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论

在《斐多篇》中，柏拉图批评前苏格拉底自然哲学家们普遍混淆了自然现象发生的真正“原因”和“原因所附带的必要条件”，肯定“ nous （理性）”才是整秩万物的“原因”。现在，在《蒂迈欧篇》中，柏拉图以“主因（ aitia ）”和“辅因（ sunaitia ）”的方式明确区分这两者，并称前者是“理性（ nous ）”，后者为“必然性（ ananche ）”，理性通过“说服”必然性将秩序带入前宇宙的混沌。

蒂迈欧指出，在理性这一边，就是宇宙生成的主因——匠神和他赖以造世的宇宙模型（亦即宇宙之理念）；匠神是善的，不嫉妒，从而有让他的造物尽善尽美、尽可能像他自己的良好意愿，所以他依照同样永恒、完美的理念模型，使宇宙成为一个唯一、有生无死、完满无缺、自足美好的智能生物。于是，当我们试图解释宇宙生成的方式时，需要把握这个善良的制造者使它尽可能美好之方式，而事物要参考一种目的而被解释的观念就是“目的论”。《蒂迈欧篇》的宇宙论是目的论的，因为它试图解释宇宙如何为了一个目的而被匠神所建构从而使它尽可能美好。而作为辅因的必然性，指的是理性得以运作的物质条件，包括自然哲学所公认的元素之间“相似者相吸（like to like）”的机械运动原理和某些东西跟随另外某些东西自发生成的方式，与“自发性”“偶然性”“巧合”“运气”等相关联，而与“目的”或设计对立。例如火必然好动，因为它由精微的三角锥微粒组成，土必然稳定，因为它由粗大的正方体微粒组成，因为同样的构造上的原因，火、气、水可以相互转化，而土则不能。物质属性的这类必然的“因果”结合是赤裸裸的自然自发的事实，匠神也不能干预，但是各种物理事件的各自独立的因果相继却能够通过理性的作用为了总体的善而和谐共生；所谓匠神“说服”必然性，就是理性协调必然性从而辅助其达到目的。例如他能制造覆盖较少肌肉的人头，以便最大化我们的敏感性，而敏感性又有利于理性灵魂的旋转，增进个人的美好生活。当必然性以这种方式运作以促进善时，我们就可以称之为“辅因”，因为它对“主因”理性或匠神的目的论活动有贡献。但是，匠神并不能改变必然性自身运作的方式，必然性构成一种不能被还原为目的论的独特的因果原理；宇宙作为一个整体，是理性说服必然性最大限度地为至善而运作，但仅是最大限度，始终有未被说服的必然性的因素不为善而运作。所以，作为辅因，必然性又对理性的运作构成限制甚至抵制，使得匠神达不到他所能预想却永不可及的完满性。因此，匠神是全善的，但不是全能的，这个世界也不是绝对完善的，而只是最好可能的世界。

然而，很久以来，目的论的使用是柏拉图哲学备受诟病之所在，《蒂迈欧篇》也曾被描述为“目的论者的宣言”而臭名昭著；科学史的标准观点是，只有在笛卡儿和伽桑迪等17世纪思想家复兴古代原子论者的观点之后，科学才摆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的约束，从那时起，科学依靠一种目的论毫无位置的机械论的世界概念而迅速发展。

