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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文评 宋心梅 徐媛
近代以来，随着新加坡的开埠与中国沿海的开放，大量大埔人为寻求发展机会纷纷“下南洋”，来到新加坡等地，承袭传统技艺，开中药店、打铁店、当店等，成为当地华侨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大埔人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学者多有研究。
但对于这些华侨与原乡的互动关系，因限于资料，学者关注较少。
机缘凑巧，笔者近期无意中发现了在新加坡三务源隆总公司亚细亚土油公司做工的吴深才的账本，详细记录了他从1912年1月到新加坡做工起至1948年3月止每个月的工资收入及每一笔花销。该账本没有名称，笔者将其暂命名为《吴深才账本》（以下简称《账本》），《账本》共181页。
同时，笔者还发现了吴深才父亲吴发祥“民国十三年甲子吉立”的《日记交易·吾男来信记明》
（不分页，以下简称《日记交易》），记录了1922年至1932年吴发祥在家乡与吴深才、吴耀才等往来信件的时间，托带银、物的数量和托带水客的姓名等，可以和吴深才的账本相对应。
根据账本所提供的线索，笔者几次到大埔县湖寮镇实地调查，发现吴深才和吴发祥是大埔县湖寮古城村济美堂人。济美堂是明代进士吴与言之孙、举人吴墀第五子秀才吴钦举于明末所建。吴发祥生于1880年，1930年盖启发楼，1935年去世。吴发祥娶妻蓝氏，生子深才、耀才、振才。深才、耀才去了新加坡，振才留在老家。
吴深才于1916年5月在新加坡娶妻林氏，1922年7月回大埔娶妻罗氏，1929年9月又在新加坡娶妻余氏，后把余氏送回老家。生子港华、新华、秋华，女莲英、玉英、碧云、细英，
是个典型的“两头家”。
吴深才的账本，除了记录他在新加坡捐资给大埔茶阳会馆、茶阳（大埔）励志社等外，还详细记录了他每年寄钱、寄物回原乡的次数和数量及水客名字，父亲、母亲、媳妇来新加坡的花销以及自己两次回大埔的日程，此外还包括他1930年寄回图纸在原乡建启发楼的具体账单，以及他捐资给原乡办学、修桥、祚福等活动。这些材料为了解当时在新加坡的大埔人与原乡之间的互动，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具体个案。
自乾嘉以来，地处粤东北山区的大埔县，随着人口繁衍和工商业发展，外出谋生者众多，最早他们主要侨居于上海、苏杭、东江等地。随着沿海的开埠和出洋的开禁，大埔移民出现新动向，他们主要侨居于南洋的新加坡等地。湖寮人吴深才，便是于1912年年初来到新加坡的。
大埔地区侨居南洋者，较早者为乾隆十年（1745）的张理和丘兆和。他们和福建永定县的马春福等，侨居于今天马来西亚的海珠屿。张理因教人伐木筑屋，开垦荒地，种植粮食，和当地人一起把海珠屿建设成为富庶的岛屿，被当地人尊称为“大伯公”。
影响较大者还有萧贤舞、钟曾康、曹顺兴、张族昌等。他们于道光年间率同乡来到新加坡，开辟荒岛，并于咸丰八年（1858）创立新加坡茶阳会馆，为乡人出洋和侨居提供了便利。
至民国年间，大埔人遍布于南洋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地，以至于“侨外人数，几不亚于在乡”
，人数达数十万，成为开发南洋的重要力量。
以湖寮村为例。湖寮村落有龙冈、圳下、古城、新村等自然村，“居民1913户，11887人。吴姓1467人，蓝姓2931人，罗姓2459人，黄姓704人，刘姓982人，李姓623人，林姓585人，陈姓384人……粮食无多，大半出外谋生。南洋最多，上海次之，汕、省、东江又次之”
。湖寮全甲人口共28234人，外出者8743人。湖寮村外出人口估计有4000人，其中大部分在南洋谋生，几乎家家都有人在南洋。湖寮古城村济美堂人吴深才的家庭，就是其中一个。吴深才的父亲吴发祥，1911年到新加坡谋生，1912年12月回家乡。吴深才于1912年1月来到新加坡，弟弟吴耀才1920年左右也来到新加坡，与吴深才一起在三务做工。
吴深才下南洋的社会性因素很多，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三方面：
（1）谋生需要。
