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也不知道因何而来,基层干部患有一种“怕”病:怕自己说错话、怕别人说真话、怕引发舆情、怕得罪上司、怕被追责问责、怕做错事、怕小人告状、怕担责任、怕受到质询、怕被打小报告、怕背后黑手等等,许许多多的基层干部,都或明或暗地怎一个“怕”字了得!
2020年5月26日,新华网客户端刊载了《根治形式主义,要让基层干部群众全程参与》的文章,其中说:“基层的形式主义源于上级的官僚主义,隐藏在上级下达的诸多任务之中,难以在第一时间被识别和纠正。识别和纠正形式主义,基层干部群众最有发言权。但是,不少地方的基层干部害怕被打击报复、‘穿小鞋’,不敢反映问题,甚至连披露问题的新闻报道也不敢转发,导致基层有怨无声,形式主义肆无忌惮、大行其道。”可见,基层干部的“怕”病,也得到最权威的官方新媒体——新华网的关注。
基层干部到底为什么怕这怕那?为什么会处于如履薄冰、提心吊胆的状态?怕,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
按常理来说,在职场更或权力场,怕,是件好事儿,有顾忌,有敬畏,有底线,能让人在工作和生活中更加谨言慎行,步步为营,更加思前想后,谋划周全,有助于正确地开展工作。但是,怕,真的都是好事儿?按照人和动物的习性来说,只要怕,就胆怯,一胆怯就软弱,一软弱就退缩,即使不退缩,也会蹑手蹑脚、谨小慎微,失去动力和威力。工作总是处于蹑手蹑脚、谨小慎微的状态,能有好的效果或者结果?上面引用的新华网客户端的文章,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们尽管提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但正是由于人们普遍怕苦、怕死,我们才这样大张旗鼓地去提倡、去鼓励。另外,不怕苦的“苦”,得看是什么样的“苦”,不怕死的“死”,得看是什么样的“死”。如果苦得值当,死得其所,这样的“苦”与“死”估计大都能接受,怕的是“苦”得心寒,“死”得冤枉。
那怎么办?这就涉及顶层设计和管理生态问题了。
第一,支持。支持基层干部行使正当的权利,尤其要保护大胆管理或者大胆工作的干部,要为他们“撑腰”,为他们撑起“保护伞”。即使他们在工作中有失误、有差错,只要不是蓄意而为,只要没有触犯党纪国法,就要容其错,并允许其自行纠错。“一有事就追责,一有错就问责、一问责就动纪”,简单地把追责问责当成激励手段,会挫伤基层干部的积极性。
第二,服务。无论哪级干部都是用来解决问题的,不能解决问题的干部不是无能就是不作为。但是,由于受层级权限的影响,有些问题基层干部根本无法或者无权解决,这就要求上一级部门或者更高一层的干部为其开展工作扫清障碍。为基层解决问题、排除困难,是最大的服务。
第三,信任。上层对下层的信任既是动力源也是智慧库,如若失去上层的信任,则下层干部就会动力枯竭,智慧贫乏,也就无法大胆或者积极主动地、富有想象力地开展工作。信任,本身就是一种无言的激励,还是一种无形的力量。频率密集地汇报、述职,大会小会地批评、数落,不分场合地讽刺、挖苦,随时随地地甩脸、发怒,时间一长就会滋生信任危机,消耗基层干部的心气。
第四,安全。无论哪一级干部都会被赋予一定的职权,但只有感到安全,干部才会竭尽所能地行使其职权。所谓安全,就是要解除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后顾之忧,营造基层干部履职尽责的生态环境,让他们无顾虑、无芥蒂地开展工作。基层干部如若感到不安全,就不敢行使职权,宁愿放弃职权,也就是不敢管理,不敢作为。人只有在安全的环境中,才会更加放开手脚,才会更加开动脑筋,才会更加发挥聪明才智,才会大胆地开创性工作。给基层干部以最大的安全感,就是给他们的工作注入极大的能量。
第五,尊重。尊重是起码的人格保障,是人焕发正能量的基本前提。只有对基层干部以足够的尊重,则政令就会畅通,行动就会有力,落实就会彻底。如若不被尊重,则基层干部对行使职权很可能就会敷衍塞责,拖沓应对,不担当、不作为的作风就会兴起。基层干部是政策、制度、要求的直接落实者,是政策、制度、要求落实的依靠力量,他们应该而且必须得到极大的尊重。
第六,安静。基层干部事多压力大,他们最宝贵的是时间和精力,不折腾,不折磨,让基层干部的身安下去,心静下来,才能保证他们专心致志地做事、心无旁骛地干事、实心实意地谋事,然后才会称心如意地成事。毫无节制的会议、文件,没完没了的调度、检查,名目繁多的考核、评比,层层加码的职责、任务,不给时间的催办、急事,痕迹至上的台账、表格,多头报送的数据、材料等等,这一切花样翻新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能不说是让基层干部心神不宁、工作变形走样的重要原因。
所以,医治基层干部的“怕”病,药方在上不在下,药引在心不在物。
(2020年6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