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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你第一次来北京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罗大佑：北京很大，气场很强，但是很不容易的一个地方。我来这里长住是 2002 年到 2003 年，那个时候的北京大概是全世界最大的工地，拆，然后建，晚上货车就载着所有打下来的泥和钢筋咣咣咣往城外送。大概几年时间，北京的整个气势、整个感觉都起来了。那段时间我相信是中国有史以来，北京变化最厉害的时候吧。
许知远：而且也是最亢奋的时候。这种变化的速度和规模，对你是不是一直有吸引力？
罗大佑：当然，因为它太提醒我们，生活其实就在巨大的改变里面。平常在别的地方，你看不到那么大的改变，人就随着走。可是当你这样活生生地、夜以继日地看着的时候，你就觉得原来所谓时代的改变就是这个样子。
许知远：但你待了不到一年就落荒而逃。
罗大佑：我落荒而逃是碰到了每个人大概都会落荒而逃的东西，我碰到“非典”了。我一直熬到北京开始隔离，大概是五月十号，离开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全天只有九班飞机，都是飞很远的。
许知远：其实你七十年代最初写歌的时候，台湾也是个高速建设的时期，蒋经国时代的改变。但那依然是一个蛮苦闷的年代吧？
罗大佑：当然苦闷。我念高中一直到大学毕业，是 1970 年到1980 年，这之间发生的最大的事情是尼克松访问大陆。1975 年是越战结束，老蒋去世；1976 年是大陆“文革”结束。我 1977 年写的《闪亮的日子》，第一首配乐的歌，那时候念大学，其实完全没有入世。到 1978 年，大陆这边改革开放。我 1980 年毕业，那时候，台湾的政治是非常非常乱的。
所以我成长的这个阶段，从高中一直到大学毕业，台湾的变化是很厉害的。因为它毕竟是个小岛，内外都是冲击。越战结束，有些反战的歌啊，什么自由、人权啊，就这样蜂拥着来。
许知远：那时候大家逃避压抑的方法是什么呢？比如你周围的同学，读小说还是听音乐？
罗大佑：都有。台湾大概是 1974 年左右开始有民歌运动。杨弦
那个时候跟余光中做了一些中国的民歌，校园民谣也是那个时候发展起来的。我觉得会不会是大家在潜意识里觉得自己就是被这些国际强权，被美国、日本所左右，所以一些民族意识开始抬头，用自己的语言——中文——开始写歌，开始表达。虽然是很简短，很单纯，很卑微的，但很本能的。比如那时的《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啦，《小雨中的回忆》《野姜花的回忆》啦，这些东西代表了大学生对于用自己的语言来唱歌的愿望。
许知远：当时你怎么看台湾那个主流呢？
罗大佑：我觉得很好啊，他们写他们的，我也在写我自己的东西。
许知远：不会觉得自己是孤立的声音吗？
罗大佑：有一点，但我觉得我还蛮享受这种孤立的感觉。像早期的《闪亮的日子》，是比较校园民谣的，我轻轻地唱，你慢慢地哼。但我总觉得这样好像不是讲话的方式。所以当初弄《童年》那首歌的歌词时，我是在找这种中文唱歌的节奏，而这个节奏跟模式是可以对应到像我们这样的一种谈话里面的。
许知远：总是曲子先在脑子中诞生，然后再去找歌词来对应它，是吧？
罗大佑：是的。
许知远：你自己当时作为一个医学院的学生，你的文学趣味、音乐趣味是什么样子的？受什么样的影响？
罗大佑：我在看诗，自己想写歌词。比如说《童年》，我从1974 年开始写，搞了四五年。我就一直在奇怪，为什么我的歌词一直写不好，唱出来词不达意，音跟旋律扣不到一起。所以我开始大量看余光中的诗，看洛夫的诗，看纪弦
的诗，看很多人的诗，寻找诗跟歌词不同的地方。
诗就是不需要按照某种平仄韵律来走，但是歌词需要，因为歌词需要搭配旋律。所以大学的时候，我花了很多的时间研究怎样把中文配对到旋律里面。它有一些基本规则是不能违反的。然后听很多唱片，那时候正好是越战刚结束，全世界都是对于战争、对于核弹的那种恐惧的音乐。
许知远：那你自我分析一下，你歌曲里、歌词的那种文学的趣味、思想的趣味、曲风的趣味、音乐的趣味，是怎么形成的？比如文学趣味，是台湾的新诗给你带来的影响吗？
罗大佑：有很多方面。因为台湾是个海岛，不断地接受外来的文化。日本在占据台湾的时代带来大量的歌，尤其是 1935 年到一九四几年左右，因为“二战”，大量像流行歌的军歌进来了。那时候台湾有一个很伟大的流行作曲家叫作邓雨贤，他写了很多很好的流行歌，后期被强迫着跟军歌混合在一起。
国民党到台湾以后又带来大量的流行歌，六十年代又有西洋的歌曲开始进来，再加上还有评剧这种戏曲，台湾本身也有闽南的歌仔戏，所以台湾有很多元文化背景的歌曲，我不敢讲我受哪一种歌曲的影响最大。
我就是从小一路听，小时候听《绿岛小夜曲》，六七岁的时候听贺绿汀先生的《天涯歌女》，然后是姚敏