与整个粤东客家山区一样，大埔村落人多地少，欲耕无田，这些因素促使大埔人为了谋生而下南洋。晚清至民国年间，这种现象在大埔县相当普遍。据民国《大埔县志》记载：“山多田少，树艺无方，土地所出，不给食用。走川生，越重洋，离乡井，背父母，以蕲补救。未及成童，即为游子，比比皆是。”
湖寮盆地及周边山区的开发在清朝康熙末年即已基本完成，土地所出，不足三个月之需，生计成为当时湖寮人面临的主要问题。为维持生计，他们形成了“走川生”的习俗，即走街串巷、到各地经营工商业为生。正如嘉庆九年《大埔县志》所称：“土田少，人竞经商于吴、于越、于荆、于闽、于豫章，各称赀本多寡，以争锱铢利益。至长治甲民，名为贩川生者，则足迹几遍天下。”其实不仅大埔北部的长治甲人如此，整个大埔县基本都是如此。从乾嘉以来，湖寮人开始陆续前往南洋谋生，俗称“过番”。
（2）交通便利。
与其他内陆深山相比，湖寮水陆交通较为便利。过去以水路运输为主，河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湖寮位于韩江三大支流之一的梅潭河边，东溯梅潭河可至福建平和、漳州到厦门出海口；西下梅潭河可至三河、潮州至汕头出海口；南走陆路到恭州下韩江。历史上，韩江是一条黄金水上通道，几乎是粤东地区出海的唯一途径。湖寮位于这条重要航线的主要支流上，为吴深才“过番”提供了有利条件。
而外部环境也为吴深才出洋提供了便利。19世纪初，英、荷等殖民者加快了对南洋的开发，产生了大量的劳动力需求。随着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被打开，特别是1860年汕头的“开埠”，为因生活所迫而想出国的粤东人提供了可能。而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增大，不少湖寮人在这种移民浪潮的影响下，背井离乡，远赴重洋。湖寮人出南洋原是走陆路，经饶平到樟林港，坐“大眼船”出南洋，一路相当辛苦。如湖寮龙冈人蓝秋山，于同治初年去新加坡，“适汕头未开埠，由樟林乘帆船出口，随风漂流四十余天，始抵噶叻”
。汕头开埠后，湖寮人可从梅潭河到三河，再从韩江水路到汕头。1906年潮汕铁路建好后，就可坐船到潮州后乘火车到汕头，再乘轮船到南洋各地。交通的优化使出洋时间缩短，安全性提高，因此出洋者更多。“自海禁既开，汕头一隅辟为互市，轮船往返，络绎如织。三十年来埔人之冒险进取，奔走于新加坡、槟榔屿、吉隆波及安南、暹罗等处，臂肩接踵，即远如亚美利亚之新旧金山、德意志属之柯摩沙，莫不有茶阳之民族焉。”
（3）社会风气影响。
客家人极重宗族和乡土观念，一旦本族或本村有人下南洋并在某个国家或地区立稳脚跟，便会介绍国内的亲友、同宗、同村人出洋，或跟随自己在工矿做工，或做自己店里的帮手，或代为介绍另谋职业。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祖籍大埔县西河乡车龙村的印尼华侨富商张弼士在印尼领到了许多荒田以及所需的资金、工具、种子等，人手不够，于是他“一面请当地的华工帮忙，一面写信回家叫乡人多多前来。乡人以其在海外大有作为，皆争先前往投之”
。在此裙带关系的影响下，过番出洋逐渐成为一股风气，有时甚至一个村子或一个宗族的大部分男人都跟随出去，而且很可能与引介人都在同一个国家的同一个地区。湖寮何、蓝、罗、吴等姓，从清末以来，主要集中在新加坡经营中药、白铁、当铺业等。吴深才的父亲吴发祥在1911年跟随乡人到了新加坡，1912年1月，吴深才也跟着乡人到了新加坡。
大埔人到新加坡谋生，主要生计是做工，或者经营小生意。当做工或经营小生意积累到一定资金后，即抓住机遇，投资工商业，不少人成为富甲一方的富翁。如湖寮双坑何秋谷，起初在新加坡帮人打工，后做小生意，逐步发展为当店，名曰大源当。“后又开一间大山当和一间何长春药行（中药店）”，资产达百万，人称“百万公”。
湖寮蓝秋山初到新加坡时，在商店帮人打杂。“因勤俭诚实，人皆见信，不一年争相聘请。后转习当业，经数年积蓄，接续创德和、万荣、生和、荣大诸当，竟有资财数十万，被举为茶阳会馆总理。族人在星洲商场，能有今日占一席之地者，皆公有着间接直接援引所致也。”
蓝秋山和他的儿子蓝森堂的辛勤经营，奠定了大埔人控制新加坡当铺业的基础。
据统计，1920年侨居新加坡的大埔人“大约总在万以上”，约占新加坡总人数的3％。“有正式商店三百四十五家，计京果店十五家，当店十七家，缝衣店十七家，珠宝旧衣店十八家，铁店三十八家，青果店七十三家，白铁店一百四十家，客栈二家，烟酒罐头店二家，书店二家，木匠店三家，金店三家，眼镜店三家，黄梨（即菠萝）厂三家，汇兑业四家，洋鞋店六家。此外尚有洋货店，及马路边摆摊。”
