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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生于汕头崎碌，在北京读中学至高中时抗战爆发。1944年，在泸州应征入伍，后成为远征军新一军 30师部直属工兵营第一连一班下士，空降缅甸密支那。1945年夏回国。抗战胜利后退伍，到北平辅仁大学读英文专业。回汕后在礐光中学等校任教。1949年解放后先后在汕头教师进修学院、汕头第三中学（聿怀中学）、汕头业余大学等学校任教。其中，1972年调任汕头地区工农师范学校（现韩山师范学院），负责外语教学工作，1975年调回汕头。改革开放初赴美国进修研究生课程，1981年回国参加汕头大学筹办工作，任外语系主任，后晋升副教授，1989年离休。著有《余年拾遗——林卓群译作选录》《浮生实录》等。2017年 3月 12日去世。
访谈时间：2015年 3月
访谈者：陈俊华
访谈地点：汕头林卓群校友家
我 1924年出生在汕头，我父亲林豁如是一个商人，经营酒业和水果批发。大约在 100年前，我父亲在汕头崎碌新兴街以东数百米购置了几亩地，并把这片地用墙围起来，中间用一道墙将之分为两半。围墙之间设有一个大门，可以相通。我家就在西边这一半建起了房子，据说当时用了一万银圆。另一半地则租了出去，给人家种菜。
建起来的房子很大，大门旁边有门房，住着一个看门老人。大门内是一个花园。园中有花圃和小道。进了花园就可以看到一栋两层楼的大房子，上面有“衹园小筑”四个大字。“衹”是神佛的意思，因为父亲是佛教徒。这座二层楼的房子一进门先是二房一厅，然后中间有两间房和一个大食厅，厅房有一个门可以通到坐南朝北的后厅和两间卧室。二楼是四房一厅，并有骑楼、晒台。后面的花园种了不少果树，水果成熟时，一家人吃不完，就送给亲友们。还有三棵大槐树，树下有供我们玩的秋千，北边还有篮球架。后园的东边盖了许多平房，有浴室、佛堂，还有几间客房和佣人的住房，煮饭的伙房等。
我很小就进幼儿园，四岁时就到新兴路口与外马路交界处的一中附小读一年级，我坐在课堂里根本不知道老师讲的是什么，结果只得留级重读。第二年换了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师，我的学习成绩也有较大的进步。有一次我在期中考试中名列全班第一，父亲很高兴，奖给我一个银圆。我还在全校的国语演讲比赛中获得过第一，那时能讲国语的人不多，课堂上老师都用潮州话讲课。
因父亲经营酒业，所以藏有许多白酒。常有客人喝醉了，成为家里的笑话，大家说起某人的醉态都哈哈大笑。然而在我五岁那年，母亲突然生重病去世了。不久又发生“一·二八”事变，日军突然袭击上海，父亲的货受到严重损失。汕头港也来了七艘日本军舰，人心惶惶。父亲因生意损失过大，不得不把前面主要的住宅卖掉抵债，准备在后园另建住屋。他请了一个风水师到家里住下，到处察看，提出许多建议，比如三棵大槐树属阴需要砍掉等。但从此家道就衰落了。
我小学毕业后父亲让我去考商业职业学校，考上以后，我对那里的功课毫无兴趣，情绪低落。正好大姐让我去北京找她，于是我 1937年 2月去了北京，开始自习数学、英语，大姐的朋友关小姐辅导我。几个月后我有了较大的进步，可是到了 7月就发生卢沟桥事变，不久北京失陷，我们不得不避居关小姐的三叔家中。日军占领北京后，采取怀柔政策，由汉奸出面管理，让商店开门营业，学生正常上课，只是派去日本教师，开设日语课。到了 8月中旬，各校开始招生考试，我就近报考了孔德中学初中二年级。孔德中学是中法大学附中初中部，这是一间很好的私立学校，教师都很负责，我的各科成绩都能跟上，英语的进步最快。该校也设有日语课，教师是周作人的儿子周丰一。在孔德中学读了一学期后，大姐让我转到北师大附中读书，说那才是北京数一数二的名校。
