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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龙的王朝

距今4000年前,河南平原上有大量水泊湿地,所以新砦人可能是一个生活在湿地中的部族,能很快适应南方传来的水稻农业。另外,二里头—夏朝人有崇拜龙的习俗,应当也和他们曾经的滨水生活有关,因为上古传说中的龙都是水生,形体与蛇接近。

顾颉刚早已发现,“禹”字从“虫”,也就是蜷曲的蛇形,而在古史中,禹的父亲名“鲧”,字义是某种水生之物,据说鲧死后变成了黄龙。(《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夏朝王室族姓为“姒”,在后世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它的“以”部的写法就是蜷曲的蛇形。 11

这些古史中的信息应当不是偶然,因为在考古中也能找到呼应。二里头的显贵墓葬经常随葬绿松石的龙形器或饰牌。其中最典型的,是一座二期墓葬,编号2002VM3。 12 墓主上身放着一条绿松石镶嵌的“龙形器”,全长约70厘米,由两千多片细小的绿松石片组成,呈游动的蛇形,从墓主肩部延伸到腰部。龙头用两枚白玉珠做眼,球状绿松石做成蒜头鼻,鼻梁是三节柱状青玉和白玉。这些复杂的绿松石结构可能是粘贴在纺织物上面的,类似挂毯,覆盖在墓主上半身。出土时,有机物已经腐蚀消失,绿松石嵌片尚保持原位。这位墓主被埋葬在当时的一座大型宫殿院内,还有其他高级随葬品,显然是王室成员的级别。由此亦可见,绿松石龙很可能代表的是夏—二里头人的图腾。

后来,二里头显贵的丧葬习俗发生了一些改变,绿松石镶嵌的大龙变成了巴掌大小的铜牌饰,上面用绿松石拼成一只俯卧的动物,但造型比较抽象,不太容易辨认是什么。但有二期2002VM3中的龙形器先例,学者认为,这些铜牌饰的造型也是龙。 13

龙一直是二里头高等级墓葬的标志,迄今发现龙形器和铜牌饰的高等级墓不超过五座。另外,龙形图案不止有墓葬中的绿松石饰物,很多陶器上也有龙或蛇的花纹和造型。

2002VM3绿松石龙形器 14

二里头发现的龙蛇纹饰 15

在二里头之前,龙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红山文化中,经常出现玉雕龙,稍后的凌家滩和良渚文化中也有玉龙,陕北石峁古城(比二里头古城早三四百年)的石墙有浮雕龙形图案。二里头的绿松石龙形器造型和石峁皇城台的浮雕龙接近:石峁浮雕龙的头部为圆弧形,二里头的初看是方形,但实际上方形只是基座轮廓,其中包含的龙头仍是圆弧形。石峁的龙元素并不多,到二里头则蔚为大观。

石峁皇城台大台基8号石雕龙拓片 16

比较起来,二里头的龙的规格更高,出现在最为显赫的墓葬,且俯卧在墓主上半身。这是其他文化里的“龙”没有的“待遇”。可见,二里头—夏朝王室和龙的关系更密切,或者说,龙是他们的象征和图腾。

在《易经》的《乾》卦中,也多次出现龙。如“潜龙”,即潜在水下的龙;“或跃在渊”,省略的主语也是“龙”;龙还可以飞,所谓“飞龙在天”。

初九:潜龙勿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上九:亢龙有悔。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从《易经·乾》的爻辞可知,古人观念中的龙主要生活在水中,但也会一飞冲天。

二里头人有稻作和龙崇拜,这让他们在普遍萧条中建立起繁荣的聚落;然而,要超越昔日龙山时代的古国,他们还需要其他的技术,比如青铜。

注释

1 《史记·五帝本纪》。现存关于大禹的记载,主要来自《尚书》、战国诸子和司马迁的《史记》。

2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1999—2006》第一册,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150页。有关二里头考古的基本信息及图片,未注明出处的皆出自该书,不再详注。

3 这里采用的是较低的稻米千粒重数值,二里头稻米和粟米颗粒重量比实际应远超过八倍。二里头浮选结果并未介绍粮食颗粒的平均体积、重量,但王城岗遗址的浮选有体积:粟粒“均呈近圆球状,直径多在1.2毫米以上”,稻米“平均粒长是4.47毫米,平均粒宽为2.41毫米”,计算可知,粟米平均体积约0.9立方毫米,稻米平均体积近20立方毫米,是粟米的20倍,所以8倍的重量估值属于相当保守。参见赵志军《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浮选结果及分析》,《植物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48页。

4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1999—2006》第三册,第1301页。这是等比例显示的图片,在有些浮选统计论文里,各种粮食照片的比例不同,显示的颗粒大小都近似,更容易使人忽视千粒重问题。

5 赵志军:《偃师二里头遗址浮选结果的分析和讨论》,《农业考古》2019年第6期。

6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新密新砦》,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522、523页。新砦一期数据中粟和黍被合计在一起,但这两者的千粒重相差较大,难以进行合并折算,所以这里只用了第二期数据。

7 根据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1999—2006》第四册彩版一改绘。

8 赵志军:《偃师二里头遗址浮选结果的分析和讨论》。

9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洛阳王湾:考古发掘报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2页。

10 袁飞勇:《煤山文化研究》,武汉大学2020年博士论文。关于新砦陶器所属文化类型及分布范围,学术界有不同的划分方式,本书采用的是较广义的一种。

11 杜金鹏、许宏主编:《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12、137页。常淑敏:《二里头王都的龙文化研究》,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2014年硕士论文。

12 2002是发掘年份,V是发掘区编号。

13 王青、赵江运、赵海涛:《二里头遗址新见神灵及动物形象的复原和初步认识》,《考古》2020年第2期。

14 朱乃诚:《二里头绿松石龙的源流:兼论石峁遗址皇城台大台基石护墙的年代》,《中原文物》2021年第2期。

15 同上。

16 同上。 Cv9OkZsIVRe//Ag91bYigrZqKqD1MZlJvfHW8dr1P31W+11FZ0d+//O79vIyIT6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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