吴深才于1912年1月来到新加坡后，先是做小生意：“6月，自己做生意，买洋货什110元；7月，进货60元；9月，进货30元。”
但生意可能不太好做，于是他1912年12月，“入三务源隆总公司亚细亚土油公司做工”
。至于他具体做什么工种，没有记录。一直到1942年2月11日，因日本侵略军攻打新加坡，公司疏散，他才离开公司搬到新加坡三板居住。1945年9月15日后，吴深才又回到该公司做工。
关于做工收入情况，《账本》对1913年以前每月的收入情况记录得不太清楚；1913年以后，每个月的来银和出银就记得非常清晰了。如1913年1月收支情况：来银10元，出银包括：什用、车什、什食3元4角，4日做衫裤一身1元6角，人情送生日3元，合共8元。2月收支：来银10元，出银包括：车什、什食2元，24日寄信15元，立衫花裤1元，合共18元。
随着资历和技术的提高，吴深才每月工资收入也不断提高。1913年1月刚进入公司时，吴深才的工资只有10元，至12月加工资至24元；至1914年11月工资涨到45元；至1915年4月涨到55元，5月58元，6月60元，8月62元，9月68元5角，12月82元；1916年1月涨到126元。
但随着经济形势和社会形势的波动，每月工资数额也不太稳定。如1919年1月，工息165元5角；1920年1月，工息245元；1921年1月，工息花红277元；1922年1月，工息285元6角；1923年1月，工息145元5角；1924年1月，工息254元5角9分；1925年1月，工息296元9角6分；1926年1月，工息454元5角；1927年1月，工息727元5角；1928年1月，工息815元；1929年1月，工息726元5角；1930年1月，工息476元8角5分；1931年1月，工息727元8角5分；1932年1月，工息329元1角；1933年2月，工息295元2角；1934年1月，工息198元2角1分；1935年1月，工息173元2角；1936年1月，工息210元；1937年1月，工息198元5角7分；1938年1月，工息157元8角8分；1939年1月，工息134元3角；1940年1月，工息124元4角5分；1941年1月，工息84元1角7分；1942年1月，工息170元。
从1913年至1931年，工息额呈上涨趋势。1931年以后，工息额呈下降趋势。其主要影响因素是1929年至1933年源自欧美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在1932年以前，其对新加坡的影响可能还不大。1932年以后，影响逐渐增大，尤其是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2年日本入侵新加坡，对新加坡经济影响较大。
除了在公司做工外，吴深才还以投资入股的方式，与人合伙经营药材生意。1925年7月，他投资512元入股“万昌生理”
；1928年9—11月，投资1495元入股“万山泰药材生意”。
1942年1月至1945年8月，在日本侵略军控制之下，吴深才除做了一点小生意以外，基本没有其他收入。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吴深才又回到公司做工。但经历日本侵略后，新加坡经济萧条。1945年9月工银才10元，10月涨至65元；1946年2月，工银89元1角4分。1937年1月，工银117元4角5分；1948年1月，工银138元1角6分。1948年3月，工银130元5角5分，
这是见诸记录的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已基本回到“二战”前的水平。
1915年，吴深才在新加坡每月的伙食费是20～30元，如1月22元，12月24元。而他12月份的工资是82元。1916年5月和林氏结婚后，每月伙食费是30～50元。1928年2月，吴深才的工息收入为849元，而一家的伙食费为74元2角，再加上入会费、杂用、人情等总花费是582元5角5分，还结余260余元。
总体而言，吴深才到新加坡做工后，经济条件较好，因而可以成家，可以在家乡买田建屋，可以参与众多的社会活动。
吴深才于1912年到新加坡三务，在新加坡成家立业，同时在家乡又娶妻生子，过着典型的“两头家”的生活。
