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霖

曾用名谢易宇，1921年 11月出生于广东省潮州市南门外。1936年就读于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韩师前身）。抗战爆发后投笔从戎，1938年报考黄埔军校，被录取后编入黄埔军校四分校（广西宜山）第 16期步兵科 9总队 3大队 10分队。1940年 5月 1日毕业，被分配到第三战区驻防福建的第 100军，在军部任见习参谋。1941年 2月调入直属营特务连 2连任少尉排长，随军部驻守福州。1941年 4月 22日福州沦陷后，曾随第 100军迁往江西萍乡，后调到福建省保安司令部特务大队，先后任分队长（排长）、中队长（连长）等职务。1945年日本投降后，驻守福州塘池乡。1947年与严复的曾侄孙女严培庸结婚。1950年起先后在福州台屿小学、凤泽小学任教，深受学生爱戴。1958年因历史问题被捕入狱。1963年刑满释放，在闽侯砖厂当工人。1981年调福州供销社任秘书，后又调集美大学函授班工作。2015年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抗战胜利 70周年纪念章。2016年 2月 28日去世。

访谈时间：2014年 11月 11—13日、2015年 11月 6—7日

访谈者：陈俊华 曹容敏 王俪颖

访谈地点：福建省福州市苍山区盖山镇阳岐村

儿时回忆

我是 1921年出生的，是家里的老大，老家在潮州南门外。我的家境还不错，父亲是一个知识分子，在金山中学改制前毕业。五四运动前后，他参加进步学生运动，闹风潮，为了躲避政府抓捕，就跑去了马来西亚的柔佛，并在那边的一个小学教书。我五六岁的时候曾和母亲一起去马来西亚找过父亲，在那边待了几年。后来由于母亲总是水土不服，身体不好，所以我们就又回到了潮州。父亲在日本侵占马来西亚的时候也回到了潮州。我的母亲是一个传统的潮汕女性，她的刺绣技术很好，达到可以当师傅的水平。我在南关小学读了初小，小学毕业之后，我曾学过一段时间的书法、古文，15岁时去韩师读简易师范。

韩园时光

1936年，我来到韩师读书，一方面是因为前途茫茫，另一方面觉得若考金山中学、县中会使家里的负担太重。我是走读生，每天早上穿上校服从家里出来，经过湘子桥，到学校要走半个多小时。那时候湘子桥上来来往往的人很多，桥上面卖很多吃的，如青果、琵琶粿。我中午一般不回家，就带几个铜板，在湘子桥上买点心或者稀饭吃，偶尔也会吃面。

那个时候韩师有多栋建筑物。有一幢二层楼，一楼是中山大礼堂，二楼是图书馆。图书馆要从后面的楼梯上去。大礼堂的前面是一个大操场，有两三个篮球架。礼堂右边的石阶出去就是一栋二层的教学楼，礼堂背后的左边也有一栋教学楼。学校有一个侧门，是铁门，门外也卖吃的，有炒面、炒牛肉之类的。卖东西的后面还有一个庙。我很喜欢去图书馆，一般是中午吃完饭去。图书馆的管理人员不多，就两三名。我有一个同学叫王肃珍，她父亲就是学校图书馆的管理人员，叫王慎图。图书馆有很多课外书，我非常喜欢。那个时候很喜欢鲁迅，他的《阿Q正传》等都有。

学校的教室也不是很大，一张桌子坐两个人，一个班五六十个学生。我们都很喜欢画画，当时教我们图画的老师是孙裴谷先生。他是校长李育藩的老丈人，戴眼镜，爱穿长衫，风度翩翩，给人印象很深。他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叫我们用图钉把纸钉在一块斜的画板上，身体斜站着画，他点几笔一勾起来就画出一只栩栩如生的鸟，很厉害！柳青 （柳少青）就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柳青是我的同桌，他父亲早逝，只有母亲和妹妹，后来他成了很有名气的画家，解放后我们还见过几面，听说韩师在校庆的时候曾请他去参加。

韩师那时的很多老师都是中山大学毕业的，也有几个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像林英老师、詹昭清老师 。林英老师当时 30来岁，地理教得很好，很有条理，我到现在都有印象。林英老师不是照本宣科，而是把课本上的内容归结为一个个知识点，列在黑板上，先给我们讲一遍，让我们熟悉了再看课本，以加深我们的印象。

