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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出生，揭阳人，学名林志伟。先后就读于揭阳县立第一小学、第一中学初中部。1939年起在位于揭阳古沟的韩山师范学校读高中。1942年毕业后辗转进入广西大学的农学专业学习。194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在揭阳农业职业学校、揭阳真理中学、潮阳八区中学等学校任教，为党收集情报并出版地下刊物。1949年奉调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主要负责部队的财务后勤供给。揭阳解放后，任揭阳县委常委、第一副县长，主管财务和经济工作。1958年调入汕头，任汕头专区财委副主任。1966年转入工业战线，组建汕头地区第一家氮肥厂——星火氮肥厂，任书记、厂长。1972年后任汕头地区燃化局副局长，“文革”结束后任汕头地区经委副主任。1983年离休。2018年 11月 9日去世。
本文初稿由曹容敏、周昭根两位同学提供，他们曾于 2013年和陈俊华老师一起在林宽校友家中访谈。本书作者在组稿时进行了回访，对原稿做了修改与补充，并得到林宽校友之子林群先生的支持，为本文添加了附录。
我家在揭阳县城，家里是经商的。1937年，我在揭阳一中才读完初一，日军轰炸县城，揭阳一中搬迁到棉湖，我就跟着去棉湖读了初二和初三。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伸向我国各地，我国军民奋起抗战，但终因实力悬殊以致沿海多处被日本鬼子占领了。1937—1939年，我们潮汕地区先是受到敌机轰炸，后来三江沿海口的汕头市区、潮安县城、潮阳县城、澄海县城及县城附近的地方先后落入敌人手中，成为沦陷区，人民群众过着十分悲惨的日子。记得我在揭阳一中读初一的时候，亲眼见过日机轰炸揭阳。当时的飞机有双层翼，是螺旋桨的，飞得很低，飞行员还可以探出头看地面的情况，下面的人也可以看到飞机上的飞行员探出头来。揭阳县城第一次受袭的时候，日机投了两颗炸弹，但是炸弹威力有限，被击中的一座“四点金”（传统潮汕民居）没有被炸毁，只是一个房间倒塌了。那时候的武器远远比不上现在的，但相对而言日军的武器比中国的更先进。他们有战舰，有航母，这些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正因为当时日军有我们没有的武器装备，他们才能经常袭扰我们。
那段时间，为了躲避敌机轰炸或从战火中撤退，许多学校先后搬到比较安全的山区，如汕头一中搬到普宁，大中中学
搬到潮阳铜盂乡，聿怀中学搬到揭阳五经富，揭阳一中搬到棉湖镇，韩山师范学校搬到揭阳古沟乡
。当时澄中
和金中
停办了，学生并入韩师，仍称“韩山师范学校”。
1939年夏，韩师在古沟新校址重新开始招生，我带着揭阳一中的学历证明书去韩师报名，9月开始在高中部读书，直到 1942年夏毕业。
林志伟的揭阳一中证明书（韩档90卷 59页）
青年林志伟（林群提供）
我记忆中关于学校的印象都是在古沟的印象，现在去潮州的韩师没有那种回母校的感觉，毕竟当时不是在那里读书。我们去韩师参加校庆时也没有那种故地重游的感慨。倒是十多年前，我和陈仲豪
等老同学曾结伴重游古沟，探访当年的校址，回忆当年，感慨万千。
当年的校址在揭阳县城西北方向古沟乡新建的一座村庄里。古沟乡的北面是老寨和圩市，东面邻大头岭圩，西面接白塔圩，南边是赤步村。从县城沿着榕江走可以到达附近。村庄里有二三十座民居，村中间有一座祠堂用作村里的小学，后来成了韩师附小。祠堂周围建的房子除少数有农民居住外，多数还没有人入住。学校到了这里，把一些建好的房子连同一些还没有完工的房屋一并租了下来，作为教室、办公室、图书馆、学生宿舍。学校离原来的村落有一段距离，方便办学，易于管理。
韩师古沟校园，陈仲豪摄于 1941年（林志伟收藏）
多数学生和老师是住在学校的，也有学生在附近的村落租房子住，因为学校的宿舍不够。作为校舍的房子有好有差，其中三座最好的房子被学校租下来作为图书馆、办公室、女生和女老师的宿舍。男生住的宿舍相对差一点。各班的教室则有的坚固、明亮，有的简陋。我们高一班的教室是最差的。房子四面的墙已经砌好了，还没有屋顶，就搭了竹叶的顶棚；下面没有铺水泥，就把土夯实，钉上木桩，铺上木板，高的做桌子，低的做椅子。我们教室就有四五排这样的木板，一排桌子，一排椅子，都钉在地上。所以说，既有非常简陋的教室和学生宿舍，也有非常漂亮的办公室和图书馆。
图书馆在一间叫“五间过”的房子里，即一个大厅和四个房间，有几十平方米，最多不过一百平方米。图书馆里图书的数量有限，大部分是从潮州带来的，后来又补充了一部分。里面有报纸，比如《岭东日报》，那家报社原来在汕头，后来内迁了。记得还有一份报纸，叫《国民日报》。
