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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这些年你还会想起他吗？对他的书的理解会发生变化吗？
李银河：他就是我的一段历史，和我的生活完全融合在一起的历史，所以很难说什么叫想起，什么叫没想起。
一般来说，我看书从来不爱看第二遍的，但有时候机缘巧合就又去看一遍小波的小说。前不久我看了一下他的《2015》，觉得特别好，怎么说呢？就是大笑了有七八次吧。有一次冯唐说，他看一个书好不好，就是看能不能让他笑。他说王小波的书让他笑了两回。我对他说那你肯定没看《2015》，《2015》超过你所有的小说。
许知远：像《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后来你看得很少吗？
李银河：都是很偶然地，突然间想看一下就看一下。因为我都是第一读者，而且好多小说是我给他抄的，为了投稿嘛，他的手稿有点乱。比如早期的《歌仙》，就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抄的。
许知远：他的写作也好，他的思考也好，有这么强的生命力，如果十年算一代的话，基本上两代过去了。这种生命力超出你的预料吗？
李银河：我觉得应当是在预料之中。我第一次看他的《绿毛水怪》，是在朋友圈子里传的手抄本，当时一看就很震惊。那个时候我还不认得他，后来我说《绿毛水怪》是我俩的媒人。其实那篇小说还相当幼稚，后来他成熟之后，我就说，这个人写出来东西真的是早晚的事，完全可以压箱底，死后再版都没问题的。
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在美国，跟他哥哥一块儿到佛罗里达玩。他哥哥非常正儿八经地和我们讨论，说在美国靠写作根本就没法生活，绝对没戏。可是那个时候我都没有动摇，我觉得这个人生来就是干这个的，你要不让他写，他得难受死，而且浪费。他后来一直断断续续地写，我也帮他到处找地方发表。好东西，人们自然会看出来的。
许知远：一直到 1997 年，他有没有动摇过，放弃写作？
李银河：他倒是想过，靠这个吃饭不行，但是我没有逼他。从美国回来后我们俩都在北大，我做费孝通的博士后，他也在北京大学社会学所工作，吃饭根本就没有问题。他 1992 年从北大辞职，当时我们有一点存款，也就够了，生活水平别要求太高就行了。就是不要孩子，我们商量好不要孩子的。小波有一个发小，说我怎么当初就没想到有这种生活方式。他和他老婆刚一结婚就生了孩子，觉得顺理成章，没想到有这样一种可能性。
许知远：1977 年之后的几年，北京特别活跃，充满新的思潮，新的可能性，小波当时对这些变化感兴趣么？他是什么样的态度？
李银河：你看那几十年的文学，最早都是按照大纲来的，必须得写工农兵。“文革”之后就出现批判，把道理全反过来，所有伤痕文学就是说过去怎么怎么错，可是王小波，我看他是一言不发。他觉得这和他心目中的文学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他心里的文学肯定没有断线。
许知远：你们刚认识的时候，他是一个很沉默的人么？
李银河：他这个人特有意思，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在家里、同学里、所有熟人里，他绝对是滔滔不绝的那个人，可要是对着生人，他就一句话都没有。他们班同学关系特别好，一块儿去天津实习，晚上没事的时候就说，听王小波说书去啊。然后他就在那儿唾沫星子四溅，给人家讲故事。我原来还真没想到他是那样的人。而且他特别逗，他有急智，能当场编故事。他有一个好朋友叫刘晓阳，有一次他编一个故事，最后说要把小羊都杀了，老羊就喊“留小羊，小羊是我儿”——最后那句话是编排刘晓阳的。反正他是这么个性格。
许知远：我们都看过你们俩的情书，情书里的王小波和现实中的王小波反差大么？
李银河：他就是这么个人吧，说你快回来吧，你要回来，我就放一个震动北京城的大炮仗之类的，这就是他说话的风格。
许知远：王小波 1984 年去了美国，一直待到 1988 年，这四年对他的改变是什么？