有两个问题待解，一个是，为什么柏拉图会觉得他需要这种目的论呢？另一个是，柏拉图何以能够获得这种目的论呢？

对于前一个问题，有多个答案。首先是，柏拉图要以目的论的宇宙论或自然哲学为伦理学和政治哲学奠基。作为柏拉图早期最重要的伦理学对话的《高尔吉亚篇》，同时也是最早将道德概念置于宇宙论语境之中的文本，它所要针对的是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 Nomos （习俗律法）- Phusis （自然）之辩”中作为 Nomos 的反对者和 Phusis 的维护者的卡利克勒斯的那种基于“自然主义”的非道德主义主张。对话中的苏格拉底没有挑战卡利克勒斯从“to be（人的自然本性、自然状态、人性事实）”引申出“ought to be（应当如何行动）”，而是反击了他的自然秩序观念，他说：“卡利克勒斯啊，有智慧的人说，无论天、地、神、人，都由团结、友爱、秩序、节制和正义而共在；这也就是他们称此世界整体（ to holon ）为‘秩序/宇宙（ kosmon ）’而非无序（ akosmian ）或涣散（ akolasian ）的原因。”（507e7-508a5）自然宇宙（ kosmos ）是一个有序的整体，这表明正义和比例的均等（ isotes ）比不义和贪婪（ pleonexia ）更为强大、更美好；所以人们应该践行正义而非行不义。柏拉图认为，卡利克勒斯式的“自然主义者”其实没有看透自然秩序本身真正的运作方式，否则他就会相信“自然（ Phusis ）”支持苏格拉底所倡导的道德生活。毋庸置疑，将伦理学置于宇宙论的背景中，或者为诸美德提供一个目的论的宇宙论的基础，表明规范性和人类道德生活如何扎根于自然的运作之中，乃是柏拉图哲学生涯之初即面临的不可回避的使命。但是，这一课题被柏拉图在《斐多篇》（96a-99d）中有意地“耽搁”了。

按照苏格拉底在其中的自述，他曾对自然哲学家们所探索的问题颇有兴趣，但对自然哲学家们的回答大失所望。他认为自然哲学家们对 Nous （理性）作为一种原因关注得太少，也没有尝试通过表明如此这般对于事物是最好的来解释事物的如此这般。因此，他们没有也无能为人类行动者的理智的、有目的取向的行为提供一种可行的解释。反之，如果我们把 Nous 视为一种原因，那么我们将通过表明 Nous 如何为事物设计其最好的结果来解释事物，同样，如果我们把人类行为解释为以最好的结果为目标，那么我们也必须试图把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以及其中的不同事件与过程解释为以至善为目标的 Nous 的产物。此时此刻的苏格拉底待在监狱里的真实理由在于，雅典人认为处死苏格拉底是最好的，而苏格拉底认为服从判决、待在监狱里是最好的。这意味着，对于苏格拉底的道德行为应该有一种不同于自然哲学家的宇宙论解释，一种更具解释力、更具普遍有效性的自然哲学。

接着，《理想国》面临新的问题。它关于正义及其好处的引介本身可能还不足以让我们相信有美德的公民和城邦能够赢得战争。换言之，在面对外在的挑战和威胁时，被理解为灵魂或城邦的正当秩序的正义又该如何维护其自身？正义乃是在个人灵魂和个体城邦内部建立和谐秩序的最好策略，但这也意味着正义乃是与其他并不正义的城邦和个人打交道的最好的甚或可行的策略吗？修息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已经从相反的方向表明，人性妨碍美德在战争中扮演任何重要角色。战争表明人性趋向于自利而非正义与美善，且获益更为丰厚。因此，除非正义也被表明是一种能够战胜不义力量的力量，否则在这个世界上获得和保有正义只是一种良好愿望而已。因此，《理想国》留下的最深层的课题是：苏格拉底所推荐的正义的生活是否深植于自然之中而具有充足的力量不为战争所颠覆？

于是，到了《蒂迈欧篇》，尽管并非每个人都能够在把握可见宇宙之上的理念的意义上占有哲学，但是他们能够通过研究可见宇宙本身，获得对于自然秩序本身的初步把握。换言之，通过研究宇宙，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幸福，不必认识理念或依赖于某个认识理念的人；另一方面，更直接地，着眼于伦理观点而被造的人之自然本性（human nature）具有来自宇宙自然（Nature）的内在稳定的向善的和获得幸福的要素与机制。他将用他的宇宙论话语证明，宇宙为人类的伦理提供了最宏大的模型，为人类的行为提供了最深远的意义；因为两者的关系既是一种作为“模型”的宇宙或自然的运作与作为“模仿者”的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又是一种作为“整体”的宇宙或自然（Nature）与作为其“部分”的人类本然状态或人性（human nature）之间的关系，“伦理学的宇宙论基础”正是这两种关系的内在要求和具体展现。

