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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在香港的罗大佑，跟之前在台北的罗大佑、在纽约的罗大佑比较起来，有什么样的区别？
罗大佑：很不一样。我那时候用旋律跟他们沟通，做很多电影配乐，因为配乐不需要有语言，单纯就是音乐。跟徐克、杜琪峰、林岭东、施南生，大家一起研究配乐怎样让人物特性突显，或是让故事发展得更好，把电影的感情表达得更好一点，是这样来跟他们沟通。慢慢地，因为 1997 年也近了，香港人的国语越来越好，一路走来我的广东话也越来越可以，所以我就唱了半首《皇后大道东》，试着打进香港市场。
许知远：所以前几年算是处于某种失语状态，比在纽约还要失语。
罗大佑：对，还要失语。因为在香港，广东话你知道的，是绝对强势的一个东西。而且，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研究过，用广东话骂人，它都是有画面的。
许知远：我顶你个肺。
罗大佑：顶你个肺，对，把肺都弄出来。他说“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十五的月亮那么大一个，意思是你先对不起我，我又报复你，还要让你看得到。很好笑。
许知远：其实广东话的对抗性蛮强的，产生孙中山是有道理的。
罗大佑：很厉害。所以在香港拍电影，我觉得每个香港人都是演员，因为他们都经过了这样的一种历练、竞争，在中环那边走路，要斜着身才能走得快，或者要跑到外面车道才能走得动。
许知远：对，茶餐厅那么挤，每个人都面对面吃饭。
罗大佑：他们可以接受，两个人不认识，可是可以一起吃饭。我还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状态，没有自己的空间。香港人是可以这个样子的，在西方的文化跟中国的文化之间找一个夹缝，慢慢找出他们自己的规律来。
许知远：给电影配乐，之前没做过，这是一个新体验，当时对你来说这个难度在哪里？
罗大佑：在台湾的时候，电影配乐我有做过一点，可是没香港这么厉害。因为我在的那段时期，从 1987 年一直到 1995 年，是香港电影业的黄金时代。每年至少两百部，这么可怕的产量。所以在香港做配乐，做得不够好是可以被原谅的，因为它一定要出产。
许知远：速度。
罗大佑：对。但是我尽量想让音乐、主题曲，跟故事里面的人物可以结合在一起，让音符在不同的人身上产生不同的反应，代表他们不同的个性。用故事来讲人的特性，这也是一种磨炼，我自己偷偷学了一种沟通的模式。
许知远：你会怎么看待电影配乐这个行业呢？你会觉得它是附属的吗？
罗大佑：其实它不附属。西方其实是蛮尊重配乐者的，它是另外一种语言。音乐是电影里面唯一可以抽出来、拿出来、独立出来，甚至可以当作另外一个产品发行的。它在电影院是看不到的，但它会影响整个电影的感情、情绪，加强气氛，以这样的方式来帮导演讲他可能还没有讲到的话。后来也是一个矛盾，当我 1987 年到香港的时候，数字音乐产生了，大量电子的东西就可以去完成那种管弦乐的配乐。但是不幸的是，跟别的音乐家之间的沟通少了。我正好赶上这个时代。
1990 年初，每个录音室都已经有电脑了。到后来你就看到，大量的音乐家、鼓手、贝斯手开始失业，可以使用键盘和电脑的人却大量存在着。这也是二十世纪末全世界发生的一个音乐革命。电脑开始取代人脑，取代人的感情，一直到 2000 年以后，网络出现，各种各样的行业都受到了挑战。
许知远：你相信AI这种东西吗？它会取代所有的东西，你会恐惧吗？
罗大佑：我有这个恐惧。我其实对这种商业的、科技的、取代人类本身的智能都有恐惧，它发展得太快，取代得太快了。iPhone就是一个手机，你平时最多用它百分之五的功能，打打电话，收收短信，发发微信，看看天气，录录音，可是那个公司为了打赢其他所有人，花了那么多的钱，去把它弄成几乎无所不能的东西。我觉得蛮可怕的，因为他赢了以后，真的就是赢者全拿。我们自己深受其害，现在连电脑都会唱歌，会作曲，问题是它唱得还不错。
