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研究中国农民群体的思想意识状况，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件比较困难的，有待于开拓和深入的工作。建国以来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虽然农民运动（起义）史研究一枝独秀，但相应的思想意识史探讨却相对薄弱。八十年代之后，有为数不多的研究者着眼于这一领域的探索，取得了一批引人注目的成果，但就研究的范围、方法、手段而言，似仍存在若干有待于深入和改进之处。纵观以往这方面的研究，就近代两大农民运动而言，主要有两种思路：一是从运动的组织者入手，对运动领袖思想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对运动群体的意识研究（太平天国）；二是在没有确定的运动组织者的前提下，从既成的底层社会集团如民间教门或乡社团练、拳会刀社入手，寻找运动的信仰端倪和社会政治意识的起源（义和团）。

现在看来，这样两种研究思路都似存在一定的局限。前者的问题在于：农民包括农民领袖，不属于精英集团，其思想资源往往取之下层民俗文化者多，而撷于上层典籍者稀。农民运动的意识状况不可避免地要呈现某种文化的发散性与疏离性特征，有时运动的领袖打出一种旗帜，但在这旗帜背后，广大下层参加者意中的东西可能是另一回事。换言之，领袖集团书写颁布的文献所体现的信仰和规范，同广大参加者对这类信仰、规范的体味和理解，往往存在不同程度的距离，两者的契合更可能只是出于某种特定的机缘。所以，往往越是精确的研究（逐字逐句地把握农民领袖的文字），其普适性就可能越成问题。至于后者，主要是由于某些研究的前提预设存在一定的局限，比如，现在有关义和团起源的资料表明，除了鲁西南、鲁西北、和直鲁交界等地区的大刀会、神拳和梅花拳会在历史上同民间教门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观念和组织上的渊源联系之外，华北各地蜂涌而起的各种坛口，同民间教门的关系并不象原来设想的那么大。近代的民间教门在民族斗争、阶级对抗和文化变迁的震荡下发生了多元性的走向。教门成员诚然有变为义和团团民的，但同样易于化为义和团的对立面--教民以至基层基督教会的领袖。所以，教门意识固然有与拳民意识相通之处，但如果将之作为唯一的意识来源加以考察，则可能是有失偏颇的。

无疑，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是发生在社会的非常态时期，而处于非常态并置身于时代漩涡中的农民起义者，他们的思想意识状况实际上与他们在常态社会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绝大的关系。处于常态与非常态时期的农民，其行为举止可能判若两人，但其思想脉络却实出一辙。也就是说，参加运动的农民的意识状况，依然取决于他们平日受的教育以及文化熏陶，是其日常社会化过程在社会突变条件下的应急反应。对于义和团这样一种缺乏统一权威和高度发散性的农民运动，乡村日常教育和文化熏陶对其意识的影响就更大。比如迄今已被研究者们所注意的某些地区，某些类型的坛口之所以带有浓厚的民间教门或地方自卫组织的风韵，从根本上讲，仍然是受特定区域的文化氛围影响所致。所以，日常的多渠道的乡土文化教育状态应该是研究农民运动的社会政治意识的起点。

本书的任务，是在学术界既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图拓宽文化考察的视野。首先，厘清义和团思想意识、行为模式与义和团团民所受的教育及文化熏陶之间的关系，以进一步分析义和团的意识来源。也按同样的思路研究世纪初的教民群体。在笔者看来，这项工作，有可能使义和团意识的研究放到一个更为合理的基础之上。其次，也对教民的信仰，价值及政治意识作出概括和分析。我们的这种研究，既不同于一般义和团与教案历史的研究，也与以研究精英文化的代表人物为主要对象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有别，应该属于社会意识史或社会政治意识史的研究。显然，这种研究在方法和角度上是会有所变异的。一位当代英国史学家说过，作为社会史学家，“他将发现从过去留下来的任何形式的东西：从印刷物到手稿，从情书到人口调查结果，从人们日常生活的服装到炊具这些人工制品；从寺庙到袖珍画这些过去的文化产物，或者旧习俗的印记；从被埋没的村庄到点缀自然风光的建筑物。他必须知道怎样利用这些资料，在文献资料面前，他必须是一个熟练的研究者；在实物资料面前他应该是一位业余的人类学家；在人口统计资料面前，他应该是一位具有批判眼光的统计学家；在艺术品面前，他即使不是一位鉴赏家，至少应该有一知半解；在文学作品前，他即使不是批判家，也至少应该是一位精通文学的史学家。”社会意识史的研究，同样需要类似于如上多学科的渗透和视野的拓展。我的研究在材料上，除利用了正式的历史记述和众多的野史笔记外，还尽可能地撷取各种地方民间戏曲、俚谚、故事传说、民俗资料及田野考察的成果，意在对这些材料作出分析，与有关史籍互相印证，并弥补史籍记载之不足。在这项研究中也不回避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宗教学等学科中与本项研究有联系的因素的羼入。因此，这也是一种有待于社会检验和读者评判的尝试。