李银河：他主要是在写作，可能《唐人故事》就是那段时间写的。当时我有亲戚还挺气愤不平的，因为用的是我的奖学金，他还一点儿家务都不做，全等着我回来做。那儿有一个挺好的中文图书馆，有很多大陆看不着的书，他那时候读了不少书。他有个老师叫许倬云，是台湾“中研院”的院士，重度残疾，用许倬云的话来说，他们师徒俩就在那儿“聊天”——美国研究生的课怎么上都没有人管的，根本就是聊天。王小波身体也不好，老是支不住的感觉。许倬云说，我们师徒俩东倒西歪，古今中外的就那么聊。可能许倬云对他的印象挺深的，而且对他影响也挺大。小波杂文里提到“我的老师”，说的都是许倬云。
许知远：你刚才说那段时间他一直在写唐人传奇？为什么唐传奇那么吸引他？
李银河：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喜欢唐传奇，大概就是看来看去，觉得唐传奇有一种有意思的东西。其实在整个中国历史中，唐代也是一个特别自由奔放的时期，对身体、对性都没有像宋明理学那么把人弄得像根木头似的。你看他写的无双，疯丫头似的。我早就发现王小波的小说里，女性都写得特可爱。
许知远：为什么呢？
李银河：可能他把他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写出来了。所以老有人问我，哪个原型是你？我说哪有我啊。记得他的《三十而立》里，王二的老婆叫二妞子，是个练柔术的。我妈看了以后还说，哎呀，那个二妞子是你啊。我说哪儿是啊，怎么可能呢？
许知远：那你最喜欢小波笔下哪个女性人物？
李银河：我还真没想过喜欢哪个，反正我挺喜欢红拂的，自由地在时空之间穿来穿去，我挺喜欢那种很飞扬的东西。
许知远：在美国的时候，你们在一起聊什么呢？
李银河：就是日常各种事情，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呗。我不是搞社会学的嘛，有时候一些研究里拿不准的事情，只要和他讨论，他都有自己的看法，对我特别有启发。比如说我回来以后写《生育与村落文化》，我会和他讨论。有一回，他看我写的初稿，说，我给你来一段。现在《生育与村落文化》里有一段是他写的。结果呢，他这个人的文字太与众不同了，明眼人就说，这段不像你的文笔啊。
后来我们搞同性恋研究，前言和尾巴是他写的，还有一段怎样正确看待同性恋，也是他写的。我是写论文的写法，即使写一个个案也是平铺直叙。王小波就不一样了，一写就是闪亮的眼睛之类，这样的话，我是绝对不可能写的。
许知远：在美国的时候，去欧洲到处乱逛是不是特别愉快的经历？
李银河：是，买学生通票，可以坐一等舱。三百多美元就可以玩二十多天，去了七个欧洲国家。我记得我们在海德堡的长椅上刻字，说等到将来旧地重游再看看。
许知远：后来你又去过海德堡吗？
李银河：没有。
许知远：小波一开始就对同性恋领域很感兴趣吗？
李银河：其实那是我的研究题目，他当时在所里是做计算机的。但是我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特别年轻的男同性恋不愿意和女性谈。我说那就你上呗，他就去了。有人传我当初搞男同性恋研究的时候，女扮男装跑到男厕所，其实根本就没这事，是王小波去的。
许知远：但王小波又是不爱和陌生人讲话的人，做这个研究对他有困难吗？
李银河：反正是让线人带着去的。回来还挺失落的，说到厕所，隔间探出一个头来，缩回去了，又探出一个，又缩回去了。他就问线人，这是什么意思，人家说，没看上你呗。他还挺失落的，自尊心有点受伤。
许知远：他是 1992 年正式从北大辞职的吧？怎么做出这个决定的？
李银河：对，1992 年辞职的。当时他觉得特别受打扰，写作实际上需要大块的时间。他教专业英语或者教计算机，总得备课，还是受打扰的。年岁也不饶人了，他的兴趣完全不在这方面，让他做这个不是浪费时间吗？那就不如辞职了。
许知远：他开始比较多地写杂文就是在 1992、1993 年吧？
李银河：对，最早应该是《三联生活周刊》约他写专栏，他也在《南方周末》写过专栏。有人说，王小波不在《南方周末》写了，《南方周末》都不好看了。
许知远：但他一直不怎么在意，他最在意自己的小说。
李银河：对，有人要说他的杂文写得比小说好，就跟戳了他的肺管子似的。
许知远：那你觉得呢？
李银河：那当然还是小说成就大了。不过有些杂文也写得挺好，像《花剌子模信使问题》，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北美的作家专门写了一封长信来击节赞赏，说这个作者了不得，举重若轻，用很轻松的语言来讲一个挺深的道理。
许知远：你怎么看他的文风的形成呢？非常奇怪。
李银河：奇怪吗？一个好的作家一定是有自己的风格的，写作者没有自己的风格，那他就还没有成功。小波的风格在小说里还不明显，杂文就很明显，你把名字遮住，都能看出来是他写的。我觉得人写作的风格，首先还在于他的思维方式。比如《花剌子模信使问题》里写到，凡是报了好消息的就嘉奖，报了坏消息的就扔到老虎洞。但做好做坏已经是事实，惩罚报告的人有什么用呢？
