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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济开放与财政支出规模变动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分析经济开放对财政支出规模变动的影响机制。绝大部分研究主要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
第一种理论“效率假说”指出，经济开放对财政支出规模变动会产生负向影响，两者之间呈反向关系，即经济开放程度比较低时，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就会比较大；经济开放程度比较高时，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就会比较小。因为在贸易自由化和国际投资一体化进程中，地区经济对外越开放，地方政府实施财政支出规模扩张的经济运行成本会明显增加，这将会导致地方政府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来调控宏观经济的效率越来越低。经济开放程度不断提高还会不断减轻地区经济市场的扭曲程度（Isham，Kaufman，1999），从而能够有效促进生产要素在开放经济中的合理流动和各种资源在全球经济中的优化配置，这也加剧了地区间地方政府相互竞争的压力。地方政府为了积极吸引劳动、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入，引进先进的机器设备和管理经验，同时为了保持本地企业的竞争力，将会竞相降低本地区贸易和投资税率、实施各种税收优惠政策。这会减少地方政府财政税收，从而制约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Figlio和Blonigen（2000）根据美国南卡罗来纳州 1980—1995 年的面板数据，指出经济开放虽然降低了政府教育支出，但同时增加了财政对交通和公共安全的支出力度，支持了“效率假说”。Kaufman和Segura-Ubiergo（2001）采用 14 个拉美国家 1973—1997 年的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方法分析显示，贸易对外开放和资本流动降低了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资本流动对政府财政用于教育与健康支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Garrett和Mitchell（2001）利用 1961—1983 年OECD国家的数据以及动态面板分析方法，认为贸易开放减少了政府公共财政支出规模、公共消费支出以及社保支出，但低收入国家的出口则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并未产生影响。Tanzi（2002）指出“效率假说”表现出两个方面的效应，一是政府之间会不断增加为私人生产服务的诸如教育培训、技术研发和基础设施等公共财政投入以吸引资本的流入；二是政府之间为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会竞相减税，引起政府财政税收减少，从而降低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能力。Kittel和Winner（2005）同样利用 1961—1993 年的OECD国家数据和动态面板方法，认为FDI减小了公共部门规模，而贸易开放度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没有影响。Abizadeh（2005）指出传统意义上的开放经济体，人均政府财政支出规模随着贸易开放度上升而降低了，而且政府更加依赖于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所发挥的基础性作用。Liberati（2007）的实证研究表明资本开放与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具有显著的反向关系，国际资本流动严重阻碍了政府维持公共部门正常运行的能力。显然，经济开放对财政支出规模变动的影响产生了负向作用。高翔和黄建忠（2016）通过中国 1997—2013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取GMM估计与工具变量对贸易开放、要素禀赋与政府支出规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传统研究低估了贸易开放和要素禀赋对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在贸易开放中政府扮演着“守夜人”的角色。贸易开放明显抑制了政府支出规模的膨胀，而要素禀赋显著促进了政府支出规模，且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替代效应。此外，贸易开放和要素禀赋对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表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桑百川和黄漓江（2016）基于深化改革开放视角对新兴发展市场中的金砖国家、东欧转轨制国家以及发达工业化国家的贸易开放与政府支出规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研究表明，在综合考虑政府支出规模滞后效应、国家规模与人均收入等影响因素后，新兴发展市场中的金砖国家、东欧转轨制国家以及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政府支出规模伴随贸易开放度的提高而表现出较大差异：新兴发展市场中的金砖国家的贸易开放对政府支出规模存在正向影响但并不显著，东欧转轨制国家的贸易开放对政府支出规模存在稳健的同向影响，而发达工业化国家的贸易开放却对政府支出规模存在稳健的反向影响。这三类国家的贸易开放对政府支出规模的长期影响都高于短期影响。这三类国家均不支持“补偿假说”。梅冬州等（2018）基于 182 个国家 1970—2014 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实证模型发现，资本账户开放所引起的“纪律性”约束对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张具有抑制作用，通过不同类型国家与多种方法验证这一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非OECD国家中，资本账户开放有助于债务水平的下降，减少了通货膨胀税收入，两者的共同作用减少了政府收入并阻碍了其扩张；而OECD国家主要通过减少政府的通货膨胀税收入来缩减政府开支。因此，“效率假说”理论认为，在经济开放条件下，政府应当主动减少税收和削减政府财政支出，提高财政政策运行效率，如此才能不断增强当地经济发展的竞争力。
