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有基

1919年 6月 9日生，潮州市磷溪镇社光村人。1935年 9月考入省立韩山师范学校简易师范科，1939年 7月毕业，9月考上韩师高中师范科。曾在韶关曲江的“战时教师服务团”当小学教师，后考入黄埔军校第 17期辎重科。毕业后任中央军辎重兵汽车第五团少尉副排长，在云南参加远征军，负责运兵及粮草、弹药。抗战胜利后到南京、苏州的汽车教导团任职，升上尉军衔。1949年 11月在贵州安顺参加起义。解放后在贵州省龙里、贵定县文化馆任副馆长。1964年调回潮州，在潮安县华侨商店工作。“文革”期间受冤入狱，后去“五七”干校。之后重新安排工作，先在交通局下属车辆修配厂，后到潮州市运输总公司，直到 1987年退休。1978年潮安县公安局对其在“文革”期间受到的错捕（拘）进行纠正，1986年 12月中共潮州市委发文彻底平反。2016年 12月 11日去世。

访谈时间：2014年 9—12月、2016年 11月 16日

访谈者：刘秋梅 陈俊华 高晓军 林海燕 郑煜晓

访谈地点：潮州丁有基校友家

妻子和我一样毕业于韩师

访谈者：您好！您能否谈谈您的家庭情况？

丁：我的老家是在磷溪仙田对面的社光村，桥头隔壁。韩师当时在山脚边，比较远，从社光村要经过卧石洞才能到韩师，我小时候很少去韩师。

我的家族中很多人是中医师，父亲年少时在潮安城内一家族人开的药材铺当药童，跟着学习，后来就成为一名中医师，自己开了一家中药店。我这一辈兄弟三人，我排行老二，还有三个姐妹。因为我父亲是中医师，所以很重视对孩子的培养。我大哥成绩没有我好，小学毕业后就跟父亲学中医，而我一直读到高中师范。

我的妻子叫谢淑真，我们是简易师范科的同学，她比我小一岁，已经去世了，享年 93岁。她是南门谢 ，大户人家的女儿。她的父亲是清末最后一科的举人，家门原有几块牌匾，门口还有一对旗杆石，都在“文革”中被砸没了。她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哥哥都“过番”去了安南 。

我的妻子本来跟我同届，后来她为躲避战乱去了香港一年，回来后就低了我一届。简易师范毕业后她就去教书，沦陷第三年她在揭阳曲溪教了 4年书，还当过班主任。抗战前我们没有私人感情，她去我家那边避难后，有一次在韩江边上要坐船回家时不慎掉进江里，当时还没报考军校的我救了她并送她回家，这才产生了私人感情。她从韩师毕业后一直当老师，抗战胜利后和我结婚，之后就随军，从苏州、杭州、南京到贵州，她都在我身边。在贵州时，她在文教局工作。1962年，她和孩子们先回了潮州。回潮州后，她先到教育局工作，一开始是进行“扫盲”活动，教人识字，后调去潮安六中教书。潮安六中后来迁去东凤（镇），改名为红旗中学。她在潮安六中工作到1980年退休。

我在学生时代就喜欢打篮球，后来在部队也经常打，转业后还当过篮球教练，也喜欢打乒乓球。在军校我还学会了拉小提琴，后来经常拉，当文化馆馆长时也曾上台表演。我画画、写字是非常不错的。以前经常画很大的宣传画，大部分是水粉画。我西画水平较高，在军校时我也常画，什么题材都有，但主要是画在墙上，让校园更好看。早些年，买来的对联不满意，我就自己写。现在家里没有存留的书画作品了。

我们有一子二女，名字都是根据孩子出生地起的，大女儿丁瑾 1948年出生于苏州，儿子丁鸿贵 1951年在贵州贵阳出生，小女儿丁龙珠在贵州龙里县出生。从贵州回到广东潮州时，儿子读小学四年级。他 1964年考上六中，和韩师后来的副书记余浩明是六中的同学。大女儿当时在一中读初三，1972年到海南下乡，十年后调回潮州华侨旅行社侨务办，退休时是正科级。

