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 1-1“潮州”域名时段及所辖区域

（续上表）

据考证，潮州在5 000年前就有人类居住。春秋时期，潮州是古越族的居住地，因地处偏远荒蛮、民风鄙陋而被称为“南蛮”“百越”。秦始皇统一中原六国后，继而派兵开发岭南，始建南海郡，潮州地域正式纳入国家版图，移民入潮，中原文化开始渐入潮州。东汉末年，北方混战，难民南迁，但由于南迁汉人数量较少，所以未对本地文化形成大的影响。三国时期政府收编土著，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大批难民南迁，中原主流文化在潮州的影响开始逐渐扩大。

隋唐之际，潮州土著与外来汉人的对抗加剧。唐初陈政（616—677）、陈元光（657—711）父子（光州固始人，今属河南）屡平泉潮“蛮僚”啸乱，开元三年（715）陈元光之子陈鮱（680—742）袭杀“僚将”蓝奉高，半个世纪的土汉之争宣告结束，从根本上促进了土著与外来汉人的融合。

唐代，除了入潮平息“蛮僚”的中原将士外，还有安史之乱（755—763）引来的众多南迁移民，加上“罪臣”韩愈的到来，使得中原文化大幅输入潮州。唐时的潮州因地处边蛮和环境恶劣成为朝廷贬罚罪臣之地。唐元和十四年（819）正月，宪宗派使者前往凤翔法门寺迎奉佛骨舍利，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768—824）不顾个人安危，撰《论佛骨表》（又作《谏佛骨表》）劝谏。其文旗帜鲜明，言辞激切，通过总结历代皇帝如梁武帝等崇佛祸国亡身的史实，痛斥诡异迷信之荒唐，谏言“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 。韩愈虽剖肝沥胆，忠心耿耿，但因排佛谏阻之辞过于尖刻，戳到了宪宗的隐痛，宪宗览奏后极为生气，曰：“愈言我奉佛太过，我犹为容之。至谓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刺也？愈为人臣，敢尔狂妄，固不可赦！” 宪宗要对韩愈处以极刑，人情惊惋，乃至国戚诸贵亦以罪愈太重，为其说情，韩愈最终免于一死，被贬为潮州刺史。在当时历史情况下，凡远谪贬逐南荒之地者，很少能有生还。韩愈于正月十四从京城长安起程，农历三月二十五日抵潮，历时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行途中，他写下著名诗篇《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韩愈抵潮后，即上表谢恩悔过，请罪乞怜，“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怜之，无任感恩恋阙惭惶恳迫之至。谨附表陈谢以闻”（韩愈《潮州刺史谢上表》）。宪宗得表后谓宰臣曰：“昨得韩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谏佛骨事，大是爱我，我岂不知！然愈为人臣，不当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我以是恶其容易。” 韩愈入潮八月，爱民勤政，办学校，兴教育，治水患，驱鳄鱼，解放奴隶，引进良种，甚至尝试推行官话，促进了潮州各行各业的发展，功绩卓著，庙食千秋，赢得了潮人“山水改姓韩”之爱戴，于是有“不有韩夫子，人心尚草莱”（李舫《火中生莲》）之颂韩诗句。道光癸卯年（1843）仲夏月谷旦知潮州府事觉罗禄昌敬题：“辟佛累千言，雪冷蓝关，从此儒风开海峤；到官才八月，潮平鳄渚，于今香火遍瀛洲。”（此联现存于韩文公祠正堂石柱）一千多年过去了，潮州大地敬韩、崇韩之风一直不衰。

北宋末年，靖康之变，中原汉人再次南迁，中原文化全面进入潮州并成为潮州文化的主流，潮州社会、文化、经济得到了全面发展。元代，除人口自然增长外，亦有大量移民迁入。据载，元代统治潮州的97年间（1271—1368），虽头六年潮州处于战乱状态，末十多年又患兵祸，但中间70多年社会相对安定，农业的增长促进了粮食的商品化，从而带动了商业经济的发展。

