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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陆续发掘出多座距今5000年左右的“古城”，如湖南澧县的城头山和鸡叫城，湖北天门的石家河……一时间，长江中游似乎要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地。但后续的发掘并未发现跟早期国家与文明相伴生的更多元素，如巨大的宫殿建筑、社会分层现象、金属冶炼技术等，“长江文明起源说”遂逐渐沉寂。
不过，为何长江流域曾产生众多古老的“城”，却是个有趣的问题。若要一探究竟，先要理解黄河与长江流域以及旱作与稻作农业的关系。
新石器时代是基本农业的时代，在人类驯化的主粮中，中国占了两种：黄河流域的粟米和长江流域的水稻，它们分别需要旱地和水田环境。
这两种作物的人工驯化都发生在一万余年前。水稻的考古证据更多一些，因为稻米颗粒大，古人制陶时常在泥坯中添加稻壳，便于考古发现。在长江以南的湖南、江西和浙江，均发现有上万年前的水稻遗存。
稻田需要灌溉和排水系统，需要平整的水滨田块，这是北方旱作的粟和黍从来不需要考虑的。长江流域的新石器人群一直忙于水利设施和稻田工程，而水利设施达到一定规模后，无论耕作面积，还是收获量，都会有实质性的提升。所以，在距今6000—4500年间，两湖地区出现了众多繁荣的稻作聚落。
至于考古报告宣称发现的那些“城址”，其实是为了防洪目的堆筑的。所谓的“城墙”，大都宽数十米，高数米，非常平缓，人可以从容地踱步而上，没有军事防御作用，其用途是防洪，供人们在上面建房定居，躲避南方常见的水患；而挖土形成的洼地水塘，是灌溉稻田的储水设施，有些甚至直到今天还在使用。这种环形土堤是人们改造湿地的手段，直到近代，湖北还有很多，方言称之为“垸”。
比如，湖南澧县的城头山“古城”，是一直径300多米的近圆形土围子，其“城墙”非常宽，且平缓，本质是土堤。距今6000—5000年间，经历过多次扩建，取土洼地形成了水塘，有些至今仍在使用。
不过，即使城墙不是军事防御之用，这些水乡古城的意义还是重大，说明当时的人为建造大型水利设施，已经形成超出村落甚至部落规模的较大共同体，统一规划施工，共享水利设施带来的收益。
这是一种基于集体协作的“小流域治理共同体”，不仅人口密度和数量有了实质性的飞跃，而且由于共同体建立的基础是水利协作而非军事征服，所以这些“古城”没有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层和阶级分化现象，比如，没有特别奢华的墓葬和首领宫殿，战争和屠杀的迹象很少，人祭现象也一直不多。这些都和稻作文化区依赖协作、联合建设水利工程有关。
这种比较和平、均等的稻作社会，还有与之“配套”的原始宗教理念。位于长江中游的5000年前的屈家岭文化，盛行一种埋葬陶器祭祀的风俗，而且是特制的大型陶“筒形器”；后来，又演变成制作巨量的泥塑人偶、动物、小杯子等加以焚烧和掩埋。我们不知道这些行为的具体含义，但它们的社会功能比较清晰，就是群众参与性强，没有财富门槛。这和缺乏战争与人祭的社会环境比较搭配。
比长江中游稍晚一点，距今5000—4900年间，在今浙江杭州市西北郊的余杭区也出现了大型防洪“良渚古城”，以及复杂的灌溉堤防体系。这座古城一度接近了早期国家的门槛，有非常明显的阶级分层，贵族统治者有建在土筑高台之上的豪华殿堂，墓中随葬大量精美玉器，有些高级玉器上还刻着宗教意义明显的“神人兽面纹”和神鸟纹，可见祭司阶层比较活跃。
在良渚古城的繁荣阶段，并未见到人祭现象，而且它的繁荣只维持了一两百年，然后王这一级别的宫殿和墓葬都消失了，社会又退回到部落林立的状态。 5 后来，在今太湖东岸的良渚文化地区发生了频繁的冲突，伴随着批量杀人献祭和人殉现象（今江苏昆山、上海青浦地区），但这些冲突一直停留在部落间战争的层次，从未发展到古国水平。
结合气候变迁看，在一万多年前，地球的上一轮冰期结束，气温持续上升，开始进入“全新世大暖期”，到距今5000年左右，湿热气候达到顶峰，长江流域人群兴建水利设施的高峰也恰好出现在此时。然而，在距今4500年之后，长江流域曾经繁荣的古城皆陷入萧条。有学者认为，是大洪水导致了南方的低迷，但证据尚不够充足。
再来看人祭宗教现象。
距今6000年前，黄河流域开始有零星的苗头，如西安的仰韶半坡遗址，村落中心一座半地穴式大房屋F1的地基中埋了一颗人头 6 ：这座房屋是村落的公共活动中心，在地基中埋入人头应当有宗教用途。