我现在每月有退休工资差不多 2 000元，加上军转补贴千余元，个人生活基本够用，日常生活主要由儿子打理。

从附小读到高中

访谈者：您是什么时候在韩师读书的？

丁：我在韩师读了好多年，在韩师附小读了一年，在韩师初中部读了四年，然后还读了高中师范 。我小学一开始是在乡里读，四年级的时候便转学到韩师附小，读了一年后又转回仙田读到小学毕业。接着我考上了韩师初中部，毕业后又考上了韩师的高中部。

初中毕业后继续读高中的人更少。当时可以考两个学校，一个是金中（即金山中学，后文同），一个是韩师。并不是说金中的分数就比较高，而是当时是韩师录取在先，金中录取在后。当时考上韩师很开心。

访谈者：当年读韩师需要什么条件吗？韩师的招生情况如何？

丁：需要有小学毕业证，还要有担保人。担保人是父母，父母要证明自己是支持子女读书的，要担保子女读到毕业。当时报考韩师是分批考，但都要到韩师考试。首先要审查学历是否达到资格，没有资格不能报考韩师。当时考试科目有语文、数学等，其中数学相对来说比较重要。当年韩师一年招一二百人，有专科、高师、乡师 等。

访谈者：您还记得当年在韩师的学习情况吗？还记得有哪些老师吗？

丁：我在韩师的学习成绩算不错的，我比较勤奋，老师们都喜欢我。当年韩师的老师都非常厉害，我非常佩服他们。他们教学效果好，受人尊重，上课时严肃待人，教学效果完全不一样。老师们大都讲普通话，不少是外地人，有一些老师曾在美国和日本留过学。

虽然我不是读图工乐体专科的，但我很喜欢画画、体育。当年韩师教画画的老师有四五人，分为国画、西画等。我当时都学习过。

我记得转到韩师附小读四年级时，黄家泽老师 专门教我们画画。初中的国画老师是当时韩师校长李育藩 的岳父，叫孙裴谷 ，擅长国画，他当时的国画水平最高。王显诏老师教美术、音乐，他是专业出身，画国画尤为突出，教音乐也很厉害，当时他教我们乐理，韩师校歌也是由他创作的。每当升国旗或纪念周时，我们都会唱他创作的校歌。杨金书和他的妻子翟肇庄教生物，还教日语，他们都曾留学日本，教书都很厉害，认真负责，我很喜欢上他们的课。翟肇庄很长寿，她在饮食方面很讲究。另外，我还记得张华云 曾教过我们国文。而数理化是一个客家老师教的，讲客家话。陈可名是我们的导师，当时学校实施导师制，称为导师，其实就是班主任。

访谈者：那时韩师的环境怎样？

丁：当年韩师的楼座较少，大部分的楼座和教室都是华侨捐款修建的，这些华侨大部分是以前在韩师读书，毕业后在暹罗等地发展。楼座基本以捐款华侨的名字来命名。但具体是什么名字我忘了。当时韩师有两幢宿舍楼——第一宿舍楼和第二宿舍楼，一间宿舍住六人。韩师还有一个“中山纪念堂”，楼下是礼堂，楼上是图书馆。图书馆很有名，里面的书挺多的。每个学生都有一张借书证，凭证借书。一般想借几本就几本，借书期限为一个星期。但我在中学看书不多，经常去打球锻炼身体。

访谈者：您喜欢打什么球？学校有什么课余活动？学生经常进城玩吗？

丁：我什么球都打，因为打球能锻炼身体。我平时打乒乓球、篮球比较多。学校有一个篮球场，一个足球场，一个网球场，网球场也做排球场用。当时功课比较少，相对较轻松，基本上是上午 4节课下午 2节课，也有上午下午都是 2节课的。学校的课余活动甚少，偶尔会组织旅游，或者毕业的时候有毕业游。