吴深才于1916年5月在新加坡娶林氏，林氏为湖寮山仔下林屋人。1919年8月生长女玉英；1921年1月生长子，其4月去世；1923年6月生次子港华。
1922年5月回到大埔后，于7月又在家乡娶了圳下罗氏为妻，让她在家里侍奉父母。
1929年9月，吴深才又在新加坡娶了余氏，买金器花了623.52元，办酒席等花了1062.5元，
共1680余元。林氏、余氏两个妻子关系不好，1930年2月26日“两氏官司罚银3元6角”
，即因吵架打官司被罚了款。
1930年5月，吴深才带着妻子和儿女回大埔时，将妻子余氏和儿子港华、女儿名女留在了家乡。
吴深才和妻子林氏在新加坡，和他们一起生活的有女儿玉英、莲英，儿子新华、德华，他们在新加坡上学、嫁娶。1935年3月24日，“嫁玉英林氏去130元，媒人去10元”
。1935年10月20日，长女玉英出嫁买嫁妆等花了80元8角，“请酒十二席243元2角3分”
。1941年12月12日，次女莲英出阁时，“请酒八席，去100元8角3分，收礼金62元”
。
而在家乡大埔，除了父亲吴发祥、母亲蓝氏和弟弟吴振才外，先有妻子罗氏，后有从新加坡带回的妻子余氏，生有儿子福华、秋华，女儿碧云、细英，还有从新加坡送回来的港华、名女，也是一大家子。1930年6月15日，港华被吴深才过继给了未有生育的弟弟耀才。
新加坡虽离家乡较远，但根据吴发祥和吴深才父子留下来的记录，他们一家曾多次往来新加坡。从家乡到新加坡，先要在家乡梅潭河边坐小船到梅子眡市，步行10里过眡后，再坐大船到潮州意溪上岸，坐火车到汕头，经海关检查后坐海轮到新加坡。
1920年5月，吴发祥从家乡来到新加坡。
1922年5月5日，吴深才与父亲一起从新加坡回家乡。船单2张，38元。
至1922年10月25日，吴深才一人从家乡起身，花费主要有：淡水船1元5角，火车1元4角，汕头5元1角，火船单13元。11月9日回到新加坡。
1926年十二月初八，吴深才媳妇罗氏在水客带领下，“往南洋”，来到新加坡三务，和吴深才一家一起过春节。至1927年7月跟随水客吴恩瑞一起回家。回家时，吴深才帮她买船票、物品等，共花费了220元2角。
1929年3月，吴深才媳妇林氏、吴深才弟弟吴耀才带着吴深才的儿子港华和两个女儿5人回家。5月，又回到新加坡。
1930年5月5日，吴深才带着妻子林氏、余氏和儿子港华及女儿名女、名妹从三务起身，搭金马船，经香港、汕头、潮州，5月17日回到家乡大埔湖寮古城村石狮下济美堂。6月5日吴深才带着妻子林氏、小女儿起身，12日在汕头坐上轮船，20日回到新加坡，21日上工。其妻子余氏和儿子港华、女儿名女留在家乡上学、生活。
1932年5月22日，吴深才母亲蓝氏、妻子余氏来到新加坡。7月31日，蓝氏、余氏回家。
1936年12月，吴深才妻子余氏跟着水客吴朝采从唐山来新加坡。1937年4月12日，余氏回家。
1939年4月3日，吴深才从新加坡回家，4月16日到家。同年6月9日，他从家中起身，10日到潮州，12日到汕头。15日从汕头坐船，21日回到新加坡。
从1920年至1939年的20年间，吴深才及其家人8次往来于新加坡，平均两年半一次，密度还是较大的。吴深才的父亲、母亲、3个妻子及弟弟都往来过新加坡，其中吴深才3次，林氏2次。
俗话云：“发家致富，买田做屋。”在南洋各地发家致富的大埔人，多在家乡买田买地，盖洋房，在客家地区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如湖寮的蓝秋山，在新加坡开当铺致富后，“还乡建筑慎德堂、种德堂、味道山庄”
。蓝梦泉从新加坡还乡后，“建筑‘怀德堂’，广置田产，以遗后人”
。双坑何添福（1871—1936），光绪年间在南洋经商，“囊橐稍充，即归里，建造房宇，购置田亩，利赖后嗣”
。何海星、何光贝于民国十一年（1922）委托族人何奕赛，“回乡主持建造星拱长庚大屋”。民国二十二年（1933），何采芹也委托族人何奕赛“回乡建造采芹小筑大屋”
。在南洋经营工商致富的张弼士、戴欣然等，均在家乡买田买地，建造了豪华住宅。
在新加坡的吴深才虽然只是一般做工华侨，并没有发大财，但买地盖房，亦是他的追求。他家所居住的济美堂，是明代进士吴与言之孙、举人吴墀第五子秀才吴钦举（13世）于明末所建。到第22世吴发祥时，济美楼已人满为患。最终让他们决心盖新房的原因是什么呢？据参与建房的吴深才之弟吴振才1988年10月14日从新加坡给湖寮古城村吴深才之女碧云的信中回忆说：
