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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现场会发现各种非自然死亡（他杀）的尸骨，但不一定都属于人祭。
广义的人祭，可以界定为出于宗教理念而杀人奉献给神灵的行为。这里的神灵包含上帝（帝和上帝在商人甲骨文中多次出现）、各种自然神以及尊贵的死者亡灵。把人奉献给神灵的原理，可能是贡献食物，也可能是贡献仆役或性奴等。在人祭遗迹中，这些不同的目的都有所体现。
人祭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形式：
一，把人夯筑在地基内，用作建筑物的奠基，可称之为“人奠基”。其原理可能是把人奉献给土地之神，用以交换神对建筑物的护佑，以及通过施展巫术，被杀者可能也会变成守护建筑之鬼。
二，把人作为食物或仆役献祭给神或祖先之灵，这是狭义的“人祭”。
三，把人作为殉葬品埋在主人的墓穴内，可称之为“人殉”。其原理可能是当时的人们认为尊贵的人在死后会变为神灵，所以在去往神界的旅途中要给他（她）带上一些仆役和食物。
1 黄展岳：《古代人牲人殉通论》，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75页。这三座多人祭祀坑分别是后冈H10、大司空村祭祀坑和小屯南地H33，其中，后冈H10和大司空村祭祀坑属于殷墟末期，小屯南地H33祭祀坑的时期则不详。相关发掘报告见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265页；安阳市博物馆《安阳大司空村殷代杀祭坑》，《考古》1978年第1期；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9集），科学出版社，1995年。
2 郭沫若：《安阳圆坑墓中鼎铭考释》，《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
3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发掘队：《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
4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279页。以下关于H10祭祀坑的基本内容主要见于该书，不再详注。
5 在考古发掘报告中，“H”是“灰坑”的简称，灰坑多数是古人的垃圾坑，但也可能是储物窖穴、祭祀坑等，因为在发掘坑的表面时，考古工作者还不容易了解坑的具体性质，一般要发掘到底部才能判断坑的具体用途，所以多笼统命名为“灰坑”并编号，但最初赋予的编号一般不再修改。类似的简称，还有房子（F）、墓葬（M）和井（J）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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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甲骨文作
，见《合集》11423正。《尚书·盘庚》：“兹予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孔颖达疏：“贝者，水虫。古人取其甲以为货，如今之用钱然。”贝壳作钱已是习惯，东周以后，贝币才逐渐被各种金属货币取代，云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更是沿用贝币直到明代。
7 杜金鹏：《安阳后冈殷代圆形葬坑及其相关问题》，《考古》2007年第6期。后冈H10平面图出自该文，不再详注。
8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发掘队：《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
9 在殷墟王陵区的祭祀坑中曾发现埋入铜器的，比如1976年发掘的M229，里面有大小两件铜鼎和两件陶器，还有一名被绑腿活埋的儿童。但这种祭祀坑数量很少，多数都是埋人牲。参见安阳亦工亦农文物考古短训班、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发掘队《安阳殷墟奴隶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77年第1期。
10 https://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0696914.
11 当然，通货膨胀是必然的。到西周，据何尊记载，周成王有一次赏赐一位叫何的臣下三十朋：“何易（赐）贝卅朋。”（《集成》6014）至春秋时期，《诗经·小雅·菁菁者莪》曰：“既见君子，锡（赐）我百朋。”貌似已经动辄百朋了。
12 裘卫盉（西周中期），《集成》8456。
13 郭沫若：《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99年，32093条，以下简称《合集》。商代甲骨卜辞中的“羌”，主要是山西、陕西地区的土著居民，这些人在周代逐渐汇聚成为华夏族。在后世的汉语中，“羌”字又演变成汉人对位居西方的少数族群的称谓，这和商代的“羌”已经不是同一种人。参见童恩正《谈甲骨文“羌”字并略论殷代的人祭制度》，《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王平、顾彬《甲骨文与殷商人祭》，大象出版社，2007年，第87页。
14 陈志达：《殷墟》，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19页。1934—1935年，在王陵区发掘祭祀坑1221座，是对祭祀坑发掘最集中的一次，但由于后来的战争和动荡，这批发掘成果未能出版报告，所以详情不得而知。
15 唐际根、汤毓赟：《再论殷墟人祭坑与甲骨文中羌祭卜辞的相关性》，《中原文物》2014年第3期。
16 李峰对王陵区祭祀坑中人牲的估测数字是三万：“至少有三万个人以这种方式在王陵区进行的宗教祭祀活动中被杀死。”参见李峰《早期中国社会和文化史概论》，刘晓霞译，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20年，第92页。
17 考古人将二百多年跨度的殷墟分为四期，据宋镇豪估算的四期的人口规模分别是：一期不详，二期7万人，三期12万人，四期14.6万人。本书以此为基础推测，在王陵区投入使用的二百年里，殷墟生活过的人口总量约一百万人。参见宋镇豪《商代史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36页。
18 2022年1月18日，“文博中国”在线发布《殷墟商王陵区新发现2个围沟、400余座祭祀坑》：此次新发现祭祀坑460座以上，多数用洛阳铲探出人骨骼，还有一座长28米、宽6米的长方形大坑。这些坑目前尚未正式发掘。
19 关于殷墟已发现的商墓总数，两部出版时间相近的专著得出的数字稍有差距：宋镇豪的《商代史论纲》估计总数约8500座；陈志达的《殷墟》则估计约4400座，还有2000多座尚未整理的不包括在内。如果《殷墟》中已整理和未整理的两者相加，和《商代史论纲》的估计尚有2000座左右的差距。究其原因，应当是《殷墟》只统计“长方形竖穴墓”，即正式埋葬的成人墓，没有包括祭祀坑和灰坑葬（抛尸乱葬）；《商代史论纲》是在“人口”一章讨论墓地总数，意味着它把包含所有（成年）人口的埋葬形式都统计了进来，多出的这2000多座，正是当时所知王陵区祭祀坑的总数。所以，如果统计殷墟范围正常埋葬（而非被杀祭）的成年人数量，应以陈志达《殷墟》的数字为准，可暂定为6500人左右。参见宋镇豪《商代史论纲》，第136页；陈志达《殷墟》，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06页。
20 ［英］史蒂文·米森：《史前人类简史》，王晨译，北京日报出版社，2021年。
21 ［美］戴尔·布朗主编：《爱琴海沿岸的奇异王国》，李旭影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94、98页。
22 ［西班牙］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征服新西班牙信史》，江禾、林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
23 高亨释为：“乃武王克商之兆，所占之事，自为可行，故曰含章可贞。”参见高亨《周易古经今注》，中华书局，1984年，第167页。高亨认为，这是周武王姬发灭商时的占卜辞。其实，它很可能在周文王时期就已经有了，是对未来之事的占算。
24 Gideon Shelach , “The Qiang and the Question of Human Sacrifice in the Late Shang Period.” Asian Perspectives , Spring 1996, pp. 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