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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开放被认为是地方政府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变动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农村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出现了农业经济遭受外部风险和冲击的可能性加大、城乡差距扩大等现实问题，从而制约了福建省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从经济对外开放角度看，福建省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逐步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变。福建省经济开放程度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呈现出强劲的上升态势。福建省经济开放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征：一是对外贸易额持续高速增长。2018 年福建省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 12357.29 亿元，比 1980 年增长了 1641 倍，年均增长 20.9％，对外贸易依存度也在不断攀升，从 1980 年的 6.65％提高到2018 年的 31.94％。二是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2018 年福建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 44.55 亿美元，比 1980 年增长了 1227倍。随着高额的对外贸易额和外资的引入，福建省经济开放程度日益提高，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外部风险将通过进出口贸易和外资引入渠道传递到农村，省内农产品价格由于受到国际上农产品市场贸易价格波动的影响，将不再与自身生产成本的变动相匹配，这导致农产品出口企业收益下滑，致使农村企业投资不足。外资引入将通过产业转移、劳动力转移两种机制导致工资和技术水平的变动，进而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重要影响。经济开放程度的日益提高会在很长时期内改变城乡生产、贸易等部门的分布格局。政府为了适应这种变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必须保证农业产业的安全，维持农村社会的稳定，减少农民隐性失业，防御经济开放对农村居民可能造成的福利损失的风险和冲击，以及为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而提供农村社会公共财政支出。经济开放更加自由化，这将会促使地方政府改变财政农业支出规模，调整财政农业支出在总产出中的比重，加大地方政府干预农村经济活动力度，扩大政府在农村的管理权限与范围。伴随经济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来，福建省财政农业支出规模以及支出增长率均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变化：1980 年的财政农业支出规模为 3.37 亿元，2018 年达到 449.11 亿元，增长了约132 倍，年均增长 13.37％。因此，经济开放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地方政府财政农业支出规模，从经济开放角度研究福建省财政农业支出规模的变动及效应显得十分迫切。
从“三农”问题面临的形势看，改革开放以来，福建财政农业支出的增长始终围绕着党和国家在不同时期发展农村经济的战略部署，在积极推进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促进农民收入稳定增长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三农”问题依然突出。改革开放初期，受到西方国家已实现了农业现代化、机械化的影响，财政农业支出政策进入全面改革阶段，对旧体制下财政农业支出的资金分配以及使用管理办法进行了初步改革。这有利于调整农村旧有的生产关系和不合理的农村生产结构，调动了农民生产的自主性和积极性，使农村经济发展迅速。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矛盾与问题也开始产生并逐渐显现出来。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农业产业所具有的“弱质性”特点很难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市场激烈竞争环境，农业已成为整个国民经济中最薄弱的环节之一，农业经济结构存在着比较明显的问题，难以适应经济开放所带来的冲击以及满足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的需要。鉴于此，福建省政府通过多渠道、多层次等手段增加财政农业支出，扩大农业投入规模，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但当时宏观调控实行的仍是向工业化和城市化倾斜的政策，虽然财政农业支出绝对规模在增加，但其相对规模即财政农业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仍然偏低，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城市和农村发展的差距，从而影响“三农”问题的根本性解决。进入 21 世纪，在中国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进程中，尤其是加入WTO以后，福建省农业竞争力面临着严峻的国际挑战。同时，“三农”工作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仍然艰巨而复杂，如城乡差距日益扩大，农民增收日趋缓慢，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度加大，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以及农村生态问题日趋严重等。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大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农村科研的投入等，进而增强农业的国际竞争力。2003 年，福建省财政农业支出政策开始战略性转变。由于我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方针，认为必须扭转过去多年来所实行的城乡二元经济、农业支持工业的政策，建立工业反哺农业、财政反哺农民的长效机制。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党的十八大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2004 年以来，中央连续出台了 17 个解决“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实施“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支农惠农政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又提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也是“十四五”时期的一项重大任务。在这种背景下，随着经济开放的不断深入，福建省财政农业支出规模不断增加，支农投入力度不断加大，这充分体现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高度重视财政的把控，通过财政手段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巩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以及保护农业产业安全。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如何扩大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其变动趋势如何？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又如何？这正是本书关注的焦点所在。