其次，有学者 认为，柏拉图从目的论的自然解释中获得了一个重要的决策-抉择标准。每当有多种可能性的地方，匠神就会选择最好的。匠神面临他应该选择哪些三角形作为几何原子论的基本元素的问题。有很多三角形可供选择。匠神在选出两种最好的三角形类型的基础上，他能够做出理性选择。如果我们肯定匠神在任何时候都做出了最好的选择，那么我们就能够对匠神必须选择什么给出解释。这被认为开启了科学哲学中的一个重要传统。在现代科学哲学中，有一个被称为“不完全确定性（underdetermination）”的问题，它描述了这样一种情况，即数据（无论多么好）不足以让我们确定采用哪种理论来解释它们，并且必须采用非经验标准。总是有可能为一组数据生成多种理论，所有这些理论都将解释该数据。我们如何在这些经验上都是充分的理论中做出理性的选择？柏拉图提出了一种涉及目的论的解决方案，但它与现代实在论者试图通过应用美、简单性和统一性等标准来解决不完全确定性问题的尝试包含某些重要的亲和性。如果匠神根据美、简单性和统一性的原则建构宇宙，并使用数学和几何学来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应用相同的原则来理解宇宙。这对于理解《蒂迈欧篇》中柏拉图如何着手解决天文学和宇宙论中的某些问题非常重要，尤其是那些他主张从无限的可能性领域寻求单一解决方案的问题。

此外，柏拉图用目的论来解决一个认识论问题。在《泰阿泰德篇》苏格拉底述梦的段落中，他认为复合体可以被分析成它们的部分，因此我们可以对它们进行说明。然而，非复合的东西不能被给予同样的分析或解释，按照这种知识概念上，非复合的东西是不可知的。柏拉图使用他最喜欢的一个类比，认为我们能对音节有一个说明（根据构成它们的字母），但没有关于字母的说明。这里自然哲学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对物理世界的终极部分能够具有何种解释。我们无法解释它们或根据进一步的物理部分来分析它们。对此，在《蒂迈欧篇》中，我们得到了一种几何原子论，也是用字母和音节来表达的。在土、水、气和火的微粒被分析为平面，然后分析为元素三角形之后，我们对元素三角形的性质有了进一步的目的论解释。这并不是说转向目的论是对苏格拉底在《泰阿泰德篇》述梦段落提出的所有哲学问题的一般回答。然而，重要的是，蒂迈欧确实在他的自然哲学中对非复合物体进行了目的论解释。

最后，柏拉图的目的论还有宇宙论的理由。宇宙论的核心问题是，世界为什么展现出如此多的秩序。只有一个封闭的有序世界的观念在宇宙论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在早期希腊思想中甚至几乎不存在。在他之前的恩培多克勒和原子论者用多种偶然事件的结果来解释复杂的宇宙和生物。例如留基波和德谟克利特会说，存在无限的虚空，其中有无限数量的各种形状和大小的原子，当它们偶然形成一个漩涡时，宇宙的形成过程就开始了；通过一种“相似者相吸（like to like）”的分类原则产生天地；而且有许多这样的世界生成，彼此不同，我们的世界只是其中之一；它不是以任何方式被设计出来的，而是全然随机产生的（by chance），但由于它是无数偶然世界中的一个，这就成为貌似合理的了。对于恩培多克勒来说，我们现在熟悉的生物种类是它们各部分偶然相遇的结果。他以一种有点噩梦般的方式设想了人体的各部分四处游荡并偶然结合在一起；各部分的许多偶然相遇产生了无法生存或无法繁殖并迅速灭绝的生物；最终，能够繁殖的生物纯粹是偶然出现的。因此，生物也可以被视为多重意外的结果。

