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咏雪

1917年 12月出生于广东省揭东县塔岗村。1925—1937年，先后在广州旅汕女校、私立坤纲女校、汕头市立女中就读。1939—1940年，在揭阳渔湖京冈村培英小学任教。1940年秋，进入位于揭阳古沟的广东省立韩山师范学校高中师范科学习。1942年毕业后，受聘为韩师图书馆管理员。1946—1952年，先后在普宁兴文中学、普宁一中、普宁南光中学、汕头私立晨星女中、私立若瑟中学任教。1952年成为汕头市第二中学 教师，1970—1979年曾下乡务农，1979年退休。李咏雪兢兢业业，桃李满天下。

其爱人罗舜祯先生，1910年出生于广东丰顺汤南镇新楼乡。1929年秋进入广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韩师前身）乡村师范科学习，并于 1931年夏毕业。1931—1950年先后在潮阳成田中民小学、潮安三小、丰顺一中、普宁一中、丰顺三中、汕头一中、普宁南光中学、汕头私立晨星女中等校任体育教员、体育组长或体育主任，1950年 9月—1984年先后在潮安五中、揭阳三中、汕头五中、汕头二中、汕头九中、汕头十二中等校任美术教员。1970—1979年回乡务农，虽历经坎坷仍不改初衷。改革开放后曾赴广东省教育厅参加初中美术教材编写，为全省初中美术教师代表做示范教学。罗舜祯擅长国画，作品多次展出并在报刊发表，晚年是汕头市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广东省老年书画协会会员、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创作员。

访谈时间：2013年 11月 17日、22日

访谈者：陈俊华 杨晓雯 严志成

访谈地点：汕头李咏雪校友家

童年求学经历

我 1917年 12月出生在揭东县塔岗村，当时我母亲 18岁。我 1周岁的时候，由于她要继续读书，我被寄养在外祖父家。

我的外祖父孙丹崖 是辛亥革命的功臣，汕头和潮州就是我外祖父与张？村 率同志们光复的。他是一位有学识的人，年轻的时候读书很努力。当时一些读书人吸食鸦片，认为这样会比较有精神。为了能更集中精神读书，外祖父也吸上了鸦片，结果他去考秀才时就耽误了。第二天早上要考，他前一晚吸了鸦片，到天亮还没醒，没能去参加考试。等到其他人考完出来讨论题目时，外祖父非常痛惜地说：“真是糟糕，这些题目我都会，可惜啊。”从此他彻底戒掉了鸦片，也明白了鸦片是西方列强用来麻痹国人的。

后来外祖父去日本留学，遇到孙中山先生在东京组织兴中会 ，他积极加入了。后来兴中会改为中国同盟会，他还被选为同盟会广东分会会长。1911年，孙中山先生派他到广州参加黄花岗起义，由于起义时间提前，他没能赶上。在赴广州的路上得知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他转道回潮汕继续参加革命。我曾亲耳听他说过：“唉，我要是赶上黄花岗起义就好了，我愿意做第七十三个烈士！”外祖父对清政府很不满，我听过他大骂慈禧太后，他对进行革命、推翻清政府的态度很坚定。他回到潮汕家乡后，就联络当地同盟会会员，策划再起事。

不久，革命军在武昌起义，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汕头革命党人成立了以张？村为司令、外祖父为副司令的革命军。革命军收缴了清政府驻汕头的巡防营的武装，占领了电信、银行、盐运、交通运输等部门，控制了潮汕铁路，光复了汕头和潮州府城。但后来袁世凯称帝，革命军被迫解散。外祖父得知孙中山在上海，曾赴上海追随孙中山。他对孙中山先生很有感情，因病去世前嘴里还在念着：“孙先生，慢走，孙先生，慢走……”

再后来，陈炯明叛变，外祖父愤而辞职，开始了他在潮州金山中学和潮阳溪东中学的教书生涯。

最初外祖父在潮州金山中学任教，然后在潮阳溪东中学任教，最后回到揭阳。我被寄养在外祖父家时，他正在金山中学教书。当时在乡下，像我这样的女孩本来是没有机会读书的，而是很小就开始学抽纱、绣花赚钱帮助家庭，等到长大就出嫁。但外祖父很开明，他在我很小时就教我认字，等我七八岁时，就送我到京冈私塾读书。私塾就设在祖祠里。那里是男生读书的地方，只有我一个女生，我也不觉得害怕。但是有一天，轮到我做值日生，看见老师来了，我便举起铜铃，想将它举到头上，用力一摇以表示上课。谁知铜铃很大很重，我没拿稳，它脱手而出滚到很远的地上，惹得全班男生都哄笑起来：“你连摇个铃都不会啊。”我羞得无地自容。第二天，我不敢去上课，带着书本在溪边闲逛，挨到放学时间才回外祖父家。晚上有乡人向外祖父揭发我逃学，他笑了笑，并没有责备我。我很不好意思，隔天又继续去上学了。