明建国后，为了巩固集权，恢复国力，对外实行海禁政策（又称“洋禁”）。潮汕地区人口增长、地方动荡，加之自然灾害，对内实行匠籍制度，使潮州手工业、陶瓷业、海外通商受到严重限制。百姓迫于生计，出现了不断突破海禁限制、出海贸易和海外移民的现象。潮学研究专家黄挺教授指出，“明清时期的海防政策对潮汕民系和潮汕文化的形成起着决定性影响” 。明中期，广东范围内施行的里甲赋役制度给潮州传统农业带来了严重的冲击。百姓不得不另谋出路，考取功名或从事工商，以减轻纳税应役之重负。前者（考取功名）促进了潮州科举之风和士大夫群体的兴起，后者（从事工商）使得潮州小商业和小手工业得到迅速的发展。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朝收复台湾，弛东南海禁，此后的五六十年间潮汕人口逐渐增加，农业商品化和手工业不断发展，潮州社会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到乾隆中叶，潮州粮食不敷自给，促进了潮人商贸活动特别是“儒商”的兴起。1858年，革命导师恩格斯在《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一文中评价中国沿海口岸时讲到，汕头是“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 。咸丰九年农历十二月九日（1860年1月1日），汕头开埠（设潮海关），沿海商路随之从广州分散，转移至汕头，昔日韩江出海口处的小渔村一跃成为全国第三个、广东第二个海关口岸，汕头成为粤东、赣南、闽西商贸活动的主要港口和集散地。伴随商业贸易的发展，潮州一些独特的民风民俗和艺术，如潮戏、潮菜、工夫茶等开始广泛传于海内外。同治末年始，潮汕地区出现了三次向东南亚移民的浪潮（时间分别是1870—1910年、1926—1933年、1945—1949年） ，极大地促进了海外潮人社会及其宗族观念的形成。

概而言之，自秦汉以后，大批中原汉人南迁，给潮州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潮州被誉为“海滨邹鲁”。经宋、明，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交互融合，形成了上继周孔古礼，下衍唐宋遗风，既与中原文化密切联系，又具独特地域特色的“潮州文化”。

历史上，中原汉人南迁大多是从中原南下经福建迁入潮州，所以潮州有“潮州人，福建祖”之说。这句话传递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信息，那就是潮汕人的先祖大部分是从福建移民而来。也因此，潮汕人又称“福佬人”。历史上中原汉人由闽入潮主要有三次：两晋时期、隋唐时期和南宋末年。由闽入潮主要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为避战乱，举家入潮；二是在潮为官，携家入潮；三是因平定叛乱，留守潮地。中原汉人三次大规模的由闽入潮，以其先进的文化（学术思想、礼乐与风俗、科技与工程、民间信仰等方面）“同化了除畲族之外的原有潮地百越居民，逐步形成以汉民族为主干的潮汕民系” 。因缘上，中原文化通过由闽入潮的“福佬人”带入潮州，由此决定了潮汕地区“亲闽疏粤” 的文化特征。所以，今日所见、所感、所识、所读之潮州文化或潮人文化，是中原儒家文化与福建闽地文化（体现在方言、风俗、民间信仰等方面）的有机融合及潮州在地化的产物。

纵观潮州历史人文，韩愈是一位极为重要的节点性人物。韩愈莅潮八月，以朝廷命官和文化使者的双重身份，为潮州地方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以至千年过去，潮人心底崇韩敬韩从未中断。韩愈的到来，无疑使潮州地方文化注入了更多的中原文化的成分。然而，中原文化浸入潮地，并非始于韩，也不能完全归于韩的功业。潮籍马来西亚潮州文化学者萧遥天先生曾在《漫谈潮州文化》一文中，以“韩愈未来潮州赵德已成进土，且西门外有晋孝廉范昌谷”为佐证，说明“韩（愈）未至……潮州已有文化” 。赵德，海阳人，号称“天水先生”，“大历十三年（778）进士”（清顺治《潮州府志·科名部》），系唐宋潮州八贤之一。其“为人沉雅专静，通晓经史，著有文章，尊崇孔子思想而排斥佛、道两教学说” ，且尤愿献身乡村文教，深得乡人敬重。

韩愈刺潮之功，首推倡学，兴办乡校，培养人才，恢复礼教。唐元和十四年（819）三月末，韩愈到潮任潮州刺史，即举赵德为海阳县尉、衙推官，并负责州学事务。潮州地方乡校和儒家礼乐文化在赵德主持下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同年十月末，韩愈移官袁州（今江西宜春），邀赵德同往，赵德情系桑梓朋侣而婉言辞谢。韩愈深受感动写下《别赵子》一诗相赠，其中有“不谓小郭中，有子可与娱。心平而行高，两通‘诗’与‘书’。婆娑海水南，簸弄明月珠”的诗句，流露出对赵德操守和学问的敬重之情。因此，已故潮汕文史学家贝闻喜先生（1924—2014）亦认为：