柏拉图明确否认元素的偶然相聚能够产生宇宙，在匠神的任何整秩排序不存在而相似者相吸的原则存在的情况下，只会将元素分类为土、水、气和火的各自区域而非一个整全宇宙的出现，《蒂迈欧篇》通过对前宇宙的接受器中的原初物质的运动的描述（53a）就是对原子论的不点名的批判；相反，有且只有一个宇宙，是被设计出来的；我们可以用目的论来解释这个宇宙的各种复杂特征及其包含的恒定的物种。而且，柏拉图没有像留基波和德谟克利特所相信的那样，有无限数量的各种形状和大小的原子作为物理世界的基本组成部分，而是选择了两种几何上明确界定的元素三角形，它们作为对于其目的来说是最好的而由匠神特别选择的。同样，针对恩培多克勒需要身体的各个部位四处游荡并意外地相互结合来解释他的动物起源论，柏拉图却认为是诸神不想让头部在地面上打滚而没有能力爬过各种高地和低谷，就赋予它身体作为载体和运输工具（44c）；这意味着，如果头部以及许多其他身体部位会像恩培多克勒所设想的那样陷入沟沟坎坎之中，那么这种解释就没什么意义或不那么可信了。

当然，如何设身处地地对比柏拉图的“封闭世界”观和“目的论”与恩培多克勒、留基波和德谟克利特的“无限宇宙”观和“机械论”的优劣，是个极具争议的话题。格里高利提供了一种更同情柏拉图的看法。他认为我们不应该因为恩培多克勒和原子论的解释与现代物质和力学解释有亲和性，就高估其理论的合理性；实际上，他们缺乏使现代理论能够被接受的许多工具和发现。首先，对于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人来说，宇宙或生物只由机遇就能产生的观念似乎根本不可信；再加上柏拉图的批评，相似者相吸的原则本身不能产生必要的秩序，物体各部分本身将是不动的，那么这些理论看起来就更不可能了。反之，柏拉图的目的论纲领尽管尚未经过任何测试，但柏拉图能够用它对物理现象进行全面的解释，该解释至少与它的竞争对手一样合理。规则的圆周运动的组合理论产生了比以前更好的太阳、月亮和行星运动模型，并且可以说产生了古代最重要和最先进的研究课题之一，因此在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语境中，柏拉图的目的论方法是一种可行的方案。 其次，在动物起源论领域，虽然“多重偶然观”以进化论的形式后来获胜了，但是，这要到19世纪和20世纪随着达尔文理论的提出和DNA的发现才发生，在此之前，每当新现象被发现而机械论进路难以解释时，各种类型的设计理论就蓬勃发展。 第三，更有争议的是，在现代原子论中，我们的思考基于少数数学上明确界定的终极粒子，而非无限多样的形状和大小；同样，我们相信这些粒子以各种特定的方式形成明确界定的结构，而非以一种偶然的方式聚集在一起；尽管我们不能把终极粒子视为经过设计的，但在某些方面，它们与柏拉图的原子论的共同点，多于与留基波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的共同点。格里高利认为，将17世纪视为只是在复兴原子论而排除柏拉图的几何原子论是错误的。虽然德谟克利特、留基波、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的原子论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激发了这种复兴，这对于反对统治了中世纪、作为基督教与亚里士多德思想之结合的经院主义是很重要的，但实际上17世纪的思想家们也觉得有必要治疗无神论的原子论，这不仅是宗教上的偏爱，也有柏拉图的馈赠。对于原子论的为什么原子应该具有特定的形状并以特定的方式结合的问题，柏拉图用目的论和匠神来解决，现在由基督教上帝来解决。 第四，在主张宇宙由粒子实满（ plenum ）组成的人和支持原子和虚空的人之间也存在相当大的争论。值得注意的是，诸如笛卡儿等支持实满、拒绝超距作用观念的人，在引力和磁力的尴尬情形中采用了与柏拉图类似的解决方案。柏拉图认为静电和磁力的吸引力不是由于任何超距作用，而是可以通过没有虚空、原子相互推挤并移动到它们自己的区域这一事实来解释（《蒂迈欧篇》80c），同样，笛卡儿在使用涡旋来解释引力效应时，也没有虚空，而是用螺旋形粒子在较小粒子之间移动来解释磁性。 最后，在宇宙起源学上，关于我们是否应该将我们的宇宙视为众多偶然宇宙中的一个，仍然存在着激烈的争论。现代问题与古代问题略有不同，因为它询问为什么某些基本常数的值（例如光速或引力常数的值）设置在允许行星和生命产生的极其严格的范围内。对此的一种回答继承古代原子论者观点，认为宇宙的数量是无限的，基本常数在其他宇宙中具有不同的值；我们的宇宙是无限阵列中的一个，这就是我们解释宇宙中基本常数的值（显然是偶然的）所需要的全部。另一种回答则衍生自柏拉图：只有一个宇宙，基本常数的值是这宇宙的设计的一部分。