学校从潮州搬迁到揭阳时所携带的物资有限，后来做化学和物理实验时只能由老师演示，学生观看，没法达到人手一套器材。
当时的生活比较困难，抗战期间，物资缺乏，物价上升。学生的来源不一，有当地的，也有来自沦陷区的。来自沦陷区的同学因为家在日军统治范围内而失去了生活来源，所以学校就免收他们的学费并发放生活补贴。这部分同学的生活是比较艰苦的，基本靠助学金生活。生活在国统区的学生还有一定的生活来源，不管家里是务农还是经商，他们的生活还算可以。全校师生在衣食住行各方面还过得去。吃的方面，学校办了食堂，提供饮食，我们每个月交一定的膳费，大家吃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学校周围还有几间小吃店，经济宽裕一点的同学也会去买一些小吃。生活虽然艰苦，关系比较好的同学也会在经济上相互帮助，有的同学还在暑假的时候把来自沦陷区的同学带到自己家里住。
我们在校那三年，只要气候正常，农业生产就可以进行，粮食、油、鱼、肉还有蔬菜基本都可以在市场上买到。虽然价格比较贵，而且数量少，但学校的食堂还是经常能供应得上。
在沦陷区，生活就极其困难了。日军不能控制广大的农村，就把城市与农村隔断开来，平民的生活受到了极大限制，又不能经商。日军、伪军有自己的供应系统，平民则非常贫困，经常发生饿死人的情况，听说汕头那边还有人用人肉充马肉去卖，后来被发现了。到了 1943年大饥荒
的时候，因为久旱粮食歉收，大量饥民流入福建、江西一带。他们有的从饶平进入福建，有的从梅县、兴宁进入江西。很多人饿死在路边，尸骨都无人掩埋。
我们在国统区没有受到大的影响，每到星期天，趁着放假，师生还可以到附近的圩市赶集，叫作“上圩”。学校的东边有桂岭圩，西边有白塔圩，北边有古沟圩。既可以买到一些日常用品，还可以改善伙食。
总体来说，1939—1943年，战局相对稳定，日军兵力有限，无法向内地扩张，也不能渗透到广大农村地区。到了 1944年，日军攻入揭阳县城，学校再次内迁到灰寨，那时我已经离开韩师了。
老师们有的是原金中的，有的是原韩师的，还有一些是学校到了揭阳再招聘的。我离开学校已 70年，现在尚能记起一些老师的名字，其中任行政职务的老师有陈传文、洪应堃、顾映明、陈承钟等先生；授课教学的则有许伟余
、林守谦、黄家泽、王显诏、杨金书、翟肇庄、罗尧范、陈苑等先生。当时的校长是李育藩。
老师们不少是 30来岁，如教生物的翟肇庄老师和她的爱人杨金书老师。他们都举止端庄、待人和气。当时的师生关系融洽，尊师也是一种风气，没有什么学生闹事或刁难老师之类的情况。特别是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师，都是很受人尊敬的。有时候学生会去他们的宿舍做客、向他们请教，或者请他们指导学校的一些活动。
许伟余老师在当时算是年龄比较大的，有 50来岁。他教语文，留着长胡须，胡子和头发都白了，穿一袭长衫，戴一顶瓜皮小帽，拿着一根手杖，气度儒雅洒脱。解放后，许老师到汕头教书。我曾经和同学们一起去拜访他，还为他摆了生日宴，以表达我们几位老学生对他的敬仰之情。许老师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在于他一家三代都是很好的语文老师，他的女儿许心影是 20世纪50年代汕头有名的教师，孙女许秋子当时还在上初中，后来在汕头一中任教，成了我儿子的老师。
林守谦老师也是教语文的，有时会喝一点酒。他联系抗日战争、国难当头的时局，讲起课来满腔激愤，慷慨激昂。还有教音乐的王显诏老师，教图画的黄家泽老师。黄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那个时候师生关系也谈不上多么密切，但老师们人格高尚、平易近人，他们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们亲切、诚恳，在指导班会活动时也会提出一些意见。
老师们多是潮汕人，像许伟余老师、黄家泽老师都是潮汕人，他们讲课大多是讲潮汕话；也有极少讲普通话的，像杨金书和翟肇庄老师夫妇。因为教学仪器很少，上课时主要是靠黑板，由老师讲授、提问。
学校里还有国民党的军事教官，有校级的正教官和尉级的助教。他们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学习操作枪械和初级军事知识，还对学生进行思想控制。学生们对这种军事教官比较抵触，而那时共产党还处于地下状态，没有公开活动。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比较宽松，但是会密切关注学生的思想动向。
总之，当时的师生关系比较正常，多数老师都受到同学们尊重。现在回想起来，当年老师们的音容笑貌都还历历在目，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同学们来自四面八方，有的来自沦陷区，如原跟着潮州韩师、金中一起内迁来的学生。他们有的是成批内迁；有的则是单独想方设法撤退过来，辗转来到古沟读书；也有部分学生是在古沟招收的。学校有简师、中师、初中和高中四种学制，招收不同程度的学生。读师范的多数是从潮州随校迁过去的。有一些高二和高三的同学是从其他学校转学过来的，聿怀中学、普宁一中都有人到韩师就读。