许知远：他去世的时候四十五岁，你觉得这四十五年里，他最高兴的时光是哪一段？
李银河：我觉得他最高兴的可能还是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吧。当时他在街道工厂，我在《光明日报》。我给他写信的时候，用的《光明日报》的信封，后来他告诉我，他们全厂都轰动了，我才意识到原来我们社会地位有那么大差别。当然他很得意了，他们家亲戚都觉得好像天上掉馅饼似的，捡个大宝贝的感觉。
许知远：这二十年来你们的关系从来没有紧张过吗？我看你回忆说没有。
李银河：可能他脾气太好了吧。其实我觉得也是他要求不高，比如我做饭就不怎么好，从小我们家都吃食堂，哪会做饭呀？瞎做，他也就那么凑合吃了。后来他还给我讲故事——他有时候挺会自我解嘲的，就说有一个女博士，她老公让她下挂面，她把拖鞋下锅里了。他说你至少还没做出这种事。
许知远：你觉得他懂你吗？
李银河：他应该懂吧，也没啥深奥的，我的心思最不用猜了，我就是直来直去。我记得和他谈恋爱没多久，我就说分手吧，觉得他长得太难看了，就这一理由，把他气得够呛。后来他问到底怎么回事，我说就是觉得长得太难看了，真没别的原因。他就说，你也不是那么好看。我说得，那行，就接着谈吧。
许知远：那你觉得你懂他吗？
李银河：他也没有什么特别难懂的，他也是一个非常清澈的人吧。但是从他说的话里，或者比如从他写的《歌仙》里来看，刘三姐受欺负就是人家觉得她长得太难看，我觉得要是一点儿没有受过这种气，可能也写不出来。但你要问他具体受了什么气，你问不出来，他也不说。
我觉得他心里有时候有一股挺大的劲，这种劲从哪儿来的？一定是从一些挫折上来的，但具体是什么，我就没问出来过。
许知远：跟你这么亲密的人他都不会讲？
李银河：不会讲。我可能有一些话，说他说重了。有的作家都是极度敏感的，别人感觉到一，他可能已经感觉到十了，以后也不愿意提了。
许知远：你觉得王小波身上最持久的魅力是什么？这么长时间还有那么多人对他有那么强烈的感情，这在当代作家里可能是唯一的。
李银河：因为他写得好吧。王尔德说过，其实文学没有这个派那个派，文学只有两类，一个是写得好的，一个是写得糟的。他是属于写得好的那类，所以大家念念不忘。
许知远：和他核心的精神气质、价值观有直接关系吗？
李银河：他年轻的时候说，要试着创作一点点美出来。我想这里面一定是达到了一点点美，大家看出来了这里面有一点美。他的文字，他写的故事，他创作的人物，他的某个想法，或者整个呈现出来的东西，有一点点美，我觉得大家的喜欢就在这儿。
许知远：他生前恐惧过死亡吗？
李银河：他很少提这个事。其实我还是挺喜欢想那些虚无的东西，比如说宇宙和人生的无意义之类。他给我的信里不是也说过，我们在讨论幽冥的问题吗？
在这一点上他挺幸福的，因为爱想这个的人比较苦，常常有失重的感觉。他不怎么想这些，他好像只顾着兴高采烈、兴致勃勃地做他那些事情。
许知远：现在回忆起来，那二十年的时光里，他对你最深刻的改变是什么？
李银河：我觉得他使我变成一个很有激情的人。我最近看到福柯说，他和他的男友德菲尔同居了很多年，几乎是一生，他们一直是有激情的，一直处于激情之中。我看了以后很震惊，原来我以为激情是会变的，很快就变成柔情。激情就像熊熊烈火，怎么可能一辈子都保持呢？我觉得我和小波实际上是保持了激情的。这是他对我最大的改变，一生一直保持激情，这个状态应该是最好的生存状态。
许知远：这很难，感觉基本不太可能。
李银河：对，可是为什么福柯能呢？而且就是拿福柯的标准，我们也可以说保持了激情，没有变成琐碎的生活。柴米油盐在我们生活里一直没有什么重要性，而始终是一种爱。
许知远：那你觉得你对他的影响呢？
李银河：我也许是让他有了实现自我的空间吧。好多人都说我慧眼识珠，特别早就看出他的天分。《卡夫卡传》里说，卡夫卡一直想写作，可是他老得去做公务员，有一次好不容易有可以连续写半年的机会，后来也没实现。在小波的生涯里，我可能是给这个天才提供了环境，他最后辞职，可以整天整天地写，甚至从留学的时候他就是去陪读。如果我逼着他去赚钱，或者我们有孩子，他就得为孩子赚钱，在这些方面，我没有给他一点点压力。让他实现自我，不用他在谋生上花一点点时间，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对他最大的帮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