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炯文,1918年生,广东揭西京溪园镇蛇头村人。1938年在日新学校专修古文时投考广东省高炮营当炮手,参加抗日战争。在战斗中受伤,伤愈回梓复学。1939年入南侨中学读初中,1940年入揭阳师范插班读书,后转到韩山师范学校(古沟)读暑期班。1941年毕业后回乡办学,任卫安乡文化股主任兼中心小学教师。1942年考入黄埔军校,入读第 20期骑兵科。1946年毕业后,被分配入国民革命军第 20军的骑兵连。解放后曾任潮州新桥路小学教师。1957年,受地方保护主义事件牵连回乡接受管制劳动。1981年落实政策后恢复 32年教龄,办理退休。1986年参加黄埔同学会。自编有诗文集《拾草集》。2017年 3月 10日去世。
访谈时间:2014年 11月 7日、2015年 7月 18日
访谈者:刘秋梅 陈俊华
访谈地点:广州同和社区颐养中心、深圳龙岗区平湖
我是揭西京溪园镇蛇头村人。当时村里没什么水源,村周边种了很多竹子。村民大都以卖竹子为生,到了农历尾数为一、四、七的日子,那边称为“对圩”,也就是市场开放,大家砍竹子拿到市场上卖,换猪肉、米、菜等食物。那时候村民们过着比较悠闲的生活,除了管理竹子,其余时间就是找柴火。当时我们那边大片大片都是山地,用来种番薯、甘蔗等农作物。在山脚处有山泉水的地方才有水田,田地相对少而且离得比较远,难管理,单靠种田为生是比较累的,大家一般把田租给邻近的人或者远房亲戚耕种。等到解放后,兴修水利,才逐渐开始种田。
我生于一个大家族中,父亲是做生意的,生了七个儿子,两个女儿,我排第五。大哥在揭阳开铺子,二哥在家种田,三哥在京溪园的市场做生意,四哥与六弟带人专门去河婆、陆河等地砍竹,再和几十人撑竹排到揭阳卖给做竹制品的人。我与七弟、妹妹还有大哥的儿子、儿媳就去读书。大哥的儿媳以前是我们家的童养媳。童养媳能一起读书,这在当时封建思想严重的旧社会,算是很难得的。她 1950年去当兵,后来在潮州当卫生员。
我的家族在乡里算是最大的了,人多,田地多,竹地也多,相对来说比较富裕,但还是很勤俭的,家中常喝番薯粥。等到解放的时候,怕被说是封建大家庭,才分了家。
我大儿子 5岁时,我的父亲去世了。我的母亲因高血压中风偏瘫 16年,不会说话,常年需要人照料。刚好我们有七兄弟,就轮流照顾,每天由一个家庭照料她的饮食起居。老人家经常坐在大厅的一张躺椅上。那张躺椅是华侨亲戚从暹罗(今泰国)带回来的,可坐也可卧。当时家里小孩多,就在大厅里吊了十来个摇篮,用一根绳子连着,老人家躺在那里,用一只脚踏一下,这些摇篮就晃一下,这情景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有趣。从我父亲这一辈算起来,现在家里有 170多口人。我的大伯、细(小)叔后来都去“过番” ,我三叔家外出赚钱的人也比较多,他的小儿子现年 82岁了,经常来看望我,大校级别。他是在 1950年与我大哥家的儿媳一起去当兵的。当时他 18岁,刚在揭阳读了高中,比较有文化,后来在部队当参谋长。他的姐姐以前也在部队当兵,1984年离休。
我小学在乡里读,寨子里的人到梅县请老师来教,学生只有十几二十人,类似于私塾性质。读书的机会是我自己争取的。我家兄弟姐妹比较多,父母又不识字,也不知读书重要性,就马马虎虎地过着。我三叔当时说,这孩子那么爱读书,就得让他读,如果没钱他来出。
小学毕业后,我在日新学校专修古文。当时一个班才十几人,请了五华一位叫陈雨春的老秀才来教书,他曾任广东军阀陈炯明的秘书。
20岁那年,我和同学一同前往揭阳找我的兄长,没想揭阳当时刚遭遇日军飞机轰炸,满目疮痍,很多百姓被炸得四分五裂,手脚都断了,有的肢体挂在树上,有的横倒在路边,惨不忍睹!我看了十分悲愤,心想一定要参军,上前线杀敌,为这些死去的同胞报仇!