你父亲和耀才叔同在三务山工作，兄弟和睦，同出同入，有好入息。回家探亲，在老屋没有房住，租借济美堂一房作结婚用。来洋后就决意，我家人多，没房住，身为长子，与祖父母筹谋做屋事。带玉英和港华回家，留在家读书。我也还小，帮祖父料理造屋之事。
深才回家探亲结婚，应该是指1922年7月娶罗氏时的事。为改善居住条件，吴深才与父亲谋划买地盖房的事，并通过水客，多次寄钱回来。据吴发祥1930年4月统计，“四月结壬戌至庚午（1922—1930）深男寄信银3548元，耀男87元，林氏寄50元”
。吴深才兄弟寄了3600多银圆回家乡。
有了这笔钱后，其父吴发祥主持在家乡济美楼右侧买地建房。新房于1930年8月动工，至1931年9月基本完工。共用大银6326元8分，毫仔4664.13个，其中买叔父国书园地花了600元。为了盖好房子，吴深才兄弟1930年4月后至年底又寄了2165元，1931年又寄了1306元。
有意思的是，盖房虽由其父吴发祥主持，但盖成什么样，并不由吴发祥决定，而是由主要出资者吴深才决定。他于1930年6月由水客带回盖屋图纸2张，由其父监督工作按图纸施工。
在主持建造启发楼的过程中，吴发祥分砂石簿、石灰簿、砖瓦簿、树料簿、泥水木工簿、女杂工等，建屋总账本详细记录每天开工的人数，砂石、石灰、树料等费用。1931年基本完工后，吴发祥通过水客，于农历九月二十五日将启发楼的“架造单信”
——所有账本寄给了在新加坡的吴深才，让他明白建屋的钱是怎样花的。
盖房前购买国书家的园地作地基的手续是在新加坡完成的；后为了扩大建筑面积，1935年5月19日由族长子欣作中间人，购买廷书园地作横屋间的手续，也是在新加坡完成的，一共花费叻银150元。买地契书文曰：
立典当字人叔廷书，今有承祖父遗下屋迹菜地一块，坐土济美堂背启发楼门前口头第一间。今因娶妻应用，托族中子欣公向到深才侄手内，典当过叻银一百五十元整，七二五兑。今日银契两交明讫，每月每元补息一分，期限五年，对期收赎。倘若过期，作为尽契管业，不得执拗。恐口无凭，立此典当契一纸为据，与他伯叔兄弟无干。尚有不明之事，不干买主之事，卖主一力抵抗。为证。
族长：子欣，在场人：辉才，立当字人：廷书
民国二十四年岁次乙亥四月十七日
据实地调研，这块菜地后来没有赎回，而成为启发楼的一部分。
所谓“水客”，指专门替人带信送款的人。清末民初，银行业不发达，同海外几乎没有邮电往来，需有亲友归国时才能带钱带物回国。于是有些华侨自愿帮其他华侨带信带物回国，
并为其带眷属和亲人出国，从中获取一定数额的报酬。久而久之，便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水客。
乾嘉以来，大埔往南洋谋生者越来越多。这些侨民多数为贫苦大众，文化水平不高，且居住分散，汇寄信款等极为不便，因此凡亲友回国，托带钱物者颇多。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演变，华侨当中出现专门在南洋收汇、回国解汇的水客。道光十七年（1837），高陂张杨泉开始从暹罗收汇回国。至民国时期，大埔县有水客296人，其中活动于新马地区的有193人。
湖寮一村，来往于家乡与新马一带，专门以解送侨批为职业的水客，据调查在民国时期有吴恩瑞等50余人，占了全县水客的1／6以上。其中著名的有吴庭瑞、吴开境、蓝龙大等。
除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占领了东南沿海和南洋外，水客走水一直较为畅通。
湖寮在南洋谋生者众多，因而来往于家乡与南洋之间的水客非常活跃，一年四季都有人奔走于其间。
水客走水，有大帮、小帮之分。水客内部有行规，大小帮之间的区别很严格，不能混走。大帮每年走南洋三次，包括①四月帮，又称端午节帮，二月出国，四月回国，带回钱物，帮助亲人度过三四月的荒月，这一时间段恰逢端午节，故名；②八月帮，又称中秋节帮，六月出国，八月回家，帮带钱物，这一时间段赶上家人过中秋节，故名；③年帮，九月出国，十二月回乡，所带钱物刚好为家乡亲人过年所需。这些都是要赶在家乡人非常看重的三大节之前送到的钱物，对于家乡亲人意义重大，故称大帮。
而小帮除要错开大帮归来时间外，不拘时间，一年四季都可以走。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七月帮、九月帮。七月帮刚好赶上七月十五中元节。每年九月，湖寮各村要迎保生大帝、三山国王等各路神明祚福，祈福还愿，迎神赛会，相当隆重，在南洋的亲人都会托水客带钱回家祈愿。七月帮等各小帮因介于各大帮之间，因而又俗称“帮丫”。
