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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你在去纽约之前，其实是一个icon，一个巨大的成功，当时你是什么感觉呢？
罗大佑：偶像什么的，是他们说的，我并不觉得那是我要的东西，这种名跟着表演、歌声，就变成那个样子了，其实还蛮恐怖的。所以 1984 年我出《家》那张唱片，年底就赶快离开了。因为会有很多压力、要求、期许随之而来，大家要你继续替社会把脉，那个压力太大了，我一开始没想干这个事。
许知远：所以你要反抗这种压力。
罗大佑：对，所以造成我后来这种比较矛盾的个性。到现在为止，大家跟我说，大佑，这次MV拍完了，演唱会剪完了，要不要来看看？我说不要看，你们帮我看就好。我还是没有办法面对自己在台上表演的感觉，我不喜欢面对这种事情。
许知远：你最喜欢面对自己哪一部分呢？
罗大佑：这很难讲。我喜欢面对的不是我自己唱歌——因为一有歌声，那个罗大佑又跑出来了——而是弹乐器的那个部分，弹一些别人作的曲，我就很自在，很享受。因为我觉得那不是工作，不需要这么整体地面对大家。
许知远：是不是到了纽约，一下就觉得很自在？
罗大佑：对。纽约那个空间太大了。那个时候，它是一个暴力跟恐怖的都市，地铁里面常常会有抢劫的，勒死人的。那个时候在纽约大家也苦闷。最成功的企业家，最好的艺术家，没钱的艺术家，要饭的乞丐，在街上混的无家可归的人，什么样的人都有。我那时候住在农村，跟几个澳洲人租了一个房间，租金两百块一个月。大家都没钱，就互相帮忙，我帮你写点曲子，觉得好像真的找到了一些什么。
许知远：到了一个真正自由的地方，人会有不同的反应，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紧张，可能会迷失自我。你当时是什么心情？
罗大佑：我倒是没有紧张，到那边完全觉得自在。我记得我到的那一天应该是星期五的下午，我姐来接我，第二天进城去，坐那个东方快车，七号车，坐的都是东方人。从地铁一下来，咣一下，另一个世界，帝国大厦就在那边，看到的真的是美国很强盛的时候，这个国家主导全世界的流行文化。我觉得纽约给我的影响是非常健康的，我后来交了蛮多的朋友。
只是现在回头再去看，不管是迪士尼，还是好莱坞，都是在卖一种精神，很人文，很人道，跟这个国家后来做的事情有点不一样。所以，我开始体会到，流行文化，不管是电影还是音乐，都是在讲理想化的故事。一个像美国这么自由、民主的国家，还是有很残酷的一面和需要完成的国家目标。从 2000 年以后开始的各种恐袭，“9·11”，到现在的特朗普当选，这个国家已经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个样子。
许知远：这是作为一个理念的美国和作为一个现实国家的美国之间的冲突。但是不是可以换个角度想，如果没有这些倡导人道主义的东西，它会变得更糟了？
罗大佑：当然。
许知远：回到那两年纽约的生活，它对你看待事物的方法，包括音乐本身的影响和塑造是什么？
罗大佑：我们以前还是比较从自己的角度看世界，到纽约以后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有，它的表演就是越少的东西越好。我从纽约学到的一点，就是发觉我自己是什么，我身上到底有什么是西方那些前卫音乐家所没有的。
后来我到香港去，是杨凡
邀我去帮《海上花》做电影配乐——因为当时我不干医生而跑去做音乐时，答应了家里我可以活得不错，不用他们担心。所以我知道我不能变成一个很边缘的音乐家，不能写一些没有人听的歌，我还是得走在主流里，把主流音乐写得格调高一点。到了香港以后，像《海上花》《思念》《东方之珠》这种很东方化、很中式的歌曲就开始出来了。这么大的一个都市反映到你身上，你就想要把自己最内在的东西挖掘出来。反而在台湾，我最早写的是《鹿港小镇》《恋曲 1980》这些蛮西化的东西。这有点儿诡异。