我考上北师大附中高中部后，就搬到海北寺街的一间约有 20平方米的房子里居住，这是北京潮州会馆在宣武门外的产业。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我的生活陷入困境。上高三时我为生活奔波，借钱度日，心理负担太重，生了重病。我生病时父亲在汕头逝世，我成了一个孤儿。我的同学和朋友闻知纷纷来慰问帮忙，出钱出力。我卧病在床几个月，直到 1942年夏天，我的身体基本恢复健康，同学们高中毕业了，纷纷离京各奔前程，我也开始独自谋生。
1944年秋，日军袭击宜山、独山，逼近重庆地区，国难当头，物价飞涨。蒋介石发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号召青年学生参军抗日。我自忖并无一技之长，但还可以扛枪上战场，为国捐躯，于是决心到兵站报名。
1945年 2月我到四川泸州入伍，编入 203师第 6团第 1营搜索连，开始每天的步兵训练、队列训练、体能锻炼。此后是负重行军和实弹射击训练，总共约一个月。每到星期日，我们就可以到市里逛街，并在小吃店喝点小酒。和我常在一起的是翁一叶和孙宗汾，他们分别是同济大学三年级学生和武汉大学二年级学生。我们都希望早一点上战场打日本鬼子，但尚不知道要在泸州训练多久。
3月上旬的一天，营长到我们连来召集全连士兵开会，他说在缅甸的中国远征军兵员严重不足，急需补充，谁愿意上前线抗日，可以报名应征。当场决定赴缅的有十几人，我与翁、孙三人都报了名。我记得出征前给大姐写了一封告别信，说：“弟此去抱必死之决心，愿为国捐躯，战死异国他乡。”
我们交还训练时所使用的步枪，穿着蓝色的棉军装，背上装着个人小件用品的军袋，就出发了。先坐船到重庆，然后被军车送到机场，再空运到云南曲靖机场，并在昆明小住几天。当时有空闲时间，我就去西南联大访问大姐的老师毛子水教授和同乡马大猷教授。他们都请我吃便餐，能看出西南联大的教授生活很朴素。
在昆明三天后，我们又回到曲靖集中，准备飞往缅甸。登机之前我们列队接受美国军官的检查。他们只是让我们敞开上身、并张口看看牙齿，目测有无残疾，体格是否壮实。检查后在每人的左臂手腕上，用蓝色橡皮图章盖了一个印，就可以登上运输飞机。
在运输机上，我们席地而坐，几十人坐满一架飞机。到达目的地后，大家列队，由军官发给每人一个小背袋，让我们把要保留的私人物品装在背袋里，然后命令把身上的军衣和内衣裤脱光，把脱下来的衣服和鞋帽堆成一大堆，浇上汽油，点燃烧掉。据说是怕带来蚤子或其他寄生虫、细菌之类。然后我们赤裸裸地被带到一处有清水的小河洗净一身，并发给毛巾和新军装，列队到一处营地，由军医给每人打一针预防针。这种预防针反应剧烈，我们第二天都发高烧不能起床，只吃了很少的食物，到第三天才恢复正常。
我们被带到远征军新一军 30师师部直属工兵营，我和翁一叶、孙宗汾被分配到第一连当下士列兵。翁一叶是一排一班的副班长，我是一班列兵，孙宗汾是三班的副班长。班长都是上士军衔的老兵，背着冲锋枪，列兵则每人一支美式步枪。
部队在热带丛林中开辟出一片空地，建了简便的营房和训练操场。每连分有一排营房和独立的操场，但一走出竹篱笆外面，就是看不见边的大片树林，丛生的野草有一人高。连里发给每人一瓶防蚊油，身体没有衣帽鞋袜遮住的部分，要抹上这种油，否则成群的蚊子就会叮你。每天早操时，排长亲自监督每人吞一粒黄色的“阿地平”以防疟疾。各处路口都竖着英文路牌，上面写着“服用阿地平，疟疾不会致死”。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我们在密支那的森林里驻扎训练了三个月。部队突然宣布奉命回国，调防广西南宁。日军已在缅甸全线败退，残敌转向菲律宾一带，而国内日军还很猖狂，全副美式装备、作战英勇的新一军应该回国参战，于是我们就回国了。
一身戎装的林卓群
