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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里默街比博加特街更高雅精致。住在这儿的有邮递员、消防员和店铺老板。老板们足够富裕，不用住在店铺后面的房间里。
这套公寓有间浴室。浴缸是个长椭圆形、带锌皮内壁的木箱。注满水时，弗朗茜觉得它简直太神奇了！当时，她还从没见过那么大一缸水。在一个孩子的眼中，这似乎就是一片汪洋。
他们喜欢新家。凯蒂和约翰尼把地下室、走廊、屋顶和房前的人行道打扫得纤尘不染，以此来抵房租。这儿没有风井。每间卧室都有一扇窗，厨房和前屋各有三扇。在这儿度过的第一个秋天非常宜人。整天都有太阳。第一个冬天也很温暖。约翰尼工作相当稳定，酒也喝得不凶，还有钱买煤。
夏天到了，孩子们一天大部分时候都待在屋外门廊上。他们是这座房子里唯一的小孩，所以门廊上总有地方。此时，弗朗茜已经快四岁，得照应快三岁的尼利。她会用细瘦的胳膊抱着细瘦的腿，在门廊上坐很久。微风拂过她棕色的直发，带来咸咸的海水味。大海其实非常近，但她还从未见过。她坐在那儿，一边密切注意在台阶上爬上爬下的尼利，一边前后晃动着身子，琢磨很多事情：风是怎么吹起来的，草是什么，尼利为什么是个男孩而非像她一样的女孩。
有时，弗朗茜和尼利会坐下来，一眼不眨地盯着对方。两人的眼睛形状相同，也一样深邃，但尼利的是清透的蓝色，弗朗茜的是幽暗但清澈的灰色。他们之间的交流从不间断。尼利说得很少，但弗朗茜话很多。有时，弗朗茜说啊，说啊，说得那温柔的小男孩脑袋靠着铁栏杆，就那么直挺挺地坐在台阶上睡着了。
那年夏天，弗朗茜开始“刺绣”。凯蒂花一美分给她买了块方巾（方巾跟女士手帕差不多大小，上面印有图样：一条坐在那儿、伸着舌头的纽芬兰犬），又花一美分买回一小卷红绣花棉线，两美分买下一对小圆绷子。弗朗茜的外婆教她如何穿针走线，她很快便绣得很娴熟了。路过的女人都饶有兴趣地停下脚步，同情又钦佩地看着她。女孩右眉内侧已经皱出一道深沟，手却还推着针，在绷紧的布上穿进穿出。尼利凑过来，看着亮闪闪的钢针仿佛有魔力般，一会儿钻出布面，一会儿又消失不见。茜茜给了弗朗茜一个又小又胖的布草莓，用来擦针。尼利要是不耐烦了，弗朗茜就让他拿针戳会儿布草莓。这样的小方巾得绣一百张，才能拼成一条床罩。弗朗茜听说有的女士真绣成了床罩，于是也立下这一伟大的目标。然而，尽管整个夏天都在断断续续地刺绣，到了秋天，方巾仍只绣了一半。看来，要绣出一条床罩，只能以后再说了。
又到秋天。接着是冬天、春天和夏天。弗朗茜和尼利越来越大，凯蒂工作得越来越辛苦，约翰尼却干得越来越少，酒喝得越来越多。阅读还在继续。有时，凯蒂晚上若累了，会少读一页。但大部分时候，她都坚持读两页。现在，他们已经读到《尤利乌斯·恺撒》，舞台指示
中的“警报声”让凯蒂困惑不解。她以为该词跟消防车有关，每次念到都“当当当”地大叫大嚷。孩子们都觉得妙极了。
锡制储钱罐里的硬币越来越多。储钱罐被打开过一回。有一次，弗朗茜的膝盖扎进一根生锈的钉子，凯蒂不得不从里面取出两美元看医生。此外，罐顶也被撬开十几回，以便用刀子钩出一枚五美分的镍币，做约翰尼上班的路费。但规定是他得从小费里拿出十美分，存回罐子里。因此，存款依旧处于增值状态。
暖和的日子里，弗朗茜独自在街上或门廊上玩。虽然渴望玩伴，但她不知道如何跟其他小女孩交朋友。因为她总说古怪的话，其他小孩都躲着她。凯蒂每天的晚间阅读，确实让弗朗茜说话的方式很奇怪。有一次她被一个小孩嘲笑，弗朗茜的反驳竟然是：“呀，你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不过是满心喧哗与骚动却微不足道的人罢了。”