詹昭清老师是教国文的，他年龄较长，喜欢穿长衫。他上课时就坐在那里讲，资历很深。当他解释一个字是什么意思时，会转过头去写，但是不会全写出来。他的粉笔字写得很好，书法也非常好，但是他不会在黑板上写很多字。那个时候国文老师有好几个，像张华痕老师、张元敏老师都教过我们国文，每个学期都会换老师。后来，我和柳青还骑自行车去汕头看过张华痕老师。

韩师那个时候还有教四科（图画、算术、音乐、体育）的班。上音乐课的时候经常会有风琴的声音，我们有时候还会跑去听。王显诏老师是画家，但他也教音乐，曾教过我们五线谱。学校也有很多活动，我记得学校还组织过一次年级间的辩论会，辩题是：“弱国有无外交？”我和林盛传校友就是在这场辩论会上认识的。

学校对体育很重视，学校之间常有比赛，班级之间也常有比赛，如爬笔架山。记得有一个体育老师是广州“五虎将”之一，叫吴梦天，他的篮球打得非常好，带球过人时多少个人都挡不住他。还有一个体育老师叫欧阳。学校有好几个篮球场，操场就在篮球场旁边，还有一个和跑道在一起的足球场。大家都喜欢打篮球，一有时间就打球，但都不怎么去踢足球。我放学后也总是去打球，会玩到很晚才回家。

金山中学和韩师在那个时候是潮州很出名的两所学校，周围各县的很多学生都到这边读书，学风很好，在群众当中的名声也很好，作业也不是很多，像我每天上学只带当天的课本就行了。当然，我们也有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学校当时组织的活动不多，每周一有一个纪念周活动，是为了纪念孙中山而设立的，校长总是带领我们恭敬地在孙中山塑像前朗读《总理遗嘱》。

从军生涯

我是 1938年报考黄埔军校的，那时候潮州还没有沦陷，但是日军的飞机总来轰炸湘子桥。飞机警报一响，我们就没办法读书，要跑去一些避难的场所，比如几个人躲避在河堤旁，但多人在一起就很危险，要分散开来。

那个时候韩师的学生是积极支持抗战的，晚上经常出去宣传，演话剧，我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报考黄埔军校的。当时和我一块报考的有同班同学林绍杰，还有林盛传师兄。林师兄是第一届简易师范生，当时已留校当附小老师，而我是第三届的。学校对我们报考黄埔军校是支持的，我母亲也没怎么反对，倒是我舅舅说参军很苦，要穿草鞋之类的话。但我们那个时候满腔热血，一心就想着抗战，对苦没什么感觉。我们离开韩师去黄埔军校时是 1939年初，要去报到前，学校还组织了欢送会。

黄埔军校当时在潮州招了好几个人，还派教官来带队。刚开始没有发军装，我们自己带棉被和衣服，从兴宁出发走了一个多月到广西宜山（黄埔军校在广州沦陷后，沿西江搬到宜山）。到了广西宜山，我们作为入伍生才给发军装。我和林盛传被分配在一起，按照建制来说，我们是黄埔军校第 16期步兵科 9总队。9总队包括 3个大队，再分小队。我和林盛传在 16小队，林绍杰在 11小队。那时候的教室、山坡操场都是我们自己建的。在军校的时候还有一个小插曲，那时日军向昆仑关进军，我们作为黄埔军校的学生军在广西南宁支援，就驻扎在红水河旁边，敌人驻扎在另一边。我们在河边做警戒，防止敌人从旁边包抄过来。

我于 1940年 5月 1日毕业。那是抗战最吃紧的时候，本来黄埔军校都读三年，因为抗战的缘故，一年多就毕业了。我和林盛传毕业后就分开了，我被分配到第三战区，在江西上饶，是由第三战区分配到第 100军 的，而林绍杰毕业后不知分配到哪个战区了。后来我回到潮州时，林绍杰的父亲还跑到我们家来问关于他的情况，但是我没法回答，因为确实不知道他在哪里。林盛传后来在国民党的“国防部”，和很多国民党的高层都有结交。