我当年就读的高一同班同学就来自揭阳一中、聿怀中学、大中中学、金山中学等好几个学校。比如我和林庆瑞、陈大杰、许志仁等来自揭阳一中，而陈仲豪来自汕头大中中学。
林志伟所在的高一（3）班学生一览表（韩档 439卷 36页）
学生的政治倾向大致有三种：一种倾向于国民党。当时国民党在学校里设有党部、区分部。校长和部分老师是国民党员。学生中有少数是国民党员。学校也有组织学生参加三青团。一种倾向于共产党，当时共产党在学校还是地下党，像来自普宁的张开明
等同学是共产党员，他们组成了一个地下党支部。还有一种游离于二者之间，既不参加国民党、三青团，也不参加共产党、共青团，这部分学生和老师占多数。
但从总体上看，当时学生间的政治派系并不十分明显，没有互相倾轧：共产党处于地下状态，国民党则顺应国共合作抗日的潮流，政治斗争不是十分明显。
学生常以学生会或班会的名义进行一些活动，比如戏剧比赛，每晚由一个班演一出，大都跟抗战有关。可以说，同学之间因不同党派的存在，有不同政治见解，但是师生间、同学间的关系还是比较正常的，毕竟当年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很明显的对抗。当然，国民党会密切留意共产党的活动。
学生参加课外活动比较活跃，像戏剧比赛、体育比赛（包括游泳比赛和篮球比赛之类）、论文比赛、歌唱比赛等，在学校里都有进行。戏剧比赛中，我们班演的是《东北义勇军》，其他班还表演了《放下你的鞭子》《野玫瑰》《日出》《钟馗》《结婚进行曲》等。那时候我常常当观众，没有参加演出。仲豪兄会摆弄乐器，就有参加。
我们学习的课程主要有语文、数学、英语，这一类课的课时比较多；化学和物理是分时段上的；还有图画、音乐和体育，这一类课的课时比较少，每个星期一节课。音乐课主要是老师教我们唱歌，多是一些关于抗战的歌曲，像《义勇军进行曲》和《流亡三部曲》等。图画课主要是教国画、素描、水彩画等，不同的年级有不同的内容。我们上课时间主要在上午和下午，晚上集中在教室自习。那时候还没有电灯，用的是汽灯。学校还组织学生办起了夜校，给附近的农民上课。
以上就是我回忆的一些母校情况，时间已过去 70年，许多往事已经记不清了，但是当年老师们的风范，许多同学的容貌、性格和朝夕共处的校园生活，以及校舍和四周的风景人情，却仍记忆在心，成为温馨的回忆。
1942年夏天，我于韩师毕业的时候，从大坑口至长沙、湘潭的一段铁路还在中国的控制下，华东的人员可以经过这里进入大后方到西北、西南。中山大学、岭南大学都迁到了粤北的韶关一带，我没有赶上招生时间，就去了桂林的广西大学。我们学校有十来人去了广西大学，有的去读农业，有的去读理工，其中有三个跟我同班。
陈大杰同学跟我一路同行，后来他定居在成都了。这段路很曲折，断断续续，先后用了半个月才到达桂林。我们从揭阳乘船去了汤坑——一天一夜走了三十公里；在汤坑通过步行、坐车等方式到兴宁用了三天，当时的车是烧木炭、用蒸汽的，走得很慢；从兴宁再坐两天车到韶关；最后由韶关坐两三天火车到桂林。桂林是当时广西的省会，很繁荣，抗战期间很多人撤退到那里，有来自全国的文化人到那里举办各种文艺活动。当时日机也轰炸桂林，老百姓经常要“走警报”——到山洞或防空洞里躲避敌机轰炸。这时候，美国空军的志愿军“飞虎队”也开始援助中国。
我在广西大学读了不足两年，因为我母亲去世了，我要回家奔丧。随后日军攻占了大坑口一带至长沙、湘潭的铁路线，我就没能再回桂林继续上大学。
当时我国东南半壁江山尤其是沿海比较富裕的省份已经落入日本人手里，但是我们都怀着必胜的信念，希望能赢得战争的胜利，相信一定可以赶走日本人，所以怎样艰苦的条件都忍受了。要是没有这种信念，中国早就亡国了！
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国民政府提出“十万青年十万军，一寸山河一寸血”，号召青年参军抗日。解放后有一段时间认为青年军是反动的，现在想想，当时青年参军，不管是参加了国民党的军队还是参加了共产党的军队，都是出于满腔爱国热情去抵抗日本的侵略。
当时实行的是征兵制，全国的征兵分两种情况：国民党的军队名义上都是志愿兵，但是在国统区常有抓壮丁的情况，一方面是因为当兵比较艰苦，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习俗认为当兵是二流子，是不务正业，“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军人在旧社会是被人看不起的职业；而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人们的政治觉悟较高，大多是自愿参军的。所以，当时全国有两种情况，国统区和解放区的风气也不一样。