我们辗转前往南宁的途中，陆续传来战况，最后传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大家高兴地大呼口号，抗战的苦难终于走到头了。有消息说新一军会派往日本作为代表中国的占领军，多数人不愿意去，想退伍回家继续读书。我、翁一叶和孙宗汾谢绝了部队的挽留，坚决退伍回去读大学。上大学是我的梦想，我回到北京后，辅仁大学的招生考试已经结束，我却未死心，觉得自己是一个退伍的抗日士兵，能够听说英语，有高三学历，可以碰碰运气。辅仁大学的教务长是一个美国神父，他用英语与我交谈了几分钟，问我想读什么，我说想读英语。他说我只能当旁听生，不过如果第一年各科考试合格，可以申请为特别生，第二年各科考试合格，第三年就可以申请为正式生。这让我十分高兴。
西语系一年级的功课很难，因为辅仁大学选用的是英国牛津大学课本，课后作业很多，而我还要为赚生活费奔波。冬天北京很冷，风很大，我骑单车去做家教，常常精疲力竭，食不果腹，回校后还要拼命查词典，读通课文完成作业，往往熬到半夜，又困又饿。
经过一年拼命学习，我终于各科及格，被批准为特别生，升入二年级，但生活依然困苦。当我没有家教可做时，只好到我的几个好朋友家里去轮流吃饭。我的大学同学大多出身于富裕家庭，其余的也至少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我厚着脸皮去五六家吃中餐或晚餐。好在他们的家人都知道我的情况，轮到我去的那一家，主人都加菜请我吃好的。我至今想起这些仍心存感激，终生难忘。
三年的学习有不同的课程，我对英语演讲很感兴趣，在所有课程中只有英语演讲取得B或B＋的成绩。我也喜欢学一些英文诗，济慈、雪莱和拜伦的古典英诗，感情丰富，用词深奥，我勉强能读懂，至今还能背诵一些片段。
在这期间，我朋友中有一些是中共地下党员，对我影响至深。我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因此积极参加各种反对国民政府的群众运动。我参加过抗议美军士兵强暴北大女生沈崇的大游行，也积极参与反对国民政府的运动，我们与各大学学生联合举行大示威游行，口号是“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辅仁大学的一些活跃分子在运动后遭到逮捕，我也做好了被捕的准备，但与同宿舍的几个同学都躲过这一劫。与我同住一室的潘同学是个地下党员，他未被发现。共产党员当时在我心中十分崇高，我希望有一天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不久以后，学校通知我要交中学毕业文凭给注册科，以便毕业后可以颁发学士学位和正式大学文凭。我没读完高中三年级，不可能取得中学文凭，心中十分苦恼。于是我决定回家乡去。我搭乘开往上海的轮船，到上海后又上了一艘开往汕头的“济和轮”。“济和轮”的第一个目的地是台湾基隆，先在那里卸货下客，然后再开往汕头。不料船在基隆被扣，到了第十天当局才派了一艘 400吨的“凤山轮”到码头，送我们回汕头。
我回到汕头才知道，父亲当年留下的房子在抗战时都卖光了，家里没有我住的地方。此时，饶平县立一中的尤维龙校长来到汕头，他正在着急地寻找一个英语代课教师，因为原来的高中英语教师病倒了，没人能顶他的课。他听我说在辅仁大学英语系读了三年，立即聘用我。我便随他到离汕头一百多公里的饶平山城去，学校给的工资是每月白米 350斤，住宿免费，还有一些补贴。这段时间是我终生从事教学工作之前的一次很好的实习，我开始对教书产生兴趣，也很喜欢我的学生们。
1948年 9月，经汕头礐光中学林建华老师介绍，我应聘去该校担任初、高中英语老师。饶平县立一中的尤校长一再邀请我续任，并将我每月工资升为 450斤白米，但我觉得山城交通不便，在那里也很孤单，没有答应，还是回到了汕头。
礐光中学设在汕头港海湾对面的风景区，原是基督教会资助创办的私立学校，环境优美。到校之后，学校给我安排了很繁重的课程，那时学校有春、秋两季的学生，我要教高三上、下两班共 10节不同的英语课文，高二和高一上、下两班不同进度的英语语法课，还要教初中两个班的英语，总共每周有24节课。学校对教学的要求也比较严格，校长时常站在教室外面听课观察，了解新教师的教学水平。我开始有些紧张，后来才放松下来，毕竟我有了在饶平县立一中的经验，加上同事中有两个基督教浸信会的美国女传教士，与我一起教同样的英语课本，她们的母语就是英语，都受过高等教育，还会说一口流利的潮州话。我没把握的部分就问她们，她们都耐心为我解释，从无看不起我的表现，比起我在辅仁大学的老师好得多。