我们这些从黄埔军校毕业的人，一般被分配到部队当军官。以前国民党的军官不论职位大小都由“中央”来任命。我被任命为见习参谋时，“中央”批复说军官里面已经有人叫谢霖了，不能重名，所以我就改名为谢易宇。我从军期间一直用这个名字，直到解放后当上教师才改回原来的名字。

第 100军军部在福州文山。我在那里当见习参谋，主要工作就是挂地图、画地图、测量地图，收集各地来的情报，抄文件，上传下达等，那几个月过得很平淡。其实我很想去前线打日本鬼子，所以我就向军部申请上前线。军部的人看我年轻力壮，就把我分配到特务营。这个“特务”不是后来常说的那种专门收集情报的特务，主要任务是保卫军部各个直属机关的安全，如参谋处、医务处等。我们要去站岗、守卫。我到特务营的第二年当了直属特务二连的少尉排长，有什么事情就抽调士兵出去巡逻，日子还是过得很平凡。那时候在福建的日军不是很多，我们多是小打。当时双方在整个战略上各有不同。日军有机械化部队，他们分散来打我们，但兵不多。我们是口袋战术，诱敌深入，然后包围歼灭，所以在福州没有大打。军部所属机关很快撤到第二线，属于后方，不用打枪打炮冲锋。打枪打炮的都是下一级的部队。

1941年 5月前后，军部看我是青年军官，又把我调去警卫排，保卫军长。福州沦陷后，我随部队转移到江西。到江西不久，我因为郑邦监的关系又回到了福州。郑邦监是黄埔军校第 6期的学员，海南人，对我很好。我当见习参谋的时候，他是上校参谋，常教我怎么起草文书、整理文件，在工作上、生活上对我很照顾。因为他很熟悉福建的军事布防与人事等，所以军长黄珍吾就安排他到福建保安司令部去任职。他赴任后，就让我回到福建，任务是保护首长的安全。我从江西出发，搭上去建瓯的车，不料路上遇到打劫的土匪，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不幸受伤，在陆军第六医院接受治疗，伤好后才到福建保安司令部报到。开始是保卫司令部下面的一个物资仓库。后来有一个中队长叫陈策奇，他因为盖房子和别人发生了冲突，开枪打死人了，因此被撤了职，我接替了他。中队长相当于连长。抗战胜利的时候，很多人复员回家种田，本来我也要回家，但因为工作需要被留了下来。

后来，我在福州塘池乡当连长。那个时候有很多士兵当了逃兵，因为国民党的很多兵是抽壮丁来的，或者是有钱人家用钱买来应付兵役的，并非出于爱国而自愿参军的，再加上部队生活条件苦，所以逃兵多。因此我就专门安排几个士兵养鸡养鸭，定期给士兵们改善伙食，他们都觉得我很有爱心，我的连中逃兵很少。加上我对士兵管理严格，士兵们和老百姓的关系很不错。到了解放的时候，部队自动解散了，我在福州留了下来，因为 1947年的时候我已经在当地结婚了。

结缘严家

我的婚姻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我爱人是严复 的曾侄孙女，叫严培庸。她和台湾海峡基金会原会长辜振甫的夫人严倬云（即严复孙女）一样，都是在北京出生的。

我们连队驻扎在福州塘池乡时，培庸在塘池小学教书。那边有一条在抗战的时候被日军破坏的公路，因为通过这条公路可以深入到后方。路上东一个坑，西一个坑，不能通汽车也不能骑车，只能走路，因此那里就变得很偏僻。早上，人们都要结伴而行，到了傍晚几乎没什么人。因为怕有人拦路打劫，所以我们当时驻扎在这里的目的之一就是维护这条路的治安。培庸当时住在群众家里，我就住在她对面的房子里。我当时 25岁，常常到学校和老师聊天、打球，后来慢慢就和她熟悉了。