许知远：会有对西方的焦虑吗？当时在纽约的很多中国艺术家都会有这种焦虑，因为现在的流行音乐是他们创造出来的，我们只是一个效仿者。
罗大佑：对，有一点这种焦虑。但是我觉得只是时间还没有到，前面阻隔的时间实在太长了。歌曲是语言的花朵，我们却对语言本身设置了太多的限制，比如说要报批、审批、检查。可是，假如这些框框慢慢没有了，我相信，它的开花结果是会来的。
许知远：当时你在一个英语的环境中，你会重新理解中文，这是一种怎么样的感觉？
罗大佑：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到处搬家，去不一样的地方住。其实我们讲的都是中文，可是每个地方都不一样，上海，广州，福州，成都，每个地方讲的方言，它的节奏，语言里面的肉跟风，是不一样的，这点非常有趣。所以我在不一样的地方写的歌会不一样，因为你感受到了那个地方独特的表达，含蓄的，或者粗犷的。我觉得这就是歌本身需要的一种模式。
许知远：在更大的范围里面，因为你听英文歌、日文歌也多，然后又用中文创作，不同的语言和它们所产生的音乐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罗大佑：中文因为有仄音，有四声，所以中文本身其实就有一些音乐感存在。我常常举一个例子，你把评剧里面的唱腔延续、夸张以后，就是一种音乐。
英文是一种符号语言，因为它只用了二十六个字母，重组所有的文字，这些文字是他们文学的基础。而中文是一个一个的字，来自象形会意，每个字里面都有它的情感，每个字都有结构，每个字的发音都有一种独特的力量，所以中文可以发挥的空间是很大的。中文的意境更深入，咀嚼中文的时候，也更有韵味。比如“亲爱的”，远比“dear”里面的亲爱多多了。
中文要想的是如何浅出，而不是更进去。我觉得我们的行为模式、言行举止，跟中文是很有关系的，讲话的模式大概造就了你思考的模式，造就了你的文化观，造就了你人格很大的一部分。
而且我在想，有那么多的少数民族，就像台湾，到后来，我们证明其实他们的音乐的养分最大，因为他们是从最自然的山、河流里汲取养分的。全天下最珍贵的东西都是免费的，空气，阳光，水，青草，这种东西才是歌的来源，才是艺术的来源，真正的创作的来源。我觉得每一个象形文字，都是从土地里面长出来的。
许知远：但是你又是一个在都市中成长、离土地蛮远的人。
罗大佑：所以要跑，逃离都市，“台北不是我的家”，它变成高楼，变成一格一格的封闭空间，让你必须得跑。现在比较好，你有一部好的车子，开车到外面到处兜一兜，就得到自己要的那种空间了。
许知远：所以在纽约的时候，吸收的欲望强，创作的欲望并没有那么强是吗？
罗大佑：我那个时候是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因为我离开台湾的时候，已经把很多东西都丢掉了，那个罗大佑我自己已经不太认识，而且已经没有力气，也不想去认识了。该远离自己，找一个新的自我，重新开始了。
许知远：你后来生活在香港，周围是一个充满粤语的世界，但其实对你来说，也是很陌生的？
罗大佑：对。别忘记香港人身上的另外一个矛盾是英国。英国这一层影响比日本在台湾殖民要更远。因为他们是远渡重洋，到东方来统治这样一个小岛。
许知远：而且是完全不同的文化。
罗大佑：完全不同。所以香港人是很会在东西文化里找一种撞击出来，找一种全新的模式出来的。但是香港人又怕失去自己中国的、东方的那一块。所以你看弥敦道上面的招牌都特别大，盖住整条街的一半给你看。招牌上的文字同时有直排的中文，也有横排的英文，直跟横就代表两种文化的撞击，直排的字都很大，横的就比较小，英文就像是中文的一种和音。这个太有趣了。
没有人告诉你一定得保留自己的文化，一定得把这样的习俗延续下去。但是如果没有我自己那块文化的话，就等于全部被征服了，“我”是说不过去的。所以香港人，甚至马来西亚、纽约那边的华侨，他们是有这个自觉的——保留那个文化，就是保留住你的DNA，你的长相，你的名字。所以很多北京的作家到香港去，就觉得晚清的世界保留在这里，没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