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你怎么看待这一轮的技术革命?和历史上的工业革命比,有什么不一样?
许倬云:这个更厉害,它触及知识本身的性质——是不是人人有机会掌握。自从网络革命以后,我们不一定要自己掌握知识资源,搜索资源就好,但搜索出来是片段的,要掌握是全貌的。
这个世界是正在乱的时候,新的理想没有出现,旧的理想被放在一边。我们没有机会再培养一批所谓知识分子,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大多是网络知识分子,是检索机器,不是思考者。
许知远:那我们怎么重建这个知识分子的传统呢?
许倬云:中国其实有更好的机会处理,中国刚刚兴旺起来,这股气很乐观,脱贫脱得相当快,人数多,这个我们必须称赞。这个上升气流给新出来的人一些机会,让人有空间,有能力去追寻新的东西。
像你们做节目,经过网络发散出去,是可以代替学校教育的。我希望更多人做。但如果你们能够在输送知识、刺激知识之外,发动你们的观众,刺激组织区域性的小团体,大家讨论、交换意见,就会更好。这会变成很强大的力量。传播知识,刺激思想,引导风气。
许知远:所以你对小社区的复活特别有信心。
许倬云:对。
许知远:这是改变未来一个最健康的力量,是吗?
许倬云:对,因为小社区可以容纳多样化,不是一刀切,这样才可以出各种方案,才能出人。为什么我讲汉代的基层结实?汉朝乡举里选 不投票,政府规定一个县每年要举多少人出来,所以要选你佩服的人,有学历没学历不相干,品行好、学问好、做人好、能领导大家就可以。这个选拔能选出真能干的人,把这人送到郡里,郡里送到州里,州里送到中央。中央有一个机构叫郎署,郎就是皇帝旁边的年轻人。这人除了在朝廷站班以外,要上课,要讨论,受最有学问的人指导,等于是训练班。
假设有一个很能干的年轻人,二十五岁被乡里举出来,十年之内他可以做到部长,甚至可能做宰相,就算做不了,他也可以做其他地方的不同职务。国家掌握了这样一批贤能的人,是靠老百姓说好来选他做官,这就使汉朝尤其西汉有一批非常能干的基层干部。
许知远:你以前说过知识分子不同的类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许倬云:这不是我编的话。
许知远:我知道,这是张载说的,对于这样一种理想,你觉得在这个时代还可以继续吗?
许倬云:还应该继续。你到欧洲去看德国的教育、英国的教育、法国的教育,他们的博士生都还有这种精神。美国没有,美国的知识是商品,文凭是执照,没有这个抱负。英国的剑桥、牛津,德国的汉堡大学、科隆大学,法国的索邦大学,都有这种精神。在里头读书的人、做学问的人、教书的人,都有这个抱负。这些人本来就是做僧侣的,做神父的,神父是伺候神的。
许知远:是不是中国的科举传统对这种知识精神的破坏很大?
许倬云:科举本来的意思是汉朝察举 ,察举以后考核你的能力,再训练你。
后来只考核,没有训练。但是头牌的人物,明清都有训练,进士一甲是三个,状元、探花、榜眼,二甲有二三十个。这些人里通常选年纪轻的、才华高的进翰林院。这是培养高级人员的场所,不是说考过就算数的,要跟着宰相、大学士学做秘书,分派到各个部里去做部臣。翰林院里进进出出的人物,只有非常少的一部分是留在翰林院里做学问、管图书、编书,大多数都在历练。这是培养第一级的领导班子,培养他做实务。明朝其实训练了一批相当不错的人物,清朝前半段也不错,道光以后乱了。
许知远:刚刚你说明末清初顾炎武他们那一代是非常了不起的知识分子,为什么那一代这么重要呢?
许倬云:在亡国以前,已经看得出来明朝非亡不可,他们要救亡。他们的前身是东林复社 。东林书院在我老家无锡,我们无锡老亲里,很多都是东林党的后代。东林党人后来许多都牺牲掉了,被锦衣卫抓去了,很多人从此噤若寒蝉。但这些人传学问、互相讨论,一直没断,也有参加抗清的。江南太湖地区、杭州地区就是当年东林复社知识分子活动的地方。
以顾炎武为例,他走遍中国,看这个地方的地理要害在哪里,看运河、道路的缺陷在哪里,看这个地方物产可能发展的前途在哪里,都是在实际地看当年发生的问题。
顾炎武是找问题的人,全祖望是给答案的人。全祖望希望的是贤能政事,用学校作为民意的基础,既发现问题,又发掘人才。学校是议政的地方,这议政的人不是空口说白话,要兑现,得出来的一些想法、建议,由县政府执行。它构想的民主单位是县一层,下面做得好的,一路转上去,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构想。
许知远:对无锡这些东林党人,你是不是有很强的亲近感?
