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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对于考察经济开放对我国地方财政农业规模变动及效应的影响具有借鉴意义，但也应看到已有研究还存在如下不足之处：
首先，已有研究大都选择财政支出规模作为研究对象，未对构成财政支出规模中的产业层次影响进行分析。农业作为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产业，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处于经济开放水平不断提高、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农业的基础地位受到挑战，“三农”问题也日益突出，农业经济发展和农业产业安全遭受外部经济多方面的不确定性冲击。地方政府为应对这些外部风险，通过扩大财政农业支出规模来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而对这种特征进行理论分析和计量研究的文献颇少。
其次，现有研究关于经济开放对财政支出规模变动的影响研究并没有形成一致性的结论，有的支持“效率假说”，有的支持“补偿假说”，还有的既不支持“效率假说”也不支持“补偿假说”。经验研究之所以得出不同结论，可能是因为样本国家或地区选择存在差异、财政支出规模变量和经济开放程度指标测算标准不同以及经验研究方法偏好所致。这也说明了经济开放对财政支出规模变动的影响存在时空差异，经济开放对财政支出规模变动和效应的影响不仅取决于经济开放程度本身，同时还取决于开放地所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特征，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可能存在不同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同时这些研究的对象绝大多数是采用国别样本数据，就一国范围内某个地区的研究很少，对经济开放与地方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关系的研究则更少。这也表明研究经济开放对地方财政农业支出规模的影响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再次，关于经济开放对财政支出规模变动影响的研究文献相对来说比较多，但就经济开放对财政支出规模效应的研究仍不多，也不够深入，而且现有关于财政农业支出规模效应的研究大都从对农业经济增长、农民收入和城乡差距的影响等角度进行分析，而对于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尤其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是如何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内在的影响机制如何，已有研究还是没有作出全面的回答，鲜有文献采用构建理论模型和运用计量分析方法进行检验。更为重要的是，现有研究缺乏从对农村价格的影响方面进行探索，由于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主要有赖于价格的黏性问题，因此，将财政农业支出规模效应分解为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来进行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最后，经济开放程度的测算是研究经济开放对地方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影响的关键变量，而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开放涉及贸易、投资等多方面的考量。已有研究中一般用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等单项指标来表示，也有用多指标来构建经济开放程度的综合性指标的。不同经济开放指标的使用会导致实证结论的差异性，对地方财政农业支出规模的变动和效应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构建测算经济开放水平综合性指标，才能更好地考量经济开放对地方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变动及效应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