1946年，我在揭阳老家加入了共产党。早在韩师的时候，我的同学中就有地下党员。这些同学毕业后有的去了中山大学，有的去了广西大学。在大学里同学之间都有往来，学生的政治倾向一般都是倾向于进步、倾向于共产党，有的同学也参加了共产党。我受到这些同学的影响，思想上也比较倾向于共产党。
我入党的时候揭阳还属于白区，共产党处于地下状态，接收我入党的是当时党在揭阳县的负责人，我还不知道他的确切身份，只知道他是党员，既不知道他的住址也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大家都叫他“四哥”
。后来解放军入城，“四哥”是军管会的主任和第一任县委书记。介绍我入党的是我的老同学
，他是一支游击队的大队长。当时我们都在学校教书，趁同学都去上课了，在揭阳一中的一间学生宿舍里为我举行了入党仪式。在那段期间敌我斗争比较残酷，任何文字资料都会留下隐患，所以解放前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书面档案的。一直到 1949年揭阳解放后才逐渐建立起公开的书面档案，很多同志也是到了解放后才通过填表等建立了各自的书面档案。
因为我在大学期间返乡后没能再到大后方去，就留在潮汕地区活动。我在几所学校任教过，包括揭阳农业职业学校、私立揭阳真理中学、汕头大中中学、潮阳八区中学。按照党的要求，我以教书作为一种社会职业来掩护我的工作。我为党组织办过地下刊物，也做过情报工作。
抗战后，有的地方已经展开了武装斗争，我在白区和红区之间来来往往。当时经我介绍而入党的同学，有的至今健在，有的入党后不到两个月就牺牲了，记得有一位同志在解放军入城前一个月牺牲了。事实上当时参加革命斗争的大部分都还不是正式党员，党员只是少数。
1949年，我奉调到游击区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参加武装斗争，主要负责部队的财务后勤供给。
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成立 60周年纪念徽章（林群提供）
说起我的工作经历，可以说我就像万金油一样，工农商三线都去过，哪里需要我，我就去哪里。
揭阳解放初期，我参加县委常委的工作，是一名中层干部，主管经济工作。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工作跟现在完全是两码事，那时候物质比较欠缺，解放军进城的时候，我们带来的纸币是南方券，但是刚开始老百姓对南方券没信心，担心共产党不能坐稳江山或国民党卷土重来，所以直到局势稳定，这种纸币才逐渐流通开来。后来大军南下，带来了人民币，人民币在发行的过程中也遇到问题，因为它的面值太小，老百姓上街买点东西都要带好多钱，很不方便，所以就用新币换旧币的方式，1元的新币可以换 10 000元旧币，逐渐把物价稳定下来。
在那个时候大家都廉洁奉公，一心为民，不图什么回报，而且那时物质非常紧缺，只有遇到喜事或者节日有什么需要时，才会通过所在部门拿到一些糖、油或者猪肉。春节的时候，如果工人没有休假，干部就要到车间里跟工人一块工作。工人加班，干部就得跟班，这样对工人才有个交代。当时工人与干部关系很好，互相信任。记得临春节前，我一直忙到除夕晚 12点才回家，第二天又到工厂里跟工人一起过节。
当然，我也经历过社会风气极不正常的时候，经常搞政治斗争，伤害了很多人。我听说有一位中学老师说了几句话：“有一次，我上课的时候，肚子非常饿，不得不拿黑板擦捂着肚子……”那时候正好提出“大鸣大放”，大家都可以来对党提意见，可是他却因为提到饿肚子的事就被打成右派，罪名是“攻击党的‘三面红旗’”，这太不公平了。还有很长一段时间，银行、大商店等都被垄断起来，小商店只能做一些小生意，不能做批发之类的，哪怕你只是拿一只鸡到街上卖，回来也要被批斗……所幸这一系列错误后来都纠正了过来。
回顾起来，我们这辈人在十三四岁时逐渐脱离童稚进入青年阶段，就体会到那种国家、民族面临深重的危机、国难当头、国家十分贫弱、受人欺负的状况。当时东三省被日本人占领了，建立了伪满洲国，后来日寇还进兵到华北、华南来。虽然离汕头和揭阳还很远，但是我们从报纸上都能了解到这些。青年对此都有清醒的认识，特别是知识分子。当时学生上街游行等抗日活动，对我们有很大的教育和影响。那一代学生深知民族和国家灾难深重，从而培养起强烈的爱国主义观念，促使他们去思考这个国家究竟该向哪个方向发展。后来一批又一批进步青年接受了社会主义的理念，也是在爱国主义的基础上转向社会主义的。当下太平盛世，年轻人不那么容易感受到那种国家民族灾难当头的情况，但这些都是我们这一辈人感受最强烈的。真的希望我们这辈人的故事能使年轻人更了解历史，对历史有清醒的认识，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和国家的人。