许倬云:生在无锡,我不能不感觉亲切。我的中学叫辅仁中学,跟北方的辅仁大学没关系。辅仁中学隔壁就是东林书院,辅仁中学的学生跟东林后代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许知远:你后来去了台湾,又在美国生活这么多年,对你来说,“根”重要吗?
许倬云:我没有根。不要说我们外来人没根,美国人本身也没根的,美国社会的年轻人是浮萍,飘着。小时候你们听故事《三个小猪》,对不对?长大了,一人背个包裹出去干活去了,《三个小猪》的故事就是美国社会的象征。在当年开拓时期,十八岁的孩子拎着一个小衣箱,火车一停,他跳上车,从此不回来了,是飘萍,没有根的,在别处建功立业,不回家乡。
许知远:一种冒险精神,一种扩张精神。
许倬云:对,但这样他就没有回顾,没有过去。这一代非常强大,但他们没有延续性,只有财产延续。
我的机缘是特例,但我必须感激我父亲 ,他是清朝水师学堂毕业,辛亥革命他带了三条小兵船起义,所以他对民国有特别的感情。
海军的教育是英国式教育,见多识广肯思考。他聪明,有见识,我在家里总是跟他在一块儿,潜移默化听他议论。他听英国的BBC,会跟我讲欧洲战争打得怎么样了。抗战时期,他管第五战区的军粮民事经济事务。巧妇难为无米炊,他就挖空心思,看怎么样能做好。要有车可以送东西,要有地可以种庄稼,要有分配的机制,急难来的时候要怎么解决。我看到他焦思苦虑,不能不感动。
许知远:所以你是东林复社和BBC共同的产物,受两个不同传统的影响。
许倬云:无锡是特别的地方,江南的文风盛,没话说。无锡不注重科举,不注重斯文。常州状元、宰相一大把;苏州私人画家潇洒得很,庭院过日子舒服得很;无锡人念书是为了念书。我的爷爷一辈子喜欢数学,他宁可不考科举,他玩数学。我的曾祖父自修医学,到后来变成有名的儒医,四乡八镇有人派船来接他去看病。他替人看病不要钱的,看着看着就替我的祖父娶了个媳妇,是他其中一个病人的女儿。
许知远:所以无锡人是为知识而知识。
许倬云:这种人无锡多得很,所以无锡的实业家出得多,数学家出得多,江南造船所里,技术员有十来个无锡人。士大夫的世家不高高在上,一样可以参加实务工作。所以无锡实用之材比别处多,你看我们的专家、院士里头,无锡人一大把。
无锡的士大夫实际上有个不成文的组织。有个小公园,叫新公园,里面有个茶馆,士绅们在那里聚会,每天早晨吃完早饭,谈话到中午。这个士绅集团热心公务,大家在一起商量事情,到后来变成县长都不用做事,每天去跟他们吃个饭,听听他们有什么意见,你们说的我就做,反正也不给钱,经费你们自己筹。这个茶馆叫清漪茶社。
士绅之中有一个领袖,起先是杨翰西 ,后来是钱孙卿 ,钱锺书的叔父。需要钱,他们一吆喝,各行各业支援,为公家服务,修路的修路,挖运河的挖运河。
齐卢战争 ,军阀内战,钱孙卿坐在筐里从城墙上吊下去,跟军阀部队谈价钱,让他们不要进城。军阀说好,我不进城,开拔费十万银元。没问题,过会儿给送到。诸如此类,排难解纷,解决问题。
春荒,苏北的农家青黄不接,到无锡来打工,他们一来来几千只手划船,得安置他们,分配工作。城里有一个寺庙叫南禅寺,里面有个学本事的地方——习艺所,无业游民就往那儿去,有吃、有住,别上街乱晃。公家的事情、私家的事情需要人力,往那儿去叫人。
寡妇有寡妇堂,弃婴有育婴堂,育婴堂里面做事的就是无业的无依无靠的寡妇。冬天有冬赈,腊八节时候发放冬衣、冬粮。老太太们负责捐钱,我祖母是念佛会的副会长,这边老太太们一有决定,给儿子们一吩咐,钱都出来了。这种自治,江南不止无锡一处,嘉兴也有同样的制度。士绅管县,是没有选举的议员。
许知远:现在想起无锡来,你最想去哪里?
许倬云:太湖边。两岸恢复交流以后,我父母一直怀念故乡,他们吩咐我们说,他们不要在台湾下葬,所以没有挖地,用水泥的盖子盖在灵柩上,叫浮厝。等到两岸相通以后,我们把他们的骨头请出来,收拾好,化成灰,奉送回去,在无锡的马山公墓安置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