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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学者对财政农业支出规模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研究，究竟是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对农业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还是农业经济增长刺激了财政农业支出规模的增加，或是互为促进关系。如果两者存在促进作用，那么其效果如何？对于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学术界一直未达成共识，概括起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1）财政农业支出规模与农业经济增长呈正相关。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政府对农业经济的干预是政府职能的重要体现，且财政农业支出是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内生变量，其投入会促使农业有效劳动，从而推动农业经济持续增长。张元红（2000）采用 1991—1995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1952—1998 年的中国数据实证估计了财政支农增长对农业总产值增长具有十分明显的促进作用。指出财政支农政策对我国农业生产发展，尤其是粮食产量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在短期内财政支农支出的波动与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波动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财政支农政策未能发挥逆经济风向调节的作用。因此，政府应在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和调整支农结构的基础上，加强各部门与各种政策工具之间的配合，逐步增强财政支农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许冰（2006）考察了我国部分东西部省份与全国平均的财政支农产出强度，运用局部线性非参数核模型对财政支农时变边际效应和财政支农时变弹性大小进行了回归分析。指出部分东部省份的财政支农产出强度要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部分西部省份；财政支农时变边际效应持续时间大致为 6~8 年；财政支农政策要向财政支农时变弹性较大的地区倾斜，应加大对全国尤其是云南省与浙江省财政支农的投入力度，从而获得较大的农业产出效应。孙长清和李晖（2006）利用 1978—2004 年的数据构建了一个ARCH模型，指出财政支农支出总量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魏朗（2006）利用西部各省 1999—2003 年的面板数据，结合C-D生产函数框架实证分析了西部各省农业经济增长问题。结果表明，地方财政支农支出有利于农业经济增长，其贡献率在 18％左右，且该贡献率在西部各省间的差距不大，在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众多要素中是相对稳定的一种因素，尽管各省地区差异较大，但地方财政支农支出的产出弹性系数具有显著的固定影响效应，即产出弹性系数为 0.06。因此，为保持西部地区农业经济的优势地位，必须保证财政支农支出的规模。王擎等（2007）基于中国西部各省市区 1999—2003 年的面板数据，在生产函数框架下实证分析了财政支农支出对西部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认为地方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其产出弹性系数达到 0.06。进一步研究表明，西部各省市区农业投入要素的贡献率不同，但财政农业支出的贡献率在各省市区间的差距较小，对西部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 18％，在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众多要素中属于一种相对稳定的因素。刘涵（2008）运用多元协整方程以及 1980—2006 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财政支农支出总量以及构成与农业产出之间的关系，认为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产出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我国财政支农投入存在总量不足、力度也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在财政支农支出的结构方面，各项支出对农业产出的作用具有明显的差异：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以及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对农业产出增长均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而农村救济费会挤占其他生产性支出，其较快增长会对农业产出的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这说明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的结构有待优化。同时提出了加大对农民的直补政策、重点支持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和加大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持力度的建议。辛兵海和马丽斌（2009）基于我国 31 个地区 1978—2003 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回归面板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财政支农资金的绩效。指出财政农业投入的产出弹性达到 0.1，财政农业投入的增加有效促进了农业产值的增长，其中农业基础设施支出和农业科技投入对农业产值的增长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但我国财政资金投入结构不合理，这两方面的投入比重偏少，导致我国财政支农绩效水平不高。陈灿煌（2009）基于我国 1980—2005 年政府财政支农投入资金和农业GDP的有关数据，运用C-D生产函数的理论分析框架，实证研究了财政支农支出总量及其结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总量与农业经济增长表现出正相关关系，财政支农支出总量每增加 1％将导致农业GDP增加 0.3087％；也指出了我国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结构性偏差问题。因此，政府既需要加大对财政支农支出总量的投入，也要不断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王君萍和阮锋儿（2009）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对陕西省GDP、农业GDP与农村建设投资支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从中长期看，财政农业支出是农业GDP的Granger原因，增加农村建设投资支出对农业GDP的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陕西省的GDP是农村建设投资支出的Granger原因；但西安市的GDP不是农村建设投资支出的Granger原因，提出增加西部农村建设投资支出需要一系列相关的制度安排，其中包括区域内统筹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等。