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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九龙城的菜市场时，我刻意问了蔡澜一些关于蔬菜、活鱼与鲜肉的问题。很有可能，他看出了我的不自在，转而和我谈论他父亲参与北伐的经历。
很多时候，我讨厌自己缺乏日常生活之乐。我从不理解“食不厌精”，只要是来自云贵川、有辣椒相伴的菜肴，就能让我开心；我也不讲究酒的年份、产地，只要它不那么难喝，就让我欢欣雀跃。唯一让我在乎的是气氛，熟识的朋友与陌生的地点，都让我尤为放松。在仰光街头伴着缅甸啤酒，吃一碗牛肚，在亚历山大城的楼顶餐厅尝到了剁椒炒鸡蛋，都是我难忘的美食记忆。
在一个真正的美食家面前，我羞怯于自己可怜的经验。所幸，我们很快就来到楼上的大排档，一炉火锅与一瓶XO已经等着我们，两杯酒下肚之后，我的顾虑一扫而空。
我是带着加缪的一个判断来见蔡澜的。这位英俊、早夭的法国作家曾说，一个感官主义者，必定也是一个道德主义者。一颗敏感的心灵，必然是同时对食物的味道、女人的香气与他人的痛苦开放。而蔡澜，这个倜傥的美食家、电影制作人、专栏作家，被公认为华人世界最令人羡慕的享乐主义者，该怎样面对自己的道德困境？倘若生活在一个充满了不公不义的时代，享乐意味着反抗还是逃避？
蔡澜对此避而不答。但这并不影响一场美妙甚至亢奋的谈话，两个小时后，XO已下去大半瓶，我感到自己几乎要飞起来。而蔡先生，仍保持着他老派绅士的风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