我在私塾读到三年级时，母亲带着弟妹在汕头定居，要送我去广州旅汕女校读书。我哭着与外祖父、外祖母告别，一个人到汕头与母亲会合，那时我才 11岁。广州旅汕女校还是很不错的，在其他学校还没有课间操的时候，那里就已经有课间操了。那时我的头发已经剪短，老师以为我是男生，就安排我和男生一起坐。女校一般情况下是不收男生的，只有姐弟这种情况才收。后来老师发现我是女生，才另外排了座位。学校里的老师和教导主任都是广州人，讲广州话。我虽然在学校学会了广州话，但后来没有机会讲，现在已经忘记了。

小学毕业后，我考上了汕头市立女子中学，当时女生要读书一般都读女中。由于母亲又去了广州，我成了内宿生。女中的校长和老师对我都很好。有一天他们在查宿舍时，发现我是班里的“财务”。因为同学们都把钱交给我管理，而我把钱放在宿舍的行李里。我的行李很少，衣服也很少，但把钱整理得很好。他们认为我是一个好学生，为表扬我，就把我的照片放大，下面写上我的事迹，挂在礼堂旁边的墙上。

初一上学期结束时，我按学校要求交了下一学期的学费。假期里，舅父带我去广州与母亲住了一段时间。我看到广州的执信中学挺不错，很想留在那里读书。但是由于已经交了汕头市立女中的学费，只得回到原来的学校继续就读。初三下学期，汕头市举行统一考试，我成绩优等，可以免试升高中。

我读高一那一年正是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侵略中国，我们全家搬到揭阳外祖父的村子里。当时外祖父在家乡教年轻人学古文评注。他很疼爱我，让我跟着一起学。学了一年半左右，外祖父看到很多孩子因战乱没有书读，就创办了一所学校——培英小学，寓意为培养英才的学校，他担任校长。当时的学生不用交学费，但教材资料等要自己买，读完六年级就可以去读初中。我母亲问外祖父：咏雪可不可以在学校任教？那时我已经读到了高一，又学了古文，外祖父因此同意了，但是工资只能领一半。于是我就在培英小学当上了老师。这也说明外祖父公私分明，对家人则更加严格。

在韩师的日子

我在培英小学任教到 1940年，然后就去韩山师范学校继续读书了。当时韩师为躲避日军，已经从潮州县城搬到揭阳古沟村。我去韩师报名的时候本来想读普通高中，读完可以考大学。但是学校老师说：“你在汕头市立女中读了高一，女中是师范性质的，所以你要继续读师范。”那个时候是抗战期间，能够在韩师读书已经很幸福了，所以什么都不讲究，更不会提什么要求，我就读师范了。

抗战的时候学校少，所以读师范的人很少，我们全班只有 11人 ，我还有一张当年全班同学与吴老师的合影，而读普通高中的一个班就有五六十人。我入学时直接读二年级，读到 1942年毕业。

我从外祖父家出发走三里路，就可以坐船到揭阳县城，从揭阳县城到古沟上学还有三十里路，我都是一个人走路前往。虽然还可以坐船到离古沟不远的地方，但是我不坐船，因为那时年轻，不管走多久都不觉得辛苦，反而很享受。抗战才辛苦！当然，我只有寒暑假的时候才能回家。

韩师搬去古沟的时候，那边的房子还没有完全建好，都是空的，还有大操场，所以学校搬去的时候刚好利用上了。老师的宿舍并不集中，我记得图书馆在中间，左边的房子有老师住，右边的房子也有老师住；教生物的翟肇庄老师 就住在那里。去年，翟老师 105岁的时候，我还去潮安看过她。

学校那一排的宿舍，第一座就是女生宿舍。旧式的建筑，进去有 4个大房间，前厅有 2个房间，中间有口天井，天井旁是农村当厨房用的 2个小房间，厨房里也住了一位同学，后面的大厅是大房。我们用水很方便，天井那边就有一口井，所以洗衣服就在旁边自己洗。我们同班 5个女同学住在一起，有位管理宿舍的女老师也和我们一起住，她的爱人也在韩师工作。

学校的厨房和饭厅就在河边，饭堂的菜式还不错，饭则是我们自己用饭盒洗米然后放上去炊的。我们师范生不仅不用交餐费，还发大米。那时正值荒年，古沟的农民就会跟我们买，用公价买了再去卖，我们也傻乎乎地把多余的米卖给他们。