第二种理论“补偿假说”则认为，经济开放对财政支出规模变动会产生正向影响，两者之间呈同向关系，即经济开放程度比较低时，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会比较小；经济开放程度比较高时，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会比较大。因为随着经济开放程度的日益提高，市场竞争会愈加激烈，为了补偿经济开放所产生的社会福利损失，政府必须增加财政支出规模。由于经济对外越开放，来自外部的不可控风险也就越来越大，加剧了当地经济波动，政府财政支出规模越受到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为抵御外部风险给经济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冲击，熨平经济波动，政府必须提高财政支出规模，用以补偿经济开放中的利益受损者，给他们提供养老保障、失业救济、就业培训等，从而减轻经济开放给他们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的外部风险。Cameron（1978）最早实证研究了对外开放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变动的影响。他根据 18 个OECD国家 1960—1975 年的数据，以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为自变量，以政府收入占GDP的平均份额为因变量，运用单变量方程进行回归。认为对外开放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变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经济开放程度越高，政府越要提供更多的公共安全、养老保障、失业保险以及就业培训等支出来减轻外部风险的冲击。Rodrik（1998）在Cameron（1978）研究的基础上，将研究样本扩大到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 125 个国家，指出外部风险增加了国内收入和消费的波动性，政府提高财政支出在GDP中所占份额，以购买物品及服务来减轻收入和消费的波动性，同时财政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支出也起到了抵御外部风险的作用。Alesina和Wacziarg（1998）采取了和Rodrik（1998）相类似的分析方法，根据 138 个国家 1985—1989 年的数据，实证研究了国家规模、对外开放程度与政府规模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国家规模与对外开放程度、政府规模之间的关系为负；但对外开放与政府规模之间呈现正向关系，即对外开放程度越高，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就越大，从而扩大了财政支出规模。Cassing等（1986）运用一个具体的因素模型分析指出，在一定条件下，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可以大幅度化解对外贸易所带来的风险。Bates等（1991）指出政府实施干预政策来提供整个社会保障支出可以大大降低对外贸易开放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他们的经验分析强有力地支持了在贸易条件变化情况下，政府规模呈现出扩张之势。Hicks和Swank（1992）采取了OECD有关国家的面板数据，运用计量经济模型研究表明，贸易开放增加了政府社会福利支出和财政总支出，支持了“补偿假说”。Quinn（1997）根据 38 个国家 1974—1989 年的数据，采用横截面数据计量经济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资本账户自由化能扩大政府公共财政支出以及社会福利支出规模。Garrett（2001）分析了 113 个国家 1985—1995 年的横截面数据，指出对外贸易开放会显著增加政府消费，但资本流动对公共财政支出没有影响。Swank（2001）分析了 16 个OECD国家1964—1993 年的面板数据，认为贸易开放和资本流动通过政治与制度的途径增加了政府财政支出。同时，Bretschger和Hettich（2002）则根据 13 个OECD国家 1980—1995 年的数据，运用面板计量模型，发现贸易开放度和资本流动指数都显著增加了社会福利支出。Balle和Vaidya（2002）通过美国 48 个州 1995—1997 年的横截面数据，研究表明贸易开放度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具有正向影响，而且贸易开放度与社会公共福利支出规模和医疗保健支出规模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表明，随着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地方政府的公共福利支出和保健支出将增加，但对政府总支出影响不明显，在支出结构上证明了“补偿假说”。进一步地，地方政府为了广泛取得人们对经济开放的认同和支持，补偿他们接受对外经济开放政策所遭受的损失，也会积极采取增加财政支出规模来支持劳动市场政策等其他社会支出项目（Scheve，Slaughter，2004）。Ram（2009）通过 154 个国家 1960—2000 年的面板数据，运用模型进行回归，发现对外开放导致了政府规模的不断扩大。显然，经济开放对财政支出规模变动的影响产生了正向作用。随着中国经济开放的深化，开放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变迁的重要力量，近几年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经济开放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变动的影响。杨灿明和孙群力（2008）采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经济开放、外部风险对地方政府财政规模及社会保障、社会福利、转移支付的影响，发现开放及外部风险引起了政府财政规模及保障性支出的增长，支持“补偿假说”。高凌云和毛日昇（2011）采用我国 1995—2006 年省域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系统GMM估计方法，就贸易开放对我国地方政府实际投资性支出、消费性支出和转移支出规模的不同影响机制深入地进行了实证分析。揭示了不同时期贸易开放、外部风险等对我国地方政府实际支出规模的本质影响，并且分析了贸易引致性、预期风险引致性就业调整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的重要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贸易开放促进了我国地方政府实际投资性支出、转移支付支出效率的提高。因此，“补偿假说”理论提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政府应当在增加财政支出规模的基础上，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用以补偿外部经济所带来的各种可能风险冲击，避免经济波动，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胡兵和陈少林（2014）利用中国 1996—2012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面板门槛模型对贸易开放对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非线性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贸易开放对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具有显著单一门槛特征的影响，跨越特定开放门槛地区的政府支出规模增加效应会更加强烈。政府支出规模随着贸易开放补偿效应的不断强化而进一步扩大。刘师（2017）通过中国 2000—2014 年 31 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考察了我国近 15 年经济开放对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开放对政府支出规模存在不显著的不确定性关系；利用系统GMM和差分GMM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采用克服内生性问题后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经济开放对政府支出规模具有正向影响。