黎翠梅（2009）从财政农业支出绝对规模、相对力度与财政支农资金结构等方面考察了地方财政农业支出的区域差异，并运用东中西部地区 1995—2006年的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地方财政农业支出对区域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指出我国东中西部地区财政农业支出对区域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拉动作用，其产出弹性系数分别为 0.322、0.271、0.323。为此，应进一步扩大地方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并同时提高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从而促进各区域农业经济的稳定增长。冉光和等（2009）认为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决定了存在单独使用农业财政支农和金融支农都无法解决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瓶颈问题，因此应协调运用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政策，扩大财政支农资金规模，提高财政支农政策的杠杆效应，大幅度提升财政支农资金的配置效率，推动农业经济增长。黄新建和王勇（2010）采用江西省 1978—2008 年的相关农业经济和财政支农的数据，运用协整检验方法和误差修正模型，实证分析了财政支农政策对江西省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指出财政支农对农业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增长效应，其长期弹性系数为 0.6490，短期弹性系数为 0.0946；财政支农结构不同的项目对农业经济增长效应的贡献存在较大差异，其中贡献最大的是农村救济费和以挖潜改造为主的其他支出，其次是支援农村生产支出，贡献最低的是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用，而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效应的贡献不明显。王建明（2010）实证分析了中国 1986—2006 年农业财政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业财政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农业科研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正向贡献显著，但存在投资份额不足的问题，应防止其向基本建设投资转移。温涛和董文杰（2011）运用经济效率模型与产出增长率模型以及 1997—2008 年 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财政金融支农政策的总体效应与时空差异。结果表明我国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实施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均具有显著的长期正效应，但财政支农政策要强于金融支农政策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在 2004 年之后这一效应更加明显；从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条件来看，我国财政金融支农政策效应存在比较明显的区域性差异，东部地区的财政支农效应要明显强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管治华和蒋长流（2011）利用协整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实证分析了安徽省 1988—2009 年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两者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且前者是后者的单向Granger的原因。建议加大财政支农支出，明确支出方向，建立财政支农支出效益测算与评估机制。李晓嘉（2012）利用 1978—2009 年的中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对中国 28 个省份的农业TFP变动情况进行了估计，对 1978—2006 年我国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TFP的影响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总体上我国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提升了TFP，经济性财政支出比社会性和转移性财政支出对TFP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不同性质的财政支出项目对TFP的推动效应具有较大的区域差异。张海燕和邓刚（2012）通过 1978—2010 年四川第一产业与财政支农相关数据，利用误差修正模型与协整检验理论对四川财政支农支出对第一产业的增长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四川财政支农支出对第一产业GDP增长的弹性系数为 0.784。财政支农支出结构中对四川第一产业增长效应从低到高的顺序为：科技投入及农业基本建设支出最低，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次之，支援农村生产最高。余海鹏和范晔（2012）通过偏最小二乘回归（partial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建模法实证分析了财政支农政策的影响效应以及相对有效性。结果表明与金融机构农业贷款相比，财政支农政策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更好的解释能力；与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相比，财政支农政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更小；从支农资金构成要素来看，尽管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拥有更大的相对弹性，但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与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对农业发展综合贡献度最大。林艳丽等（2014）选取 1978—2010 年辽宁省的年度样本数据，通过脉冲响应函数与VAR模型实证检验了辽宁财政支农支出对冲击的动态反应，结果发现：辽宁财政支农支出与第一产业增加值之间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财政支农支出的冲击对第一产业增加值一直存在持续增强的正向影响，同时第一产业增加值的正向冲击对财政支农支出增加也会产生较大的累积效应；财政支农支出与第一产业增加值只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即财政支农支出在短期内是第一产业增加值的Granger原因。苏永伟（2015）对 1978—2012 年的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数据资料进行了实证探讨。结果表明财政支农支出总量对农业经济增长的短期弹性系数为 0.203，但长期弹性系数为0.507；在财政支农支出结构中，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与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存在明显效应，而农村救济费与农业基本建设费用对农业经济增长并没有表现出正向效应。曾婧和张红（2017）利用Dea-Malmquist指数分析法，选取农业规模、人耕面积、政府干预、技术条件和劳动力等影响农业发展的指标因素，在Griliches生产函数基础上构建Tobit面板模型和绩效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政府干预与农业规模对农业经济增长存在最大的正向影响，人耕面积次之；技术条件和劳动力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不确定性的影响。