到目前为止，对于民众意识史的研究，并不是不存在争议的，对于这种研究的精确性和可靠性，一些学者心存疑虑。诚然，这种疑虑不无道理，但是研究民众意识，似应探索一种与研究对象相适应的区别于人物思想研究的框架和理路。社会意识史研究，是一种趋向性研究。物理学上粒子作布朗运动时，就单个粒子而言，均是无序混乱的，而就粒子整体观察，却是有序的。民众意识的变化与动向也有类似的性质，因此只有将个体考察纳入群体趋向的视野，研究才有意义。反映在材料的应用上，就是凡流传较广的揭帖、告白、传单以及各种口号，凡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戏曲、小说、传说故事等等都可算作代表了相当范围内民众意识趋向的思想要素。民众意识研究不同于精英思想研究，一味追求精确化不仅不现实，而且可能导致研究路径的出偏。美籍华人考古学家张光直曾说：“给历史搭架子，不要用钢筋水泥，要用塑胶。这不是投机取巧，没有原则，而是对史料的信任和信心；也是对我们解释能力的客观评价。我们的真理是相对真理，只能向着绝对真理的目标去，现在还不可能达到这个目标。”我们的研究，就是用“塑胶”为义和团意识和教民意识的研究搭一个粗糙的架子，虽然不精致，但我们希望它是有用的。

自从基督教传入中国以来，一种宗教意义上的新的社会群体--教民便逐步出现和形成了。但这种社会群体（包括皈依于天主教修会、新教差会和东正教教会的中国居民）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则是在鸦斗战争以后。宗教和文化的征服同帝国主义政治和经济的侵略在方式和手段上有所区别，外国教会对变迁中的中国晚清社会及文化的影响也比较复杂，但基督教以“军旗和炮舰”为后盾的强制性渗入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扩张，毕竟是连当代较明智的西方史学家和神学家都并不否认的事实。19世纪后半期的相当多的外国传教士已经失去了明末清初时的“西儒”形象，而被大部分中国人看成西方殖民势力的成员与代表。因此，传教士庇护下的中国教民在晚清社会中就成了特殊的一群，不可避免地烙上了以侵略为背景的政治印记。随着纷至沓来的教案纷争，“教民”一词越来越多地见诸于教会档案、民间揭帖、官方文书乃至皇帝的谕旨之中，成为困扰晚清政局和民众生活的一大社会问题。

比较而言，在日益拓宽和深入的晚清专题史研究中，学术界关于教民问题的研究还是相对薄弱的。作为在基督教在华传播史、晚清民众意识史、反教会斗争史、义和团运动史以及近代中西文化关系史上都应占据一定地位的教民，似未能受到研究者充分的重视。除了极个别的论著之外，无论是在有关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的研究，还是在对中国人民反教会斗争的分析中，教民问题包括其历史概况、社会构成、入教动机、组织体系和生活方式，以及其在中国社会大变动中的政治意识和社会文化心理状态等等，都未能展开探讨。而在有些研究中，由于着重揭示的是那部份动机卑劣、行为不端的入教仗势者的史实，而相对忽略了教民群体中复杂的成分构成和纷乱的意识状态，从而使得教民形象的描述上有一定的“脸谱化”倾向，如果把近代教民看成是一班无信仰可言的“吃教者”，或与之相反，说教民是摒弃了传统观念的“洋教徒”。这类判断，似未能充分揭示出教民群体的本来面貌和内心世界。为了从研究教民的角度来探讨西方政治侵略、文化征服对中国下层社会的影响，取得对近代教民意识状态的更具体的认识，并进而把握基督教在华传播的社会效应，本文力求在继承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有关原始档案、文献记载和口碑史料进行网罗钩稽，整理缕分。对教民意识，主要是教民在上个世纪之交的大动荡中表现出来的社会心理、意识和行为，作了粗浅的描述和分析。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决定历史的根本动因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我们所进行的社会政治意识研究，只是一种定位前提下的研究，并无夸大其历史地位之意。研究的重心在于尽可能客观地描述义和团意识和教民意识的存在状况，剖析其源流和脉络，在此基础上表达个人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傅山（青主）论书时曾有言道；“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率真毋安排。”这句话借来喻我们的研究，也有几分相近之意。

我们这项研究的文化区域范围，基本限定在以华北为中心的北方地区，因为这一地区是为人们所公认的义和团发祥与勃兴之地。也是近代民教冲突最剧烈的地区之一，民教双方在上个世纪之交的大冲突，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各自行为与观念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