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年 9 月,我第一次前往上海。编辑王峰告诉我,罗大佑要在八万人体育场开演唱会。
比起罗大佑,我对上海的兴趣更强烈,街上布满咖啡馆,姑娘显然更摩登。我大学尚未毕业,还不是旅行爱好者,每天只生活于海淀与西城之间。
我忘记那晚罗大佑唱了什么,只记得那是个文艺青年们的盛大聚会。夜晚的衡山路上,到处是兴高采烈、醉醺醺的年轻人,京片子、沪语以及广式普通话交杂,像是一次同学会。
他们大多比我年长十岁上下,在八十年代入读大学,彼时,罗大佑正风靡整个华人世界。对于大陆青年而言,他的反叛、抒情以及迷惘,皆恰好击中他们的心。中国正从一场冰封中醒来,对一切充满饥渴。
我对于罗大佑真正的兴趣要晚得多。或许要在 2004 年前后,他的历史感与抒情性,成为我彼时迫切渴望的东西。往往在深夜,几瓶啤酒之后,我会循环播放他的每一张唱片,既像是对昔日的渴望,又像是寻找新的可能。
在北京见面之后,我前往台北西门町的一家将被遗弃的夜总会,听了半老歌女的一曲清唱,又在大风的鹿港的妈祖庙,上了一炷香。他在歌中所写只字片语,皆已成为现代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