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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神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称天宇和感觉的制造者为“ demiourgos [13] ,而在《蒂迈欧篇》中,他又极为明确、频繁地将“ demiourgos ”等同于最高的“ Nous (理性)”或“神” [14] ,由此有了众所周知的“匠神(Demiurge [15] )”。按照蒂迈欧,作为宇宙生成主因的匠神是全善的,并且有意愿模仿永恒模型制造一个尽善尽美的宇宙。这是《蒂迈欧篇》目的论宇宙论的核心要义。那么,匠神是何种理性或祂是谁,从而使祂的意愿能够实现宇宙的善?祂不仅是具有使宇宙尽可能美好的意愿的制造者,而且他是理性的运作者,从而具有理性智能。作为理性智能,匠神对于宇宙模型之为恒在(Being)有知识性、真理性的把握,并且知道在生成变在(Becoming)的世界中将模型现实化的最好方式;作为理性智能,他又有理性意愿,从而愿意制造这样一个世界。对于柏拉图来说,理性的东西本身就具有向善的意愿,理性与意愿是一个原则,所以,作为理性的匠神也能推动世界。

显然,匠神对于我们理解世界如何生成是本质性的,但是,《蒂迈欧篇》解释史上一直有两种试图消解匠神之为超越的神圣造世者的地位的倾向。一种倾向是把匠神等同于宇宙灵魂,或者全部等同, 或者部分等同。 柏拉图强调灵魂同时是有序运动和认识的源泉,这和匠神之为理性智能在功能上有相当的重合,所以这种解释的好处是,它阐明了匠神如何控制世界:他是内在于世界的,是世界的一部分;也避免了重复设置匠神与宇宙灵魂作为理性原则同时控制宇宙运动。但它的问题在于,蒂迈欧明确表示匠神与宇宙灵魂分属不同的存在论范畴,匠神是无生无死的恒在者,宇宙灵魂是有生无死的变在者,因此两者不可能被同化。

另一种倾向是把匠神等同于宇宙之理念,亦即现实宇宙所模仿的永恒模型。理由是,蒂迈欧为其宇宙论设定了三种因素:生成、生成的处所和生成所模仿的理念,并且把后者喻为“父亲”(50c),而在《蒂迈欧篇》的序言里,匠神已经被称为“父亲”(28c);所以,似乎应该把理念作为宇宙的制造者来设想。但是,反对者认为,这两者出现的语境完全不同,在前者中,那三种东西是匠神完成其造世工作所必需的要素,而后者是列举作为宇宙论两大原理的理性与必然性,三种要素与两大原理,彼此独立,在宇宙论中扮演不同角色。

更为重要的是,把匠神还原为理念的做法与对匠神造世的“隐喻解释”是一致的。匠神与理念的同一蕴含着宇宙也是永恒的,无生无死,因为那三种要素始终存在,而理念就是匠神,所以理念就始终在创造着世界,宇宙的生成也就是一个永恒进行、无始亦无终的变化过程。对于这一永恒的生成,所需要的“原因”就不是一个在某一时刻开始这一过程、在另一时刻又结束这一过程的原因,而是一个能够维持这一过程并使它永远继续下去的原因。对于这样的“原因”,“父亲”或“工匠”的形象显然都不恰当,因此所谓“造世”只是个隐喻,“造世”的主体“匠神”也只能是个隐喻。

但是,这种将匠神与理念同化的解读根本上削弱了我们前面所述柏拉图目的论宇宙论所使用的因果模型——技艺。在被柏拉图一贯视为典范的生产制造性技艺中,工匠在工作时首先观看一个形式模型,然后选择他的原料,并以最好可能的方式用它们仿造出产品,于是乎,原本不存在的东西生成了。显然,工匠是不同于他所观看的理念的另一个解释要素:工匠不是产品的理念。他不仅是目的因,也是动力因,而理念只是形式因,相互不可还原。另外,形式模型也不足以解释工匠制造其产品的具体方式,因为他对于形式模型如何最好地被植入原料,需要基于原料的性质等其他信息做大范围的创造性选择,而这类决定恰恰是实践推理的结果,使用了超出形式模型所传递的信息。既然只有匠神才能做这类实践推理,那么他的活动就不能基于理念得到彻底的解释,从而不可能被同化为理念。