自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上说“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后，近千年来人们都以为潮汕的文化教育，皆自韩文公开始。这一过份推崇韩愈来潮历史功绩的说法，近世已为许多史学界所否定。第五届国际潮团联谊会、饶宗颐先生所作《潮人文化传统和发扬》的专题讲座中明确指出：“这一点殊为不确。”香港郭伟川先生的《韩愈贬潮前，“潮人未知学”辩》，也认为韩愈来潮之前唐代经历了十一位潮州刺史，其中不少还是大有来头的饱学之士。不能将前人治潮之功毕集于仅治潮八月的韩愈一身。

唐陈元光乃唐高宗时名将、政治家兼诗人，出身于颍川望族、开唐功臣门第、将军世家（陈政之子）。幼年博览经书，贯通子史。长博通经史，自著兵法、射法服习之。潮州城西湖山北岩有“开漳圣王庙”，今庙虽已毁，但石碑仍存。贝闻喜先生在《潮汕历史文化的主要开拓者陈元光》一文中通过历史举证，肯定了陈元光在潮州地方社会、经济、文化的稳定与发展中做出的重要贡献：

他自15岁（671）来潮至56岁，比常衮来潮（780）早109 年，比韩愈（819）早148年。他留居潮州、漳州共41 年，（未成立漳州前即在潮15年之久）比常衮、韩愈治潮时间长得多。陈元光身经百战，多次平定潮州贼寇之乱和畲汉纷争，促进民族团结，安定社会秩序，发展潮州经济，传播中原文化，举家世代立籍于潮、漳，蕃衍后代，为了保护潮州免遭寇犯，竟献出了他的性命。

上述中原文化浸入潮州的历史脉络，对于了解和认识潮州文化的形成及其特征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文化特征

岭南，是我国南方五岭（自西向东：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以南地区的统称。唐代时曾置“岭南道”，区域包括今天的广东、广西、海南及云南东南部的部分地区。陈永正主编《岭南文学史》界定：“岭南，本泛指五岭以南地区，后人沿用岭南为广东地区的代称。”历史上的岭南实则不单指广东，但由于其北靠五岭，南临南海，所以人们习惯将广东称为“岭南”，并成为广东区域的代名词。

关于“岭南文化”的形成，民族音乐学家冯明洋先生从历史、文化的视角做了概述：

远古时，五岭之南的南越人和岭西的西瓯人、骆越人，岭北的山越人、扬越人，岭东的闽越人等，合称“百越”。他们和环太平洋南线诸岛诸民族也有亲缘关系。……百越之地，战国时曾属楚国。秦汉间中原汉人南迁，“楚越交融”加上“越汉杂处”，促成了新生代广府粤人的诞生。由是越、粤并称。以今广东为中心的岭南腹地开发较早，先后吸引了福佬移民、客属移民、水上疍民等在粤地定居，渐次营造了具有不同民风、民俗、民系文化特征的地方音乐，形成了包括土著越人及其后裔（部分壮族、瑶族、黎族人）以及广府人、福佬人、客属人、疍民等在内的多群体共生共建的区域文化“岭南文化”。

岭南之地，土地丰饶，海域辽阔，山川秀丽，丛林青翠，正是在这特殊的地域环境下，孕育出了独特的岭南文化。岭南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采中原之精粹，纳四海之新风，以多元、务实、开放、兼容、创新为特点，开创了多姿多彩而又风韵独特的文化艺术形式，涵括学术、文学、绘画、音乐、戏曲、书法、工艺、建筑、园林、习俗、宗教、饮食、语言、侨乡文化等众多内容，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区域上，岭南文化又分为广府文化、潮州文化、客家文化、雷州文化、高凉文化，尤以广府文化、潮州文化、客家文化构成岭南文化的主体。与之相应形成岭南三大乐系：以珠三角及港澳地区为代表的“广府音乐”（属广府话区域）、以潮汕地区为代表的“潮州音乐”（属潮州话区域）和以梅县等客家地区为代表的“客家音乐”（属客家话区域）。

美国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派创始人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指出：“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只能理解为历史的产物，其特性决定于各民族的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 同此，当代民族音乐学家、美国威斯里安大学郑苏教授认为：“历史是民族音乐学的极根本、极重要的一部分，或者可以说是全部。民族音乐学一百多年来的研究、录音本身就是历史，民族音乐学家同时也是历史学家。” 就是说，我们探求某一文化行为、民俗事项的特质及其本源时，必须以特定的历史发生、时空场域和地域环境为背景，并以此为基点寻找其与历史、社会、地域的关联性乃至决定性因素。