距今4500—4000年间，南方稻作区陷入沉寂，黄河流域则开始进入龙山文化阶段，各地出现了很多部落间的冲突或战争迹象，证据是批量处死的尸骨以及夯土或砌石的城防等。比如，河南的王城岗古城，宫殿夯土中有13座人奠基坑，每座坑中都埋有多具尸骨，但由于没有全部发掘，所以无法统计用人总量，唯一完整发掘的一号奠基坑内埋有七具人骨。 7 在河南安阳后冈，发掘出39座不大的房屋，奠基童牲27人， 8 说明这里修建房屋流行用儿童奠基。 9 陕西神木石峁古城东门，至少有五座人头奠基坑，埋有青年女子人头近百颗。山西襄汾陶寺古国的宫殿区也有人头奠基坑，芮城清凉寺墓地中则埋有大量殉葬的人。
王城岗古城宫殿区的一号奠基坑（二期）照片及平面图：埋两名女性青年、三名儿童、两名男性壮年 10
此外，在一些部落级别的聚落里，也有多人一起被杀的现场，从河北、河南到陕西，都发现了此类尸骨坑，如邯郸涧沟、郑州大河村、洛阳王湾、西安客省庄等，但尸骨码放并不规整，也没有其他的祭祀特征，所以不能确定是否都是宗教目的的杀人献祭，也许有些只是对俘虏的批量屠杀。
在新石器时代，华北地区之所以动辄爆发冲突或战争，人祭兴盛，可能和旱作农业不需要水利设施 11 、人群之间没有协作的动因有关。而伴随着征服的，是人群共同体规模的不断扩大，从而催生了众多古城和早期国家。
不过，简单的分类和归纳注定不足以涵盖复杂的社会现象，任何“规律”都会存在例外。稻作的良渚文化内部也曾有过局部冲突和人祭现象；华北各龙山古国中，人祭和屠杀的数量也不相同，陶寺的人祭可能要比石峁少得多。 12
到距今4000年前，华北地区一度星月同辉的各小型古国陷入沉寂，部落间的冲突现象也已减少，长江和黄河流域则了无生气。此时的华北地区虽零星地存在两种技术，一是可能从西北方传来的处于起步阶段的冶铜技术，二是从长江流域传来的非常成熟的水稻种植，但它们似乎并未引起华北新石器人群的太大关注，还只是可有可无的点缀。
然而，在河南的嵩山脚下，却有一个小部落意识到了这两种技术的价值，而且也善于寻找更适合发展这两种技术的新环境，于是，华夏第一王朝的故事开始上演。
1 巩启明：《姜寨遗址发掘回顾》，《中国文化遗产》2010年第1期。
2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宝鸡工作队：《一九七七年宝鸡北首岭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第2期；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宝鸡北首岭》，文物出版社，1983年。
3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秦安大地湾901号房址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2期；钟晓青：《秦安大地湾建筑遗址略析》，《文物》2000年第5期。
4 石峁古城的发掘还处于起步阶段，古城全貌尚未得到揭露，但已经发现了残忍而且大规模的人祭现象。参见孙周勇、邵晶《瓮城溯源：以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为中心》，《文物》2016年第2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发现石峁古城》，文物出版社，2016年。
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古城综合研究报告》，文物出版社，2019年，第354、364、440页。
6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文物出版社，1963年，第18页。
7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
8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1979年安阳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
9 到殷商后期，这里又出现了恐怖的H10圆形三层祭祀坑，不过和龙山时代相隔已有一千余年。
10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年第3期。
11 至少是石器时代还不需要，到铁器时代，随着华北人口密度增加，有些旱作地区也需要灌溉设施来提高产量。
12 石峁遗址有中心宫殿建筑区“皇城台”，有外围石砌围墙，虽然目前只在城墙东门和皇城台分别发现密集的人头祭祀坑以及部分尸骨坑，尚未发布详细的发掘报告，但仅从东城门祭祀坑看，石峁古国的人祭行为已经有很大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