回家没多久,我的一位同乡陈和就来信说,政府要成立高射炮营,他成功入选了,我们都替他高兴。又过了一段时间,他二度来信,说已经晋升为排长了,而且还带来了一个好消息——高射炮营要增设一个连,因此要招收炮手,而且要求有一定文化程度。得知这个消息,我立刻跟三四个要好的同学一同前往兴宁报名。
在兴宁报名后,我们参加了作文测试,然后就接到录取通知,没想到真能如愿以偿。我被编排在广东省防空处高射炮营第 6连,这让我十分高兴,心想:终于可以上阵杀敌,为同胞们报仇了!
在兴宁招收到的新兵,一共有 20来人。我们被带往广州黄埔军校燕塘分校,在那里跟其他新兵会合,一同训练。可是才到达广州,就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于是我们又前往广州沙河躲避,那里有个竹篷,大家就在简陋的竹篷里学习了 3个月。
学习结束后,我幸运地被选为炮手,这在当时是件很光荣的事情。我们同村几个人,只有我被选上了。
一开始我以为我们要使用的是大炮,看到才知道原来是直径 4厘米的高射炮。据营长说这些炮是在英国制造后运过来的,十分难得。我们连有两门炮,1排、2排各一门,3排则是弹药排。一门炮得 12个人分两组守着,除了炮手(发射手)外,还有 4个人帮忙搬运。
1938年,日军飞机频频来袭,每次警报一拉响,我们就要入阵地做好发射准备。由炮手用望远镜观察,测量飞机飞行速度、高度,瞄准飞机,一旦下令就发射炮弹。
但很多时候,我们瞄准后并没有发射。一是为了节省,因为炮弹也是从英国运过来的,数量有限;二是因为高射炮营是新成立的,大家都是新手。我们营长曾留学英国,但班长则是从空军调过来的,对炮的使用还不是很熟悉,所以,我们常常把警报当训练,一有敌情大家都进入备战状态,在一次次备战中熟悉高射炮的操作。
虽然有英国制造的高射炮,可是相比日军的飞机轰炸,这样的军事装备是远远不足的。当时日军常每 3架飞机排成一排,3排飞机共 9架轮番来袭,我们的军队虽然在地面做好了准备,可还是难以抗衡。他们会突然变换高度,避开我们的攻击,然后再低空投掷炸弹,很多设备都被炸毁了。
为了保存实力,我们从广州撤退到翁源。当时广东省政府也已搬到曲江,很多重要物资都用铁路运输到后方。撤退到粤北的翁源县后,因地处战斗后方,我们有几个月没有发射高射炮。
几个月后,营长要与防空处联系,却不知防空处所在的黄处坳的具体位置,于是决定派人前去探路。粤北地区讲的是客家话,可是部队里很多人来自珠三角,讲的都是粤语,语言不通。这时班长告诉营长,我会讲客家话。于是营长让我去乡下找老百姓问路。
我在乡下遇到了一位姓钟的老伯,他得知我来自揭阳而且姓陈后,说我们是亲人,因为他祖籍也是揭阳的,而且田、陈、钟等几个姓多年前本是一家,于是很热情地给我指路。
不久,日军出动飞机轰炸翁源。在空防战中,我们的高射炮因为难以瞄准目标,起不了作用,结果我军损失严重。当时飞机投下的炸弹如雨般密集地落在我们四周,每枚炸弹落下时,都会在地上炸开一个大坑,砂石受到冲击向四周飞射。当时,一枚炸弹正好落在离我不远处,巨大的冲击力将一块大石头掀了起来。石头砸在我的右后腰上,使我动弹不得。战友将我送到距离最近的钟伯家,钟伯为我包扎伤口,用草药治了一个多月才治好。