学校旁边有一条河，我和同班女同学在河边拍过不少照片。

每天晚上，我们在宿舍各自学习，集中自修。每天早晨，我们在操场集合，升旗、做早操，吃完早餐后，就去教室上课。我们师范班的教室在一个叫“侯厝围”的地方，要走一段路。教室不小，我们班上课人少，挺宽松的。我们要学物理、化学、国文等课程。在国文老师中，大家最佩服的是许伟余老师。虽然他没有教我们，但我和陈好壁同学喜欢到他办公室听他讲古文，我们都很尊敬他。许伟余老师的女儿许心影也在那里教书。林守谦老师教我们语文，王显诏老师 本来是教美术的，但他也教我们音乐。我印象很深的是他总是教我们唱《我们在太行山上》这首歌。我理解他，因为他是潮州人，家乡沦陷了，回不去了，就将情感寄托在歌中，希望把鬼子打退。

在韩师读书的时候，我的作文还不错，写了一篇文章叫作《喜雨》，题目是老师出的。因为我住在农村，对农民了解较深，所以写出来的文章就比较有感情。教作文的林守谦老师把这篇文章贴在图书馆进门的墙上，还写了评语。很多年后，我去揭阳，有一位高中老师是当年的学友，还记得这事，对我说：“哎，你那时写了一篇文章《喜雨》在图书馆贴出来了。”

那时，韩师搭了一个舞台，我们排了一出抗战剧，剧名字不记得了，演员全部是女生。有一位女生演护士，正好我在汕头读书时的校服很像护士的服装，我就拿给她穿。因为我当时的头发本来就不长，所以就在剧里演男角。当天晚上要表演，我下午 4点多悄悄让理发师把我的头发剪得再短一些，剪成男式的。晚上表演时大家都感到奇怪：咏雪的头发怎么那么短？登台表演后，大家都觉得这出剧不错，这出剧还被推荐到揭阳县城去表演，不过县城表演的男角就不是我来演了。揭阳的学校也演了这出剧，但是韩师演得更好。

毕业的时候，我拿了一个本子，请老师给我题言或画画留念。老师们都很热情，写了好多赠言，画了不少画。可惜，这个本子后来放在家里的楼上不见了，再也没找到。

从 1940年在韩师读书到现在已有 70多年了。回想起来，那些日子过得很开心。韩师对我们师范生是很优待的，老师都很关心我们，同学之间也很友爱，生活很安定、很快乐，我感到很幸福。

1942年 8月，我毕业回家后收到韩师寄来的聘书。因为我在学校是公认的好学生，才会被学校聘用。当时学校聘我去当训育员，但因为训育员要惩罚学生，我不喜欢，就把聘书寄了回去。后来学校又重新发来聘书，聘我为图书馆管理员。我觉得不错，就去了，之后和另外一位老师一起管理图书。当时的工作比较简单，如有学生来借书，就登记一下。那些书都是用很多大箱子分好类装着从潮州搬过来的，也有一些书放在上锁的箱子里。

我的爱人是由韩师教化学的罗尧范老师 介绍的，回忆起来还很有趣。1943年的一天，罗老师叫我去学校旁边的田里散步。他说：“我想给你介绍对象。这个人叫罗舜祯，是我同乡，也是韩师毕业的。”我听了觉得还不错，就答应去见面。罗老师很开心地说：“太好了，你是我介绍的第九个。”他很热心，很喜欢给人介绍对象。于是，在罗老师的安排下，我们到揭阳县城罗氏宗祠里见面。第一次去的时候，我跟着母亲一起，感觉非常不好意思。等到可以走了，我就飞快地走了出去，像逃跑一样。结婚后，我爱人曾跟我开玩笑：“哎呀，你就算不要我，也不要走得那么快嘛。”

可恶的日本兵

抗战时期，那些日本兵很坏，有关他们到各个地方做了什么的消息，我真是不敢去听。我在韩师的同班同学林柔娟，就是被日本兵打死的。那时她已经毕业，在揭阳县城教书， 而日本鬼子说来就来，她就不幸遇到了。

日本兵在汕头做了什么，我没见过，但听说他们从汕头坐船到炮台后，还强奸了一位老太太。年轻的妇女听说日本兵进来了，或是跑掉或是藏了起来，因为日本兵到处找妇女来发泄。而这位老太太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应该不会有那样的危险，正好有事就出门了。谁知，她走在路上遇到一队日本兵，就被他们强奸了。那位老太太被弄到躺在地上不能动，一点力气都没有。后来不知道是家里人还是邻居，把她放到长椅上抬了回去。