还有一次，弗朗茜想跟一个小女孩做朋友，说出口的话却是：“在这儿等着。待我进屋得来绳子，我们一起跳吧。”
“你是说，你要去‘拿’绳子吧？”女孩纠正道。
“不，我要去‘得’绳子。不能说‘拿’东西，要说‘得’东西。”
“‘得’是什么意思？”只有五岁的女孩问道。
“‘得’，就是夏娃得该隐
那样的‘得’呀。”
“你脑子有问题吧。女人才不需要手杖
。只有男人走不稳路时，才需要手杖。”
“夏娃就‘得’了。她还‘得’了亚伯
。”
“她得到也好，没得到也罢——对了，你知道吗？”
“知道什么？”
“你说起话来真像个意大利人
。”
“我才不是意大利人，”弗朗茜嚷道，“我说起话来像……像……上帝。”
“你说这话，也不怕被劈死。”
“才不会。”
“你脑子有问题吧。”小女孩敲了敲自己的脑门。
“什么？！”
“你干吗那样说话？”
“我妈妈给我读的东西，就是那样。”
“那就是你妈脑子有问题。”小女孩纠正道。
“哼，不管怎么说。我妈才不像你妈那么懒散邋遢。”弗朗茜能想到的反驳之语，也就这些了。
这种话女孩听过很多次，早已熟知如何还嘴。“哼，我宁愿要个懒散邋遢的妈，也不想要个疯子妈。我宁愿没爸，也不要一个酒鬼爸。”
“邋遢鬼！邋遢鬼！邋遢鬼！”弗朗茜激动地大叫大嚷。
“疯子，疯子，疯子。”小女孩也连声叫唤。
“邋遢鬼！脏兮兮的邋遢鬼！”弗朗茜无力地边哭边叫。
小女孩蹦蹦跳跳地走了，大鬈发在阳光下晃动不已。同时，她还清亮高亢地唱着：“棍子和石头会打断我的骨头，但言语永远别想伤到我。等我死了，你会为所有谩骂痛哭流涕。”
弗朗茜的确哭了，但不是为出口的谩骂而哭，而是因为孤单而哭。没人愿意跟她玩，野一点儿的孩子觉得她太安静，乖一些的孩子又似乎都躲着她。弗朗茜隐隐觉得这并非都是自己的错，仿佛跟茜茜姨妈常来家里有关，也跟茜茜的穿着打扮以及附近男士见她经过时的反应有关。爸爸有时在路上横着走，一副站都站不稳的模样，估计也有些影响。附近的女士常常问她爸爸、妈妈和茜茜的事，应该也与此事有关。那些看似脱口而出的哄诱问题，并未骗过弗朗茜。毕竟，妈妈已经告诫过她：“别被邻居捉弄了。”
于是，在温暖的夏日里，这个孤单的孩子坐在门廊上，装出一副对那些在人行道上玩耍的孩子不屑一顾的样子。弗朗茜跟想象中的玩伴玩耍，假装他们比真小孩更好。但那些孩子手拉着手，围成一圈，唱起无比悲伤的歌时，她的心也会跟着旋律跳动。
瓦尔特，瓦尔特·怀尔德弗劳尔，
生得多高呀。
我们这些年轻小姐，
当然都有逝去的一天。
除了莉齐·魏纳，
她可是最美的那朵花。
躲起来，躲起来，害羞地躲起来，
但转身欲走前，
情郎是谁先说出来。
歌声戛然而止，直到被选中的那个女孩被哄得低声说出一个男孩的名字。弗朗茜想，如果她们叫自己一起玩，她会说出谁的名字。她要是说约翰尼·诺兰，会被众人嘲笑吗？
莉齐轻声说出一个名字后，小女孩们高声起了会儿哄，便又手拉着手，一边绕圈走，一边欢快地公布男孩的名字。
埃尔米·巴赫迈尔，
可是个好小伙。
他已手拿帽子，
走到门口。
姑娘一身绸衣
下了楼。
明天，明天，
婚礼就在明天。
女孩们停下脚步，快活地拍起手。然后，因为缺乏刺激，大家的情绪有了变化。虽然众人依旧在绕圈走，但速度慢了，一个个的脑袋也低了下来。
妈妈，妈妈，我病了，
派人去请医生吧。
快，快，一定要快！
医生，医生，我要死了吗？
是啊，亲爱的。
不久以后，
会有多少辆马车为我送葬？
足够装下你，