我负责的那门炮,没了炮手就发挥不了作用,后来炮也在那场战斗中被炸毁了。更悲痛的是,我的一位战友在负责装弹时被击中,不幸牺牲了。原本大家都想着与敌人死拼到底,却发现在武器上落后对方太多,根本无法对等作战。我给上级打报告说要回家读书,得到允许后我就返回揭西老家了。
1939年我回到揭西后,就到华侨开办的位于揭阳石牛埔的南侨中学读书。南侨中学当时是共产党领导的,宣扬新思想,崇尚马列主义,夜里还给农民们上课。一年后,南侨中学被国民政府强行解散,我便插班到揭阳师范继续读书。读了一半,学校说我是插班生,不是本校正式学生,继续读下去也没有学历文凭,是无效的。而像我这种家庭,是没有机会重新读书的,所以我便转到位于古沟的韩山师范学校去读国民教育师资进修班,以便拿到有效证明去教书。
1941年,我在韩师(古沟)读暑期班,正好 1个月时间。韩师每年都办暑期班,有些地方的教师也过来进修。我们读韩师是不用学费的,政府有补贴。那次进修有上百个学生,我的同学有说潮州话的,有说普通话的,也有说广州话的。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有军事教官,集会时军事教官会出现,戴着红布条的就是值星官。周日也不放假,要一起开大会,由校长、主任发言。开大会时我当队长。原本有一个姓张的同学当队长,他当时任小学教师,也过来集训,与我同班。但由于他来自单亲家庭,没有母亲,他的父亲让他回去找对象,他就离开了学校,于是我被选上了。后来我回京溪园教书,他还写信问我的情况,真是个有心人。当时还有一个揭阳师范的同学跟我一起去读韩师暑期班,叫张立藩,后来去了台湾,现在去世了。
我家离古沟大概有 20公里路,所以我是住宿生。当时在古沟是十几个人住一间房子,床铺是双层的,我睡上铺,我和我的下铺同学相处得比较好,他是惠来人,我们经常一起活动。同学之间年龄差距不大,我们一起晚自修,晚自修也有固定的时间,会打铃。抗战时期,生活比较艰难,大家也都比较勤俭,我们都是在食堂吃饭,大部分时候都是喝粥,我一次能喝两大碗。
韩师在揭阳古沟那边的校区较大,是借用当地民居和祠堂作为教室和宿舍的。当时韩师的校长名气很大,老师们讲课用普通话,上课之前会自我介绍。在韩师读暑期班,上的课程现在都忘得差不多了,只记得好像是简易师范的课程。上课非常简单,我们没有课本,只有讲义。由于培训时间短,大部分时间以读书为主,没有什么课余活动,美术、音乐这些课基本没有上过。毕业时有毕业典礼,但似乎没有拍照留念。
陈呈祥韩师附设国民教育师资进修班学员教学实习报告表,所学课程有国语、历史、地理、自然常识、公民、书法、珠算(韩档 454卷)
我的证书是由五经富的一个人帮忙拿的,当时她要请我去当老师,顺便把证书带给我。但我想回到自己家乡办学校并教书,所以没有跟她去。我的家乡当时很落后,没有独立的学校,读书的人少,认识字的人也很少。当时揭阳县有老师知道我是韩师暑期班毕业的,就推荐了我,于是京溪园所在区政府便叫我回家乡筹办学校,让我任卫安乡文化股主任兼中心小学教师。
1943年,黄埔军校来揭阳招生。因为觉得留在家乡学校教书没什么前途,我又想赴前线抗日,就去报名了。黄埔军校在当时很有名,考军校的人很多,也有人考不上,我很幸运地考上了。当时要去四川成都的黄埔军校本部 ,报纸上刊登了要出发的地点时间。我考上后整个人都很懵,不知该不该去。因为那时候我还没结婚,但已经确定了婚事。双方的父母都说结婚后再去。所以我在结婚后的第七天出发的,没想到一去便是好几年。