（2）财政农业支出规模与农业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具有不确定性。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不仅从财政农业支出规模角度，还从财政农业支出结构角度进行了研究。他们虽肯定财政农业支出规模中某些支出项目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也认为政府财政农业支出的其他支出项目会导致“挤出效应”，存在挤出私人投资农业的现象，进而阻碍农业经济增长。李焕彰和钱忠好（2004）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对中国财政支农支出增长与农业产出增长的关系进行了验证，同时运用相关生产函数测度了财政支农支出各部分的边际产出效应，基于财政支农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两个角度分析了财政支农支出结构出现偏差的原因。指出中国政府财政支农支出规模偏小，在其总量规模增长面临刚性财政预算约束条件下必须优化财政支农结构；测算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和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对农业产出增长具有显著影响，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对农业产出的贡献为负；为提升财政支农政策的配置效率，应加大农业科技投入，适度增加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进一步压缩农业事业费用支出，并继续改革和完善财政支农政策体系。孙长清和李晖（2006）分析了财政支农支出不同项目和GDP的比重对农业增加值的影响，指出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农村救济费用与GDP所占比重分别每增加 1％，将使农业增加值增长率减少 0.6％和 1.83％；而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出与GDP所占比重分别每增加 1％，将导致农业增加值增长率上升 0.35％和 0.86％。李琴等（2008）利用我国 26 个省 1996—2005 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一个农村世代叠交的理论模型，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户投资的挤出效应与挤进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基本建设支出与农林牧副渔事业费具有外部效应，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挤进了农户农业的投资，挤进效应最大的是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其次是农林牧副渔事业费，最后是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对农户投资则存在挤出效应。雷启振和汪小助（2008）认为我国现阶段财政支农规模虽然不断扩大，但总规模仍处于较低水平，且其波动幅度较大、稳定性较差；通过ADF检验以及协整检验发现农业经济增长和财政支农存在正相关的长期均衡关系，财政支农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农业经济增长是财政支农的Granger原因，但财政支农不是农业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表明财政支农的“自动稳定器”作用并没有得到有效发挥。王文普等（2008）利用 1978—2005 年的样本数据，运用VAR模型和VCE模型考察了财政农业支出及其结构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财政农业总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并且其短期效应小于长期效应；农业基本建设支出的长期产出效应为正但短期效应为负，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出无论是在短期还是在长期都对农业经济增长均不具有显著效应；财政农业生产性支出对农业经济具有促进作用，而农业消费支出对农业经济具有负效应。因此，政府不仅需要加大财政对农业政策支持的力度，还要优化财政农业支出结构，明确财政农业支出的重点以及投入方向。汤鹏主（2008）基于我国 1978—2005 年的相关数据，利用协整检验方法，运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并对变量建立了脉冲响应函数以及进行方差分解，实证分析了财政支农支出和农业产值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产值的增长具有明显的滞后效应，对促进农业产值增加的影响力有限。胡永刚和杨智峰（2009）通过SVAR方法，从冲击响应、方差分解和弹性与乘数等方面对农业财政政策对农村产出与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同时还研究了财政农业支出的不同构成部分对农村产出与居民消费的不同影响。结果表明：①中国财政农业支出对农村产出与居民消费产生挤入效应，而农业税收的影响是挤出效应，并且支出的挤入作用小于税收的挤出作用；②财政农业支出各部分对农村产出与居民消费的乘数大小差异很大：对农村产出的乘数最大的首先是科技费，其次是救济及其他费，最后是基本建设费与事业费；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最大的是科技费，其次是救济及其他费和基本建设费，最后是事业费。③财政农业支出各部分对农村产出与居民消费的乘数动态变化趋势不同。科技费、救济及其他费和基本建设费对农村产出与居民消费的乘数逐年递增，长期效应显著；事业费对农村产出与居民消费的乘数逐年递减，短期效应明显，但长期效应呈趋弱态势。李晓嘉（2010）运用可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分析了我国 1952—2008 年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总体效应，同时基于 1995—2006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动态模型分析了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结构效应。指出财政支农支出在总体上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明显的挤入作用，有效推动了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增加。但财政支农支出结构对农民消费的作用存在差异，经济性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挤入作用存在滞后性，社会性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挤入作用不明显，转移性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没有挤入作用。高远东和花拥军（2011）基于面板数据非平稳性与截面单元间具有空间依赖性的特征，构建地区农业经济增长的空间误差修正模型与空间协整方程，利用中国省域面板数据对地方财政农业支出对地区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定量研究。结果表明农业经济增长与邻接省份的农业资本投入、非部门事业费支出、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支出及农业资本投入间具有空间误差修正机制以及全域协整的重要关系。陈琦（2013）采用1998—2008 年全国 31 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财政支农支出、农业信贷以及两者交互作用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仅仅增加财政支农支出不能够促进农业经济增长，而农业信贷对农业经济增长存在正向作用，与财政支农支出之间具有互补性。