出外做工，一项重要的任务是赚钱养家。吴深才到新加坡后，多次寄钱寄物回乡养家。如刚到新加坡的第二年1913年，吴深才就寄信银5次：2月24日寄信15元，5月10日寄信6元，6月30日寄信5元，10月寄信5元，11月寄信5元5角。
这些信银往往都是通过水客来寄送。根据吴深才的《账本》和吴发祥的《日记交易》记录，从1913年至1948年，先后帮吴深才一家带钱带信、带物带人的水客有吴恩瑞、吴启瑞、吴顺洪、吴渭坡、吴颂三、吴浮新、蓝柏之、蓝龙大、吴开境、吴朝采、吴庭瑞、吴水生等。
据调查，这些水客中，吴姓水客都是吴深才同一家族的人，就住在房前屋后。蓝姓水客，则是他舅舅家族的人。这些水客每年少则六七次，多则二十余次，帮吴深才家带信带钱。如1926年，水客吴渭坡、吴恩瑞、吴颂三、吴顺洪、吴浮新等帮吴家带信带物15次，具体如下：
二月初七，寄信二封，渭坡带。
三月十五日，恩瑞台带深男来信银50元：三月半猪羊2元，父亲3元，亚姐1元，窗媳5元；耀才男寄信银3元，三月半猪羊1元。
三月二十五日，深才寄回恩瑞台带：蓝洋布1匹，乌洋布1匹，补药丸1包，炮龙丸1包，苏合丸2包，如意油5罐，万金油1罐，眼镜1对。
四月十三交信3封，恩瑞台带，挥才侄收1封。
四月二十一，交颂三带信一封。
六月初四，交信二封，顺洪叔带，十二起身，尔母手二封在内。
七月十八日，恩瑞水客回唐，男寄信一封，付大银50元，内耀才寄5元：尔父收3元，窗媳3元，圳下亚姐1元，山仔下岳父1元，五冻里岳母1元，镇弟半元，员妹半元。二十一日收到金簪一支；七月三十日收到番枧一箱，车线4只，镇男鞋一双，衫裤一身，高丽参3条。
八月初七，交信三封，颂三带，初十起身。
八月十四，交信三封，恩瑞侄带，十八起身。
九月十六日接深耀才二男来信一封，深男20元，猪羊3元，山仔下岳父收猪羊1元，父收1元，窗媳收1元；耀才男7元，猪羊2元，亚姐收猪羊1元。
十月初四日，交信三封，浮新兄带。
十一月初六日，颂三侄带深男寄20元，猪羊1元，耀寄10元，猪羊1元，父收3元，窗媳收3元。
十一月十一日，颂三带信交。
十一月二十一日，恩瑞兄回唐，深耀二男未前来信。
二十七日交信一封，颂三带，付咸菜干1包。
由以上材料可知，一年四季都有水客帮吴深才家带信带银。其中恩瑞、颂三、浮新等走大帮，顺洪等走小帮。
水客从新加坡带回来交给吴发祥的钱，均已换成了中国的银圆。银圆禁止通行后，就换成国民政府的法币——中央币。水客带回来的钱，不仅仅是交给父母，还要分给出嫁的姐姐、弟弟妹妹、岳父岳母以及家族内较亲的亲人；所带回来的物品，则无所不包，有蓝洋布、乌洋布、补药丸、炮龙丸、苏合丸、如意油、万金油、高丽参、眼镜、番枧，甚至金簪、车线、男鞋、衫裤等。
水客往来时，往往要收集较多的信件、银钱才动身。有些信息，又要及时告知亲人。因此除请水客带信带物外，往往还会通过邮政系统传寄信件。大埔县湖寮乡在1906年就开始设立了邮局，
开通邮寄海内外信件等业务。吴深才家人，也通过邮局来收发信件。据吴发祥《日记交易》记录，1926年通过邮局收发的信件有15封，具体如下：
二月二十四日，深男来信一音。
三月十七日，回信一音。
四月十三日，接男兄弟来信一封。
五月初九日，接男信一封。
五月十四日，回信一封。
五月十五日，接耀才男来信一封。
六月二十四，接深耀才男来信一封。
七月二十四日，寄信深男收。
八月十三，深男来信一封。
九月二十三，寄深男信一封。
十一月初五日，邮局来信二封。
十一月初七日，寄信邮局一封。
十一月十九日，深男邮局来信一封。
十二月初三，寄深才信一封。
十二月二十一日，耀才男来信一封。
此外，吴深才还通过湖寮杨梅田陈姓人所办的陈万源商号经营的汇兑业务，直接从新加坡把钱汇入陈万源号，由其父吴发祥支取。
据吴发祥《日记交易》记载：1929年正月十一，“耀才男汇杨梅田陈万源代收银15元，父收2元，姐收1元，他岳母收2元”。十一月十八日，“深才男汇梅田陈万源代收300元，内父收100元往漳州取先祖骨骸”。
总体而言，吴家人的信银较少通过批局或邮政，而大多通过水客，主要是因为这些水客都是亲戚，他们经营的是面对面服务，能够满足吴家人各种个性化的服务要求。
首先是传递信息。在新加坡，水客能亲交口信，面达亲情，介绍他们急于想了解的家属现状和要求及家乡变化。在家乡，又能直接到家里送汇送物，告知侨眷其亲人在南洋的生活、工作情况。他乡闻乡音，见水客如见亲人，这些不是批局或邮局的信件中不多的文字所能代替的。