鉴于“匠神(Demiurge)”对于西方思想史的笼罩性意义,我们有必要比较一下他与希腊传统神话和宗教中的诸神和基督教的“上帝”的区别。

蒂迈欧从一开始就强调神是善的,不嫉妒,不吝啬。无论是不是柏拉图最先将“匠神”的形象引入了哲学 [16] ,至少它与当时流行的诸神形象截然不同是显而易见的。克塞诺芬、智者和苏格拉底等人对传统宗教“神人同形同性论(anthropomorphism)”的批判的积极后果在于,对于神必须是什么逐渐有了一个确定的前提:不具有人的形象,无生无灭,完满自足。这个前提对于柏拉图同样适用。在他看来,宇宙和人类的“制造者”绝不可能如诗人们所说的奥林匹亚诸神那样因为嫉妒而惩罚对人类行善的普罗米修斯,因为诸神不愿意人类像他们那样完满幸福,人也不会因为怀有对有死的人类来说太高的欲望而招致复仇女神的报复。不仅如此,这一崭新的有关神的概念最终与柏拉图的宇宙论甚至伦理学的核心观念融合到了一起:人的理性是神圣的,他的使命就是通过在其本性中再造宇宙中所显露的美与和谐而变得像神一般(godlike), 而宇宙本身也是一个神,一个身体中有灵魂、灵魂中有理性的生物。“匠神”的全善性乃是宇宙神圣性和人类道德生活的基础。因此,匠神不再是膜拜的对象,而只是模仿的对象。

长久以来,人们惯于用犹太-基督宗教里的上帝观念来看待柏拉图的匠神。例如泰勒指出,在这里,蒂迈欧想到的是希腊人的普通看法,即“神祇/the divine/ to theion ”在馈赠好东西时是吝啬的,然后又说:“因此,正因为God是善的,祂并不将祂的福佑自私地保留给祂自己。祂试图让另一个东西尽量像祂自己那么善。它‘满溢’善与爱的本性。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个世界、为什么有那么多缺点但它仍是‘非常好的’。” 康福德则认为泰勒以大写的“God”来暗示柏拉图是一神论者,这毫无道理:“无论《蒂迈欧篇》还是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说,Demiurge应该是一个崇拜的对象:祂不是宗教性的有位格的形象。因此,必不能将祂等同于《圣经》的God/上帝,那个从虚无中创造了世界并且还是至上的崇拜对象的上帝。另外,在基督教产生前数个世纪的希腊思想中,没有丝毫的证据表明有所谓‘满溢着的爱’或任何种类的爱推动一个神去创造一个世界。将基督教奠基者的最根本的启示归于一个异教多神论者,无论对于柏拉图还是基督教都是不公平的。” 康福德让我们注意柏拉图的“匠神”与基督教的“上帝”之间的距离是正确的,但祂因此消解柏拉图的匠神,将祂等同于宇宙灵魂,从而为其“隐喻解释”提供佐证,却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此外,与基督教的上帝不同,柏拉图的神虽然是全善的,但他并不是全能的,因为祂不能做物理上或逻辑上不可能的事情,反之,祂和一般的工匠毫无两样。《蒂迈欧篇》反复强调匠神造世时所面临的双重限制,一方面,祂必须看着宇宙模型来仿造,理念体系作为可理知的恒在决定了祂的工作必须是理性的,也决定了祂的作品的最终样态,祂不能为所欲为;另一方面,祂所操作其上的原料不是祂所能创造的,而且,这原料的内在固有的性质为祂完善其作品设置了一种限制。当然,尽管这原料被描述为一种无序的混沌( chaos ),但祂不必对之负责,祂只需尽可能地导入理性的秩序,使之“尽可能善尽可能美”就可以了。匠神并非唯一的、绝对的控制者还表现在,宇宙的生成除了理性作为主因外,还有“必然性( ananke )”作为“辅因( synaitia )”。“必然性”是无规律、无秩序的,无关乎理性目的的设计筹划,但也不是由机械自然律完全决定了的,它能够向理性的劝导开放。可见,匠神之“造世”既非任意的——祂必须以理念作为原型,亦非全能的——“必然性”与“混沌”至少代表着两种与之相对抗的因素,从而祂所设计制造的世界只是一个“尽可能善尽可能美”的世界。可是,人们并不总是很在乎柏拉图本人的意思,而赋予“匠神(Demiurge)”以犹太-基督教神学中全能的“造世主”上帝的地位。无疑,将匠神与理念相同一,将“必然性”与“混沌”作为神话加以消解,就是这种“全能”的“造世主”概念在柏拉图宇宙论解释中的两个致命后果。简言之,是“仿造”还是“创造( creation ex nihilo )”是柏拉图的匠神与基督教的上帝(God)之间的根本差异。