现在，我们考虑另一个问题，即目的论作为一种全新的自然解释模式何以能够进入柏拉图及其宇宙论的？柏拉图自己的回答是：

显然，他们这样说，一切最伟大、最美好的事物都是自然和机遇（ phusin kai tuchen ）的产物，技艺（ technen ）仅仅是较不重要的。技艺从自然手中接管那些已经成型了的伟大原作，因此原型与模式也是较不重要的，而这就是我们全都称它们为技艺的产物的理由……让我说得再明白一点。火与水、土与气——他们这样说——全都由于自然和机遇而存在（ phusei panta einai kai tuche ），它们中无一归因于技艺；并且，那些随后到来的全然无灵魂的事物（ pantelos onton apsychon ）——地球、太阳、月亮和星星等——也是由于这两者而生成了。所有这些元素，每一个都借助于其各自的性好，随机地（ tuche ）漂流。当它们以某种适切的、方便的配置结合在一起——热与冷，干与湿，软与硬，等等——以这种方式并且就是这样，它们生成了全部天宇以及它们所包含的万物，而且，一旦一年四季由那同一些原因而产生，那么它们也生成了所有的动物与植物——不是由于理性（ ou dia noun ），他们这样说，不是由于任何神，也不是由于技艺（ oude dia tina theon oude dia technen ），而是，如我告诉你的，由于自然和机遇。（《法律篇》889a5-c6）

不难看出，柏拉图的整个哲学理论建构（包括宇宙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有关于“ techne （技艺）”的活动和观念的反思、消化和吸纳，这同时包括在他之前的和与他同时代的希腊人对技艺的理解。具体地说，目的论能够进入柏拉图的哲学体系，关键在于柏拉图自觉地且成功地将技艺哲学化了，这是其宇宙生成论能够以造世论的形式出现的根源。

在《申辩篇》《拉刻斯篇》《卡密德斯篇》《游叙弗伦篇》《理想国》第一卷、《伊翁篇》《小希匹阿斯篇》《普罗泰戈拉篇》和《高尔吉亚篇》这些所谓的柏拉图早期对话里，苏格拉底的确不厌其烦地谈论鞋匠、铁匠、厨师和医生等据说拥有一门技艺的“技师”，以此类比美德的实践者。柏拉图相信，美德这种知识相似于一种明晰的、可靠的、专门化的和权威性的知识，即技艺；他希望技艺所具有的一切属性同样能够为道德的知识所拥有：合理的程序，相当稀有，可靠。而如果美德变成技师的职权，那么可靠的、合理的程序就可以用来决定一种卓越的生活如何能够被达到。据此，既然美德和一般的技艺一样确然可教，那么人类生活也就会变得稳定和容易驾驭。