同时通过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开放对政府支出规模具有空间相关性，邻近地区的经济开放对本地区的政府支出规模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杨艳红和卢现祥（2018）采取空间计量研究方法对中国 2000—2014年 30 个省（市、自治区）的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空间分布格局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在户籍制度作用与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条件下外资开放对中国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机制，构建空间滞后模型（SLM）对外资开放、人口流动对中国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外资开放对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扩大具有促进作用，中国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陈太明（2018）利用中国 1978—2013 年 29 个省份的三个维度样本数据，认为贸易开放促进了地方政府支出规模，采用多种内生性处理方法进行估计，结果显示贸易开放与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正向关系是具有因果性的，且在不同的数据类型、模型设定和估计方法下均十分稳健。基于风险补偿机制的贸易开放直接导致了中国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不断扩大。
除了以上两种基本对立的观点外，有些学者认为“效率假说”和“补偿假说”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必须按不同阶段和不同衡量经济开放指标进行区分。余官胜（2010）基于我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利用广义矩方法，实证分析了贸易开放与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变动之间的关系。认为贸易开放对我国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变动的影响呈先抑后扬的“U”型特征，即在贸易开放程度达到某一临界值之前，支持“效率假说”；在贸易开放程度超过某一临界值时，支持“补偿假说”。因为贸易开放程度不高时，贸易开放会增加我国的地区竞争压力，迫使政府减少财政税收和支出规模以保持竞争力；但贸易开放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贸易开放会显著增加一国的宏观经济风险，这又要求政府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来熨平经济波动。蔡伟贤和踪家峰（2008）利用空间计量方法对FDI、贸易开放度与我国地方公共支出结构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我国地方财政总支出及主要支出项目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FDI限制了政府总支出及科技、基础设施、行政、社保支出，支持“效率假说”，而贸易开放却与之相反，支持“补偿假说”。李建军和王德祥（2011）在经典中位选民需求函数模型基础上，结合我国地方财政支出决策的实际，建立了由地方财政支出决定的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实证分析了经济开放对地方财政支出规模变动的影响。指出经济开放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扩大，外商投资的增加提高了地方支农和社会福利支出，贸易开放增加了地方文化和公检法司的支出，支持了“补偿假说”；而投资开放可以减少行政管理与财政补贴支出，贸易开放度提高有利于增加地方财政基础设施支出、科学教育支出，但使社会福利支出减少，支持了“效率假说”。因此，地方政府应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前提下，使经济开放的促进效应最大化、阻碍效应最小化。也有极少数学者既不支持“效率假说”也不支持“补偿假说”。李涛和周业安（2009）在研究中国地方政府间的支出竞争时，将经济开放作为控制变量之一，实证结果显示经济开放对地方财政支出规模及基建等 6 项主要支出的影响不显著，既不支持“效率假说”，也不支持“补偿假说”，但因为在该研究中经济开放仅是一个控制变量，所以并没有进行分析解释。胡兵等（2013）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和系统GMM方法，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对贸易开放与地方政府规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总量在时间上存在路径依赖和在空间上存在策略模仿等特征；而各财政细分科目支出则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和互不相同的空间策略互动特征。人均收入提高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缩减，财政分权引起政府竞争进而增加支出规模，我国不具备“瓦格纳”和“利维坦”假说的基础。贸易开放有助于改善政府效率，抑制地方政府规模膨胀，但贸易开放具有滞后补偿效应，进而引发政府调整未来的支出规模和结构。毛捷等（2015）通过1850—2009 年的跨国数据，对19 世纪中叶以来两次不同背景的经济全球化对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一战”前（1850—1913 年），由于在古典自由主义时期，政府充当“守夜人”角色，政府社会保障职能较少且关税收入等税收因素主导了政府支出规模大小，经济开放对政府支出规模存在相对收缩作用；“二战”后（1950—2009 年），由于政府转型成为“保育员”，通过扩大公共支出规模，构建全方位“社会安全网”，来应对全球化进程不断提高的社会不稳定与外部风险，经济开放对政府支出规模具有显著的扩张作用。成喜玲和唐繁（2016）通过 1995—2013 年我国的省际面板数据，对贸易开放对我国地方公共支出规模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贸易开放对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存在“同向”增长效应，劳动力流动导致政府通过加大财政支出和提高劳动者福利待遇来完善劳动力市场，但贸易开放对提高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作用明显低于劳动力规模流动。潘风（2018）利用 1978—2015年的省域面板数据，对中国对外开放、政府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协同影响进行了实证考察。结果表明开放度通过影响要素投入的效率来影响经济增长，政府支出规模的增加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的牵制作用。在对外开放条件下，剔除改革开放初期的计划经济因素，政府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先正后负”的“阿米曲线”效应。张宽等（2018）基于区域差异视角，通过 2002—2014 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对贸易开放、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贸易开放对政府规模总体上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从“保育员”角色看，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存在更加显著的正向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