家庭条件不好的同学在学校过得比较艰难。不过因为知道赚钱艰苦，学生们都勤俭节约，吃穿都不敢浪费。没什么人炫耀，看展览、比赛几乎都只看免费的，例如画展、各类球赛。有钱人家的孩子大部分都去读金中，相比韩师，金中的花费较高。在韩师我属于普通家庭，学生甚少进城，只有“大闹热”或者有事才会进城。因为城里消费高，吃的相对比较贵。如果进城，常去开元寺，或者去西湖公园看球赛或看戏。但西湖公园里面很多玩乐都要花钱的。公园里经常举行各种球赛和活动，一般的球赛，比如学校的球赛则在西湖后广场举行，好的球赛会在公园内举行。篮球、足球赛较多，看球赛是需要门票的，有些球赛的门票也是要钱的。

学校经常举行比赛，至少一星期一次，其他学校也会来韩师参观交流，一起比赛。我在学校参加乒乓球赛、篮球赛、足球赛较多，排球赛就比较少。足球是我的强项。足球队一般由体育生组成，他们比较清闲，也比较专业，有时举行比赛还能赚门票钱，作为学校的收入。学校也有校运会，但并不是每年都有，还有演讲比赛，主要是要练习国语。

访谈者：学校提供补助吗？学校如何奖励优秀的学生，如何处罚违规的学生？韩师的学风如何？

丁：家庭贫困的就有助学金。学校有补贴，例如伙食补贴，如果你经常不加菜，就会给你加菜。学习成绩好的学生拿奖学金，如果家庭贫困而成绩又好，就是拿奖学金。我也拿过奖学金，我成绩好，画画厉害，画得好看就有奖励。奖金多少视情况而定，有时还会奖一个口琴。学生做错事学校会批评、处罚、记过。在韩师，考试的时候也会有学生作弊，但不多。如果作弊被同班同学知道，同学会去老师那里揭发，老师知道后会批评作弊的学生，但只有很严重的时候才会取消成绩。

当时正值抗战时期，为加强军事训练，军训被列入课程，初师学生穿的是童子军装。高师学生日常训练也算作军训，都要穿校服。韩师的管理比较严格，学校严格管理有利于学生发展，学生们不会乱来。我们每个星期都要唱一次校歌。当时也学过一些古典歌曲。

韩师的学风是不错的。一天 4～6节课，寄宿生要晚自修。韩师学生都比较勤奋努力。每天一大早便有很多学生在韩文公祠或后山上读书。我也经常去，我读的书都是比较有难度的，但我是走读生，我家在社光村，比较近，走读生唯一不好的就是没有老师做课外指导，不能像寄宿生那样有晚自修，有问题就能随时请教老师。

访谈者：那您平时在学校的食堂吃饭吗？

丁：韩师有两个食堂，第二食堂在第二宿舍。食堂伙食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我们一般 6个人在一桌吃饭，6样菜，有鱼有肉。我中午不回家吃饭，遇到学校食堂饭菜比较好的话，我会选择在学校食堂吃。有的时候也会在学校门口的湘子桥上买吃的，有钱时就会吃好一点的，常吃蚝煎 ，不然就吃得比较普通，有时吃 1毫钱或者半毫钱一碗的香粥，也会吃粿条或甜面。

随校迁至揭阳古沟

访谈者：您读完简易师范科后有继续升学吗？

丁：我在简易师范毕业后，本来应该服务社会，但因为战乱就申请继续读书，获批后就考上了韩师的高中师范，相当于高中水平的师范班。

1939年，为避战乱，韩师迁到了揭阳古沟。迁往古沟不久，汕头、潮州城相继沦陷。潮汕沦陷区的中学生，还有从海南和东江等地逃难来的学生陆续到揭阳古沟的韩师借读。我们 5月底考完试迁校，我也随校迁到了古沟。

访谈者：当年韩师迁至揭阳古沟，您是怎么去的？在古沟的情况是怎样的？

丁：当时我是走路去的，开始是走大路，走了大概两三天。在半路坐船过渡口到了锡场，后来还走过头到了丰顺，再掉头走回古沟（笑）。从古沟再回潮州时，我向老师建议走小路，走小路比较近，一天就可以到达。

