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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身于知识的生命悄然逝去，其生活状态很少因世事而改变。当众讲话，独自思考，阅读和倾听，提问和回答，这便是一名学者的职责了。他在这个世界上不骄不躁、无所畏惧地游荡，只有像他一样的同类才懂得或者重视他们。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
学者和科学家往往非常谦虚谨慎，正如约翰逊所认为的这样。他们的人格类型可能与自我推销者或自我宣传者的完全相反。这些人聚集到学院和大学里，可能就会发展出一种夸张的“廉价售卖型”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他们对那些过于热衷“自吹自擂”的人不屑一顾。传统的学术理想是一种“毫不费力的优势”：通过一篇措辞谦虚、技术含量高、文笔客观、标题晦涩、语句深奥难懂的期刊论文或专著，展现出某人高深的思想、缜密的方法和优质的数据。学者或科学家应该做的就是在合适的期刊上“发表东西”，然后耐心地等待业内同行和研究员的回应。
当然，有新成果或新想法的人可以在各所大学举办研讨会，在小组会议中娓娓道来，甚至可以举办一次小型的“巡回售书”（如果出版商认为值得的话）。一旦相关圈内人士表示赞赏或开始关注，这些科学或学术“明星”可能会接受记者或博客作者的采访。但即便如此，他们也不会考虑任何带有“廉价广告”或“卖力宣传”意味的想法或成果。在公开场合，大多数的学者选择在对话中漠视引用数，唯恐被认为是“自恋”或过于关注“纯粹”流行的潮流，这颇具讽刺性。若必须要引用，就只能以一种自嘲的方式来进行，“因为它们有价值”。
另一方面，这种立场表明，如果整个行业对业内某个作者的言论只有非常微弱、滞后的反应，甚至根本没有任何反应，也没有多大关系。只要该作者发表的文章文体符合标准，且通过了同行评议，他人是否有所回应并不影响文章的效力，文章没有被引用也无法证明作者有任何失败之处。也许对于某些研究员来说，自己的工作是否得到同行公开的认可的确不太重要。还有一群学者则只是冷漠地认为，既然无法改善这种业内认可的模式，就只好试着忽略那些超出他们控制范围的东西。许多学者也有理由认为，引用数作为衡量研究质量的指标是有缺陷的——事实上所有这类指标在某种程度上都存在着缺陷。许多有价值的工作往往得不到认可，所以对任何特定研究的不认可，即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所说的“制度化遗忘”，从来都不能代表对该研究质量的决定性的或全面的判断。然而，“不在乎引用数”的态度充其量只是一种自卫机制、一种必要的士气鼓舞，不应被过度推崇，因为一旦融入一个团体或组织的文化中，这种立场便会发生奇怪的转变，成为人们浑浑噩噩或反复表现不佳的借口。
在这种谦虚谨慎的公共文化之下，研究员对绩效和引用指标的态度往往是矛盾的。他们往往会在解释引用数时保护自己对个人工作价值的信念。科学家和学者确实很看重引用数，因为这是学术奖励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在晋升、辩驳同事这类竞争性的活动中获得胜利。同时，他们批评引用计数没有反映出实际的科学或学术贡献。“民间引用理论”比比皆是，这些理论不一定都一致，却可以被研究员当做在争夺声誉过程中的解释工具。一套隐晦的“说辞”可以被灵活地用来处理或解释各类情况，但在这种明显的“临时主义”背后，科学家和学者们其实已经意识到了引用数等绩效指标的复杂性和模糊性。科学家们对引用过程及其结果有着复杂的理解，并能在没有涉及直接的利害关系时阐释这种复杂的理解。
在本书第一部分，我们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科学家和学者的一项明确且主要的专业责任就是用最行之有效的方式来构思、设计和阐述研究结果和论点，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学术影响力。我们将学术影响力定义为“可计量的或以其他方式记录的影响事件”，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引。然而，定义学术影响力的方法还有很多，包括替代指标的使用、学术声誉的衡量以及学科和研究领域的定性分析。
首先，我们会谈到引用的重要性和一般运作流程（第一章）；接下来会分析个体研究员如何追踪他们获得的学术影响力（第二章）；之后将阐述期刊写作、文章发表所需的准备工作（第三章），以及如何精心设计期刊论文，最大限度地提高读者的可接受性（第四章）；最后会提到一些关键的方法，以适应其他形式（如著作和著作章节，这类出版形式在许多学科中都很重要）的学术出版（第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