在报告中谈及竹内好在 1943 年初发表的那篇政治不正确的《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议》，这样解释道：竹内好是个自毁之人，他也试图通过支持日本国家继续推进战争，让日本国家走向溃灭，这个期待是包含在他的目标设定之中的。要是换个通俗易懂的说法，鹤见想说的意思是：竹内好有自杀倾向，所以他希望日本国家也自杀。
记得当时我很难接受这个新鲜的说法。竹内好对生死的看法固然与鲁迅有相通之处，即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学会了“向死而生”，然而说他有自杀倾向，总觉得有些夸张。直到又过了很久，我从鹤见本人的著述中看到他谈到自己从小就有抑郁症，总是计划自杀，甚至说他一辈子都考虑自杀，并且无法理解怎么有人一辈子都没有想过自杀的时候，才意识到他对竹内好这篇宣言的解释里包含了一些他的自我投射。不过，与鹤见并没有被抑郁症压垮这个基本事实相关，他对这种精神疾患的体验并没有在医学意义上以及他的个人经历中了结——在鹤见一生不时提起自杀的方式中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它已经被转化为更为深广的文化要素了。在鹤见所经历的剧烈变动的时代里，与其说这些要素是象征性的，不如说它们是哲学性的。
鹤见俊辅是一位接受过严格训练的哲学家。在他留学哈佛的时候，正是实用主义哲学的巅峰时代。作为实用主义哲学的发祥地，哈佛大学在这时聚集了一批优秀的哲学家，而受到纳粹法西斯的迫害逃亡到美国的维也纳学派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们，又进一步充实了这个阵容。鹤见在刚刚进入大学的时期就有幸直接跟随大师学习，并在大师云集的环境里养成自己的思考习惯，这是至关重要的。但这还不是唯一的条件。鹤见从小养成的离经叛道的习惯，进一步帮他把从大师那里获得的训练转化成自己的精神营养。
鹤见从哲学大师那里获得的，并不仅仅是一些概念和推论。他以自己独特的敏锐，发现了在实用主义哲学与逻辑实证主义背后所隐藏的对于现实的巨大关切。产生于对南北战争的反思的实用主义，在德国纳粹的迫害之下流亡到美国的逻辑实证主义，都把思考的根基设定在战争之下的“日常”，都把对于形而上问题的思索与人的现实行为结合起来。鹤见俊辅引用实用主义哲学家的话说：“八卦”和哲学是从同一个日常生活的素材中产生的，它们之间的不同只在于，处理相同的素材时视野的深浅程度不同。对日常生活的哲学性关注，让鹤见并不回避泛滥成灾的“八卦”，他的著述往往从八卦中打捞出日常生活的素材，把它转化为哲学。
正是在这样的“日常”当中，与竹内好同样经历了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鹤见俊辅，思考着“自杀”的含义。它已经超过了个人结束自己生命的范畴，成为一种文化选择的可能性。我由此联想到竹内好在日本战败时的心理状态：他希望日本不接受战败，于是导致美军登陆日本，在日本内部产生主战派和主和派，政权分裂，人口减半，军队失去统帅，革命席卷全国。竹内好憧憬着通过这种“自杀式”的革命重新缔造新的日本，以此为契机实现共和制。这位连骑马行军、搬运器材都无法完成的不合格士兵，居然幻想着思忖自己将要参加哪一部分的游击队才能参与承担这个历史大任。沿着竹内好的这个思路回溯他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的兴奋，我意识到鹤见俊辅的“竹内好日本自杀论”并非空穴来风。日本自杀，其实就是彻底地进行推翻天皇制的革命。