培庸是独生女，家道特别好。她的父亲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毕业后就被派到上海铁路局当财务科科长。他在上海工作时曾把培庸接去住了一段时间。她的母亲是大家闺秀，家里条件也很好，当时在陈厝村是首富，她的外祖父是很有名的老中医。培庸的母亲当年出嫁时很风光，抬嫁妆的队伍就有两里地长，床铺、家具等都有，连棺材也有。培庸的母亲很善良，但同时又有点封建思想，听说自己女儿与一个军人关系很密切，就让她搬到另一个地方住。但那个时候我们已有感情了，搬地方也不妨碍我们的发展，我经常去看她。新房东也是学校的老师，他的儿子当时 10来岁，很好奇，会爬到树上看我们如何在二楼谈情说爱。这个孩子后来当过福州市劳改局监狱处处长，现在还和我有联系。

培庸的母亲一开始坚决不同意我们的婚事，因为我只是个当兵的外地人，什么都没有。但是她后来见我与培庸已有感情，再加上有校友黄乃夫做她的思想工作，才慢慢同意了。

黄乃夫也是韩师的毕业生，潮州凤凰人，比我大几届。抗战的时候，他在汕头当过记者，还曾在江苏学院读书。他在福建沙县县中教书的时候，与我成了好朋友，因为我们部队曾驻扎在沙县县中，我俩既是同乡又是校友，一见面彼此就很热情。抗战胜利后，我到塘池，他也跟着我到塘池。其间，他曾回家乡凤凰待过一段时间，再回塘池时正是我和培庸相恋的时候。他比我大几岁，我就请他作为我的家长，到严家去谈婚事。1947年，我和培庸结婚了。我们结婚的时候也算风光，当时福州总共只有四部小汽车，我开一部车去她家接她。我们的证婚人是陈永乐，他是中央报社福州分社的社长，主婚人是我的一个同乡，也姓谢，是福州审计处的处长，我的伴郎是司令的副官，姓戴。我们就在三山会馆的三山小学举行了婚礼，婚后育有三个儿子。我岳母非常爱孩子，她待我也像待自己的孩子一样，让我感觉就像在自己家一样，日子过得非常幸福。后来我岳母过世的时候我就守在她的身边。

我第一次带爱人回潮州是解放后，家里人知道我和一个有知识的人结婚了，都很高兴。后来了解到她父亲还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以及其他情况，就更加欢喜了。我爱人来到潮州，觉得很新奇，比如我们走亲戚的时候，按照潮州的风俗，新人都要吃甜蛋、喝茶，福州那边就没有这个讲究。但到每一家都要吃甜蛋、喝茶，她都吃怕了。

教师生涯

解放后，福州由于缺乏教师，培庸的朋友介绍我去参加一个政府办的暑假教师培训团，经过一两个月的培训后，我被分配到小学去教书。刚开始是没有工资的，发 60斤糙米，后来才改为工资制，每月 27.9元。

我先到台屿小学任教，5年后又到凤泽小学任教。后来几个小学合并在一起，成了凤泽中心学校。我在台屿小学当老师的时候，老百姓的生活好起来了，家长们希望孩子好好读书，以后有个好工作，孩子也这么认为，所以好多学生小学毕业都继续考初中。而那时国家还来不及办那么多初中，所以小升初的升学率非常低，只有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因此小升初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就是一件大事。而我教的这个毕业班差不多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学生都考上了初中，这事就在当地引起了轰动。很多人问我有什么技巧。我说就是搞教学改革，改变教学思维，讲课时要启发学生的思维。我读过韩师，知道教书的方法是多样化的，方法死板就收不到效果。我当语文老师的时候，知道老师在课后对学生的指导很重要，比如指导他们读什么书，怎么理解，这些对提高语文能力有很大的帮助。

我到台屿小学的第二年曾经帮助过一个口吃的学生。那个学生讲不清话，我就给他机会让他在六一国际儿童节上读老舍先生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既简短又优美，我严格要求他用普通话去读，并且陪着他一起练习，先朗读，再背诵。没想到通过这样的练习，他的口吃竟然好了。后来这个学生当了兵，退伍后又到福建一家国营茶厂当了书记。我也没有用什么药，就是通过普通的练习，激发他对朗诵的热爱，就把他的口吃治好了。