沈国军（2014）实证分析了财政支农资金与农业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指出河南省财政支农资金支出效率比较低，可以通过提高财政支农资金支出水平、提高资金管理水平、优化财政支农结构、理顺管理体制以及加强农业科技推广应用等措施，来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提升河南农业产业化水平，进而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吕诚伦和江海潮（2016）指出财政农业其他支出和财政农业救济对农业经济增长存在独立的直接效应，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支出与农业生产性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存在直接溢出效应。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的直接溢出效应与独立直接效应表现出非对称性、多样性、非同向性与动态性发展规律，并受农业各税冲销效应、经济增长、财政非农支出的间接效应、社会投资的约束效应和居民消费的影响制约。辛冲冲和陈志勇（2017）选取我国 2000—2014 年 31 个省份的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GDP数据，利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分解法（LMDI）对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的驱动关系进行研究，同时构建农业GDP的总量分解模型，将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GDP变动的总效应分解为效率效应、结构效应与活动效应三部分。结果显示：财政支农支出的活动效应贡献最大，结构效应的贡献不够显著并表现出微弱负相关，效率效应的贡献最小且表现出显著负相关。
财政农业支出政策对于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具有不可替代的调控作用，但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下，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被拉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已经成为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针对这种情况，关于该问题的研究成果颇丰，主要分为以下两类：
其一，许多学者探讨了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其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不同的提高农民收入的措施。李实（2003）指出通过财政政策推行农副产品价格控制以及对农民不合理的税负增加了农民缩小收入差距的困难。彭代彦（2003）指出财政支农政策对增加农民收入的作用不显著，通过推动农业发展和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财政支农投入在农民增收方面的效果有限，并认为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是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周黎安和陈烨（2005）采用中国 7 个省 591 个县（市）1999—2002 年有关社会经济数据，结合中国税费改革分区域逐步推进的特征，运用双重差分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了农村税费改革政策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因果效应。结果表明农村税费改革导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提高了 1.5％，税费改革对农民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40％以上。冉光和等（2005）采用我国 1978—2002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财政政策对于农民增收的影响。认为财政收入对于农民收入影响的弹性系数为－0.1013，而财政支出对于农民收入影响的弹性系数为 0.0296，在总体上财政政策对农民增收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温涛和王煜宇（2005）基于我国 1978—2002 年的实际数据，实证研究了我国财政支农投入和农业贷款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指出我国财政支农投入和农业贷款的增加对于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说明我国财政支农投入资金效率低下。黄小周和王红玲（2005）认为农村财政资金的投入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财政支农投入资金每增加 1 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将会增加 1.519 元；而农村财政投入资金的总量规模及其结构成为制约农民收入提高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支出，阻碍了农民增收。朱湖根（2007）利用中国 1988—2004 年相关农业经济的经验数据，对财政投资农业产业化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计量分析。指出中国财政投资农业产业化使农民收入增长的弹性系数发生了显著变化，从 0.1314 增加到 0.4491，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说明中国应加大财政对农业产业化支持的力度，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农资金支出地域分布结构。朱湖根等（2007）通过计量实证分析表明，财政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对农民增收具有显著的影响，财政资金投入对农民人均收入存在单向因果关系且具有滞后影响。提出我国政府需继续调整财政支农结构，不断加大财政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支持力度，实现农民收入稳定快速增长。李建军（2008）基于我国 1978—2006 年的数据，通过协整分析、脉冲响应函数以及方差分解技术，分析了城镇居民收入、财政支出对农民收入作用。认为财政支出对农民收入增长在长期内具有持续推动效应，但在短期内其效应比较弱。王德祥和李建军（2009）采用遵义市 12 个县（市）2001—2006 年的统计数据，分析了财政支出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指出财政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支出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但县级教育支出和县级行政管理支出等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县级财政自给率的提高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因此，地方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继续深入开展地方财政改革，逐步完善地方财政体制。杨敏和蒋远胜（2011）利用中国1991—2008 年的统计数据，运用ADF检验、协整检验方法以及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的短期和长期影响。认为我国财政支农总量的增加对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的提高有一定的正面效应，但长期影响系数为 0.23、短期影响系数为 0.14，财政支农投入的促进作用不大。刘振彪（2011）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效应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认为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收入增长存在正向效应，表明在一定程度上财政支农支出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吴振鹏和胡艳（2013）基于我国 1991—2010 年的相关经济变量数据，采取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与现代计量经济学中的协整理论，证明了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收入具有正向拉动作用。