在礐光中学我住进教师宿舍，与其他三个教师分住相通的两间房。他们是林建华老师、周亨达老师和陈植棻老师。林老师是教徒，但很开明，周、陈两位老师是武汉大学毕业的，思想与我一样，是倾向共产党的。我们很快就意气相投，经常传阅并讨论地下党团的书籍、报刊，反对国民党当局，支持共产党的斗争。当时礐光中学因为是教会学校，又与汕头市区隔一海湾，政府控制不严，地下党团很活跃，大多是由高中的积极分子组织、地下党领导的各种活动。我当时年轻，胆子大，时常在课堂上公开宣传激进思想，有时在演讲中，赞扬解放军，抨击国民政府的腐败。我的宿舍里经常有学生来座谈，大家都希望共产党快点打败反动政府，解放全中国。
1949年夏天，我到了香港，并开始在培侨中学教英语。这所学校的领导实际上也是一名地下党员，学校就是党的一个支部，但当时香港受英国殖民统治，这个支部不能公开。他们需要一个英语老师，又不愿录用港英当局派来的人。我经朋友介绍，去补这个缺。但港英政府不喜欢从内地来的老师，多方刁难，最后要我去教育司面试。好在学校副校长徐女士与教育司司长是朋友，由她带我去面试。面试后，司长说我可以先代课，一年后再考虑转成正式教师。于是，我就应聘为培侨中学的英语老师，月薪 260港元，比其他科老师多 60元。因为港英当局规定，学校必须重视英语，所以英语老师的工资高于其他各科老师。
我在学校安顿下来，发现学校实际上是个“解放区”，有许多东江纵队留下来的干部。我很尊重他们，希望成为和他们一样的革命者。我参加各种活动，用很多时间阅读共产党的理论和毛泽东的著作，脑子里充满共产主义理想。我也希望我的朋友、亲人和我一样，投身到革命运动中。我在给汕头女朋友的信中摘录了党的一篇宣传文件，不料却被汕头国民党特务机关查获，她因此被捕入狱，惨遭迫害达两个多月，直到汕头解放才重获自由。我得知后悔恨交加，夜不成寐，加上超重的工作压力和负担，最后在学校病倒，不得不离校回汕头休养。
1956年秋，汕头幼儿师范学校开办，我调任教导主任，在这里遇到了我后来的伴侣顾幼珍。她是上海人，1955年毕业于南京师院学前教育系，校方分配她到广东省，省教育厅考虑到汕头将开办幼儿师范学校，就将她分配到汕头市。她在幼师担任幼儿教育学专职教员，从此我们在工作中逐渐发展成恋爱关系，并在 1959年中秋节结婚。她教学特别认真，勤于备课，一丝不苟，对学生严格要求。因此学生对她都很尊重。许多毕业多年的学生，都说读书时怕顾老师，但始终敬爱她。她孝敬上海的父母，每月寄钱给他们，从未间断。她对我的帮助很大，家务事几乎全包。我们两人的收入合在一起，量入为出，从未有过争吵。
解放后各种运动不断，我一向支持党，认为党所制定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运动是必要的，但也有不少出乎我意料，家族中也有人受到波及。“文革”初期，我在任教的第三中学遭到批斗。当时学生抄了我的家，把我轰出来。我那些英语书被他们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说要拿到操场上烧掉。其实相当一部分被拿到门口收旧货的地方卖掉了。他们还说我去参加远征军就是反动，说我参加的是反动军队。
我们被当成“牛鬼蛇神”抓去批斗，后来就关在一个教室里面。两个红卫兵坐在前面，手里拿着棍子，敲敲打打，要求我们交代问题。每天晚上都要交代，总而言之，就是搞到晚上 12点才让我们回家去休息，凌晨 3点再集合。红卫兵是分批的，今天晚上一批，明天早上另外一批。而我们隔 3个小时就要即位，开始打扫卫生，如打扫厕所、清理水沟等，打扫干净才能回家吃饭，吃完饭还要回到教室交代问题。每天 10多个小时听从吆喝，大小便还要报告，由红卫兵押送至厕所。我曾被学生用马桶刷子打头，用墨在我脸上乱涂。而这位羞辱我的学生曾是我十分用心培养关照的。我当时气极，很想跳楼自杀，但突然想到妻子可怜，我走后她在汕头没有亲人，很难独活，所以忍辱负重，过一天算一天，苟且活着。
