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你什么时候感觉到,你的这么多经验突然变成一种新的创造力?
张艺谋:也不敢说,我觉得人的脑子还是要用,要逼自己。
许知远:但是逼自己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每个人都充满了懈怠的欲望。
张艺谋:是很难,但你接了这个事,你必须逼自己,你懈怠不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说我老不睡觉,我老在这拼命想来想去。我没办法,担子在这压着,开什么玩笑,我能睡着觉?就说奥运会开幕式,我的天啊,中国人那时候的那心情,我敢弄砸了?我怎么可能睡得着觉,又怎么可能满意得了,必须挺着。
许知远:是出于一种不断自我证明的欲望,一种饥饿感,还是别的什么呢?
张艺谋:倒没有,其实就是答应了的事,就要给人家做好,不能耽误。
许知远:这是你一个很重要的人生原则,是不是?
张艺谋:对,不能对不起别人。大到国家任务,小到一个电影,都是集体创作,不是说写诗,自己在家里写,压到枕头底下就完了。也不是画画,我就画给自己看。不是的,我们的创作永远是公众性的,而且是大集体的团队创作。小到一个场工,他期待跟导演合作完这一部,下一部能涨工资,因为我跟了张艺谋;大到一个大演员,他也觉得跟张艺谋有一个合作,希望能得到历练,或者演艺事业能有一个提升。所有人都是有很世俗的期望才跟我合作的呀,才集合在我的旗帜下一起冲锋。所以我怎么能不用心,怎么能嘻嘻哈哈就做了?当然最后失败了,大家也丧眉搭眼的,也不说啥了,走了麦城了。但是这个过程,我得百分之百努力。
许知远:刚刚提到奥运会,你觉得奥运会开幕式这件事情对你的个人影响多大?
张艺谋:奥运开幕当然很有趣,你看我们的纪录片,结束后大家含着热泪拥抱,我也跟大家一起,就是不扫大家兴,但心里头一直觉着可能不行。当晚出来一接受采访,媒体问,你打多少分?这么大的事,多少万人为这个开幕式努力,辛苦了多少年,我打多少分?打十分,只能这样子。所以你看我当年的采访,我特别强调,我说我为团队打十分。真要给自己打分,也就七分左右。
许知远:现在回想起来,比如像林妙可的事情,你内心是什么感觉?
张艺谋:那个就很懊糟,很懊糟。本来让林妙可唱也行,就是音准差一点,我们技术团队一直强调音准不行,一定要换声音,我就觉得不要变成一个假唱嘛,对吧?但他们说这个音准真不行,声音还是要讲究一点。我就吃不准了,就去问人家国际传播团队。我说你们先看看这几个孩子,他们说喜欢穿红色的孩子——就是林妙可——形象不错,表演也很好,我说但声音可能不是很好,所以希望换一个声音,这是不是有问题?弄虚作假?他们告诉我没问题,说我们转播了多少开幕式,你们这不是商业性的演出,录的是一个大合唱,五十六个民族儿童作为背景,衬着一个小女孩在前头,这是一个情境性的表演,没问题。所以我特别问了专业的国际传播团队,他们说没有任何问题,我才最后同意的。其实也没多想,真没多想。当时也是中国媒体先炒出去的,然后国外媒体开始转载。后来媒体把这个事情放得很大,我就很后悔,我说哎呀,那就用林妙可的声音就行了嘛,对吧?
许知远:是,主要中国媒体对真实的个体更执着。
张艺谋:其实最早的方案是童声独唱,一个小女孩独唱,然后国旗飘扬起来,我觉得这个方案非常棒,特别不一样,很动人,不是那种宏大审美的传统。当时就那么设计的,但是审查了几次以后,人家可能还是觉得有点太艺术了,所以后头就配了一个童声合唱队。我后来很后悔,当时要是坚持就好了。
许知远:对,要坚持这个会更好。
张艺谋:我要是坚持就用林妙可的声音,音不准就不准嘛,其实领导也不知道,这是我个人的问题。我后来也很后悔。这个事件被放得那么大,你看大家辛辛苦苦做了那么一个开幕式,在这个事上被说东说西的,而且国外媒体也做了很多转载,好像给我们抹黑似的。我就特别自责,很长时间我都不高兴,我就想着,当时我就坚持一下,就用她的声音,又有合唱衬着,能不准到哪儿去?
许知远:包括当时的媒体也是质疑你,一个艺术家跟权力之间的关系过近,不知道当时你对这些是什么感觉?
张艺谋:我认为那就言过其实了。其实我和国外很多团队也讲过这个事,我说你们不了解我们中国人的心态,那时候有人抢火炬,你们认为这是一个政治行为,那是你们不了解,奥运会是全体中国人的一个盼望,我们叫百年奥运。中国人好客,我们有一个机会,可以请全世界的人来开会了。我们就是这种心态。把奥运完全等同于政治,或者完全跟政府挂钩,是反中国国情的说法。后来我的朋友斯皮尔伯格就在压力下退出了。当时《时代周刊》把我列为那年的年度人物,他自告奋勇地说写篇介绍我的文章,因为退出后他有点遗憾,当然他也受到自己国内的压力。后来他上网看,全是中国年轻人在骂他,他很难过,非常难过。我说中国人在这个事情上,不是看政治的,看的是情感,觉得你退出了,你把我们抛弃了,他们就是心里有情绪。最后他跟我讲,后来他看了一条留言,就可以睡觉了:有一个年轻人说,不过《E.T.》我们还是非常喜欢的。
许知远:做这么多项目,外在有很多压力和需求,那个更内在的张艺谋始终被压抑着吗?
张艺谋:不能这么说,对艺术创作来说,压抑和自由的关系都是相对的,当然我们有我们的限制,我们的国情,我们的题材,我们的很多禁区,这是每个导演都知道的。所以活在这个时代,完全的创作自由很可能是不存在的。你跟每一个艺术家去谈,他可能都有他的苦水。但也许这就是创作的一个衍生品,它就是让你去突破这些,去坚持自己的一些东西。你可能放弃,妥协,但你能坚持一点是一点,它弥足珍贵,这大概就是创作的苦和乐。
许知远:怎么去理解,艺术家必然的批判性和时代之间的一种紧张关系?
张艺谋:其实批判性也好,深刻也好,并不是我们本身自带的,但作品又确实有深刻的地方。所以我们过去学艺术概论,那种关于批判性的论点是非常对的,我自己也认为,深刻一定是来自于批判现实主义。广义地来说,它不仅是指政治、社会,甚至包括你自己,包括人类这个物种本身,你得去严厉地批判你自己,黑你自己。这一类东西都是深刻的,但也往往是冒险的,所以常常你也做不好。
许知远:你自己也说过,你对时代潮流相对是接受的,有没有想过做那种逆潮流式的人物呢?
张艺谋:我其实偶尔会有个逆潮流。像当年,拍商业片的时候,好像有点先行一步。
许知远:对,其实那是开创一个新时代了。我觉得大家把这点故意忘掉了。
张艺谋:包括《有话好好说》,当年那样一种风格,有一点嬉闹风格的,其实还挺早的。现在都不稀罕了,当年大家还看不惯的。所以逆潮流而动,也可能是一种后人的总结,得到这一切都过去之后,才能说,他真厉害,敢与所有人反着来。很多人在选择做一些事情的当时,也未必想那么全。真正的逆潮流而动是没有犹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