在其中期代表作《理想国》的存在论、认识论和政治学中，在后期对话《蒂迈欧篇》《政治家篇》《斐利布斯篇》的宇宙论中，我们也发现了技艺类比这一理论模型。柏拉图哲学的最重要的标志无疑是“ eidos （理念）”。柏拉图不仅把“理念”作为现象之逻辑-形而上学上的先验的“原因（ aitia ）”，而且将它们描述为“ paradeigmata （模型，原型，范型）”，其用意显然是为了强调它的设计性、结构性和建构性，“ eidos ”是一个设计的“ paradeigmata ”。按照这些“ paradeigmata ”，“制作”出许多具体的东西来，由这些东西“组合”“构造”而成的大千世界都是根据这些原始模型“制作”出来的。从“理念论”的这样一个基本思路里，我们已经能够看出，柏拉图实质上是以“ techne （技艺）”所蕴含的思维模式去取代“ phusis （自然、生长）”所蕴含的思维模式。应该看到，柏拉图的理念论与技艺的关系是双向的：一方面，柏拉图从理论的高度总结、消化和提升实践性、经验性的技艺，从而把技艺所蕴含的技术性的思维模式哲学化、理论化；另一方面，技艺赋予静观性、理论性的语词概念以能动的、实践的、目的论的意义，从而使“理念”同时包含抽象的理论性概念和具体的技术性概念，而正是这样一种“理念”的出现标志着哲学思想本身的深入和进步。

我们知道，早期希腊思想基本上以宇宙论为其理论旨趣，然而，到柏拉图的时代，似乎已经没有一个学派明确地坚守这个传统阵地，什么是探究宇宙论的适当程序也不甚明晰。“ techne （技艺）”的发展吸引了绝大多数人的绝大部分兴趣，毕达哥拉斯学派谋求音乐理论的发展，希波克拉底学派专注于医学的发展，智者们执着于修辞术的发展，这些古典时期的“显学”对于柏拉图的影响较之早期自然哲学无疑要深刻得多，更何况柏拉图早年热衷于政治活动。因此技艺对于柏拉图思想的形成具有早期自然哲学或宇宙论所无可比拟的积极意义，我们看到，从其哲学大厦的基石——“理念”，到其哲学大厦的顶峰——由“善的理念”统辖的形而上学，无不打着技艺的深刻烙印。但是，柏拉图并没有在形而上学里驻足，后期对话显示出他有一种强烈的欲望，要从这种由技艺形塑的形而上学出发重新审视他本人早年乐此不疲的政治-法律问题和他的前人孜孜以求的自然-宇宙问题。

在后期的宇宙论主要文本《蒂迈欧篇》《政治家篇》《斐利布斯篇》和《法律篇》里，我们看到，宇宙的生成基本上是以造世论的形式来叙述的，正是技艺而不是别的什么使得柏拉图的宇宙完全不同于其前人的宇宙。从总体上讲，如果说“宇宙之为活的机体（ a living organism ）”是前柏拉图的早期宇宙观的根本特征，那么“宇宙之为制造品（ an artefact ）”则是柏拉图宇宙观的根本特征，尽管也是活的；“制造品”必有“制造者”——在《蒂迈欧篇》里是被称为“ demiourgos ”的“神”或“ Nous ”；“制造品”又得有“模型”——在《蒂迈欧篇》里“生物的理念”就是“制造者”所依据的“ paradeigma ”；“制造品”还需要“原料”——在《蒂迈欧篇》里由是物非物的“空间”来表征的。这些意象让我们回想起木匠建造房屋、铁匠打制铁器、造船师建造船只等等所谓的“典型的”“ techne （技艺）”。现在，在柏拉图这里，“ kosmos ”回到了它的本源意义：一个由匠神的“技艺”而生成的安定的、增进美感的秩序——一个目的论的宇宙。因此，从“技艺类比”中生成的目的论不仅是柏拉图早期道德理论和中期形而上学的核心，也是其后期自然哲学-宇宙论的核心。 如果我们这里的理解不假，那么，尽管《蒂迈欧篇》通常被分为“理性”“必然性”和“理性与必然性的协作”三个部分，但实际上可以重构为“神工要素论”和“神工造物论”的双重结构，前者包括对作为宇宙制造者的“匠神”、作为制造模型的“宇宙（生物）之理念”和作为制造原料的“接受器（或空间）”的论述，后者则主要包括对“宇宙灵魂及其具身”和“人类灵魂及其具身”的详细描述。 yJYEFmYUttuevO3v79VvQi6w2zoGp4504MgvqiGBS4C46xJMwJekrHKBFT2r2o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