还是在那次竹内好研讨会上，我亲身体验到了鹤见俊辅为人的大度。那时我刚刚出版了《竹内好的悖论》，里面不经意地提到了鹤见，甚至对他略有微词。在近年来对鹤见逐步加深了理解之后，我渐渐感觉到自己早年对鹤见的判断是皮相的，不准确的。不过在那次会议休息的时候，我还没有来得及意识到这些。我跟鹤见打招呼并且自我介绍，不想他劈头拿出了我的这本书，里面还夹了大大小小的标签。看来老先生是细读了这本书，我大感意外，不禁有些汗颜。但是鹤见似乎并不介意我对他的评价，他甚至还在发言的时候拿出这本书引用了几段。后来又过了几年，我们还做过一次关于竹内好的对谈，在讨论相关问题的时候，他也对我在书中提出的论点做出自己的回应。鹤见这种坦荡的态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位学界前辈对后进的宽容，不过它的意义还不止于人格的宽厚，这是一种重要的思想品质，让我对他一路走过来的那个时代的思想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在鹤见俊辅那一代经历过战争的知识分子里，这种不计较他人对自己评价的大度，保证了他们在论战时有能力通过激烈交锋保持问题的思想含量，而不会陷入个人恩怨。与鹤见一样，竹内好也具有这样的品质。或许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犀利而有说服力地对同时代思想状况进行批评乃至发起论战，却并没有因此影响思想界的文化生态。
鹤见在《自由主义的试金石》里中肯地批评了都留重人，他的批评也是很“实用主义”的。实用主义开创了“人需要在错误中成长”的视野，不信任未经质疑的完美主义——鹤见把这种认识论称之为“可错主义”。他对都留在听证会前后所做的错误判断进行分析，特别是指出了都留并没有在作证时如同他保护自由主义者诺曼那样保护美国共产党员，这些批评是切中肯綮的。同时，鹤见强调说，自己对都留的批评有一个前提，那就是都留所犯的错误，自己也有可能会犯。当时日本传媒对都留出席听证会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指责，鹤见认为批评者让自己立于道德高位，对被批评者进行居高临下的审判，这是不可容忍的。但是鹤见并没有因此无条件地替都留辩护，也没有避重就轻地简化都留的错误。相反，通过都留的这个错误，鹤见找到了反省自由主义的契机。正因为他与都留是多年的朋友，这种坦荡的批评姿态赢得了学界的尊重，更赢得了都留本人的认可。几年之后，当鹤见主导的《思想的科学》遇到危机的时候，正是都留重人首先出手援助。
说起来，鹤见俊辅与竹内好似乎属于比较相近的类型，他们一生都没有建立自己的“学派”，都拒绝“追随者”，都不适应大学这种学术体制，以至于竹内好在安保运动中一劳永逸地辞职，鹤见则以同样的抗议姿态先后从东京工业大学和同志社大学辞职。
与鹤见在大学里的不适应相呼应，他在体制外却发挥着巨大的能量。从五十年代创办思想的科学研究会，组织“转向研究”这一大型的合作项目，到六十年代安保运动时参与“无声之声会”，再到支持反对越战的组织“越平联”的活动，以及保护反战的美国越战逃兵，还有今天的中国人都有所耳闻的“九条会”，鹤见俊辅都是关键人物。他的低调，他的坚持，他的包容与亲和力，使他获得了广泛的信任。
说实话，对我而言，鹤见俊辅至今也不是一位容易把握的思想人物。这当然首先是因为我缺少相应的实用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哲学修养，对鹤见的行为逻辑无法进行深层解读；但是更重要的是，鹤见是不按常规出牌的哲学家，所以他对美国哲学以及哲学这个学科领域的理解不同于学院派的一般理解，他更关注那些通常被学者们一笔带过的要素。
鹤见的一个关键词是“日常”。有一段小小的逸事，说明了他使用这个词汇进行思想生产的方式在日本思想界的影响。六十年代，他的一本文集结集出版的时候，曾就书名的设定征求丸山真男的意见。鹤见自己想定的书名是《日本思想的可能性》，丸山觉得不好，建议他改为《日常性思想的可能性》。丸山并且说：日常性思想这个范畴，还是我从你那里学到的啊！