我入读的是第 20期骑兵科。骑兵科最注重的就是马术,在战斗中跟马的配合很重要。所以我们的学习是从骑马的基础训练开始的,先是个人的马术基础训练,之后是战斗动作。个人掌握后还要整个班、整个排、整个连统一训练,之后才开始搭配实弹射击、野外演习等术科训练,目的就是希望我们在战斗中能做到人马一体。但当我们 1946年从军校毕业时,日军已投降,没能正面与敌人交锋。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 20军的骑兵连,部队在山东。
1948年,我所在部队接获增援淮海战场的作战命令。当船将我们运抵南京时,淮海战役已接近尾声,我们便留守长江防线。1949年我随军参加江防战役(渡江战役)。不久,芜湖解放,我便弃职回汕头,就任保安第二营第五连连长。当时我在南侨老同学的帮助下投诚起义,配合北山游击队的行动,在潮州和平解放中立了功,整编后调任汕头军分区干部轮训队教官。
我在南侨时的同学有很多是地下党员,常常宣扬马列主义,参加青抗会 ,开办夜校宣传新思想。他们离开南侨后大都去当了老师,平日在各个学校教书,到了晚上便秘密集中到五华的山里开会,开展革命活动。但那时我已经去黄埔军校了,没有参加这些组织和活动。我回到潮州后,这些老同学联系我,其中就有丘志坚 ,我自然是支持解放的。
解放后,由于当时揭西县公安局局长曾长江也是我的南侨老同学,我就到公安局上班,在彩塘派出所当所长,后来又借用到潮安县公安局干了几天。但我更想当一名老师,所以就通过南侨老同学的介绍去了教育部门,到潮州新桥路小学当教师。
那时揭西已开始土改,我父亲被评为中农。他当时是竹贩子,经常砍竹子到揭阳卖,认识不少人。但因为在解放前夕,我父亲与我三叔建了一座有 9间房的大宅子,还没全建好。有些群众就说,这家有这些房子,应该被评为地主,要没收。1952年揭西县土改复查,要把父亲划成地主,把三叔划成中农,房子将没收一半。父亲一直申诉家庭贫苦,没有什么收入,不是地主,不应该没收房子。于是我就请人帮忙,最后我家被划成富农。父亲说富农就富农,只要房子不被没收就行。
1957年,我在第二次反地方保护主义的运动中受到很大影响,离开了教师的岗位,回乡接受管制劳动。当时解放潮州的那些老干部,由于执行政策时不够严格,被认为执行地方保护主义,遭到撤职处理,下放到各地的农场劳改。其中有潮汕地区的专员曾广——他被下放到海南劳改,还有公安局局长曾长江、组织部部长陈权等也被下放。因为我与他们关系较好,所以也遭到调查,回到揭西种田,持续了近 23年。这段时期我只能在家干农活,去哪里都要汇报,但过得还算可以。
我1979年就“摘帽”了,但落实政策时却找不到我的档案。我的南侨老同学丘志坚将军和汪勺波将军都很关心我。1981年,丘志坚回家乡时帮忙找有关部门了解此事,后来潮州市相关部门派专人来到我们村委了解情况,让我第二天去潮州政策落实办公室填表格。表格内容很简单,我填完后就恢复了 32年教龄。因为已达到退休年龄,政府便为我办理了退休手续,安排小儿子顶替我在学校的职位,还解决了我们一家户口迁移到潮州的问题。当时我每个月可以领 48块退休金,现在有 2 000多块。