“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是当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和符号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又译为克利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1926—2006）阐释人类学理论的核心概念。 他指出：

不是指任何特定的、具有地方特征的知识，而是一种新型的知识观念。而且“地方性”（local）或者说“局域性”也不仅是在特定的地域意义上说的，它还涉及在知识的生成与辩护中所形成的特定的情境（context），包括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文化与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由特定的利益关系所决定的立场和视域等。

格尔茨认为，文化分析不是揭示规律的实验性科学，而是一种寻求意义的阐释性科学。这种阐释性科学实际上是以民族志的描述为基础的，即以深入他者的方式在特定化、情境化和具体化的生存事项中进行文化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即深度描写），从而获得对地方性知识的深度观照、理解和阐释。

格尔茨的“地方性知识”，为人类学考察和地方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和切入口。所以，民族音乐学、艺术人类学乃至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不单是对研究对象当下状貌及其形态特征的考察，更重要的是对其（研究对象）所涉的“地方性知识”进行历史性、场域性的感知，这样才能探知其源，发现其本。历史性和场域性是地方音乐文化研究的两个重要维度。只有通过历史考察与场域感知结合的方式，才能对潮州音乐的文化源脉以及文化特征有历史的、整体的、深度的认识。

文化，是以人的生存活动（衣食住行）为核心，并在人的生存经验和观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可感、可见的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本质上，“文化是一种价值观，是人们生命价值的集中体现。人们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都集中于‘文化’二字” 。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指一个“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 。这个“复合体”就是格尔茨所指的“地方性知识”，即由“文化持有者”自身所体现出的内在于意识的观念和外在于物事的行为所构成的文化表征系统。文化学家、音乐学家牛龙菲先生指出：

“文化”并不是某种“物”亦即某种“事物”，而是某种“事”亦即“物事”。“文化”乃是卡尔·马克思所谓“实践的人本主义的生成”的动态功能。换言之，所谓“文化”，乃是自然人通过“在生物进化基础上的体外非生物进化”即“文而化之”的方式从而成为文明人的动态功能。自然人成为文明人，乃是一个不断“文而化之”的历史过程。

人是文化的主体，人与文化又是相互影响的关系。故此，音乐美学家韩锺恩先生将“文化”解释为“人文化成”。他认为：

所谓元文化，就是：以自然为本之人，倒反成以非自然为相之人；其意在于：人在自然的基础上，通过文化来造人，变人……人与自然，通过文化实现互向生成：自然向人的生成（作为本体Ⅰ），通过人向人的自然的转换（作为现象），实现人向自然的再度生成（作为本体Ⅱ）。

这是一种“主体—对象—主体”“纯粹化的策略”的复合系统，是一种“人文结果”或“人文教化”或“人工培育”或“群体类别”。因此，“文化即使无需意义设定，也会有其展开” 。

“集体人格”是瑞士心理学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所创人格分析心理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从本质上，文化体现的是一定地域、群体、民族的集体人格，这个“人格”应该既包括集体意识又包括集体行为。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曾讲：

文化是人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共同体，不同地域、民族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组成了不同的文化……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最终会沉淀为集体人格。这样说，中华文化就是中国人民的集体人格。

潮州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地域性分支，始于隋唐，成于明清，发于近代，是由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中原移民文化与当地土著文化长期交融、影响、互渗而形成的文化体系，呈现出“既保守，又开放”的双重性格（集体人格）。潮籍文史学家、潮学研究专家曾楚楠先生将潮州文化概括为“儒雅、精致、圆融、开放”八个字。

