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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娘是我在芒市机场的行李转盘旁碰到的。在人群中，你很难忽略她的马尾辫与挺拔的身材。我想起了陈清扬。
我克制了搭讪的欲望。走出有冷气的机场后，即刻感到自己被热带的闷热与潮湿包裹，一种欲望开始发酵。陈清扬的印象变得鲜明起来，她穿着白大褂，走过山间小路，任凭风肆无忌惮地掠过她的身体。
借着车里昏暗的灯光，我忍不住翻阅起手上这本《黄金时代》。黄色封面，华夏出版社 1994 年版，定价 12.8 元。在扉页上，王小波歪着头，双手插进裤兜。照片页旁还写着“文坛外高手——王小波力著问世”，字体颇为难看。该是 1995 年秋天，我在风入松书店见到这本书。书名缺乏吸引力，我也没听说过作者的名字，纯粹出于偶然，我拿起来翻阅，正看到王二说服陈清扬行伟大友谊的一段，月光下的“小和尚”直直挺立的描述让我心跳加速。我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包装精美的罗素的《幸福之路》，买下了它。
我是个糟糕的小说读者，这本超过四百页的小说集，总停留在前五十页。即使是这五十页，我也常在几个段落间跳跃。时代背景、边境的生活都消失了，只是一个好笑又性感的男欢女爱的故事。我着迷于作者直截了当又想象力十足的性爱描写。
很快地，我发现王小波也出现在一些杂志上，总是两三千字左右的文章，常以个人经验——插队、旅行、阅读——出发，批评蒙昧、褊狭，倡导思想多元、个人主义的重要性。对我而言，这些零散的文章构成了一个更富吸引力的世界。
九十年代末的大学，也被一股短暂复苏的自由主义思潮冲击。但在那个性格各异的启蒙者当中，他是个例外的存在，也没人比他更富吸引力——他不是抽象观念与思想，而是活生生的个体，像朋友与你天南海北。在经常戏谑的语言之下，是一颗追逐智慧、自由的灵魂。他不仅倡导这些自由，他还亲身实践它，是率先脱离体制的“自由撰稿人”。
他的突然离去使这个形象不仅更鲜明，且凝固成一个神话。对于很多文艺青年，他成了cult式的存在，对他的态度流露出你对生活、世界的看法；他还催生了一个出版门类，他的各式文集、对他的纪念文章层出不穷。
我买了他所有的小说与文集。《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里那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从未真的激起我的阅读热忱，倒是《我的精神家园》《沉默的大多数》中那些片段为我打开了另一个世界。借由他，我接触到罗素、卡尔维诺、杜拉斯、王佐良这些名字。我还热衷于收集朋友们对他的描述，想知道他日常生活的样子，一本《浪漫骑士》被我一翻再翻。他的个性比他的写作更令我着迷。
随着大学时光的结束，这种“着迷”淡去。我很少再阅读他，偶尔还被仍在扩散的“王小波崇拜”惹恼——一个反对任何姿态的作家，成了展现某种姿态的标签。我还觉得他或许被高估了，我从未觉得他会跻身伟大作家之列，作品足以流传不朽。他是个启蒙者——或许是过去三十年里最迷人的启蒙者，在恰当的时刻出现在一代人的生活中，这个阶段迟早会结束。
他的生命力比我想象的更顽强，不仅没在公共生活中消失，影响力还顺利地传到了下一代人中。他的一些文字与观点再度跳入我的视野，中国社会的新现实似乎让他的魅力更为显现，他所倡导的一切变得更为稀缺。我重燃起阅读热忱，再度从书架上拿下《黄金时代》。这一次，我把它作为一篇完整的小说，而非荷尔蒙的片段读完，沉浸在王二与陈清扬的爱情之中。在王二扛起陈清扬，有力地拍她的屁股，让她安静下来时，爱情从泛黄的纸页中溢出来，它因荒诞的时代背景更显得有力。
它促成了这次采访。在烟台，我与李银河谈论王小波的个性与思考；在北京一间二室一厅的旧居里，姚勇回忆起印象中的舅舅；还有作家李静，这个他昔日的编辑，或许是最理解他的思想与情感的人。在一个雨后的傍晚，我还前往京郊佛山陵园，我看到被碎砖头压着的笔记本与《白银时代》，笔记本上写满一位扫墓者对死者的感激之情。他的书开启了她的生活，笔迹与语气年轻。我随便翻开一页《白银时代》，写到充满愤懑与挫败的知识分子舅舅。我感到强烈的亲近感，或许接近王小波离去的年纪，我开始理解他的心境。
最重要的则是这次云南之行。在景罕十四队，我见到了他插队时的大队书记，甚至还拿了他的腊肉。老乡们发展出一套对他的说辞，他是个懒惰却热爱读书的“野牛”，记忆与虚构混杂在一起。在一个宽阔的晒谷场，我想，王小波就因此写出批斗破鞋的场面吗？我们还不无拙劣地模拟了一个王二扛起陈清扬的片段，那个机场偶遇的姑娘做了女主角（在市中心的排档宵夜时，我们又碰见了她），穿着从附近卫生站借来的白大褂。这纯粹的淘气，像是对青春记忆的某种确认。
很遗憾，这次对记忆、形象的追寻，它更有关我们自己，而非王小波。他的思想与创作世界，值得另一次更严肃、细微，也更雄心勃勃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