我曾经写过一篇长文纪念我的爱人吴舜香
，我与她的缘分就是在那个不平凡的年代，在韩师求学期间开始的。
1939年潮州城沦陷，她刚读完初中。身陷危城中的她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留在城里，选一户好人家嫁出去，二是背井离乡，越过封锁线，流亡抗日后方再次求学。她选择了后者并得到了她母亲的支持。混出城后，她辗转在一山村找到远道前来接她的叔叔，二人跋涉到揭阳古沟乡。她以流亡学生的身份进入韩师师范部读书，并领取了生活补贴。
青年吴舜香（林群提供）
吴舜香等请求补助学生的膳费表（韩档 437卷 74页）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看见她的情形。师范部上军事训练课时，她站在队列最末尾的位置，全神贯注地看着教官做示范，全然不理会围观的我们。我被她的眼神深深吸引住了。十七八岁的她，是男同学们在背后指点品评的人物，同学们都认为她长得好看。也就是从这些议论中，我知道她的姓名，知道她来自沦陷的潮州城。她的教室和我的教室仅一墙之隔，她进进出出总会从我的课室前经过。我默默地关注她近一年的时间，而她毫无觉察。那一年，她参加篮球队，参演话剧，是文娱活动方面的积极分子。
我的心事终于被几位要好的同学知道了，他们一阵取笑之后就给我当参谋，请其中一位同学的姐姐搭桥牵线。1940年夏天第一学年结束，刚放暑假，那位同学的姐姐以请她帮助收拾行李为由，把她约到自己的宿舍，然后让我和另两位男同学进去将已收拾好的行李抬上路，想以这个办法让她认识我。哪知一行人嘻嘻哈哈匆匆而过，又没有一声介绍。她虽然抬眼看，却没法分清张三李四。好在我得到了她假期寄居地的一个通信地址，给她寄去了第一封信。为了证明那天见面时哪一个是我，还附去我的照片。不久就收到她用红色墨水写的回信，也附了一张照片。听人家说用红墨水写是表示绝交的意思，但她肯定不懂这一讲究，因为附上照片就表示同意交往了。照片里的她剪着短发、穿着白色衬衣和灰色军裤，这形象深深印入了我脑海里。
1940年秋天，第二学年开始了，我一直关注她的身影，见到她提着铁桶经过我的宿舍到井边打水，可是未来得及与她再次见面，她就突然从学校里消失了。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接到她的来信，原来她仅靠助学金难以继续读下去，已与从沦陷区来的几位同学，在普宁早塘乡兴文中学的附属小学教书谋生了。
转眼到了初冬，正好农历十月十五日，是民俗中庆丰收祭的日子，我随学校行军训练的队伍，走了一天到达兴文中学，宿营在中学的教室里。当天晚上，经过关心我们的同学的安排，我和舜香有了第一次正式的约会，在学校的大操场见了面。
她仍然穿着一件白色短袖衬衣和一件灰色军裤，落落大方。操场又大又冷，我们一直站着说话，也不懂得找个地方坐下来。也记不清说了多久，不知不觉已过了学生就寝的时间，我们才在同学的催促中告别。没有甜言蜜语、没拉过手，但已定下终身。第二年春天，双方家长在榕城见了面，举行了订婚仪式。
我家位于揭阳县城进贤门外，是一座有二三十间厅房的住宅，住着五世同堂的数十口人。她虽然是一个漂泊在外刚刚从学校出来的女青年，但她的善良沉稳、从容和气，早已博得我家人的好感。
林志伟与吴舜香的合影（林群提供）
从学校到家庭，她一个女学生开始是不擅操持家务的。记得 1941年春天，我和舜香一早从棉湖出发，步行前往旱塘乡。中午经过普宁大坝圩时，我们在一间小饭馆要了几个乡间菜，如杂烩汤、炸粿肉，第一次两个人单独在一起就餐，那顿饭吃得真香！晚上抵达旱塘小学，假期间的学校成了两人世界，舜香以当家人的身份下厨掌勺，但饭菜端上来后，未经充分浸泡过的粉丝炒鸡蛋却难以下咽。第一次出手就闹了个笑话，她觉得挺不好意思。那顿饭总算吃下去了，虽没中午饭那么香，却让我难忘，也许是舜香第一次独立主持“家政”，有点“家”的味道的缘故。
但在为人妻母之后，她渐渐成为一位全能的当家主妇，为衣为食，备尝辛苦：为家中长幼提供桌上餐肴；为弟妹们裁制新衣，裁大改小各种拼接，为女儿做出漂亮的连衣裙；用刺绣换来工钱，帮助解决家中经济的窘迫状态。
我印象更深的是她处变不惊、从容镇定的过人品质。面对日寇的侵略，她能果敢沉着地应对。抗战初期只身离开潮安时的艰险，她只淡淡说过。后来当日寇临近揭阳城时，她果断沉着地整理好衣物，迅速带着女儿、弟妹下乡避难。敌人第二次袭击榕城时，我和她一起从进贤门街匆忙向城西撤离，她背着两岁的女儿、提着行李包袱，不见一丝慌乱的神情，那场景至今印在我脑海里。
解放前夕，胡琏匪军撞门搜屋、拉丁掠人的时候，她呵护弟妹儿女，掩护家人逃脱，又不顾个人安危地出面向匪军头目交涉，为被拉走的壮丁写寄家书，这些我是听当时在场的弟妹们说的，大家都赞扬她当时的机智勇敢。
她长期主持家计，在很多事情中表现出过人之处。在成为林家媳妇后没多久，因战乱、天灾、通货膨胀，招致大家庭经济迅速破产，生活陷入捉襟见肘的困境；解放后一度物资匮乏、供应紧张；“文革”期间更是停薪扣款，全家分处七地，政治、经济都上倍受歧视。她却从不气馁，总是咬紧牙根，默默地一边劳动工作，一边撑持着艰难万分的家计，从不让我为柴米油盐和儿女们上学读书的各种事情操心。