其次是带人。家乡与新加坡之间，路途遥远，风险很大，非有熟悉路线的人带路不可。新客、侨眷要出南洋，除跟随相熟的老客外，大部分都由水客带路。如1926年十二月初八吴深才媳妇罗氏在水客带领下，“往南洋”，来到新加坡三务，和吴深才一家一起过春节；至1927年7月跟随水客吴恩瑞一起回家。1936年12月，吴深才媳妇余氏跟随水客吴朝采来到新加坡；1937年4月12日，余氏跟水客吴庭瑞回家。
最后是带物，吴家人要给新加坡亲人的家乡土特产，如牛肉干、菜干、药根等；吴深才在南洋买给家人的物品，如高丽参、西洋参、万金油等，只有通过水客才能安全快捷地送到。这是信批局或邮局无法做到的。
新加坡吴深才、吴耀才兄弟与家乡吴发祥、余氏等之间的联系密切程度，据吴发祥《日记交易》统计如下表：
表1 来往银信统计表
由上表可见，吴深才夫妻、吴耀才兄弟与家乡父母妻子之间，除了直接往来多次外，还有着非常密切的银、信往来。尤其是在1928—1931年间，吴深才决定在家乡买田建屋期间，不仅寄了很多钱，而且通信也多，以商议新房如何修建等问题。
除了邮局、汇兑庄外，水客们常年穿行于南洋与家乡之间，不仅方便了两地的联系，而且密切了侨胞与家人的关系。水客经营的虽是侨批银信，但其承载的却是家乡亲人与南洋华侨之间连绵不断的亲情。当然，水客也为南洋大埔人与原乡之间密切的互动关系提供了纽带和桥梁。
吴深才来到新加坡后，既在家乡娶妻生子、买田建屋，同时又在新加坡娶妻生子、成家立业，因此积极融入当地华侨社会。
在新加坡，吴深才先后加入了大埔茶阳会馆、茶阳（大埔）励志社等，参加相关活动，积极融入当地华侨社会。新加坡大埔茶阳会馆成立于1858年，由旅居新加坡的大埔人萧贤舞、钟曾康、曹顺兴、张族昌、王三云等创建，是新加坡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的华侨社团之一。
新加坡茶阳（大埔）励志社成立于1934年9月，由当时风华正茂且爱国爱乡的青年张进之、陈育民、黄小品（岸苇）、杨雨若、吴岳明、张梦生、邓文光、何德超等发起创建，以沟通中华文化与南洋文化，传承与发展客家文教事业，增进大埔华侨凝聚力为宗旨。当时参加的社员不仅仅是新、马两地的大埔人，也包括印度尼西亚及当时称为南洋各地的大埔人。该社成立之初，暂借启发学校为办事处，两年后，即1936年8月租用位于长泰街10号一至二／三楼为社址。1936年2月29日，吴深才参加励志社，缴纳“茶阳励志社基本金1元”。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为支持和激励全中国军民抗战，大埔茶阳会馆、茶阳（大埔）励志社、启发学校等联合举办筹赈难民会、游艺会、寒衣捐、卖花等活动，多方筹集资金，汇回祖国，支持抗战。吴深才积极参加大埔茶阳会馆、茶阳（大埔）励志社等侨社的抗战爱国活动，筹赈中国难民。他从1937年7月参加茶阳（大埔）励志社的月捐活动，每月捐赠0.5元，一直到1940年12月；另一笔月捐自1946年1月起，一直到1947年12月结束止，每月捐赠0.5元。
正是因为有吴深才等华侨的涓涓细流，才汇成大埔茶阳会馆、茶阳（大埔）励志社等侨团多年来基本活动的主流。
从1926年起，吴深才子女玉英、莲英、港华、新华、德华等先后在当地侨校读书，每月交学费4～8元不等。华侨重视文化教育，千方百计创造条件让子女接受教育。当地侨校，多由华侨捐资创办。吴深才的账本中，有多笔捐资办学的记录。1930年10月13日，“华新学校捐3元”
；1931年4月28日，“公立学校捐银6元”；1931年5月4日，“平民学校捐5元”
；1940年9月30日，“捐三务学校3元”；1947年12月1日，“捐华侨学校5元”
。有意思的是，这些学校在当前有关新加坡侨校的研究中，均未见记录。
吴深才虽然离开家乡在新加坡成家立业，但他在家乡还有一个家。虽然只是一个在外做工的人，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影响，其爱国爱乡的情感表现得相当强烈。
自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被英国侵略军打败以来，中国与入侵的西方列强屡战屡败，被迫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中国的积贫积弱暴露无遗，中华民族受尽了屈辱。海外的华侨对此体会最深，迫切希望中国能强大起来，反抗外国的侵略和压迫。因此他们关注中国国家命运，对日本等外国侵略者表示愤慨，对中国政府的抗日等反侵略活动大力支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吴深才的账本上，留有多笔捐款资助中国人民抗战的记录。