在古沟读书时，生活艰苦，但因为家在沦陷区比较危险，我只有寒暑假才回家。

古沟的课外活动少，也没有哪里可玩，一般都在学校，不像在潮州偶尔还有戏看。但校内会举行文艺活动，我时常参加。我会唱歌、弹风琴、弹钢琴、吹口琴。当时还参加一些抗日救国活动，经常自己设计东西外出宣传。我们在潮州时会进城到西湖等地宣传，在古沟时也一样，会到乡村宣传，一般都是周日进行。我学习能力强，接受能力也较强，虽然不是读图工乐体专业，但我也学过，而且学得比别人快。所以在宣传时候，我是主力。我在古沟读书时也打球，但古沟场地没有那么大，所以不常打。古沟的食堂伙食比起潮州的差多了，我和几个同学一个星期会去校外吃顿好的改善一下生活。当时学校的宿舍环境不差，我们住在祠堂里面，一间宿舍住十几人。

韩师在古沟的学风比在潮州还好，大家都是背井离乡，知道珍惜。大家学习都很认真，晚自修要一个多钟头，学习氛围很好。我不是会出风头的人，在学校安安静静，跟同学相处得比较好，会和同学一起吃饭、学习，没事也会经常跟朋友谈天说地，什么都聊。

黄埔军校及远征军

访谈者：您当时是没读完高中师范就参军了？

丁：是的。本来高中师范要读 3年，但因为古沟校区环境差，又觉得（战争年代）读书没有出路，我就不想读了。因为家在沦陷区，我没法回潮安城，出来后也没事干，便出去“流浪”。到了丰顺汤坑，我以卖字画为生，主要卖三个字的大条幅，供人挂在大堂。当时有个人了买一幅画，给了我100元。

有一位郑老师是汤坑人，其妻子在韩师读书的时候，他在韩师教书，也教过我。后来他们两口子一起回到汤坑工作。他当时在汤坑中学当教务长，看到我在卖字画，问我原因，我说因为没找到其他事做，就只能卖字画谋生。他又问我要不要去省政府韶关那边教书？当时广东省国民政府因广州沦陷已迁到了韶关曲江。我便说好。于是他通过韩师帮我联系，我被分配到韶关曲江的“战时教师服务团”当小学教师。这个服务团由小学教师组成，主要任务是收容各地失学的小学生，一起去的人许多彼此都不认识。当时和我一起去的还有同乡师兄丁章鸿。我们到丰顺汤坑教育局报到，丁章鸿分配到一个初中教体育。

访谈者：那您又是怎样考上黄埔军校的？

丁：学校工资很低，生活艰苦，吃都吃不饱。当时小学教师一个月工资16元，中学教师一个月 23元，无法支撑我的生活。与我一起去的丁章鸿，后来去了暹罗发展。我到韶关后不久，黄埔军校来招生，我觉得还是读军校好，可以当军人。但参军要有担保人做担保，而我当时还找不到担保人。那里的人不肯给我们担保，说我们这种师范类教书的他们也不清楚，怕我逃走，还要负一定责任的。后来我找到了一位在汤坑当官的姓丁的参谋长，他老家也是仙田村的，祖上当过七省巡按。但他与我素不相识，开始不肯给我当担保人。后来我的父母与他父亲联系，寄了信向他介绍了我的情况后他才答应。他收到信后很高兴，因为潮州在外参军的人少，更别说是仙田的老乡，后来还与我认作亲戚。

在军校时，林盛传和陈英波是我的潮州同乡，我没遇到过其他潮州人。当年潮州当兵的人并不多，反而“过番”去暹罗赚钱的人比较多。军校里姓丁的只有我一个，当时我要去参军有些人还不肯我去。

黄埔军校的考试科目是语文、数学、时事。我通过考试后很快就被录取为黄埔军校第 18期辎重科学员。我原先报考时是 17期的，后来 17期与 18期合并，我就算作 18期的学员了。当时招考的人告诉我要去甘肃天水入伍，要走半年的路程。我起先还不相信，后来果真走了半年。从贵州到四川、陕西然后再到甘肃，我们徒步七个省份到甘肃天水入伍。