和你的家人。
其他街区会唱不同的歌，但游戏基本一样。没人知道那些词从何而来。游戏规则在女孩们中间流传，这个游戏也成了布鲁克林最流行的游戏。
也有别的游戏。有两个小女孩一起坐在台阶上就能玩的“抛接子游戏”。这个游戏弗朗茜能自己跟自己玩——自己先抛，然后假装对手再抛。她还会跟想象中的对手说话：“我抓到三，你抓到二。”
“跳房子”游戏由男孩发起，却由女孩终结。几个男孩会在电车轨道上放一个锡罐，然后坐在路缘上，眼神专业地看着电车车轮将罐子碾平。然后，他们会捡起锡罐，将其对折，重新放回到电车轨道上。等它再次被压平，便又折，又压。很快，锡罐就成了个扁平沉重的锡块。在人行道上画下编好数字的方格，游戏便轮到女孩们玩了。女孩需要单脚从一个方格跳到另一个方格。用最少步数跳完所有格子的人，胜出！
弗朗茜也玩“跳房子”。她把锡罐放在轨道上，也用专业的眼神，看着电车从上面碾过。听到那“咔嚓咔嚓”的声响，她会欣喜又害怕地浑身战栗。电车司机要是知道她这般利用他的电车，会不会生气？弗朗茜自己画格子，却只会写“一”和“七”。她也会跳完所有格子，并热切地希望有人跟她一起玩。弗朗茜无比笃定，她肯定能以最少步数胜出，其他任何小女孩都比不了。
有时，街上有音乐。这种时候，哪怕没有同伴，弗朗茜也很开心。有个三人乐队每周来一次。他们衣着普通，但戴的帽子滑稽，就像电车司机的帽子，只不过帽顶是塌下去的。每次听到孩子们喊“比特尔巴伯团来啦”，弗朗茜都会跑到街上，有时还会拽着尼利一起。
乐队由一个小提琴手、一个鼓手和一个短号手组成。三个男人演奏维也纳老歌，弹得尽管不好，但声音够大。小女孩们拉着同伴，在温暖的夏日人行道上，一圈又一圈地跳华尔兹。总有两个男孩怪模怪样地共舞，一边模仿女孩，一边粗鲁地撞到女孩们身上。要是有女孩生气，这两个家伙就十分夸张地鞠躬，油嘴滑舌地道歉。而且鞠那一躬时，他们的屁股还铁定会撞到另一对跳舞的女孩。
有些胆大的孩子并不跳舞，而是站在短号手身边，抱着一根大大的、还滴着水的腌黄瓜，吧唧吧唧地大声啜食。这让口水流进短号的号手大为光火。要是气得很了，他会用德语叽里呱啦地大骂一通，最后一句听起来很像“该死的犹太人”。布鲁克林的大多数德国人，都习惯管惹怒他们的人叫“犹太人”。弗朗茜真希望她也能跟那些孩子一样。
乐队的收钱方式让弗朗茜很着迷。奏完两首后，小提琴手和短号手继续演奏，鼓手则端着帽子绕场一周，毫不客气地接受众人丢来的铜币。在街上讨过一圈后，他就站到路缘上，冲一扇扇窗户望去。女人们会用一小片报纸裹两枚铜币扔下来。报纸必不可少。任何散落的铜币，都会被男孩们当作公平竞争的对象。他们一哄而上，捡了就跑，任由愤怒的乐手们沿街追赶。出于某种原因，包好的铜币他们不仅不抢，有时还会帮忙捡起来，递给乐手们。像是有约在先，让他们心照不宣地决定了铜币的归属。
乐手们要是讨够了钱，就会再弹一曲。如果讨得太少，他们就继续走，希望换个能赚得更多的地儿。弗朗茜常常拽上尼利，跟着几个乐手走过一站又一站、一条街又一条街，直到天黑乐手也只得散场为止。除了弗朗茜，还有很多小孩如中了魔笛的魔法般，跟着乐队跑。很多小女孩会拉着躺在自制婴儿车或破童车里的小弟弟、小妹妹一起追。音乐仿佛给他们下了魔咒，让他们忘记回家，忘记吃饭。小宝宝们哇哇大哭，尿湿裤子，然后睡着，醒来后继续哭，又尿湿裤子，又睡着。而《美丽的蓝色多瑙河》则演奏了一遍又一遍。
弗朗茜觉得，乐手们的日子肯定不错。于是，她做了不少计划。等尼利再大些，就能去街上演奏手风琴（他管它叫“霍霍琴”），她则可以拍铃鼓
。然后，人们会冲他们丢铜币。富起来后，妈妈便再也不用干活了。