我的学生都对我很好，后来我调走时，台屿小学不肯让我走，家长也出来拦，而凤泽小学那边则放鞭炮迎接我。

在凤泽小学的时候，我当少先队的辅导员，经常搞联欢活动，把外单位的优秀人才请来和学生联欢，这对学生们的启发也很大。有一次，我听说福州市公共汽车公司培养了两名女驾驶员（以前驾驶员没有女性），我就去联系公司，让这两名女驾驶员和学生们搞了一次联欢，跟学生们讲她们是怎样当上驾驶员的，公司是怎样培养她们的，讲完后又让那两名女驾驶员开车带学生们去西湖玩。上课和活动联系在一起，多么生动，多么活泼，学生们当然很喜欢！

我的学生中有一个叫陈小敏，现在是福州一中的校长，很厉害；有一个叫游国经，曾是广东省人事厅的厅长，后来听说被调去湛江市当市长；还有一个叫陈秀玉的女生，她去参军，后来留在北京了。为什么我记得陈秀玉呢？因为她读小学时，有一次跑步摔倒，折断了骨头，我背着她去看医生。她挺坚强的。还有一个叫游鹤楼的学生后来成了作家，他出版的书里有一篇回忆少年时期的文章 ，里面一大半是写我的，说我这个老师对他的人生有很重要的影响。

逆境求生

我教书的村庄与我部队原来驻扎的村庄相邻，解放后还有人叫我“谢队长”“谢连长”。镇反运动的时候，我很害怕。因为我那个部队不是起义的，是自动解散的。甚至当我带学生去城里观看镇压反革命情景时，有人遇见我还叫我“谢队长”，我感觉很糟糕，但也没办法跟人家说什么。

那时我们当老师的，不是只管教学业务上的事情，每年的寒暑假都要去参加培训班，学习中央的文件，交代自己的历史情况。我和大家一样认真交代自己解放前的问题，况且周围的群众对我的情况也很了解。那时凤泽小学的校长郑逸银是被调来的共产党干部。学校成立了办公室五人小组，对有问题的老师进行训话，郑校长就是五人小组中的成员。郑校长了解我的教学情况和个人实际，他也希望我尽可能留在学校工作，为学校的教学做出更多的贡献。他在泉州安海外调的时候，找过安海镇的镇长了解我和部队的情况，回来就告诉我，你们部队什么时候在哪儿抓了某个人，或者是枪毙了某个人，他们都是地下党。其实，很多事情原先我也不知情，上面下了命令，下面只是执行而已，但我还是根据要求写了坦白书。

我虽然平安度过了镇反等运动，但到了 1958年，上级根据我以前写的坦白书，突然把我抓了起来。当时快要过年了，我正在组织学生排演节目。来了两个口袋里揣着短枪的便衣，由校长带着直接来到我上课的班级，用手铐把我铐起来要带走。学生们都很奇怪，怎么这么好一个老师突然被带走了？学生都停课出来送我，一路送，一路哭。送我的人加上当地农民群众有百余人，送了一程又一程，直到我被带上汽车。

我在被抓之前没有什么心理准备，但我也知道自己的历史很复杂，这次在审判之前还有预审，让我交代自己的罪行。我之前在寒暑假已经交代过了，在那里无非继续交代一遍，后来就定我“历史反革命”罪，判 5年徒刑。

我被关在闽侯县的看守所里，还遇见了原来台屿中学的一位数学老师，叫林荣，年龄比我大。他的数学教得非常好，人也非常有才华。解放前曾经到福建的一个县做过几天的代理县长，他做代理县长的时候不知道犯了什么错误，也被抓了进来。他非常好学，在看守所里还要求家人带几本数学书给他看。

我先是在闽侯劳改，那时生活困难，饭也吃不饱，接着被派到公安厅副业生产队去养猪、养鸭、种菜。5年徒刑快到期的时候，我被调到江西鄱阳湖水库去劳改，开始的时候做苦力，后来就在医务室的外科帮忙涂药，包扎伤口，干一些比较清闲的事。

刑期结束后，我回到爱人所在的阳岐老家。劳改使我失去了教师的身份和工作。我先是在生产队下田，拿过锄头，拉过板车，做过“牛头”；后来在闽侯砖厂干过好多年。我刚开始在砖厂做砖的时候效率很低，还曾让我的三儿子来帮忙，后来才熟练起来。我的学生游鹤楼曾到砖厂来看望我，看见我在烈日下从事重体力劳动，不由心酸难过。我对他说：没事的，每当我看到高楼大厦，想起撑起大厦的砖是我造的，就觉得自己的劳动很有意义，对生活也就充满信心！他很有感触，把这些都写在他的回忆录里了。