舜香的一生，更多时间是以中共党员、国家干部身份从事社会工作。她不仅全力支持我的工作，自己在解放前就已参加中共地下党的一些革命活动，如当交通员传递报刊文件，接待安置过往同志。她工作起来认真、严谨、细致，一直被共事过的同志赞扬。在连续数年的“四清”工作队、社教宣传队的艰苦生活中，她与接触过的当地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事隔多年之后，仍有人多次前来看望她。我曾经在闲谈时对她开玩笑说，下了乡你很容易到群众家里找饭吃，我就不一定能讨到一碗咸菜。
1994年 10月，舜香在去市场的路上绊倒导致手部受伤。四年后，她因转身难以控制平衡导致第二次跌伤手骨……接连而至的病情，使她不得不住进了医院，也使全家亲人万分忧伤。病中，儿女、亲人们对她关心爱护，让我感激和欣慰。然而尽了各种各样的努力，仍无法把她留住，实在是万分无奈和悲伤。我曾写过几首小诗怀念她：
演兵场上惊初见，
执子之手六十年。
风雨同舟人去远，
霜冷旱塘月又圆。
事亲抚幼担千钧，
“文革”“四清”倍苦辛。
处变从容见本色，
君是我家女中英。
哀哀一别会无期，
悠悠往事记依稀。
已悔同行常先后，
负疚并肩少扶持。
淡忘智勇关生死，
每以是非评节枝。
寒帷空寂对谁说，
独对孤灯泪沾衣。
周昭根（左）、曹容敏（右）在林宽校友（中）家中访谈
绿遍江南，春孕育着万物的新生。在这个日暖花香的季节，在你们踏上征途之前，寓着春的意识，祝福你们，朋友，茁壮而康健啊！当你们离开了这南岭之阳的家邦后。
为着你们的远行，多少时候了，我感到多么兴奋！
跨过忠信山、大巴山，你们将驻足在峨眉山下。你们在这南岭之滨，多几时候，你们将投进万壑群峰的山之国去，听嘉陵江水的歌唱，接受祖国火与铁的铸炼。是投笔从戎的时候了，朋友，别忘记呀，擎起枪后也握紧你们的笔来，我们要用枪去抗战，也用我们的笔锋刻画出中华魂的永生。
五千年的古国要翻身，我们要自由和解放！年青的人啊，谁又没有一颗炽热的心？！你们有着康强的心和康强的身的朋友，要一副好身手，驰骋在这圣洁的战场，奔向那光明的烽火。中华的好儿女，活着一天便要有一天活着的意义！
在暮春——你们要走的时候，这里有着莺飞草长的日子，家乡是多情而明媚的呐！你们没有留恋么？有的吧！但你们又为什么要留恋呢？！男儿的壮志、男儿的雄心，应该掩盖过我们的依恋吧！一别行宇内，纵横千万师，朋友，我们这些又算得些什么呢？！听长城刁斗催落月，看塞北黄沙，看关外的风雪，椰子林边已见中华征人的刀光剑影……多少事我们未见未闻，我们为什么要留恋？朋友，别离的辛酸汹涌在你的心湖么？但人生哪能没有离别？平凡的聚首，又哪里比得起有意义的别离来？没有别离，哪会得来重见的欢愉？朋友，这萍梗的人生，终是有离有会的，别把世界看得太大了！
走吧！——放开喉咙唱我们要唱的歌，挺起胸膛，做我们要做的事，走吧！年青的人！
隔重重烟水，我们该不会谁忘了谁吧！朋友，再见在异乡时，拿我们各人的成就来相安慰！
作于 1942年
母亲生于潮州古城。儿时我曾跟外祖母去过那座老屋，沿着窄窄的青石板路，进一个小小的院落，几间平房，天井里的青龙缸里养着莲花，屋后还有一个园子，很小，但在童年的记忆里很大，花木扶疏，种着龙眼、黄皮、萍桃等果树。等到去念书，读到鲁迅的课文，忍不住笑了，他家的百草园跟外祖母家的园子是一样的嘛。
在母亲还不懂事的时候外祖父便“过番”去了泰国，一直给人帮工。他性情耿直刚烈，一辈子也没有发达。他在母亲九岁那年回过一趟唐山，给母亲添了一个弱弟，从此再没回来，直到客死异乡。家里现在还保留着外祖父的一些番批，极清秀的蝇头小楷，但从内容看，外祖父的脾气很倔，宁折不弯，跟许多人都处得不好。由于他薪水微薄，外祖母奉养婆婆、拉扯一双儿女，过得很难。外祖父没有一般潮汕男人重男轻女的毛病，一再交代要让女儿念书。潮州在 1939年沦陷，侨汇断绝，这对外祖母来说，几乎是断了生路。古城的湘子桥头，就站着荷枪实弹的野兽。听外祖母说，过往的人必须向他们鞠躬，口称大人，不肯叫的话，鬼子就会一个“老虎背猪”（背摔）把人狠摔一下。有一个村的村民，摸了鬼子的岗哨，鬼子报复，把村里的后生捆得像粽子，一个一个从桥上扔到滚滚韩江。这个以大文豪韩愈命名山水的地方，就这样被鬼子蹂躏。母亲不愿在日本鬼子铁蹄下当顺民，夜走山路逃离沦陷区到国统区求学。而外祖母为了一老一少的活命，当过用人、当过看门人，甚至当过挑夫！我的外祖母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女性，假如有人问我，你一辈子最尊敬的人是谁，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的外祖母。她的勤劳、克己、睿智和善良，给了我莫大的影响。