我们做“牛鬼蛇神”两个月左右，又被这些红卫兵押着，下放到汕头的郊区鮀西农场去劳动。每天早上要光着脚出去挑粪，什么重活都做。我后来也能挑几十斤甚至一百斤。有些老师身体很差，挑不了，就在田里用锄头把土挖出来或者把成块的土用锤子敲碎。晚上还要学习语录，对照检讨，互相批判。
又一个月后，红卫兵突然都走了。农场负责人说：“没事了，你们可以回去了。”原来红卫兵都去参加串联了，我们也就回家了。
当时老师里面出身根正苗红的很少，那时候工人、农民出身的很难读到大学，但是也有例外。我在第三中学的助手原本是居委会副主任，后来做到中学副教导主任。他所在的乡认为他可以培养，就拿乡里面的公积金供他读书。
我的社会关系很麻烦。我一个好朋友在台湾是空军少校，后来还升到台湾的参谋总长、一级上将；我还有个亲戚做到台湾海军副总司令。这些复杂的社会关系我都坦白说出来，所以“文革”时才被整。其实我自己什么都没有，没有加入国民党，没有加入三青团，就是一个兵。“文革”结束后，社会逐渐恢复正常。现在风气好多了，国家承认我是一个抗日战士，这是我想不到的。我寿命较长，其他远征军战友都没有享受到这个待遇。我这辈子就这样过来了，但“位卑未敢忘忧国”，内心深盼改革逐步深入，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史为鉴，明辨是非，逐步走向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昌盛可期。
1972年，政府意识到英语的作用，有意培养英语教师和外事人才。汕头需要派一些资历老的英语教师支援韩师，我是汕头市英语教研会主任，所以让我去做负责人。当时韩师名为汕头地区工农师范学校。
之前我在汕头的工资是 94块，去潮州却降为 92块。而且交通不方便，我两个星期来回一次要花掉四块钱路费，四块钱在当时可以买一双鞋。我女儿当时还在读幼儿园，特别依赖我，每次我要走时她都抱住我的腿哭，我心里也不忍。所以说我这次调动不但工资降低，还照顾不到家里。但当时什么事都要服从组织安排，也没什么可讨价还价的。
韩师所在的地方给我的印象有些萧瑟。山下是校园，大门对面是湘子桥，跨在韩江上。江对面是城里，有城墙围着。每次发大水的时候城墙的门就关了，被挡住的水就全部淹过来，韩师校园里的水大概能漫到小腿处。
我住的教师宿舍在很高的山顶上，要爬台阶到最上面。那时候我还年轻，爬山还没问题，但是不太方便。一楼是学生宿舍。我住在二楼一间分配给老师的房间，里面有一个书橱，一副桌椅，还有一张床。宿舍中老鼠很多，放一个水缸在墙角，老鼠就会掉到水缸里，我就用这个方法抓老鼠。宿舍也没有自来水，怎么办呢？要么去山下挑水，要么去旁边的山泉打水，有时下雨也有一些积水。有的学生比较勤劳，把水挑回来用水缸盛着，方便洗脸洗脚。我教的学生比较尊师，也会去帮我挑水。
半山腰是女生的宿舍。里面的单人间则是女老师的宿舍。教室、办公室、食堂都在山下。那时候的伙食很简单，吃碗稀饭后就去上课。总的来说生活比较淳朴、艰苦。
那时候汕头地区很大，包括海陆丰、梅县等地都有学生来韩师学习。学生的水平参差不齐，很多没有一点英语基础的都招了进来，因为工人、农民都可以推荐入学。学生入校后参加分班考试，英语基础比较好的分在A班，其他分在B班，要从“ABC”开始慢慢地教。A、B班是培养初中教师的，另外还有一个C班是外事班，主要培养外事外贸干部，里面有一些学生是有基础的。
我们采用的教材是中山大学一年级的教材，考虑到有些学生英语水平很低，我们还自己编了一些教材。A、B、C这三个班我都教。那时候我们教英语要教到学生可以听、基本能够说。学语言要培养思维，要用英语来想，这样讲出来才是通顺的。教学就是训练学生们自己会用，“哑巴”英语是不行的。这个过程很不容易，毕竟有些学生基础薄弱，好在学生上课很认真，学习也很努力。因为他们自己知道出去要当老师或去外事部门，学不好的话就分配不出去。有一些天赋比较高的学生，进步就比较快，会用英语思维思考。他们毕业前要去实习，全区各处的实习都是我分配的，我还要去巡视，并进行指导。