其中，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工资性收入不存在显著影响，而对农民转移性及财产性收入和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杨建利和岳正华（2013）基于中国 1991—2010年的农民收入和财政支农资金数据，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发现财政支农资金增加是农民收入提高的Granger原因，利用单位根检验发现财政支农资金与农民收入都是非平稳时间序列，但通过二阶差分后实现平稳序列；财政支农资金与农民收入具有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但短期内可能失衡。因此，长期内应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的投入机制，短期内要提高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创新投入方式，实现农民收入持续增加。邓宏亮（2013）基于 1980—2011 年江西省的年度样本数据，采取脉冲响应函数、误差修正模型、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协整检验的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财政支农、农业信贷对江西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江西省财政支农、农业信贷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财政支农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弹性在农业税取消后显著增加，但总体上农业信贷充当着重要角色；财政支农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Granger原因。因此，应增加农民自我资金积累、加大农业贷款扶持农业的力度、加大财政支农力度以及优化财政资金配置。田卫民（2014）基于我国 2001—2009 年农民收入份额减少状况，着重分析了财政支农支出的作用。结果发现财政支农资金所占比例偏低和管理效率较低制约了财政政策对农民收入份额增长作用的发挥。我国农民收入份额下降了9.33％的主要原因是农产品生产价格波动与第一产业产值和GDP之比，两者一起解释了农民收入份额减少的 88.01％。土地出让金增长和城市化也导致我国农民收入份额下降，而农村贷款占比、农村投资率和农村教育提高了农民收入份额。罗东和矫健（2014）研究了中央财政支农资金的现状与发展趋势，总结农民收入结构特征及变化特点，构建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实证模型，对各类资金对农民增收的关联度系数进行了测度。赵磊和刘河北（2015）指出应对新常态的着力点在于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尤其是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基于我国 1997—2013 年 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财政支农资金与财政支出为核心指标构建计量模型。研究发现财政支出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倾斜力度还不够，且这种影响还存在跨地区差异。刘明（2016）从新经济地理和新经济增长理论视角，利用多项影响陕西省农民收入指标，构建多维要素面板数据模型，对多维要素协同作用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效应进行了测算。研究发现陕西省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劳动力、财政支农和农村人力资本等因素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存在正向的促进效应，且财政支农具有最为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长期内财政支农增长是农民收入增长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张笑寒和金少涵（2018）通过1985—2015 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和财政农业支出数据，利用VEC模型与VAR模型，采取方差分解分析、脉冲响应函数与协整检验等方法，对财政农业支出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短长期效应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财政农业支出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存在长期的较弱的正向效应；对转移和财产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和农民工资性收入的效应存在差异，其中对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效应较低，而对转移和财产性收入、农民工资性收入效应较高。短期内，财政农业支出对转移和财产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存在较强的正向效应，而对农民工资性收入存在较弱的负向效应。朱青和卢成（2020）采取全国 2009—2015 年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利用面板分位数回归和收入流动性矩阵方法，实证检验了财政支农政策尤其是农业补贴政策的支农效果。结果显示财政补贴对农村居民收入流动状况没有显著改善，尽管对中低收入农户存在一定促进作用，但总体上对整个农村收入分配格局没有影响。财政补贴能够减少农村绝对贫困，有助于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但其他财政转移性支出发挥的减贫作用比财政补贴更具优势。陈利和黄金辉（2020）收集整理了 1998—2018 年全国相关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对政府对农民收入变动与农村财政性公共服务投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政府对农村发展的直接财政投入对农民增加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对农民增加收入存在时滞性较强的正向效应；政府对农村医疗卫生的财政投入对农民增加收入具有一定的负向效应。
其二，也有一部分学者研究了不同财政农业支出结构对农村居民收入产生的不同影响。俞培果和蒋葵（2006）基于农业踏车理论，分析了农业科技投入导致农业技术进步，进而引起了农业生产的价格效应和分配效应，并实证检验了中国农业科技的投入效应。指出财政农业科技投入对于提高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第一产业收入和人均纯收入的作用十分有限，但有利于非农居民收入的提高。何振国（2006）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并实证分析了各项财政支农支出的比重变动对农业GDP与农民收入的影响程度，并确定了财政支农支出的优先排列次序为：支援不发达地区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农产品政策性补贴>农业综合开发支出。杜玉红和黄小舟（2006）指出农村财政资金是农民增收的重要保障，其数量与结构成为制约农民收入的因素：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村救济费成为农民收入增加的有利因素，而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对农民收入增加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没有成为农民收入增加的解释变量，说明我国现阶段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投资不足。