母亲逃到战时搬到古沟的韩山师范学校读书，在那里遇到我的父亲，那时他们不过是十几岁的孩子，也算是早恋吧，开始了“执子之手六十年”（摘自父亲的诗句）的绵长情感。
年少时，母亲跟我说过她与父亲的相恋。她的脸上不无羞涩：“他们说，我俩是安生亩旦。”他们，自然是指同学，“安”潮语即夫，“亩”潮语即妻，一个像生一个像旦，很般配。可见，他们的恋情是得到同学的祝福的。
他们结婚了。母亲嫁入的是一个聚族而居、五世同堂的大家庭。见过母亲年轻时照片的人都讶异于母亲的美：光洁的额头、秀长的睫毛、又黑又大的眼睛，加上微陷的眼窝和高挺的鼻梁，父亲九十多岁的曾祖母戏称她为“番仔新娘”。结婚后，十九岁的父亲就到大后方去求学了。大家庭规矩多，新妇每天要到各房的长辈那里敬茶，连排序在前的妯娌都得敬。祖父长年在外跑生意，祖母身体有病，父亲有五个弟妹，最小的妹妹才一岁。不到二十岁的母亲操持一切，伺候病重的祖母，代父亲尽孝。那时大姐才出生几个月，母亲每天在医院和家里来回跑，在祖母病床前守候到她去世，我真不知道她是怎么熬过来的！等到年事稍长，我才知道，是对父亲的深爱，支撑着她“事亲抚幼担千钧”。
祖姑母说母亲“一生有担当，大事担当，小事也担当”。祖姑母说的担当指的更多是她在大家庭中的敢做敢当。日寇魔爪伸向揭阳城时，祖父在兴梅，祖母病逝，她果断沉着地料理衣物，背着女儿，提着行李，带着几个弟妹下乡避难，那时四叔六岁、小姑才两岁！解放前夕，胡琏匪军撞门搜屋、拉人掠丁时，多少男子避逃不及，母亲十分镇定，趁匪军疏忽把已被集中的十五岁的三叔拉出来，掩护他逃离。她还不顾个人安危出面向匪军头目交涉，为被拉走的壮丁写寄家书，她的勇敢和热心肠令族亲赞叹不已。她救过细姑一命：祖母去世后，有一次细姑得了痢疾，人泻得奄奄一息，祖父、父亲都在外，大家庭中一位长辈发话了，一个女娃子，就随她去吧。母亲既无财权，辈分又低，但她据理力争，说这病西医能治，抱起细姑就往教会医院跑，抢回了细姑一条命。还有一次，四叔肺部大出血，四婶刚好出差，母亲赶到的时候四叔因血块堵住呼吸道脸色已经变了，在一旁的医务人员手忙脚乱，母亲二话不说，伸出手探进四叔的喉咙把血块抠出来，血溅了母亲一身，事后大家都说母亲真是好胆量，而且一点也没犹豫。
记得“文革”时，一家遭难流散，母亲应对任何危变均镇定自若。1967年武斗时，社会上人人自危，父亲被批斗，母亲让姐妹避到乡下，我觉得自己是男孩子，坚持留下陪母亲。有一天半夜时分，有不明来路的人暴打我家门窗，少不更事的我抄起一根扁担就想去开门，这时黑暗里有一只手死死地拉住我，那是母亲，她厉声斥责门外前来骚扰的人，直到门外销声匿迹。
到了 1968年，随着斗争愈来愈残酷，冤案频出，几乎所有干过地下党的人，头上都被戴上一顶“叛徒”的帽子，不管你是否曾被捕过，有没有当“叛徒”的机会，反正你在白区“潜伏”过，你就不干净。父亲正是这样的人，况且他是“资本家”出身，姥爷是同盟会的人，舅舅当过民国的官，社会关系复杂，堂兄弟在台湾就好几个，连我们家属都觉得，尽管解放后历次运动他都过关，这次恐怕是在劫难逃了。
那时不堪凌辱而自杀者不少，有同学的父母，有师长，有父辈的同事、朋友，死后还被戴上“自绝于人民”的污名。从母亲到子女，最担心的就是父亲经不起“考验”而“自绝于人民”。因此，母亲对父亲是千叮万嘱，要他相信群众相信党，无论如何一定要咬牙顶住，绝不能自寻短见。
父亲果然被揪进“牛棚”，定性为“叛徒”（干过地下党）、“特务”（亲属有多人在台湾）、“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这个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父亲又不曾加入国民党），被游街、批斗、殴打，还要干苦力……探监时，父亲会在衣服补丁、压边里藏纸条，告诉我们他绝不会经不起“考验”，我们也依样画葫芦夹带字条，内容也是鼓励他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纸条或藏在衣服补丁里，或藏在食具里，那时有一种带盖的搪瓷口盅，盖顶有蒂，蒂是内空的，正好可以塞字条，看守光注意口盅里的食物了，没注意那个盖。父亲果然经受住了一系列“考验”，没有“自绝于人民”。
再后来，一家八人分居七地，进牛棚、干校、下乡、下基层等，正是母亲用她的坚韧和关爱拢起了这个家，应了那句老话：“家是桶，娘是桶箍。”
母亲的担当，跟她坚毅的性格和英雄情结有关。我们这一家子，母亲的字是写得最好的，端正大方中透出几分秀气，“字如其人”用在母亲身上恰如其分。母亲有强烈的正义感和革命理想，我记得童年时母亲教给我们的歌只有两首，一首是《太行山上》，一首是《渔光曲》。学生时代她参加抗日火炬游行，上街宣传时唱的就是这两首歌。晚年她第一次到北京，第一想看的就是人民英雄纪念碑。解放前，我们家是地下党的联络点，母亲接待过往同志，传送信件，义不容辞。有一次，她送信的路上碰到敌人处决地下党，那是一个年轻女子，已经被打得没有人形，走不得路，是用箩筐抬到刑场的。我问母亲：“妈妈，你怕吗？”母亲没有说话，脸上有哀戚的神色。