许知远：但电脑造不出一个罗大佑啊。
罗大佑：但是一个罗大佑没有用啊。很多年轻人应该要知道，人的心是怎么一回事，我觉得重点在这里，而不是电脑怎么帮我做出不同的音乐来。
为什么台湾现在很注重少数民族音乐，因为那个就是从山上，从树叶，从山泉，从土地，从太阳里面出来的音乐，那才是珍贵的。可如果你只需一个很好的软件，就可以做出比别人更好的音乐来，这个原本珍贵的价值就会被混淆掉，更不要说现在有那么多的社群网站。我们都多久没跟朋友打一通电话了，好像铃响一下会吓死所有人似的。通过铃声的提醒，我们去接个电话，“喂，什么事”——好像这个事情蛮久没有发生了。什么时候连打电话都变成那么侵犯别人的一件事，要靠微信来表达才比较有礼貌，比较不侵犯到人？
许知远：你现在回忆起来，做这种配乐工作，对你自身思维的塑造是什么样的？
罗大佑：有帮助。做配乐，你必须要在这段画面里面无中生有，有时候是很理所当然地配上去，有时候是很极端地配上去。做配乐让我学到，艺术创作不只是我们现在要的那个片断。其实音乐创作也是一样的，一样的节奏，一样的写法。有时候中间会出现一个巨大的转变，这个转变对一首歌蛮有用的。
许知远：那后来对歌词写作的影响呢？
罗大佑：我是在香港写的《爱人同志》，从《童年》《光阴的故事》《家》到《爱人同志》，其实是很大的转变。我还是保留早期摇滚乐的那种节奏，到了《皇后大道东》就比较调侃，但有一点点《爱人同志》的味道。在从皇后大道东、皇后大道西、皇后大道中里演绎和想象出来的那个世界里，对照现在的世界、未来的世界、过去的世界会发生的事情，它的趣味就会出来。比如那首《似是故人来》，“前世故人，忘忧的你，可曾记得起”，这真是绝妙的好词。你可以从这样的作词人身上发现，原来他们这种香港的大学中文系科班出身的人，是可以写出这种东西的。
许知远：对，某种意义上，香港的中文其实更古旧。在那段黄金时代，香港应该也是特别有魅力的时候。两个历史节点给它带来的那种紧张感，好像突然爆发出来了。
罗大佑：对。1986 年那时候，我曾经跟徐小凤和《海上花》的导演杨凡一起，在铜锣湾的一条船上吃宵夜。那天是中秋节，那么大的月亮，在船上吃宵夜，还跟徐小凤这样一个古典美女在一起。那时候徐小凤在 1986 年办了八场演唱会，是破了香港纪录的。
后来到了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就变成十几场，二十几场，三十几场，甚至四十场。当时股票又是一万五千点、两万点，一路往上爬。大家都斗志高昂，真是个躬逢其盛的时代。
许知远：对，黄金时代，人与事都是向上的。但是你看当时最受欢迎的演艺人，比如张国荣、梅艳芳，他们身上都有一种宿命感，好像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罗大佑：因为香港人老是“搏到尽”，把自己压榨到全部都没了，几乎是榨干，也许因为他们生活里的竞争太厉害吧。香港比美国、比英国更资本主义。对李嘉诚抽的税是 16.5%，但苦哈哈一个月挣几万块甚至一万块也是 16.5%，很资本主义。所以，大家都会说，你尽量去竞争，尽量把别人打倒，讲难听一点，甚至会互相踩得很厉害。香港人又很聪明，太聪明了，很知道团结。
许知远：那你一个台湾人在里面什么感觉？
罗大佑：我很辛苦，所以不太站到前面去。香港一线的歌手最红的时候，不但要把歌唱到最好，甚至要跟所有的歌迷打好关系，没事最好可以办一个歌迷会。你看刘德华常办这种歌迷会，唱歌、演戏都来不及，还有时间去办歌迷会，我的天，真的甘拜下风。而且刘德华是从来不迟到的。香港大师们的这种敬业精神，这种不能输，必须赢，太强了。
许知远：但这个东西又会伤害创造力，是不是？
罗大佑：我觉得会有一点，准时可以，但是不要准时到那个地步，让我有点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