因此，必须建立增加财政资金对农业投入的长效机制；优化财政支农资金结构，增加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与农村救济费投入的比重，调整农业行政事业机构以减少事业费开支。刘旦（2006）运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研究了财政支农结构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支农支出和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在长期内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农村基本建设支出与农民收入在长期内呈负向关系；在财政支农支出结构中，对农民增收贡献大小的次序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农支出以及农村基本建设支出。王敏和潘勇辉（2007）运用协整检验方法和误差修正模型，对中国 1981—2005 年财政农业投资对农民纯收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指出两者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以及短期的修正关系，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和农业基本建设支出的增长对农民纯收入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且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农业科技三项费用与农村救济费对于农民纯收入增长在长期内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在短期内产生了微弱的阻碍作用。杨灿明等（2007）通过统计数据和计量经济模型，从农民收入的来源和构成方面实证分析了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指出财政支农支出与人均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对农民增收具有负效应。唐朱昌和吕彬彬（2007）指出财政支农支出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存在着Granger因果关系，运用永续盘存法将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和农业科研投入等流量指标转换成存量指标后，进一步利用OLS估计法进行回归，表明对农民收入增加贡献率最高的首先是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其次是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村救济费作用微弱，而支援农业生产支出以及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对农民增收几乎没有影响。杨林娟和戴亨钊（2008）实证研究了甘肃省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财政支农支出是甘肃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财政对农业每增加 1％的投入，将推动农民人均收入增加 148.8 元；财政农业支出项目对农民收入的贡献顺序是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和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根据所得结论提出了建议：建立财政对农业投入的长期稳定的增长机制；调整财政支农支出结构，提供充足的农村公共产品；创新财政支农引导机制，鼓励社会资金投向农村。刘耀森（2011）基于 1978—2006 年我国的样本数据，实证分析了财政支农支出总量及结构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与支援农业生产支出有利于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而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农村救济费支出对农民收入增长也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因此，应建立长期有效的财政支农资金增长机制，发挥财政支农支出积极作用，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加强财政支农资金监管力度，推进财政支农资金结构动态调整。汪海洋等（2014）利用我国 1978—2010 年的财政支农数据，建立结构式向量自回归模型，利用预测方差分解和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对我国各项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动态相关性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各项财政支农支出对推动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度与影响力存在一定时滞的显著差异；支农支出在财政农业总支出中平均所占比重为 66.7％，但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方差贡献率却只有 12.3％，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在财政农业总支出中的平均所占比重虽然只有 0.9％，但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方差贡献率却高达 20.6％。最后提出了政府应加强对财政支农支出的监管力度，应对财政农业支出结构进行调整，适当减小支农支出投入比例，提高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投入比例。茆晓颖和成涛林（2014）采用江苏省 13 个市 2010—2012 年的全口径支农支出各子项与各自的农民收入面板数据，利用Stata12.0 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回归分析。研究发现：财政农业总支出每提高 1％，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 0.61％；在财政农业总支出项目中，综合改革开发支出和财政农业支出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最大，水利支出次之；扶贫支出和林业支出对农民收入不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改革开放 40 多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城乡经济也得到长足发展，但城乡差距随着我国经济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基于这种情况，一些学者从理论和实证等不同角度分析了城乡差距扩大的原因。赵人伟和李实（1997）从农产品低价收购、农业税、个人所得税、城市补贴减少、城市居民福利转化为个人财产等角度解释了财政支农政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马拴友和于红霞（2003）实证分析了 1994 年分税制改革以后转移支付对地区经济收敛的影响。研究表明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和反均等化效应，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没有出现收敛趋势，财政转移支付总体上并未达到缩小地区差距的效果。傅道忠（2004）指出我国长期实施的有差别的城乡二元财政收支政策扩大了城乡发展差距。歧视性农业财税政策抑制了我国城乡协调发展，并进一步固化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了消极影响。因此，必须不断调整和优化现有的财政政策，打破城乡二元财政收支政策，使之向一元财政转化，从而缩小城乡差距。