晚年的母亲变得行动迟缓，人也有点憨憨的，她忽然有了一个癖好，就是拿个本子记为国争光的运动员的名字和成绩。我们对此很不以为意，劝她，有报纸有电视，记这个干吗？她也不辩解，脸上露出孩子般羞怯的笑容，还是照记不误。
祖母不到四十岁就去世了，祖父去世时也不过五十来岁，母亲其实是嫂娘。母亲去世后，我们整理家中的信件，无意中看到母亲写给父亲的一封信，当时父亲在省党校学习。母亲在信中表达了她的爱意，她对父亲说，我对你的弟妹胜过对自己的弟弟。母亲这话千真万确。母亲对姑叔的关爱既是一个善良长嫂对过早失去母爱的幼者的呵护，也是一个深情妻子为丈夫履行责任的默默承担，更是出于对父亲的深爱。母亲深爱着父亲，她的爱只有“痴迷”二字方足以形容。父亲的胃不好，从我有记忆起，这就是一件令母亲揪心的大事，她到处打听各种偏方，变着法儿给父亲治，隔一段时间便有一种新花样的食疗。当她打听到什么新花样，那就是家里大乱的时候。一般的人家，有好东西是尽着孩子吃，我们家呢，不论是好饭菜还是好点心，都是尽着父亲吃。吃饭时最好的菜，母亲永远是摆在父亲面前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搞“四清”，地专机关抽人下乡，夫妻俩必须下去一个，当时下乡规定“三不吃”
，又要跟农民一起劳动，很苦，母亲为了有胃病的父亲不用下乡，连续报了两期，在极艰苦的环境中待了两年多。当他们迈入老年，我们子女常开母亲的玩笑，说她是妻性大于母性。
母亲是个很能干的人，但她却不可思议地敬重父亲，几乎可以说是崇拜。子女成年后也常与母亲开玩笑，说她在家里搞个人崇拜，因为我们最常听见的两句话就是：“问问你爸爸”，这是需要拿主意的时候，以及“等你爸爸跟他谈”，那是有谁做了错事或有思想问题的时候。
母亲的负荷实在是太重了。她又不会保养自己，常说自己是虚不受补，从来不吃一点补品。她几次随工作队下乡，加上在干校受苦的几年，算起来在艰苦的环境中熬了近十年。从干校回来，五十出头的她已经得了严重的心脏病。退休以后，她的身体就慢慢垮下去了。
母亲是一个质朴平实的人。她从来不讲矫饰的好话，也最不喜欢口不对心的甜言蜜语。母亲离去后，我们想起她的，大多不是她说过的话，而是她做过的许多事。
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回忆起来，母亲对我们哪一个都没有偏心，就连我这个排行老四、唯一的男孩，也从未有任何特殊，可以说大爱无偏。她总是当哪一个孩子有病或有困难时，就对哪个孩子多一些关切。二姐是我们中最早参加工作的，被分到凤凰山区，当时那里交通极为不便，山高水寒，连青菜也吃不上。二姐在悼文中写道：“母亲的来信总是流露出对我的关切与担忧，怕我适应不了山区的生活。我记得在八月份的一天，当营业快结束时，我正埋头清理账务，耳边传来亲切的叫声：‘婉！’我抬头一看，原来是母亲赶着二百多里的路途来看我了。因山路崎岖，她晕车晕得厉害，可还提着一大麻袋几十斤的青菜带给我和我的同事。望着母亲瘦弱的身躯，看着那因晕车而显得疲惫不堪的面容，看着山风吹起的那几缕白发，我激动地抱住母亲的双肩，是母爱的力量让她带着与她体重几乎相等的青菜来给我们解馋啊。”
人很怪，有很多大事过后就淡忘了，但一两个琐事的镜头却会长久地留在记忆中。记得母亲下乡搞“四清”，第一次回来开会，人变得又黑又瘦，她说她每天吃的都是清水一样的稀粥、地瓜就咸菜，因为有规定，不能吃鱼、肉、蛋。我们愤愤不平，说按机关的伙食标准交钱给三同
户，怎么光给你们吃稀饭和咸菜？母亲正色说，农民很苦，这点钱也算是给他们一点帮补。晚上，母亲找出一床旧蚊帐，说有一个五保户的老人没蚊帐，每天都被蚊子咬，补一补，可以给她用。那旧蚊帐有许多破洞，母亲补得很细心，我陪着母亲说话。到底是孩子，熬不住，我睡着了。第二天我醒来，母亲已经一大早回乡下去了。几十年过去，母亲补蚊帐的事就像是昨天发生一样，她专注的神情还不时浮在我眼前。母亲每到一地，人缘总是很好，回来之后总有乡亲们提着土特产来看她。母亲在干校养过鸡，她自豪地告诉我们，人家称她为“鸡司令”。
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镜头，是母亲从干校回来的情景。那时父亲在牛棚，工资扣发，我们又在乡下饿得够呛。干校在穷山沟，农产品便宜，母亲每次回来总是用省下的钱买很多吃的，用一根扁担挑回来，有鱼干、菜干，还有她自己做的沙茶猪肉和咸鸭蛋。她把带来的东西分成几份，给在乡下的几个孩子带回去。我记得，她的手很粗糙，有开裂的口子，她分鸭蛋的神情专注认真。这就是做母亲的心呀！
母亲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然而我总是频繁地梦见母亲。我是不相信老天鬼神的，可是梦境是那么鲜活！我宁可抛开我的理智，认同世界上真的有灵魂，那么，有一天，我还能遇见我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