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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趴在水泥围栏上，试着把录音杆伸得再远些，让毛茸茸的收音器贴近水面。一个春日午夜，紫禁城的红墙在灯光照耀下，衰败与庄严的气息混杂在一起。白日的游人早已散去，宫殿似又归还给逝去的皇帝、妃嫔与宦官们。
护城河微微荡起的波纹，若隐若现的水草，耳中却只有风声，汽车压过景山前街马路的噪声，一对情侣的私语。我想录下护城河的水声，带给身在纽约的坂本龙一听。三十三年前，他是一个庞大电影团队中的一员，进驻紫禁城，他们试图复原溥仪的一生以及他身后的时代。
《末代皇帝》成为电影史上的典范之作，贝托鲁奇丰富、浓烈，对权力、异域风情、孤独都有着令人惊叹的理解。原本只是出演一个小角色的坂本龙一，意外地参与了电影配乐，获得翌年的奥斯卡最佳原创配乐奖。
在中国，这部电影更意义非凡。一个正在重建自身的中国，急于了解外部世界，也对自己的过去感到陌生。这个由意大利人、日本人、美国人、中国人，还有一大群讲英文的海外华人构成的团队，创造出一种熟悉又陌生的中国叙事。它是八十年代最难忘的文化事件之一，同时通往外部与自身。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在北京大兴的一家影院，我第一次看到这部电影，几年后，在一张盗版VCD上，我开始反复听它的原声音乐，它似乎来自中国又与中国无关，我记住了三位作曲者之一的坂本龙一。
这只是一晃而过的印象。日本文化在我的青春时代几乎毫无印记，我钟爱的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巴黎与纽约，是流放者与进步主义者们混杂的天堂，他们雄心勃勃又愤愤不平。我也受困于文字的世界，迷恋思潮、主义与书写，色彩、形象与声音很少引起我的注意。
是坂本龙一的回忆录，而非他的任何一张专辑，再度引起我的兴趣。《音乐即自由》的封面上，坂本龙一脸上挂着天真与严肃，头发一丝不苟、黑白夹杂，令人过目难忘。
翻开回忆录，你随即被他自由自在的语调与丰富多彩的人生所迷惑。生于 1952 年的坂本，在战后日本重建中度过青春期，是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是早熟的天才，自幼在钢琴上弹奏巴赫与德彪西，又沉迷于约翰·凯奇
与披头士。他在懵懂中成了YMO（Yellow Magic Orchestra）的一员，这个组合随即成为世界电子乐的先驱；接着，他成为大岛渚电影的男配角，不仅与大卫·鲍伊演对手戏，还创作出了《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的电影配乐，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贝托鲁奇的邀请也随之而来，它将坂本龙一推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
自1990年搬到纽约后，他不仅是位电子音乐先驱或电影配乐家，且展现出一个国际艺术家的新形象，他与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合作，参与反战、环境保护等诸多的社会活动，他的人文关怀与艺术感受同样鲜明。世上有很多富有才华的人，成为icon却需要一种更独特的品质，一种形象上的简约感，一种超越自身领域的热忱。
这本回忆录出版不久，坂本被诊断出咽喉癌。他与病症对抗，再度投入工作，这为他增添了新的传奇色彩，透过照片与录影，他展现出一种似乎是东方人才有的镇定、淡然与禅意。他的音乐风格也随之改变，他开始采集形形色色的声音，风声、雨滴落在屋檐上的声音、铁轨敲击垃圾桶的声音、车厢压在铁轨上的声音，他多少相信，声音比旋律重要，它更可能回到音乐的本质。他尤其喜欢水的声音，我不知，这是否因为水是一切生命的源头？他喜欢将录音比作钓鱼，他四处逡巡，寻找独特的鱼类，将这些声音化为音乐时，像是将鱼做成佳肴。
我没能录到护城河的水波声，录音机中只剩下种种杂音。我还是决定将这盘杂音带给坂本先生，或许能在一片嘈杂中，听到鱼游过水底的声音，或者对他来说，这盘录音已经是一个拥挤的鱼塘，他能听到紫禁城的昨日与今日。
在纽约的一间半地下室内，我见到了坂本先生。他比照片上略显憔悴。在谈话时，他要不时吞咽薄薄的润喉片，自罹患癌症之后，他的唾液分泌比正常时低了三成。
我有点紧张，不知这一切该如何开始。我的生活依赖音乐，醒来、写作、走路、出租车上，总在听，从德彪西到谷村新司
都是我的至爱。我却没有任何天分去辨别音乐之间的细微差异。我也不是一个真正的聆听者，音乐只是我的日常生活背景，而不是全情投入的倾听对象。或许，我还有一种创作类型的自卑，在一切艺术形式中，音乐代表了一种最高形式，它既轻易地抵达内心，又兼容了更广阔、更不可描述的情感。
但我对于将坂本神话化的方式感到不安，尤其不喜欢那些动辄以“教授”称呼他的人。这种昵称所带来的“亲切感”，似乎将他视作某种不可解释，只能赞叹、喜爱的对象，他的天才、风度，温暖、严肃的内心世界，都那么完美、无懈可击。他有不可解释之天才，却并非是抽象的存在，他的身后有着清晰的文化脉络，他的创作从属于近代日本的思想、创作传统，始终在应对个体与日本社会、日本与世界之间的紧张感。
我带了一本双语的《三四郎》，一半中文，一半日文，是日本最富盛名的作家夏目漱石的作品。我记得，坂本曾说过，他钟爱夏目。尽管他们之间横亘了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却有某种相似之处。贯穿了明治与大正时代的夏目，同样身处日本与西方之间。他将西方现代小说的风格引入日本文学传统，他跨越两种文化，也要应对两种文化带来的焦灼。他在伦敦的留学生涯充满不快，他为自己东方人的矮小身材自卑，无法融入当地生活，感到日本仍处于文明的边缘；而在东京，他又不安于日渐兴起的民族主义情绪，相信它将把日本引向灾难。
坂本这一代有着天然的质疑权威的情绪，战后日本也瓦解了明治以来的国家体制，日本迅速的经济起飞，更是带来一种新的自信。当YMO前往洛杉矶、柏林演出时，坂本仍有着突然到来的责任感，他意识到，作为第一支走向西方的日本电子乐团，他们是这个领域的领先者，似乎就有了某种责任去保持这种领先。
他收下书，感慨此刻的日本人不能再阅读汉字，不能像过去的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用笔谈交流。我又递给他在夜晚紫禁城的录音，说起我刚刚在旧金山见过陈冲，《末代皇帝》的女主角。“她的英语非常好。”坂本脱口而出。有那么一刻，他似乎回到了三十三年前，带着兴奋与甜蜜，于是，我们的谈话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