我总会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想出一些办法去排除困难，渡过难关，在学生眼里也一直是那么乐观自信，用自身经历教学生如何在逆境中求自立，在绝望中求生存。

“文革”的时候，我们家被抄过好几次，我把黄埔军校的佩剑、毕业证等都扔到了家后面的一条河里，不敢让别人知道我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另外我和培庸结婚时拍的照片也被抄走了，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些照片都是改革开放后从台湾那边拿过来又重新洗的。我本人也安分守己，连门都不出去。因为我已经劳改过了，也交代过自己的历史问题了，所以他们也没怎么来找我，当然偶尔会被抓去游街，挂个牌子、戴顶长帽子。反倒是我的爱人因为我的问题受了牵连，别人说她是“反革命”谢霖的老婆，也是“反革命”，因此她也被拉去批斗。

我爱人说起来本是一个大户小姐，但她的意志真的很坚强。她解放后一直在阳岐本乡教书，有学生啼啼哭哭地跑去告诉她我被抓走的时候，她表现得很平静，因为她清楚我过去的事情。在我劳改的 5年里，她照常去工作。

到了“文革”那几年，家里更加困难。严复的直系后人都去了台湾，她父亲也在台湾，曾经有所联系，于是她背上了“里通外敌”的罪名，再加上是我这个“反革命”的老婆，经常被抓去批斗，受了很多苦。想到这儿，我觉得很惭愧，因为我对她基本没帮到什么，还连累了她。

不过家里人都一条心，我的几个孩子也很坚强。因为我的爱人是独生女，所以大儿子和二儿子都跟我姓谢，小儿子就姓严。我大儿子叫谢严，现在已经过世了。他是我三个儿子里面最聪明的，很有志气，读书也很好。他出生于 1949年，聪明、要强，很孝顺。他很勤奋好学，能写一手好字，只要看到字，不管在什么地方，就会用脚在下面划划当练习。那个时候他的很多同学写信时，都会请他在信封的空白处抄写毛主席语录。他自己还会刻印，他的日记本上就盖有他刻的印章。

他写了很多的日记，多次在日记中写到自己的家庭成分问题。因为成分不好，所以学的技术要比别人好！技术好，走到哪里都不会挨饿。他还是一个很有进取精神的人，他在日记中写道：“不管我到什么地方工作，都照样能够得到那里人的尊敬和爱戴，因为我有一个钢铁般的意志、一双勤劳的手和一颗热情的心。”他的思想很上进，还在日记中写道：“我希望在这个时候可以为祖国做我一生中最大的贡献。”

谢严心灵手巧，很爱搞小发明。那时候每家都要做蜂窝煤，别人都是要压一下煤才出来，他就做一个开关按一下煤就出来了。他还制作过一个弯弯的台灯。那个技术在现在来说就很简单，但在那时很难达到那个水平。抄家的时候，这个台灯被说成是通到台湾的电台。

他在福州动力机厂读中专，毕业了就去福建三明重型机械厂工作，开压路机、挖土机，但他在“文革”时头部受过伤。当时有些部队高干的子弟以红卫兵的身份来到阳岐，与当地百姓同吃同睡同劳动，他们也搞批斗打人。有一次，他看到自己的母亲在台上挂牌子被批斗，就说：“我母亲是好人！”结果就被打到头部留下了后遗症。后来，他的头疾发作，我们在福州治疗不成功，就去上海做手术，结果还是失败了。去世前，他已经有了女朋友，我的小儿子还骑自行车带他女朋友去医院去探望他……