的《第二春》。从上海时期一直到香港时期，姚敏虽然一直没到台湾，可是他的音乐在台湾是很风行的。所以我受到的影响是很复杂的。我觉得你必须要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多方吸收，产生你自己的一个美学概念，再表达出来。思考是复杂的，但是表达出来的那个东西得是最自然、最简单的。
许知远：你做第一张唱片的时候，这种文化表达的自觉性是模糊的还是已经开始变得清晰？
罗大佑：完全是模糊的，因为我不晓得怎么去定义自己的音乐。既然自己不是爵士也不是民歌的风格，不是特别西方也不是特别日本，台湾少数民族风格有一点，可又讲不出来是哪一块，干脆来个不一样的混合体吧。
许知远：那文学趣味呢，你会觉得自己跟“五四”白话诗的传统有关系吗？
罗大佑：我觉得有。我觉得像胡适、徐志摩、朱自清那些人，虽然是课本里教到的，但是他们对后世怎么讲话、怎么用简单的方式写文章，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是胡适吧，写了一句很简单的诗，“不要打哪，苍蝇搓他的手，搓他的脚呢”
，这很简单嘛，但是再早以前的人讲话不是这样的。
许知远：对，他第一个作白话诗。
罗大佑：用这个方式来写，我觉得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后来李敖在台湾论战，写很多批评时局的文章，他对台湾的影响也是很大。
许知远：对你这代年轻人来说，李敖应该是特别让你们震撼吧？他的那种勇气和批判性。
罗大佑：对，很厉害。李敖跟我讲，他写批判文章的时候，是束起腰带的，打仗的时候人才束腰带，他真的是这样。
许知远：第一张唱片出来的时候，它的那种震撼性的影响是远超你的预料的吗？
罗大佑：远超我的预料。
许知远：现在回忆起来，你当时什么感觉？
罗大佑：五味杂陈。其实我就是想把自己表达得比较清楚一点，没想要去当什么抗议歌手。只是，像刚刚提的，我们那个时代真的是比较苦闷，小时候被灌以教条式的东西，一定要跟大陆这边做一个……
许知远：对抗。
罗大佑：不只对抗，是火车头相撞。然后事实上大家也知道不会这样干，所以我们是在谎言里面成长的。我们是战后baby boom（婴儿潮）那一代，成长的环境比较凶悍。但是我觉得表达自己是重要的，毕竟我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出身医生家庭的人，人命是重要的，生命是必须要被尊重的。所以我去表达想法的时候，我的动机是单纯的。结果收获这么多尊重、这么多注意，我是有点惶恐的。我那时候戴墨镜、穿黑衣服，是想要去抵挡一些东西的。
许知远：其实是一种紧张感。
罗大佑：肯定有紧张，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大学刚毕业，毕业的时候二十五岁多点。
许知远：出唱片才二十八岁，真的是一下子成名。
罗大佑：对。
许知远：关键是接下来的三张唱片在台湾都非常成功。
罗大佑：还好吧，但也算是豁出去了，觉得要做这个就得把它做好。我觉得可能关键在另外一点，就是有些人说罗大佑敢讲一些别人不敢讲的话，实际那是因为我有医生这样一个职业，没有把自己当成纯歌手、纯创作，有比较大的空间去想一些事情。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市场，我其实是比较业余的心态，比较自由的发挥，社会也正好到了一个比较开放、争取开放的时候。
我出《家》那张唱片的时候是 1984 年，到 1989 年，“民进党”就成立了。八十年代走向九十年代的时候，整个台湾社会越来越争取更多的言论自由，有更多的发言权，在政治方面，更多人要求去表达自己。正好是碰到那个年代。
许知远：有点像从冬天到春天那种过渡的感觉，是吧？
罗大佑：对，它开始要百花齐放了。
许知远：当时这种时代情绪对你的刺激是非常直接的吗，让你的创造力有一个明显的上升？
罗大佑：我觉得是有的，但是我没有非要跟时代走在一起不可，还有一个当然是因为当时还在念医学院，得去医院见习，得穿白袍，所以没有去跟那时校园民谣的主流。
许知远：所以那时候你是白天穿着白大褂，夜晚过着一种戴墨镜的生活。黑与白。
罗大佑：对。白天就当医生，我选那个科是X光科，因为X光医师就是判读，不用直接面对病人，所以比较轻松一点。
许知远：X光是不是变成一个隐喻了？你用X光来面对这个社会。但是在这点上，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蛮矛盾的？一方面所有人都觉得你特别厉害地捕捉了这个时代的精神，另一方面你跟时代又保持某种疏离感，并不愿意完全沉浸到他人的世界里去。
罗大佑：我觉得这是我的矛盾，没办法，一个知识分子的思维，得去看问题在哪里，病在哪里，然后自己想办法。
许知远：分析强迫症。
罗大佑：对，分析强迫症。也想去帮点忙，有时候虽然帮不上忙，还搞得乱七八糟，但总是想在这里面有点贡献，至少不要把事情搞砸了，这是我们这个医生行业里很重要的一个共识。但后来这就造成我自己是很矛盾的人，必须要去做点事情，但又怕自己站得太前面，明目张胆。因为我是很怕，到现在都还不能适应。在这方面我是一个失败的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