还有那位特别好的给我介绍对象的罗老师，也是被日本兵打死的。他原是广州一间制糖厂的厂长，后来制糖厂被日机炸毁了，他才回来揭阳在韩师教书。1943年秋，因罗氏宗族邀请，他去丰顺龙山中学当校长。第二年，揭阳已沦陷，他听说日本兵要来了，就及时疏散老师和同学，但他自己在往山上逃的过程中，被日军的机枪打死了，也有不少人跟他一样在那段路上遇难。我听说他当时把学校的钱藏在身上，在中山装外面还披了一件大衣，被打中时躺在那里无法动弹，但还没有断气。一些逃的人看见后就脱了他的大衣，拿了他身上的钱，连中山装也拿去了。他伤得很重，喊又喊不出来，知道学校公款被人拿去却无力阻止，就这样在那里叹气而终……

坎坷人生

我的爱人罗舜祯老师是一位画家，也是韩师毕业的，他毕业后先教体育，后来教美术，在教育岗位上勤勤恳恳，是学生们非常喜爱的一位老师。我们结婚后，曾一起在普宁一中、南光中学等好几所中学工作过。

1949年初，我经朋友的介绍到汕头一所由法国天主教徒办的晨星女中任教。因为外祖父的乡里有一位叫孙波 的地下党员，他在抗战后期曾组织学生和一些年轻人参加读书会，宣传共产党。我那时虽然不是地下党，但是听多了自然对共产党就有了感情。得知要解放了，我非常高兴，不管三七二十一，也没有经过校长或其他人的同意，自己就到外面请了一个会跳舞的人来学校，在操场上教我那两个班的学生跳舞。后来解放军进城的时候，我就带着学生去欢迎解放军，自己也和学生一起很开心地跳起了舞。

当时我没经验，只是感到高兴，就那样做了。但是晨星女中比较保守，法国的修女对我的行为很不满。我本来是教语文的，但因为这事她们不让我教语文，改教手工。还好我在广州旅汕女校念书时学过做纸花，就把这些教给学生。有些跟法国修女很亲密的老师，也总想收拾我，我觉得这样长时间下去就没办法教了。正好若瑟中学请我过去教书，我很高兴地去了，因为在那不会被欺负。同是天主教徒办的学校，若瑟中学是男校，晨星女中是女校，但后来若瑟中学也招收女生。1952年 9月，晨星女中和若瑟中学由人民政府接管，两校合并改名为汕头市第二中学，于是我就成了二中的老师。

但这个时候我爱人却遭了殃。他本在潮安第五中学教美术，有一次在潮州庵埠开会，他发表了一些意见：“如果叫美国纸老虎，我们作战的时候就会轻视它，没有用全力；如果说它是真老虎的话，我们才会认真去对付。”这一番话被一位老师记了下来，说他同情美国、信仰美国，属于反革命言论。于是，他就被打成“反革命”，被发配去做苦工，到韩江扛木材，到兴宁去开矿，还被叫去牛田洋当牛拉犁，一干就是四五年。好在他以前是教体育的，身体比较好，经得起这个考验。到 1955年的时候，潮州有关方面说他的这些话不是反革命言论，安排他去揭阳第三中学继续教书，一年后又调去汕头第五中学。

1957年遇到反右运动，他先被打成右派，后来又说他不是右派。1961年，他被调到汕头第九中学。“文革”期间，学校管政治的一个女主任为了显示自己比别人更进步，把他再次打成右派分子，让学生拿米袋把他罩住，用童军棍狠狠地打。他因此受了重伤。我们的两个孩子正在上山下乡，得知父亲被打伤了，就带治伤的药膏给他用，幸亏他身体底子好，这才保住了性命。

1970年，九中的校领导说我爱人要下乡接受农民的教育，我们全家都要回到他的家乡丰顺去。去乡下的时候，我心里是轻松的，因为汕头当时很混乱，他常被批斗，在这一年我也受牵连成了一名临时工，所以下乡逃避也挺好。

回到乡下，自由地已经分完了，我们只好到很远的地方去耕种。我爱人很勤劳，每天很早就出去劳动，种上了黄豆。我还买了一只猪仔来养，每天煮米汤、菜，舀给它吃，它长得很快。我爱人种的黄豆临成熟时长得很茂盛、很大，但一天夜里却不知被谁全部偷走了。第二天，他去地里只看到剩下的枝条叶子，一粒黄豆都没留下。有亲戚说：“太可惜了，他们肯定不知道你们的情况，才把你们的豆偷去，如果知道你们那么困难就不会偷你们的了。”