在理论上，对经济开放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之间关系的研究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传统观点即“效率假说”理论认为，经济开放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经济开放程度越高，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越小；经济开放程度越低，则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越大。因为在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区域经济越开放，会增加地方政府扩张财政支出规模的经济运行成本，地方政府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干预经济的效率则会越来越低。经济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会使区域经济市场扭曲程度不断减轻（Isham，Kaufman，1999），有利于增加要素和资源在开放经济中的流动性与优化配置，这也增加了区域间地方政府竞争的压力。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入，同时保持本地企业的竞争力，会采取降低本地区税率、实施税收优惠等相互竞争政策。这会减少地方政府财政税收，从而制约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进一步地，地方政府获得较高财政收入、维持大规模财政支出的能力由于经济开放而降低（Tanzi，2002）。因此，“效率假说”理论提出，在经济开放条件下，地方政府只有实行减税和削减财政支出措施，提高效率，才能增强当地经济发展的竞争力。而对立的观点即“补偿假说”理论则认为，经济开放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经济开放程度越高，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越大；经济开放程度越低，则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越小。经济开放程度越高，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促使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支出规模以补偿经济开放所产生的社会福利损失。经济越开放，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越容易受到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来自外部的不可控风险也就越大，加剧了经济波动。地方政府为抵御外部经济所带来的风险冲击，熨平经济波动，必然增加地方财政支出规模，以补偿经济开放中的利益受损者，降低经济开放给人们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为人们提供养老保障、失业救济、就业培训等。地方政府为了获得人们对经济开放的支持，也会用更慷慨的劳动市场政策等其他社会支出项目来补偿人们接受对外经济开放所遭受的损失（Scheve，Slaughter，2004）。因此，“补偿假说”理论提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只有增加财政支出规模和合理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才能补偿外部经济所带来的各种可能风险，避免经济波动，实现经济平稳发展。
基于理论上经济开放对地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存在两种基本对立的解释，在经验研究方面也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有的支持“效率假说”（如：Rodrik，1998；Alesina，Wacziarg，1998；Figlio，Blonigen，2000；Garrett，Mitchell，2001；Kaufman，Segura-Ubiergo，2001；Tanzi，2002；Kittel，Winner，2005；Abizadeh，2005；Liberati，2007；Benarroch，Pandey，2008），有的支持“补偿假说”（如：Cameron，1978；Cassing，1986；Bates，Brock，Tiefenthaler，1991；Hicks，Swank，1992；Quinn，1997；Rodrik，1998；Alesina，Wacziarg，1998；Garrett，2001；Swank，2001；Bretschger，Hettich，2002；Balle，Vaidya，2002；Islam，2004；Garen，Trask，2005；Scheve，Slaughter，2004；Ram，2009；蔡伟贤，踪家峰，2008；杨灿明，孙群力，2008），有的既不支持“效率假说”也不支持“补偿假说”（如：Dreher，2006；李涛，周业安，2009）。经验研究之所以得出不同结论，可能是样本国家或地区选择存在差异、财政支出规模变量和经济开放程度指标测算标准不同以及经验研究方法偏好所致。这也说明了经济开放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存在时空差异，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可能存在不同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同时这些研究绝大多数是采用国别样本数据，就一国范围内某个地区的研究很少，对经济开放与地方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关系的研究则更少，这也表明，研究经济开放对地方财政农业支出规模的影响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福建省自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农业支出在改善农村宏观调控水平以及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统筹城乡发展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伴随着经济开放程度的快速提升，经济开放是否会对福建省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变动产生影响？如果会产生影响，是支持“效率假说”还是支持“补偿假说”？或是支持“U”型特征论断，即某一阶段支持“效率假说”，而另一阶段支持“补偿假说”？甚至是支持其他特征论断？更进一步地，经济开放条件下财政农业支出规模会对福建省农业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是阻碍了还是促进了福建省农业经济的增长？其影响机制又如何？正是鉴于经济开放下福建省农业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同时借鉴已有理论研究存在的争议与成果，提出了本书关注和着力研究的问题。本书尝试将经济开放程度指标纳入理论模型和实证计量模型的分析框架中，检验经济开放对福建省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变动的影响及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