1928年5月3日至10日，日本侵略军在山东省济南市屠杀中国军民6000余人，杀害中国外交官蔡公时，史称“济南惨案”。1928年6月，吴深才为“济南惨案捐40元”。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中国军民愤起抵抗，史称“一·二八抗战”。3月3日，吴深才“捐上海灾民10元”。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后，中华民族开始全面抗战。陈嘉庚、胡文虎等侨领在南洋掀起了抗战爱国捐赠活动。广大华侨纷纷慷慨解囊，支持国家抗战。
1937年8—10月，吴深才“赈济祖国难民月捐4元”，即每月捐4元。
1937年11月至1938年2月，每月“捐中国难民2元”；1938年4月至1939年8月，每月“捐中国灾民1元”。同时，他还支持大埔茶阳会馆组织的相关活动，如1937年10月23日，“捐茶阳馆报效入门券2元”；1938年5月9日，“中国难民捐1元，又入场捐1元”；
1938年12月1日，“寒衣捐5毛，茶阳会馆捐10元”。
此外，他还购买中国公债，如1937年12月13日，“中国公债票5元5分”。
吴深才虽然主要生活在新加坡，但他的父母、妻儿和主要亲戚都还留在家乡，因此相当关注家乡社会发展，对家乡的公益等社会公共活动多有资助。
1923年7月，吴深才“题唐山做桥1元”，捐助家乡修桥；1930年12月21日，“题湖寮医社70元”，
捐助家乡成立公共医疗机构。家乡最大、最有影响的寺庙是广福宫，祀奉保生大帝，每年春季、秋季都有隆重的集福活动。20世纪20年代，广福宫被陈炯明军队毁坏。经由乡绅发动，1938—1939年间在南洋新加坡开当铺致富的蓝森堂等人带头捐资重修。吴深才于1939年1月21日也捐了款，“题保生堂5元（叻币1元5）”
。
吴深才早年毕业于家乡祖祠承祜堂所办的承祜初级小学校。1930年，又将儿女玉英、港华送回家乡读书接受教育，为表示感谢，1940年2月24日，“捐承祜校友会1元”。
同时，作为吴氏家族的一员，他积极参与家族内部的公共活动。湖寮吴氏大宗祠长发堂建于清朝康熙二十四年（1685），在1924年7月重修后，举行了隆重的完龙转火仪式。吴深才兄弟都捐了款，深才“大宗祠入火题10元”“耀才1元”。1941年9月30日，吴深才“捐祠堂100元（12叻币），题猪羊50元（5叻币）”
。
湖寮吴氏，每隔十年的正月十五都要举行隆重的迎灯会，各个聚居点的吴氏宗亲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组织迎灯队伍，先参崇大宗祠，再巡游各村，非常热闹。1937年的元宵节，是吴氏举行迎灯会的日子，吴深才“题迎灯会1元”。
抗战胜利之初，吴深才虽然没有能力再回家乡，但对家乡的热爱之心并未消减。1946年8月10日，他托水客“捐奉礼堂1万元（12元叻币）”。
吴深才是大埔县侨居新加坡的众多普通华侨中的一个，他和他的父亲吴发祥所留下来的账本和日记交易，为我们详细展示了20世纪初至40年代间海外华侨与家乡侨眷之间往来的真实情形，是研究华侨史的一个不可多得的个案。
吴深才虽然只是到新加坡的普通务工者，但他凭借较为优厚的工息收入，不仅在新加坡娶妻生子、成家立业，而且在家乡也娶妻生子、买田盖房，维持着一个典型的“两头家”的生活。家人数次往返于新加坡与家乡之间，并且通过水客、邮局、汇兑庄等，寄钱寄信寄物，往来相当频繁，“两头家”的生活相当成功。
吴深才在新加坡，积极参加当地侨社的活动，捐钱捐物，捐助华侨学校，主动融入当地华侨社会。同时作为华侨，他的爱国爱乡情感相当强烈，积极捐款支持中国抗战，支持家乡公益事业发展，参与家族活动，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
吴深才虽然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华侨，但他的经历让我们见识到了海外华侨和家乡侨眷之间的紧密联系，感受到一个普通华侨的中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