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里王朝

在二里头二期，古城扩张到3平方公里后，已经达到一个早期国家的体量。这就带来一个问题：这个早期国家统治的范围有多大？

从最低标准看，洛阳盆地是二里头都邑能够控制的范围。盆地东西狭长，跨度约50公里。有研究者曾统计洛阳盆地内的聚落数量：在二里头一期，古城之外发现聚落19个，二期迅速增长到83个，到三、四期稳定保持在100个左右，其中，面积在0.5平方公里左右的“乡镇”级大聚落约20个，其余为0.1平方公里及以下的村落。从“王都”到乡镇、村落，等级格局非常明显，显然属于同一个王国政体。 ²

至于二里头—夏王朝在洛阳盆地外能够控制的疆域，史书和考古都难以给出标准答案。其一，编写相关史书的主要是战国到西汉时人，他们还没有对早期国家的考古知识，只能按自己生活的世界想象三皇五帝和夏商时代，所以孟子会说，大禹治水的范围遍及江、河、淮、汉：“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孟子·滕文公章句下》）这是战国时代华夏人的认知世界，但上古的华夏范围还没这么大。

其二，考古学也很难解答政治史层面的问题。考古的主要对象是古人生产的器物，特别是数量最多的陶器，虽然从陶器风格可以划出“二里头文化”分布的范围，但陶器分布范围和古国政治体并不是一回事，不然，七八千年前的裴李岗文化和仰韶文化都会是地跨上千里的古国。

以陶器为基础的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比较广，从晋南到关中、河南省大部，甚至远及安徽省，但风格并不完全一致，还会按地域分成几个“类型”，所以陶器文化很难和古国的政治疆域等同。二里头人对铸铜技术严格保密，制作的铜器很少出现在外地，也难以作为指标。

关于二里头—夏朝的疆域，日本学者西江清高和久慈大介曾提出一个方法：考察陶礼器的分布。 ³ 二里头文化拥有独特的陶礼器（酒器）群，觚、爵、盉、斝、鬶等，只有地位较高的人才能拥有成套的陶礼器。如果这些陶礼器群出现在二里头古城之外的地方，就可能是二里头—夏朝的控制范围，或者是夏王室给外地酋长的赏赐，我们由此可以窥探古国的政治影响力范围。

从西江清高制作的分布地图可见，陶礼器出现最集中的地方在黄河南岸以及嵩山东南麓，西起河南陕县，东到郑州，东西约200公里，南北约100公里。本书推测，这应当是二里头古国（夏朝）直接统治的区域，比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要小得多。

在较远的外围也有一些零星的二里头陶礼器出土，如河南省南部的方城八里桥和驻马店杨庄，陕西商州的东龙山。这些可能是和二里头古国（夏朝）存在朝贡关系的部落，反映了夏朝的影响力范围。

这个“王朝”疆域要低于战国时人的想象，但已经超过以往中国境内的任何古国。究其实质，二里头—夏朝属于古国和王朝之间的过渡状态，或者说在前文明与文明之间的门槛上。

古史有“启征西河”的记载，即禹的儿子启曾远征晋南地区：“（启）三十五年，征河西。”（《帝王世纪》）从地理环境推测，夏王朝应当和铜、盐矿产丰富的晋南有密切联系。山西省南部，特别是汾河下游地区，有比较密集的二里头文化聚落，属于晋南本地的东下冯类型。 ⁴

在二里头—夏朝时期，晋南地区的绛县西吴壁出现了冶铜工场，主要是把铜矿石冶炼成红铜，但没有在当地发现青铜铸造技术。发掘者推测，西吴壁可能是二里头—夏朝控制的一处采矿和冶炼基地，生产的红铜供应二里头。但西吴壁尚未发现高规格的城邑、建筑和墓葬等，缺少夏朝统治的直接证据；也许，它是由本地部族掌控的，用铜料和二里头人贸易。

晋南没有发现二里头—夏朝建立的城池，直到商朝早期，商人才在晋南建立了两座夯土小城池，距离西吴壁数十公里，说明商人已经控制西吴壁铜矿。在早商，西吴壁的炼铜炉底部还有人祭遗存， ⁵ 这似乎是当地族群接受商文化的表现。

在东方，夏王朝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据点——郑州大师姑古城和新郑望京楼古城，距离二里头100公里左右，城池规模不大，边长仅数百米，城内没有发现高等级建筑和墓葬，但抛掷在灰坑里的尸骨较多，显示有较强的权力因素和社会冲突，也可能是和异族之间的战争比较频繁。

这两座小城，意在守卫夏朝的“边疆”。从这两地再向东，是山东地区的岳石文化；向北，是辉卫文化和下七垣文化。当然，它们和夏都二里头的关系也难以确定，也许是二里头直接管辖的边疆据点，也许是接受二里头册封的地方自治“诸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