虽然追随乐队，弗朗茜还是更喜欢街头手风琴师。有个男人偶尔会拖来一架小风琴。风琴顶上坐着一只猴子。猴子穿一件有金色穗带的红上衣，戴一顶红色筒状女帽，帽带系在下巴上。红裤子上刚好有个洞，让它的尾巴能露出来。弗朗茜非常喜欢那只猴子，愿意把自己珍贵的一美分（这钱本是用来买糖的）给它，就为看它轻触帽子，冲她行礼的模样。如果妈妈在，她也会拿个本该放入锡制储钱罐的一分铜币，交给手风琴师，并严厉地嘱咐他不能虐待猴子。要是被她发现他干了坏事，她就会举报他。那意大利人根本听不懂她到底说了什么，但总会给出同样的回答。他脱下帽子，膝盖微弯，谦卑地一边行礼，一边热情嚷嚷：“好的，好的。”
大乐器就是不一样。每次奏响，都如宗教节日来临一般。拉琴的男人一头乌黑鬈发，牙齿洁白。他穿绿棉绒裤和褐色灯芯绒上衣，口袋上挂一条红色扎染印花大手帕，一只耳朵上还有个圆圆的耳环。帮他把手风琴拉出来的那个女人，穿红色半身大摆裙和黄色上装，戴一对大大的圆耳环。
音乐叮叮当当地响起，是《卡门》或《吟游诗人》里的一支曲子。女人摇起一个脏兮兮的、饰有缎带的铃鼓，和着音乐的节拍，不时用胳膊肘懒洋洋地敲一下鼓面。一曲终了，她突然转了个圈，露出壮实的腿。那双腿裹在脏兮兮的白色棉质长筒袜里。那一瞬间，还能瞥见她花里胡哨的衬裙。
弗朗茜从未注意到女人的肮脏和懒散，只听到音乐，看到一闪而过的色彩，感受到一个如画之人的魅力。凯蒂警告过她，绝不能跟着那架大乐器跑。凯蒂说，那些精心打扮、拉手风琴的家伙都是西西里人。全世界都知道，西西里人全是黑手党。而黑手党团伙总是绑架小孩，拿他们换赎金。他们会绑走小孩，然后留张纸条，说带一百美元到墓地。纸条上还会印个黑手印。对于那些拉手风琴的家伙，妈妈就是这么说的。
风琴手走后好多天，弗朗茜还在扮风琴手扮得不亦乐乎。她哼着记得的威尔第的曲子，把一个旧馅饼盘当铃鼓，时不时拿手肘撞一下。游戏最后，她还会把手按到纸上画个轮廓，然后用黑蜡笔涂满色。
有时，弗朗茜犹豫不决，不知长大后是加入乐队好，还是当女风琴师好。她和尼利若能有一架小乐器和一只可爱的猴子，应该也不错。如此一来，他们就能不花一分钱，整天跟猴子玩，还能到处演奏，看着它触帽行礼。人们会给他们很多铜币，猴子跟他们一起吃饭，或许夜里还能睡在她的床上。这工作真不错呀。可弗朗茜跟妈妈说了心中打算后，凯蒂却一盆冷水泼下来，告诉她别傻了。猴子身上有虱子，凯蒂绝不会让猴子跳上家里任何一张干净的床。
弗朗茜漫不经心地想，不然就做铃鼓手吧。但那样的话，她就得当西西里人去绑架小孩。她可不想干那种事。不过，画黑手掌倒是很有趣。
音乐从未停歇。那些远去的夏日时光里，布鲁克林的大街上总有人唱歌跳舞，日子也总是那般快活。然而，那些夏日也并非没有忧伤萦绕。身子瘦瘦小小的孩子们，脸上仍留着婴儿的稚气。他们一边数着数玩“环场游戏”，一边唱忧伤单调的歌。他们才四五岁，却已早熟到要自己照顾自己，真令人忧伤。乐队那首《蓝色多瑙河》演奏得并不好，但也同样忧伤。猴子亮红色的帽子下，也有一双忧伤的眼睛。风琴手欢快高亢的乐音，也透出一股忧伤的旋律。
就连走到后院的吟游诗人，唱的也是忧伤的歌：
要是我有办法，
你就永不会老。
他们是忍饥挨饿的流浪汉，并没有创作歌曲的天赋。他们有的，无非是手拿帽子、站到后院大声歌唱的胆量。遗憾的是，这身胆量并不能让他们有所寸进。跟布鲁克林的所有人一样，长日将尽时，他们也会迷失。哪怕此时的太阳依旧明亮，但稀薄的阳光照在身上，也不会带来任何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