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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各行各业都有值得我们致敬的人，但从新闻传播的角度来看，有三个人（团队）特别令人肃然起敬，他们就是崔永元、兽爷和丁香医生。2018年5月25日，崔永元在微博上晒出一份1 000万元的演出合同，由此揭开娱乐圈“阴阳合同”的黑幕，国家税务部门由此展开追缴演艺明星逃税的大行动。同年7月21日，兽爷在微信公众号“兽楼处”推送文章《疫苗之王》，瞬间刷爆社交网络，引发假疫苗事件的全民关注。同年12 月25 日，自媒体公众号“丁香医生”发布了题为《百亿保健帝国权健，和它阴影下的中国家庭》的文章，国家市场监督部门由此启动对权健公司的立案调查。我们发现这三者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以非传统媒体的个人或机构的身份为公众利益发声。难道这不是大众媒体应该干的事吗？是忧？是喜？我们不妨来深入分析一下。
先说动机，或许这三位的出发点是出于私人。崔永元是因怒怼冯小刚拍电影《手机2》而起意，进而被范冰冰惹毛而亮剑；兽爷是因儿子注射了长生疫苗，“细思极恐”而毅然出手；有人说“丁香医生”的文章是为了卖他们的产品而写，为了吸引眼球而做的软文。但不管怎么说，效果都是为公众利益发声，是为百姓健康和国家利益而揭黑，值得称道！而且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还要冒很大的风险，会被起诉甚至会被追杀，难道对这种虽“大公有私”却为社会公义挺身而出的行为不应该叫好吗？这三位都有一个特征——前媒体人，他们做的这些事正是新闻记者所干的活。在媒体行业外，他们让人们看到一个久违的身影——调查记者。他们尽管已没有记者的身份，但追求真相、弘扬正义的心还在。
在新闻行业，调查记者是一个最令人尊敬的职业，他们为社会公义揭黑斗恶，不仅工作极其艰辛，而且还会有生命危险——据说黑恶势力甚至出价500万买调查记者王克勤的人头，调查记者也因此成为黑恶势力的眼中钉、肉中刺。调查记者在媒体内部往往也不讨好，新闻调查的成本高不说，还让媒体领导承受很大的压力。据说目前国内的调查记者队伍已萎缩到不过数十人。今年我的研究生，一个怀揣新闻理论的青年调查记者也离开了《新京报》。互联网冲击下传统媒体的衰落，似乎同时也加速了调查记者的流失。然而，失之桑榆，收之东隅，互联网也让调查记者重新浮出水面，只不过换了一个马甲——自媒体人。
不只是游离于媒体行业外的自媒体人干起了调查记者的活，而且新闻调查的方式也在发生改变。诚然，由于没有新闻采访许可，他们去不了新闻现场，但是现场真的那么重要吗？对于新闻事件，现场是新闻的第一着落点，然而，对于复杂的新闻事实，真相其实隐藏在诸多公开的事实背后，独具慧眼的新闻调查高手可以通过网上公开的资料收集证据，然后把这些证据串连成揭露事实真相的证据链。例如，为了规避法律风险，兽爷采用的事实全部来自三大证券报的公开报道。如今的调查记者恐怕叫作网络调查记者更恰当。当今提着脑袋拿着枪的特工都少见了，就连美国中央情报局90％以上的情报都是通过公开信息和现代科技分析出来的，相信未来，人工智能也会助力新闻调查的。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陈力丹教授说，现在是新闻最多，也是新闻最差的时代。相对新闻业的孱弱，新闻学研究也不给力，除了新闻史研究，更多的是新闻业务的总结，只是“术”的研究而缺少“道”的探索，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新闻专业主义的讨论。但我不参与这个讨论，我认为新闻第一，专业第二。当下，新闻如何生存比如何专业更重要。作为离开媒体多年的高级记者，每年记者节我都会写一些东西，如今年写的《记者节，你该知道的》《记者节：写给那些有新闻梦想的同学》《萧瑟秋风今又是——记者节说实话》。2013年，我在一个记者节的纪念会上做了题为《新闻不死，新闻业会死》的演讲。“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新闻不会死，新闻调查也不会离我们远去的。
互联网时代，新闻业面临着转型与变革，新闻的生成、生产和传播都需要新的研究，新闻理论需要颠覆与重构，新闻教育也需要脱胎换骨。这两天广州特别冷，我不知道今天是不是今年最冷的时候，但天气预报告诉我过些天会回暖的。新年将到，此时此刻让我想起《南方周末》1999 年的新年献词：“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抖擞精神，总有一种力量它驱使我们不断寻求‘正义、爱心、良知’。这种力量来自于你，来自于你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在此，我把这段话和以上文字献给2019年的你，你们中间的每一个人。
（本文原载于“谭天论道”微信公众号，2018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