蔡跃洲（2007）基于CGE模型基本原理建立了一个“八部门财政CGE模型”，模拟分析了 2006 年中央财政支持“三农”政策的效应。认为中央财政支持“三农”政策有利于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农民增收间接推动了农村消费的增长，有利于投资与消费比例的合理调整，并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基本格局。陶然和刘明兴（2007）根据 1994—2003 年中国 270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地方财政开支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发现地方财政开支存在严重的城市倾向行为，税收集权致使地方政府主要依赖于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影响了地方财政开支的自主性，从而通过加大转移支付来使农民增收的效果大打折扣，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此，应该让地方政府拥有更大的财政自主权去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地方财政开支增加农村收入的效果。温涛和熊德平（2008）运用数据包络法，实证分析了中国“十五”期间农村资金配置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认为中国农村资金配置效率整体上呈现平稳态势，但由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资金投入不足与资金配置低效率的双重瓶颈，各地区差异比较明显，东中部地区农村的资金配置效率明显高于西部地区，资金配置的规模效益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为此，必须在增加农村资金供给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曾国安和胡晶晶（2009）指出城市偏向的财政制度安排通过社会保障等渠道进一步强化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以及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差距，进而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陈安平和杜金沛（2010）采用系统广义矩（System-GMM）的估计方法，构建一个收入差距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政府财政支出政策对增加农村地区人均收入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财政支出总量的增加不一定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的改善取决于地方政府所选择的不同财政支出结构：减少财政基本建设支出，增加农业投入以及科教文卫支出的比重。蒋俊鹏等（2011）利用我国财政支农投入数据，发现了 1995—2009 年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投入在区域分布上呈“东高中低”格局；运用Theil指数对财政支农投入地区差距进行比较发现，自分税制改革实施以来，我国区域财政支农投入地区差距主要是区域内差距造成的，而东部地区内部省份差距是造成区域内差距的主要原因。因此，提出了我国财政支农政策应致力于缩小东部内部省份的差距，同时加大对中部地区的支持力度。张琴（2011）认为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存在总量不足、质量不高、覆盖面窄等问题，应通过对目前县乡财政体制进行多层面的制度创新与改革，建立与我国农村实际相适应的农村公共财政体制，进而改善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体系均等化与缩小城乡差距。刘叔申和吕凯波（2011）利用 1978—2006 年省级面板数据，认为财政农业支出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不确定的影响，文教科卫支出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行政管理支出扩大了城乡收入不平等。李普亮（2012）通过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财政农业支出对农民增收及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估算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财政农业支出在控制其他因素影响后对农民增收具有促进作用，但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不存在明显的效果。也就是说，财政农业支出增加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逻辑在实证上并没有得到证实。梁文凤和施南迪（2013）利用我国 1978—2012 年的样本数据，基于城乡收入差距、财政支农与城镇化的相互作用机制，实证分析了三者的动态关系。结果显示财政支农与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都存在显著的作用，但长短期影响表现各异。财政支农、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长期均衡关系，且财政支农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城镇化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财政支农和城镇化短期内均有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且城镇化的缩减效应要小于财政支农。张伟（2014）基于江苏省 1996—2010 年的财政对农支出、城乡收入差距、城市化水平与农业税的相关数据，构建计量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农业税的提高竟然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财政对农支出比的提高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具有反向作用，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具有正向作用；变量之间互不存在明显的Granger因果关系。张军涛和张英杰（2015）利用 2007—2013 年山东省 17 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对财政支农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财政支农能够缩小山东省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山东省三大经济区域而言，财政支农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的效应大小和性质有较大差异。财政支农能够显著地缩小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而在经济中等发达地区却扩大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肖育才和姜晓萍（2017）通过对财政支农支出规模和结构进行分析，实证研究了财政支农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效率。研究发现，我国财政支出具有严重的城市偏向性，财政支农支出具有区域差异性大与结构不合理的特点，对城乡收入差距都存在加剧的作用，对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率评估也表明效率低下，说明我国目前的财政支农支出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因此，不应盲目增加财政支农支出规模，在财政支农支出规模增加的同时，根据区域特点优化结构，并扩大对中西部落后地区和粮食主产区的财政支农支出规模，在实现财政支农支出规模合理增长的同时结构更加优化并体现地区差异性。杨晶等（2018）基于 2006—2015 年省际面板数据，对产业结构升级与财政支农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进行了重点考察。