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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见过她们吗？”
我指着桌上宋氏三姐妹的照片，问白先勇。孙中山套间被装置成一个迷你博物馆，有关他的黑白照片挂在墙壁上，仿制的绿罩灯立在写字台上。孙中山的确在此下榻过。不仅是孙中山，李鸿章还在这里会见过伊藤博文，梁启超从日本流亡归来后在此发表演讲，张学良也在此办过舞会……天津的利顺德饭店，是近代中国历史的缩影。白先勇也是这缩影的一部分。
“她还抱过我。”他指着宋庆龄说，而宋美龄则给他吃过巧克力。他说起这赫赫有名的三姐妹，“国母就是国母，第一夫人就是第一夫人，大姐就是大姐的样子”。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中，很少人有白先勇式的际遇。他的父亲是一代名将，深刻地卷入从北伐到抗日再到内战的重大历史事件，他是在这风云变幻中成长的。也很少有作家具有他那样的天赋，在不到三十岁就完成的《台北人》中，他展现出一种惊人的成熟——既是思想上的，也是技巧上的。倘若让我选择二十世纪中文作家中最具创造力的人物，白先勇无疑属于鲁迅、郁达夫、沈从文、张爱玲的行列，除去天才，你想不出更准确的形容。
在见到白先勇之前，我感到紧张。这是面对一个天才的本能焦虑，你下意识地想取悦他。但当两碗桂林米粉摆在面前时，这紧张感消失了。他赞叹米粉的味道，说起台北的味道，以及在加州如何思念这味道。接着，我说起自己多么喜欢“金大班”，甚至为了寻找“夜巴黎”的感觉，特意去了大稻埕的“黑美人”——那是铺着粉红色桌布的旧式夜总会，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台湾政商热衷的风月之所。我还忍不住告诉他，我的一个旧日台湾女友在分手之时，还给我唱了《最后一夜》，她也正是一个金大班气质的女人。
在我看来，白先勇的文字正是中国传统中风月与风云的最佳体现。因为风云之失意，中国文人躲入风月之中，寻找暂时的慰藉。或许他本人也是。他有一个作为军人楷模的父亲，自己则沉湎于红楼之乐，假想自己正是贾宝玉。
如今，他最愿意谈论的也正是《红楼梦》，他把它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品，甚至比莎士比亚的戏剧、塞万提斯的小说更为杰出。偶尔地，我觉得白先勇背叛了自己的天赋。在经历了《台北人》到《孽子》的创作高潮之后，他似乎停滞下来，将精力与时间用于舞台剧、电影，接着又花在了昆曲的推广上。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他更像是一个文化传递者，而不是创造性的天才。
白先勇没有正面回答我的质疑。事实上，在我们的谈话中，他也常迂回地响应提问。这并非他的不坦诚，而是两代人之间不同的表达方式。他八十岁了，仍喜欢长时间谈天、吃宵夜，夜正央时，他的精神尤其矍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