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许知远：刚才在楼下看了会儿你的电影的海报，这些海报跨越了几十年的时间长度陈列在一起，很惊人。你自己每次走过有什么感觉？
张艺谋：我都习惯了。这是个国际传统，我去斯皮尔伯格那儿，去那些美国大导演的工作室，还有大的电影公司，他们的走廊和办公室主要挂的就是电影海报，从三四十年代一直到今天。也不是臭美，也不是炫耀，这好像就是一个电影圈的传统。
许知远：我很少看到什么地方挂着费穆或者谢晋的电影海报。
张艺谋：国内的老电影海报很少，我们好像喜欢新鲜的，喜欢时髦的。
许知远：你记得自己看的第一部电影是什么吗？
张艺谋：那忘了，小时候和爸爸妈妈看的。清晰记得的就是“文革”时候了，那时候看得比较多的是“三战”——《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印象最深的就是朝鲜的那部《卖花姑娘》，我的天啊，全场哭成一片。
许知远：那是哪一年？
张艺谋：七十年代，“文革”后期了。还有就是高仓健，那时候他成了男性荷尔蒙的代名词——硬汉，酷，沉默寡言的酷。他是我的偶像，有幸在他生前还能合作一次。
许知远：跟他接触后，对他是什么感觉？
张艺谋：中国古代那种士的精神，全部体现在他身上。每一次见面，无论你多早去，他已经在楼下守候。晚上，老先生七十多了，在角落里候着——因为他是公众人物嘛——你的车一停，他就从角落出来，远远地在灯光下给你鞠躬。送你也是这样。
《千里走单骑》是我第一次站着拍完的一部电影，因为老先生一直都是站着的。我说没有您的戏，您坐旁边休息。他说“不，对这份工作，我永远怀着敬畏之心，所以我工作时候都是站着的”。我特别惊讶，就让摄制组把凳子全部拿掉，我们陪他站着拍完这部电影。
再说个小例子，比如今天你最后一个镜头拍完了，你先回去休息，这是天经地义的，在全世界，在我合作过的所有的演员里，都是这样的。我也这样和他说了，然后我们开始扫尾，突然一扭头，暮色中，老先生远远地在那树底下站着。我马上把制片叫过来，准备发脾气。制片说，不是，他说大家都在工作，他不能休息，但是又不能打扰导演，所以一直站在远处等待。我心里边那种感觉真是说不上来。拍完，撤队，他朝大家一个一个鞠躬，最后才上车。
他是个老派的日本人。
许知远：老派绅士。
张艺谋：在日本，都叫他电影皇帝，他在日本的地位简直和天皇一样。比如我和他在咖啡厅聊天，从大堂经过的日本人，只要认出他来的，都会走到距离十几米的地方给他鞠个躬，有年轻人，有老人，鞠完就走，不打扰他。我能看见，他背对着看不见，他完全不知道。他在日本就是这样的地位。
许知远：你觉得一个人有这么强的秩序，既是外在也是内在的秩序，对人的创造力会是什么样的影响呢？
张艺谋：我觉得这是他的一种习惯，我看他自己都是不经意的。有一次我们要拍监狱的戏，和云南监狱商量后，他们拉来了几十个年轻一点的犯人，所以《千里走单骑》里的都是真犯人。每个人都签了字，愿意出演，监狱也很支持，让他们来接受教育似的。演了几天后，老先生才知道他们是真犯人，拍摄结束的时候，他突然提出，想跟他们说几句话。他说“我这一生，从来没有主动要求讲过话，我想讲几句话”。在我印象中，才说了几句，老爷子就泣不成声。他说，“我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你们来给我做群众演员，我们是有缘分的人，你们还很年轻，希望你们日后会好好改造”，等等，大概这类勉励的话。我第一次看到一个老人这样捂着脸抽泣，他说不下去了，于是就一直在说感谢你们、感谢你们。他就是想谢谢他们。我们组一百多人都哭了。他对人的那种爱，会让你很感动，在他身上你会看到很多很多这样古典的风骨。
许知远：那你跟美国演员合作，比如说马特·达蒙，又是什么感觉呢？
张艺谋：他们是另外一种风格的。我有很多这样的经历，比如拍《长城》时，会面试很多演员，其中面试的一个是“超人”
，他老兄在一个东欧国家正拍着戏呢，跟我们的制片人说要飞过来面试，当天还得飞回去。而且他是一个人从机场过来的，没有带任何人，就自己来的。包括《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那个男演员马修·麦康纳