韩师的领导里有个革委会主任叫张正文，是一个北方干部（地委宣传部副部长），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他对我们不错，人也算忠厚。他有一个副手叫赵义明，是个知识分子，比较开明。我对他印象不错，后来也和他成为朋友。他喜欢学点英语，有不懂的地方就来问我，他也把我当作他的英语老师。
韩师的老师教书都很认真，学校里面有几位老师很好，有一位年长的叫陈宗民，是一个归侨，教书很不错。还有一位老师叫陆汉姿，是暨南大学英语系毕业的，英语水平比较高，发音也很好。她被分配在潮阳一中，我听了她的课后就把她调来韩师，但是她在广州的丈夫生病了，我只好支持她调走，说：“我来顶你的课。”我还亲自送她上车，记得那个时候天还没亮，我蹬单车送她去车站。
外事外贸班里面有英语跟日语两个部分。学校里有两名日语老师，现在都过世了。其中女老师叫郑晶莹，她是从台湾来的，各方面能力都很强。台湾曾经被日本占领，所以她懂日语。男老师叫杨植，这个人也很好，不仅懂日语还懂一些英语。外事外贸班的学生毕业后会分配到各地，有搞外贸的，也有去海关的。学生们跟我们这些老师的关系还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们当时是尽心尽力地教他们。
不过我在韩师也遇到过一些不愉快的小事，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看不起老师。一次是有一辆汕头小车到学校来，我刚好要回汕头，看见那个车里面还有一两个空位，就问可不可以顺路捎我一下，司机居然说：“不行，老师坐什么小车，坐公车去！”我很生气，这太不尊重人了。还有一次，我因公出差回来，午饭时间已过，食堂只剩白饭。这时，我看见有个厨师炒了一大盆绿油油的青菜，就对他说：“麻烦给我一点菜配白饭吧。”结果他直接把盆端走了。老师在那时候真是低人一等啊！
林卓群在看《韩师校友》（陈俊华摄）
197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被调回汕头。我家当时在汕头第三中学内。放假的时候，学校组织大家去义务劳动，我也拿着锄头去参加。汕头教育局局长是北方人，也来参加劳动。他问我：“林老师，你在哪上班？”我说：“我还在潮州，趁着放假回来一下。”他说：“怎么还在潮州？回来回来！”就这样，我被教育局调回汕头第三中学，结束了在韩师的教学工作。总之在韩师的三年，虽然辛苦，也发挥了我的专长，做了一点贡献。
改革开放初期，我曾赴美国进修研究生课程。1981年汕头大学筹备的时候，教育部门委派中国人民大学的罗列同志到汕头任副校长，领导筹办工作。他让我负责汕大外语系的筹办，有几个报名愿到汕大外语系工作的老师，就由我出面做个别交谈并用英语面试。可是我在进修学院和业余大学的课还没人接替，教育局暂时不让我走，调动的工作一直到 1982年 2月才正式办理。到汕大以后，我就与宁夏大学调来的许毓伦老师一起到全国各地的大学搜集有关外语系的资料，如教学大纲、学科设置以及有关的资料，同时寻找愿意到汕大工作的老师。外语系是 1983年开始招生的，直到 1987年第一届学生毕业后，我才卸下系负责人的工作转为专职教师。我在汕大一直工作到 1989年夏天，当时我已经 65岁了。
离休后，我第二次去美国，并到美国、加拿大、欧洲、澳大利亚、泰国、日本等地旅游访问，后来又游历国内各地，现在汕头安享晚年。我的脑子还在转，我的记忆力还很好，我现在什么事都是先用中文想，再用英文想，经常用脑就不会老年痴呆。所以，对现在的年轻人，我想说的就是：要多用脑、多思考，脑子越用越好，脑筋好，身体也会好。
林卓群讲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