2009年 12月 22日赴泰国探亲途中寓羊城,陈呈祥(坐者中)探亲团与丘志坚(坐者右)、陈德明(坐者左)合影
我的妻子叫张世芳,她是揭阳霖磐人,在全家女孩中排第三。她的二哥张世本曾任海丰县县长。她的小姨小时候就去了泰国,常通过水客寄番批(侨批)过来,也寄牛奶、大米等生活物资到家乡。
我和妻子是在韩师相识的,都读暑期班。但当时我们不同班,她的堂弟和我是同班同学。她大嫂力主我们的亲事,总是陪着她来见我。我们成亲时是在揭西,后来她在揭阳教书。我去黄埔军校后,她就去河源教书。后来她随军和我在一起,1949年还未解放时,我大儿子在武汉出生了,不久她就带着儿子先回到潮州。
我膝下有五个子女(四男一女),九个孙女和五个孙子。我的大儿子之前住在揭西,他读完中学便成家立业,在家干农活,养猪,种柑橘,其间曾去深圳打过工。1981年我平反后,我的小儿子在潮州当老师,我和妻子就跟他住在潮州。2001年,我们随大儿子回揭西住。
我教过的潮州新桥路小学的学生前几年还举行过聚会,请了我们几个老师,我和妻子都参加了。黄埔军校潮州同学会成立后,每年的日本投降纪念日,潮州市统战部就会组织这批黄埔军校的抗战老兵开会,集中慰问,发放礼物、安排旅游等。林盛传、丁有基、陈英波等这些潮州的黄埔军校校友都来参加了。一开始有 30多人,现在大都去世了。2000年,我曾去四川成都参加黄埔军校第 20期的同学会。首次聚会有 500多人,计划每 5年举行一次,但到了第二次就没那么多人参加了。后来大多校友因年岁已高走不动,聚会也就取消了。
我妻子是 2009年 8月 1日去世的,享年 90岁。她这一生可分为三个阶段:前 30年享受的是大小姐生活;中间 30年则度过了相当艰苦的岁月;最后30年过上了平凡人家的生活。我们感情一直很好,结婚以来从没红过脸,无论发生什么都不离不弃。
我孙女婿在广州成立了同和社区颐养中心,去年我过生日时被接来广州住,这里医疗设施较好,也热闹,有很多老年活动。我现在的生活比较规律,7点半吃早餐,11点半吃中餐,下午 5点半吃晚餐,晚上 9点就睡觉,一觉睡到天亮。我很乐观,也不用操心家里的事。
陈呈祥和妻子张世芳合影(摄于 2000年)
访谈现场
日新读专修,国难急堪忧。
敌机狂轰炸,同胞血横流。
京海相继失,平津先后失。
匹夫安坐视,振臂报血仇。
投笔投戎去,广东高炮收。
戎装加身上,军旅乃开头。
入伍在燕唐,训练三月忙。
五连当炮手,阵地黄花岗。
一九三八秋,日寇侵惠州。
羊城墨卵险,百姓倾巢忧。
策略持久战,进退服运筹。
省府迁曲县,高炮翁源留。
军民北撤忙,我炮担空防。
阵遭敌机炸,炮烂吾胯伤。
幸逢钟老伯,救治左村堂。
伤愈归复学,南侨上课堂。
弃笔从戎,投军校,雄心已决。辞父母,别妻兄弟,起程期迫。国难当头洪水急,硝烟压境烽火烈。弗犹豫,即去把军投,阵前列。
男儿志,焉能灭?同脱恨,定要雪。钻研新军学,用兵法则。祖国山河当完整,东洋鬼子必自绝。自今天,将血肉头颅,报中国。
二十余年故旧疏,
相依为命菜茨禾。
原怀一腔凌云志,
白发催人憾若何?
案情落实返潮州,
几度沧桑暗怅惆。
天地深情偿夙愿,
人间正气解烦忧。
西湖濯足留清影,
湘圯凭栏唾涡流。
万物得时皆挺秀,
独怜棚下老黄牛。
陈炯文著《拾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