，刚刚拿了奥斯卡奖，也来参加面试。包括马特·达蒙，我以前见过他，也一定要跟我谈一下，每次到现场来都是一个人，从来没有前呼后拥。这一点我体会很深，在我们中国恐怕不会这样，大演员还得面试啊，你面试陈道明？你面试葛优？天下谁人不识君啊，不面试了吧。而欧美的电影明星全部都要面试。对他们，这就是一种规矩、制度，他们的心态也都很平常。
许知远：你期待中国建立对应的制度吗？
张艺谋：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慢慢形成这样的行业规矩。这种规矩不是强制性的，而是行业里默认遵守的。当然好莱坞也要分两面看，我刚才跟你讲的是他们行业规矩、做人上比较严谨的一面，但是也有我很不喜欢的。国内很多人还不了解，一直推崇说要推行好莱坞的制片人化，但我自己走进好莱坞以后，很不喜欢那儿的制片人制度。
许知远：说得具体一点呢？
张艺谋：就是你的创作不自由。我在那儿拍《长城》拍了三年，非常怀念在中国做导演的日子。
许知远：这个片子应该是制片人主导的吧？
张艺谋：对，公司主导。主要是看投资，如果是低成本的、独立制片的电影，导演有很大的主导权。如果是一亿五到两亿美金以上的这种爆米花大制作，就是公司主导。八大公司基本上都是这样。我觉着不舒服，制约特别多，管得很细。它不是对你不尊重，不是对你不信任，制度就是这样。
许知远：当时为什么会接这部电影？
张艺谋：接《长城》，我都知道它是个老剧本，而且没有太大意思，写的中国也不像中国，工业爆米花，我不想接。后来经纪人跟我说，你想没想过，一部中国电影，在全世界一百五十个国家首周上影，同时开花，你想没想过这件事情？你愿不愿意有这样一个机会，这可是个中国电影啊。如果你不接，你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日后也不一定有。于是就心动了，那就试一下吧，结果一拍三年半。
许知远：在这么一个大型的爆米花电影制作中，现在回忆起来最重要的收获是什么？
张艺谋：我们一直把好莱坞挂在嘴边，但没有一个人曾这么近距离地走近它，做一个这样的重工业产品，包括和美国的工业光魔
、新西兰的维塔公司
这两家全世界顶尖的特效公司也合作了两年多。我长了很多的见识，但同时也看到其中的糟粕，看到我们的优势，人就会清醒很多，最后才得出结论——其实是一个大白话——做回自己。我把三年多的时间搭在那个电影上，最后大家一片骂声，我觉着我就是得出这么一句话。
许知远：票房上并不成功，对你来说有什么直接的感觉吗？
张艺谋：那没有。它的票房不会有那么大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两个原因，第一，毕竟是一个十几年以前的老剧本，是投资人自己喜欢的剧本，它带有那种老式中外合拍片的陈旧劲儿，而且导演没法改，没这个权力。第二就是，它是个中国故事。坦率地说，即便搭乘好莱坞这辆车，又是马特·达蒙主演，但由于它是个彻头彻尾的中国故事，你还是会感觉到，即使在全世界一百五十个国家上映，也不会成为爆款，陌生性太多。所以我觉得很正常，基本上打平也就可以了。在他们来说也是做了一个尝试。
许知远：刚才说，这三年让你感觉到要重新做自己，这种感觉具体是指什么呢？
张艺谋：其实我们出门之前也知道要做自己，道理都知道，但体会不同。大伙儿老是这山看着那山高，你做一次就清楚了。回来之后，你更是知道要做自己。商业的东西，爆米花的东西，三亿美金五亿美金，都没问题，导演其实也常常看客下菜，根据你的剧本，根据你的投资，根据你所感兴趣的东西，尽量把作品拍出自己的特点来。
许知远：会担心自己对电影的某种朴素的想法或者处理方式消失吗？
张艺谋：不会，我从《英雄》开始拍商业电影就被诟病，堕落了，退步了。我自己其实很清楚，以前的电影它就在你的心里头，它是你的成长经历，你转过来还可以再去拍那些东西。只是我自己认为还是要学习拍商业电影，而且要积累拍商业电影的经验。商业电影是另一种类型，从娱乐的角度走近大众，我从来不排斥它，因为我们处在一个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