潮汕先民生存栖居的显著特点是聚族而居，以姓氏宗祠为中心，围祠（祠堂）而建，形成外部封闭、内部敞开的建筑群体，“映射出强烈的‘中心’礼制观念和聚合‘向心’的潜在文化意识” 。建筑样式风格既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又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体现了融汇、变通、创新的人文精神。它以大型府第式为特征，以“四点金”为基本单元，演化出“下山虎”“五间过”“三厅亘”等样式，再以向心围合、中轴对称的原则进行纵横布局，形成“三壁连”“五座落”“驷马拖车”“百鸟朝凰”等格局的寨围，成为中国建筑史上的一朵奇葩。“许驸马府”为宋英宗之女德安公主之驸马许珏府第（位于潮州古城区中山路葡萄巷东府埕4 号），始建于北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是典型“驷马拖车”格局的早期建筑，199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德安里”是清朝广东水师提督方耀（1834—1891）府第，位于普宁洪阳镇东南，始建于清同治七年（1868），用20 年时间建成，由老寨、中寨和新德安里三寨组成，共773 间房屋，三寨相连，外置护寨河，整个建筑面积达4万多平方米。老寨为“百鸟朝凰”格局，中寨和新德安里为“驷马拖车”格局。其规模宏大，构筑精美，是潮汕地区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大型府第式建筑组群，2008 年被列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潮汕地区自古有“潮州厝，皇宫起”“京华帝王府，潮汕百姓家”之说。民居从外到内极重装饰，且追求豪华、典雅，采用金漆木雕、嵌瓷艺术、工艺石雕、金属工艺以及书法、绘画等潮州传统工艺美术，使其从外观到厅堂展现出富丽壮观和金碧辉煌的效果。

嵌瓷，是潮汕地区极具特色的民间工艺，俗称“贴饶”或“扣饶”。古代潮州陶瓷以“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著称。据考证，潮州的陶器生产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 而最保守的估计，唐代潮州已开始生产陶器。宋代（特别是北宋）潮州瓷器进入发展的繁荣时期，中落后，到明代中期再次复兴，并一直延续至今，今天的枫溪被称为“南国瓷都”。 潮州嵌瓷主要用于庙宇、祠堂、民宅建筑，可追溯至明代万历年间，盛行于清代，迄今已有300多年历史。其特点是，采用各种釉彩瓷片，经剪裁、敲制、镶嵌成各种装饰图案或立体画屏，镶嵌于庙宇、祠堂和民宅建筑的屋顶，故被称为“屋顶艺术”。潮汕地区有句俗语：“厝角头有戏出。”嵌瓷的题材有植物花卉、飞禽走兽、历史人物、民间传说、戏曲故事等，通过构形、叙事来趋利避害，弘扬正气，祈求福祉，寄寓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从潮汕民居和嵌瓷工艺中，可以窥见潮州文化所蕴含的“儒雅、精致、圆融、开放”之精神取向和人文特征，这一取向、特征表现于潮汕各民间艺术门类。

潮州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其文化风范散发着大幅“都城”文化的特质。“都”是城市制度的最高形式。《周礼》曰：“四县为都，方四十里。”《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载：“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城”是人类社会重要的聚落形态，《说文解字》曰：“城，以盛民也。”段玉裁注：“言盛者，如黍稷之在器中也。”《吴越春秋》说：“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历史上潮州被称作海滨邹鲁、岭东首邑。东晋义熙九年（413）建置义安郡（粤东第一个置郡之地），隋开皇十一年（591）至民国元年（1912）义安改置潮州（州、路、府），在近1500 年的历史上，潮州一直是潮汕地区乃至粤东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文化样式表现出的丰富性、广泛性，文化内涵表现出的包容性、典型性，均体现了都城文化的特有品格，加之特殊的地理位置（偏处一隅，三面环山），虽经时代的变迁和历史的冲刷，至今依然犹存，彰显着鲜明而独特的“都城”气象。

2022年1月，潮州市委书记何晓军同志接受《羊城晚报》专访时谈到，“潮州是一座文化之城，潮州人崇文重教、忠孝友亲；潮州也是一座精致之城，潮州人做事精细、精益求精；潮州还是一座创业之城，潮州人团结拼搏、艰苦奋斗；潮州更是一座英雄之城，潮州人敢于斗争、追求理想” 。何晓军同志是一位学者型的官员，出生于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曾为中国十三朝古都的西安，其莅潮为官，凭借敏锐的观察和深切的体认，从“客位”（或曰“异乡人”）角度出发对潮州地方（文化）做了中肯的概括。比如“精致”，无论是巧夺精妙的手工技艺、精美别致的饮食厨艺、程序考究的工夫茶艺，还是精良细致的生活以及与生活密切相伴、古朴典雅、精雕细琢的潮州音乐，都体现了潮州人对“精”的追求，似乎融入了其血脉、注入了其灵魂，堪称“美的典范”。 85hE/xIMr8xRKKW9pMFg3QvtHY/CrLLf1UKavuZpVy1RstVCWql6rCgvJJXTl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