我曾经在 2011 年秋季赴京都大学讲学，寄宿的京大国际会馆离鹤见宅邸不远。抵达之后我给鹤见先生发出了明信片，希望能够在逗留期间见到他。鹤见回了一张很亲切的明信片，说他正在找一家合适的餐馆。几年前我曾经在东京与老先生共进午餐，他居然还记得我当时随口说的“不喜欢日本的中华料理”，特意在明信片里注明他不会选择中华料理店。但是，不想他几乎立刻就病倒入院，我再也没有机会见到这位可亲可敬的前辈了。
鹤见重视日常，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注重生活。这是一种哲学态度。他在大学期间倾注了大量精力攻读实用主义创始人皮尔士的著作，并且受到了很深刻的影响。皮尔士从小受到数学家父亲的特殊训练，不仅掌握了众多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更在感觉上受到了精细的培养。他被训练识别声音、颜色、气味、味道等感官产物的细微差别，据说可以准确地辨别香水的气味，也长于品酒。这种对微妙事物的感知能力，在皮尔士转向哲学思考之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注重哲学假说与现实事物之间通过“试验”建立关系的必要性，追问信仰不被质疑的暧昧粗杂状态，并且坚决摈弃绝对化的终极价值。这些努力与他敏锐的感受力都有直接关系。用鹤见的话说，自古以来几百亿的人各自从生活中体验着自我的经验、物的经验、实在的经验，要想从这些已经被磨平了棱角的经验中提取出新的真理，没有超乎常人的感觉怎么能行呢？所以鹤见认为，哲学教育一直试图脱离对感觉的锤炼，这是个错误。
鹤见先生曾经送给我几本他的书，其中有一本是作家黑川创主导的系列访谈，书名为《偶然地出生到这个世界上》。访谈的重点是鹤见俊辅在 1950 年出版的《美国哲学》。这本书由世界评论社初版时只印了两千本，而且其后不久出版社就倒闭了，鹤见没有得到稿酬，只得到一些书。但是在其后的五十年里，这本书被不同的出版社不断再版，在黑川组织访谈鹤见的 2006年，这本书已经卖出了五万六千本了。在日本战后为数众多的美国哲学研究里，这本《美国哲学》独树一帜，它从几位实用主义哲学家的人生谈起，简洁却深入地介绍了实用主义的主要观点以及结构，特别是结合实用主义哲学的认识论特征，切近现实地讨论了它在改变思维方式上的可能性。鹤见在这本并不厚的著作里树立了一个榜样，那就是把人与思想结合起来认识，从具体状况出发，挖掘出俗语的哲学性——这是个相当困难的课题。黑川以这本书作为话题，组织了由不同领域的知识人和文化人参与的访谈，堪称独具慧眼。在前后四次的访谈中，黑川统领全局，不断以提问的方式整理问题，他扎实的学风与广泛的兴趣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现在，中文世界又得到了黑川创多年在鹤见身边工作之后倾情书写的《鹤见俊辅传》。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作品，对理解鹤见的精神世界有着重要的意义。鹤见的一生，特别是他战后在日本思想界的经历，有了这部传记，才能够看得清楚。作者黑川创有着文学创作经验和理论工作能力，加上他对传主的熟悉，在理解鹤见俊辅精神世界的时候，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合适人选。由于黑川也是鹤见创办的思想的科学研究会的成员，这个研究会以及杂志《思想的科学》的一波三折，在这部传记里得到了相当充分的介绍，这是十分珍贵的史料线索。
我阅读了这部传记，获得了不小的收获，从思想史的视角来阅读，可以设身处地地体验这本书所提供的关于战后日本社会知识活动的很多具体状况，这些状况令人信服地揭示了鹤见之为鹤见的秘密——他属于一个剧烈转变的时代，他给我们提供了进入那个时代的一把特定的钥匙。
我相信，即使是不研究日本，甚至不从事学术文化事业的读者，也可以从黑川的这部著作中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