我们在回乡之前曾领了一些钱，包括工资和安家费，就在乡下花五百块钱买了一间房子，还要承担三个孩子的读书费用。后来钱花完了，黄豆也没有了，只好去跟亲戚借钱。这个亲戚在我们经济宽裕时曾向我们借过两三百块钱，但现在他连五块钱都不肯借。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将那头还未长大的猪送去屠宰。那猪对我很有感情，它走在路上不用拴绳子，走几步就回过头来看看我，还发出“哼哼”的声音跟我打招呼。到了屠宰场，要登旋转的楼梯上去，它是自己往上走的，我在下面站着看。它每走到转弯的地方看见我，就会探头“哼哼”几声跟我打招呼。我忍不住哭了，真的非常舍不得它。

一直到 1979年邓小平主张落实政策时，我们才回到汕头。整整十年，我的三个孩子都是在农村接受教育的。二儿子书念得非常好，后来考上华南工学院建筑专业，当时全乡就他一个人考上了。小女儿是个很有志气的孩子，她看到家里经济十分困难，念到初中就自己退学了，到山上挑草、学习缝补衣服等技能减轻家庭负担。她年纪轻轻就有这样的吃苦精神，这让我感到欣慰。

二中校长陈绿漪

“文革”时，学校不少老师受到迫害。最可惜的是我们二中的陈绿漪副校长 ，她也是韩师毕业的，解放前和丈夫一起被派往台湾从事地下党的工作。撤离的时候，她带着儿子历经千辛万苦回到老家。丈夫在台湾白色恐怖中牺牲成为革命烈士。她的儿子后来去东北工作，她则在我们学校任副校长。“文革”期间陈校长受到迫害，有一天天亮的时候被发现死在井里。我看见陈校长的遗体被放在操场边的教室里的一条长椅上。远在东北工作的儿子得知后很快就回来了，但学校里的造反派不让他过去看自己的母亲，叫他隔着操场远远望着。那时我实在是很痛心，人死了，孩子连看母亲最后一眼也不行，怎么能够这么做！后来，陈校长平反了，教育局还开了隆重的追悼会。

安享晚年

我从乡下回汕头后就办理了退休手续，以便照顾家庭，而我爱人还在坚持教书。他在落实政策后参加了很多美术教学工作，也曾被广东省教育厅召去参加初中美术教材的编写，为全省初中美术教师代表示范教学，对国画教学法进行总结并发表论文。他 80多岁的时候，还在老干部书法班义务教绘画技术的课程。当时班上有一位学生就是曾经狠狠整过我们的人，对这名学生，他丝毫没有埋怨记恨，一样进行悉心辅导。这名学生画技进步很快，画作屡屡获奖，他非常感谢罗老师，每年来拜年，也为过去的事情内疚道歉。罗老师说，那都是特殊时代造成的，过去的事情不用再提了，我们都应该以发展的眼光面对新的生活。有空时，罗老师喜欢听潮乐、看潮剧，也关心国家大事。他 95岁后，视力开始下降，我就天天读报纸给他听。

我今年已经 97岁，大家都叫我“老寿星”。有位老师问我，您怎么那么大年纪了还那么健康？我认为要注重养生，比如按摩。每天早上我差不多 5点就醒了，然后自己进行全身按摩，从头按摩到脚，下床的时候就感到很舒服。我每天早上在小区门口坐公交车去汕头工人文化宫锻炼，10点回家，公交车司机也优待我，总把第一个位子留给我坐；下午，我就在家里看报、读书。

我自己都想不到能活到现在，我是八个兄弟姐妹里的第一胎。我母亲 18岁生我时难产，我出生的时候不会哭，整个人皮肤都是黑的。幸亏接生婆很有经验，听说她用手抓住我的脚，拍打我的背，我把羊水吐出来了才会哭。大概 3岁时，我在外婆家得了“惊疯”，病得很重，快不行了。农村有一种习惯，看见小孩子快不行了，就在地上铺张草席，把小孩放在草席上，等小孩断气后就包裹起来扔出去。我那时生命垂危，家里人已经准备扔掉我了。刚好乡下有户人家有可以医治这种病的药片，邻居来告诉外婆，她便跑去拿来让我吃下，我的病慢慢好了。可能命不该绝吧，从那以后我身体还算健康。

最后，对韩师将要当老师的年轻人，我想说的是：每年的教学要求都不同，所以要与时俱进。现在比较流行一种不太好的现象——家长送礼感谢老师，我觉得那是没必要的行为，因为教好学生是老师的职责所在，而学生考出好成绩才是对老师最好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