在黄埔军校读书时不用交什么费用，那边什么都有。那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有些同学的素质和能力都很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要为维护民族的独立与尊严而战。

访谈者：您在军校学习了几年？参加过哪些战役？

丁：我在军校共 4年，经过 1年入伍训练、3年专业学习才毕业。毕业后我们又受训半年驾驶、修理，即学习怎样在危险崎岖的山路中随时修理好车辆，使它能重新上路。

战时交通非常不方便，记得当时一起步行到天水的有两三千人，经过湖南、广西、贵州、四川等省，白天不敢走大路，因为天上有日军飞机轰炸，只能走小路和山路。我们脚上的鞋子都是自己编结的，到天水的时候，我都记不清走烂了几双鞋。进入黄埔军校后，我被分在 22总队，成为辎重科学员。我们辎重科科目分得很细，有机械辎重、骡马辎重，还有肩挑、火车、轮船等辎重。简单说，就是为了适应战场情势，培养各种能顺利完成运输任务的士兵。我学的是机械辎重。当时黄埔军校已经办到十多期了，不像刚开办时那么简单，更注重培养我们的实战本领，每天安排足够的机会练兵。我们既有随时准备牺牲的精神，更有专业的警惕性和硬本事。

毕业时，我已是少尉军衔。经过这些训练和学习，我成为中国远征军的一员，参加过松山战役、腾冲战役、零陵战役和同古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我和战友们一起运了 7个多月的兵，从云南一车车运到缅甸参战，最先从昆明运兵到保山，日夜兼程要走三天才到。我是副排长，配有步枪和冲锋枪，以备路上遭遇突袭。后来，我们辎汽团又从保山运兵、运军粮到腾冲、龙陵、松山等前线。

当时我们的部队强渡怒江，血战腾冲，围攻松山。我们不停地运兵运弹上前线，兵员损失很惨重。夜里走山路，开车要非常小心，否则随时都有翻车的可能。我知道车上的战友都是抗敌的生力军，在开车运送他们去前线的时候，都非常谨慎。有时怕暴露部队行踪，夜里行山路都不能开车灯，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相当危险。那时候，云南的路很难行车，我开的车是美国产的万国牌汽车，必须小心再小心，否则随时可能从山上跌下谷底。我亲眼看到过这样的场景啊！

松山战役打得很苦，战斗惨烈，有时候一个连上去，全没了，有时候一个营冲上去，只回来几个人。3个多月后，攻克松山那天，我们刚好运炮弹到松山一个指挥所。当时我这个副排也是负责带队的。指挥官要我们马上将炮弹运到龙陵，并命令第二天上午 8点前必须运到。

因为时间太急，我告诉指挥官可能办不到，他即刻火了，拿起枪来威胁要枪毙我。我解释不是不执行命令，而是走山路又逢雨季，安全第一，我们会尽量按时完成任务。最后，我们之间解除了误会，他还允许我们看了刚刚停歇的战场。真是血流成河，很惨，不敢回想！

我记忆最深的还有一幕：为了攻下那些暗藏在山间的坚固堡垒，我军切断了日军的供水线，断了他们的水源，使这些日军无水可喝而困死，人不吃饭可以撑上十天八天，没有水喝，两三天就受不了的。

我们运粮草、运兵上前线，有时候也会运载受伤的俘虏到后方野战医院。但日军俘虏都很蛮横，他们被打败了，还是一副气焰嚣张的样子。我们从松山运下来的日军俘虏，几乎都自杀了，我想这与他们在国内受到的军国主义教育有很大关系。有一次我送粮食去龙陵兵站，顺便运回一个日军战俘到野战医院。那个战俘受伤躺着不能动弹，神志却是清醒的，给他水他不喝，待车到达医院，他已经在车上咬舌自尽了。