结果显示：财政支农和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动存在“极化效应”和“涓流效应”；考察期内财政支农力度提高确实有助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产业结构升级整体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加剧产生了“抑制作用”；“十一五”至“十二五”期间财政支农政策和产业结构升级对缓解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具有明显差异。王烜和张扬（2019）利用全国 31个省份 2007—2015 年的面板数据，通过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财政支农和社会保障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实证考察。研究表明：财政支农的提高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说明财政支农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调节作用；城市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提升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在利用工具变量法矫正内生性问题后，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仍然稳健。
财政农业支出结构对城乡差距会产生影响，但各个支出项目是缩小还是扩大了城乡差距需借助于实证研究来考察。最近，有部分学者实证研究了财政农业支出结构与城乡差距的关系，主要是利用相关时序数据，建立财政农业支出结构与城乡差距的模型，分析了各个支出项目对城乡差距的影响。陆铭和陈钊（2004）基于 1987—2001 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发现经济开放显著地扩大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对于城乡收入差距会产生不同影响，提高基本建设支出、支持农业生产支出和事业费的比重均有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而科教文卫事业财政支出比重的增加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总体来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孙文祥和张志超（2004）指出农业财政支出虽然对经济增长存在促进作用，但也加剧了社会不公平程度，农业财政支出的增加要结合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实现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民增收相统一；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支出不仅不能促进经济增长，也不能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应消除城乡差异，将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扩大到农村地区，逐步让城乡居民享受同样的社会福利待遇。刘成奎和王朝才（2008）采用我国 1995—2005 年的数据，构建弹性系数模型实证分析了财政支出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认为缩小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贡献最大的首先是科教文卫支出，即科教文卫支出每增加 1 亿元将导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降低 1.02 元；其次是支农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支出、基本建设支出和政策性价格补贴支出，这些支出每增加 1 亿元，可分别导致城乡人均收入差距降低 0.770 元、0.572 元、0.171 元和 0.040 元；而国防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会加剧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的扩大，即这两项支出每增加 1亿元，将导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扩大 2.811 元和 1.255 元。陈安平（2009）基于我国 1994 年财政分税制后的省级面板数据，建立了一个由经济增长、城乡收入差距以及财政支出三个方程组成的联立方程模型，并估计了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指出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具有显著作用；人均财政支出增加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且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科学教育支出的增加不但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也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此，地方政府应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将更多的财政资源用于农业和科教事业，从而解决日益严重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王艺明和蔡翔（2010）基于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省级面板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并对财政支出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中不同支出项目对城乡收入差距不但在方向上影响不同，而且在区域上存在差异性。在全国层面上，农业支出与企业改造支出能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基本建设支出、行政管理费支出、科教文卫支出与社会福利保障支出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在区域层面上，在东部地区基本建设支出、科教文卫支出与社会福利保障支出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但在西部地区这些支出项目具有严重的城市化倾向，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邓旋（2011）基于中国 1995—2009 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多种计量估计模型实证检验了财政支出规模及其支出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联动影响效应。认为由于财政支出分配格局长期倾向于城市，财政支出规模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扩大效应；而财政支出结构中的不同项目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差异较大，其中公共安全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主要覆盖城市地区，明显拉大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而农林水事务支出的增加对城乡间相对收入的差距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因此，应在继续加大农林水事务支出力度的同时，将公共安全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的范围覆盖到农村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