最后,值得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做个比较。对于柏拉图来说,秩序是强加给宇宙的,而非其内在固有的,这个强加者就是匠神,自然秩序是神工的产物;因此柏拉图是有神论或外在的有神目的论 ,所以根本上是一种“不自然的目的论”。 作为柏拉图晚年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异常重视《蒂迈欧篇》,甚至可能就是所谓的“字面解释”的始作俑者,他相信对话中所描述的匠神造世过程不是神话、不是隐喻,但他强烈反对老师的世界有一个开端、匠神在某个时刻为世界带来秩序的主张。按照他自己的主张,宇宙一直存在,无始无终,无生无死;尽管他也把宇宙视为一种有单一目标指向的秩序,其中包含了那些容许目的论解释的有机体,但他没有追问为什么会这样,也拒绝柏拉图式的推论,他似乎把这一切看作是一个不可进一步解释的终极事实。所以,他的目的论是真正内在的“自然的目的论”,肯定目的因内在于自然事物自身之中,导致它们如此这般的是它们自己内在的自然本性。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作为自然秩序的内在的目的因,就仿佛是给自己治病的医生,属于技艺活动范畴,但其中的因和果是同一的,自然秩序的原因就是自然本身。如果是这样,那么匠神就是多余的,至少没有理由和必要去假设这么一位超自然的神祇及其造世活动。

然而,不容易理解的是,内在的自然目的论并没有导致亚里士多德走向其老师所痛恨的无神论。他的有神论的理由是:对运动的解释要求我们承认一个第一推动者。这个第一推动者自身不能被别的东西推动(因为这会把我们引向无穷倒退),但必定引起所有其他被推动的东西运动。既然这个第一推动者不需要任何进一步的东西来将其引起运动的能力变成现实,那么它永远处于现实中;既然潜能属于质料,现实属于形式,那么这个神圣的第一推动者也是纯粹形式,因此是最完满的实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神圣实体之为第一因的角色并不蕴含柏拉图关于设计的主张的真理性;柏拉图相信造世应从匠神的全善获得预期,但亚里士多德却认为造世与神的完满性不可相容,因为神是完全幸福的,从而是不被打扰的、自足的和不被推动的。

《蒂迈欧篇》仁慈的匠神造世的观念在古代晚期引发了对两个相关的神学问题的大量讨论。首先,是神恩(divine providence)的问题:如果神尽可能地创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并继续关心那个世界,那究竟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如何把世界的本质理解为神恩的产物?我们如何相关于神恩来理解自己的行为、目标和命运?其次,还有恶的问题:如果神是全善的,为什么人类会做坏事,而世界上有恶的存在? ROR0tTq0N5dj4fT57W5fzPg3I/Is4EWA5GCaKIN9yPAW+VJfJxmNgMsxPitLMt9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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