1945年抗战胜利那天，我正在大理的远征军指挥所做车辆维护。突然听到日寇投降的消息，我们所有人都高兴地狂跳起来，又唱又哭。抗战胜利后，我又立即运兵到湖南，后被派到南京、苏州教导团教新兵学开车，军衔仍然是上尉。但那时我已经很想回潮州了，更想念淑真，我们在抗战前就已订婚了。于是我在这时候回去结婚了，婚后我把她接到苏州，我的大女儿就是在苏州出生的。后来我又随部队辗转到云南，1949年，我在贵州安顺参加起义。再后来，我在贵州龙里、贵定当过县文化馆长，我在工作实践中，吹拉弹唱样样通，还爱打篮球和乒乓球，当过业余篮球教练。

回潮州后经历

（儿子丁鸿贵口述）

访谈者：老人家回潮州后的经历是怎样的？

丁鸿贵：父亲 1964年回到潮州，在潮安县华侨商店工作。他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幸存下来的。“913事件”发生后，潮州有 128人被写上布告，抓进监狱。布告第一行名单是当时政府部门的官员，记得有余昌丰（县委书记）、林香才（镇委书记）、陈忠（县委副书记）等，第二批就是地办集团的人了，父亲名列其中。父亲被抓的罪名是“参加反革命集团、反军夺权”，但当年的 128人并未定刑，所以叫拘留审查。父亲关在监狱近 4个月才放了出来，出来后便去了“五七”干校。当时关押他的监狱在戏园（现凤城影剧院）附近，门口高挂着“监狱”两字的大牌子，估计是清朝就有的牌子。

潮州“五七”干校在现在的枫洋农校，存在时间持续 10年，即“文革”期间。父亲当时去干校劳动改造，待了四五年，在那养鱼、饲牛羊，还把番薯煮熟饲猪，但后来人都没办法吃饱，都要暗地里吃本用于饲猪的番薯度饥。一些参加革命很多年的共产党员，也去了干校。

平反后，他被分配到潮州车辆修配厂。那里的人说，别人都无法赚钱，他一去，生意就好了，可能是他的汽修技术比较好。后来，他到了潮州运输总公司工作，1987年退休。我们的身份在“文革”后得以拨乱反正，生活各方面都比较顺利。

我们以前是住在南门。未分配房子的时候，父亲和母亲住在姐姐中旅宿舍，后期姐姐去了湘桥区工作后，我和父母便住在区政府宿舍。父亲现居地是 1987年退休后单位分配的，俗称“干部房”。我自己未分配到房子时，还与父母住一起。到了 1995年，单位给我分配了房子，我便搬到自己的房子里。

访谈者：父亲对你们子女生活的影响大吗？

丁鸿贵：主要影响是在“文革”期间。我在学生时代积极上进却评不上先进分子，选上京代表、入党都因父亲曾经的国民党身份而落选。初中的时候，一个班能选两个入京代表，本来我被选上了，但因我父亲的原因，又落选了。部队曾到学校招收滑翔兵，我因为家庭关系连报名都没资格。不让读高中，只能去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下乡到凤塘公社茶果场，还当了副队长。过了 1年，我在大队的小学代课 3年，后来当会计 1年。我 1973年回城，等待居委会安排工作。后来就进了潮州第二机械厂，在池湖埠那里，做车床工作，生产中型拖拉机。当时第一机械厂在农校那边，2000年，厂子解体了，我已经 50岁，就去了枫溪城市发展有限公司，后来还当了办公室主任。

但我姐姐就没怎么受影响，她的思想一直很先进。她是 1972年最后一批下乡到海南的，在那儿待了10年，后来我母亲提前退休，作为交换名额，她被安排到中国旅行社，再到侨务办公室，最后在湘桥区工作，退休时是正科级。

我今年 64岁，退休 3年多了。受到时代的影响，特别是经历了“文革”，让我觉得人的心灵是很脆弱的。然而每个人都要学着走出困境，要学会独立生活，磨炼自己。人的成功 5分靠运气，5分靠自身努力，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生活平平淡淡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