我的二儿子一生下来就有小儿麻痹症，走路腿用不上劲。“文革”的时候我带着他到山上去生活，我们在山上也照样劳动，人家挑担，我也跟着挑担。他承担了为山里人剃头的工作，山里人也不讲究什么发型，就是剃光头。剃光头也是一项很有难度的工作，刀子不利不能剃，刀子太利，又怕把人家的头刮破。他本来就是“反革命”子弟，再把人家的头剃破，那还了得！我只在屋里面给他示范一遍，他就会了，也很聪明。后来因为一次突发的疾病，他就丢了性命。他有一个女儿，也就是我的孙女，虽然跟着她母亲，但仍旧是我们供她读书。她高考的时候，因为差了一分，要交 1.8万元才可以读一家私立的外国语学校，可是当时家里面经济拮据，我到处找人想办法，后来打听到严复的孙女婿叶明勋给这个学校捐过一幢楼，我就去找校长，和他讲了这件事，她才得以顺利进入学校。现在她自己在福州办了几所外国语培训学校，非常不错。

我与二儿子被迫上山的时候，本来全家人要一起去的，包括我岳母、爱人与小儿子。由于当时的教育局局长是我爱人在光复中学的学生，他知道我爱人很有才华，绘画等得心应手，又很好学肯干，所以就把她作为特级教师留了下来，于是我岳母和小儿子也得以留下。

我的小儿子是很坚强的一个人，吃过很多苦，干过很多行当。他最怀念他的大哥，一直珍藏着他大哥的日记。他当裁缝的时候，老大还给他做过一个铜电熨斗，至今还被他保留着。他曾去生产队插秧，学得很快，喜欢挑战。那个时候插秧的平均速度是两个人一天插一亩。他和队长商量一个人插一亩，插完就先走。他插完一亩还能提前2小时走，一般大家都干到6点，但他4点就完成了，很引人注目。但插秧一天只记 5个工分，一个工分 8分钱，等于一天才挣 4毛钱，不够家用。所以他还早出晚归做生意，挑过煤炭，卖过蜂蜜等，帮老二娶媳妇，以此还欠债。他现在和我住在一起，这幢楼就是他盖的。

晚年余热

“文革”后，我从山上回来就到生产队去种田，一直种到 1981年我 60岁的时候。

接着，我又被调到供销社去当了两三年秘书。那时候我一个人打三份工，白天在供销社当秘书，晚上就到华联大厦当保卫，大厦关门后我就在那里刻蜡纸。我开始刻蜡纸的时候速度很慢，后来经过一年的锻炼就刻得很快了。那个时候刻一张蜡纸可以赚 3块钱，一个晚上可以刻好几张，是份很好的营生。又过了两三年，我经人介绍到福建省财政厅办的财会学校去做事。改革开放后很多单位是新编的，很多财会干事连会计证都没有，连钱怎么收、钱如何运转都不知道，所以就办了这个财会学校。财会学校里面有集美的会计证函授班，办了 10年。我在那里给他们收作业，组织考试。那个时候有一份工作就有一份工资，所以干得很高兴。当然，现在就轻松了，在家闲着，还会经常回潮州看看。

回想我的经历，我不觉得委屈，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些事是能理解的，因此也能保持很平和的心情。我更没有想到自己晚年还能收到政府颁发的 70周年抗战纪念章，心里十分安慰。

我爱人在晚年做了很多纪念严复的事情。她退休后，开始陆续搜集有关严复、严氏家族的资料。严复的墓在“文革”时遭到严重破坏，为此她多方联络，募集资金，还跑去找市长、区长，这是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毅力的！

经过多年的劳心费力，最终严复墓、严家祠堂和严复纪念馆都修建了起来。她还出了两本书，一本是《严复与阳岐》，一本是《不了的严复情结》。在书中，她讲述了自己多年来保护严复遗迹、整理严复资料的过程，也记录了众多国内外学者、专家多次来到阳岐寻访严复遗迹的故事与情结。她还很喜欢画画，学校里很多作品都是她画的，包括大型的壁画，所以有名人送给她一幅字：“艺中奇葩，阳岐女杰”，就挂在家里。她是一个很乐观、很能干的人，80多岁还应邀去香港开会。她希望能把严复的爱国、进步思想传承下来。此外她也很善良，看到那些贫穷的人总是会帮助他们。很多人有事（比如结婚）都会找她帮忙，所以她整天都很忙，走路还像年轻人似的。但有一次她摔倒了，脑部受伤，就这样去世了。

最后，我要给韩师的广大师生送一句话：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育学生是一项伟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