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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凝聚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主流文化及其核心价值体系，共同的价值观使不同的人在一种文化中获得精神归属感，并在思想和行为上遵循基本的价值准则、判断尺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有强大的精神和信仰支撑。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任何社会都有其核心价值观，大众传媒参与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事实上存在于各国的新闻与传播活动中，几乎所有国家都以所信奉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来掌控媒体，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新闻出版的价值向度。可以说，新闻出版与价值领域有着非常复杂的互动，报纸、书刊提供了构成人的世界观、行为或认同性的材料。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语境中，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出版文化建构，最大程度地提升主流文化的吸附能力，通过精神共同体的纽带将民众维系在一起，让创新、创造的源泉竞相迸发、充分涌流。
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生产行业，出版业与特定时代的文化氛围、价值变迁有着紧密联系。从历史上看，印刷术对促进人的自我认识和价值裂变起到了巨大作用。印刷术及其携带的文化解放力量，在历史进程中逐步释放出来，它渗透到各个阶层之中，创造自己的受众。当人文典籍、启蒙著作从精英阶层向普通民众广为流布时，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裂变便不可避免。正如恩格斯所描述的那样：原先“禁锢在独卷手抄书内的思想，无法传扬到四面八方”，而在印刷术普及应用后，“欧罗巴吵吵嚷嚷，多么激动，多么震惊；熊熊的火焰，宛若狂飙，喷射而出……”
由此，沉重的思想枷锁被砸碎，理性、自由、智慧和真理被唤醒，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的浪潮，被注入更为强劲的推动力。书籍拓宽了人们的精神领地，使个体与社会、历史、文化处于不断互动之中，不同的人能够分享相同的文化，造就一种情感、思想、价值的联系纽带和交流方式。
传承社会文化、建构价值体系是出版业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价值理念对出版文化具有深层的制约作用。所有的出版活动都是在特定的价值理念指导下完成的，出版工作者的价值理解、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决定了文化生产、传播的方向和路径。出版文化是在历史传承、现实活动的纵向与横向关联中，主体生产的出版物及其精神效应的总和，体现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有机结合。人类精神创造的各种成果，在技术转换和制度约束下，通过出版实践物化为社会文化产品，进而表征为知识接受、文化积累、风气营造、价值建构、行为规范等多种功能。
价值是出版文化构成的内核或基本要素，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法律、历史、传统等各个领域的价值与出版文化融合，形成出版业的内在灵魂，为人们提供思维认知和行为规范体系，展示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壮丽情景。由于现代社会的多元性特征，价值冲突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建立社会文化秩序的过程中，新闻出版发挥了重要功能，主导的认知模式、价值体系，代表认识社会、理解世界的基本方式。丹尼尔·贝尔指出，“每个社会都设法建立一个意义系统，人们通过它们来显示自己与世界的联系。这些意义规定了一套目的，它们或像神话和仪式那样，解释了共同经验的特点，或通过人的魔法或技术力量来改造自然。这些意义体现在宗教、文化和工作中。在这些领域里丧失意义就造成一种茫然困惑的局面。这种局面令人无法忍受，因而也就迫使人们尽快地去追求新的意义，以免剩下的一切都变成虚无主义或空虚感”
。共同的价值体系凝聚为制度化的精神力量，是大众交流、社会整合的深层意义符码，它为社会成员提供相似的文化想象和普遍话语。
作为人类文化创造成果的社会表现形态，出版是一种追求价值实现的活动，其基本功能在于精心选择、编辑加工、保存和传播有一定价值的知识与信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信奉不同的核心价值体系，其出版实践也呈现出不同的文化风貌和价值向度。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社会的主流观念和评价标准，与人们广泛信仰的社会观念、家国思想、道德符号和行为准则等相联系。不同的思想家用不同的术语来指称核心价值体系：莫斯卡的“政治手段”或“伟大的迷信”，洛克的“主权原则”，索雷尔的“统治神话”，T.阿诺德的“民俗”，韦伯的“合法性”，涂尔干的“集体表象”，马克思的“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卢梭的“公意”，拉斯韦尔的“权威符号”，曼海姆的“意识形态”，斯宾塞的“公共情感”——所有这些和其他类似术语证明这些支配符号在社会分析中居于中心位置。
作为支配符号，核心价值体系是制度化的观念模式，具有标准性、普遍性、指导性甚至强制性，它在权力机构的支持下，通过持久的宣传教育和话语转换，转化为一种信仰、习俗、道德、宗教和法律等日常实践系统的思想基础，并促使社会成员认清其利益，树立一致的价值取向。出版物是信息、知识生产、传播和接受的载体，必然受到核心价值体系支配并根据时代要求不断变化。
在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出版文化活动提供了根本导向和依据。出版活动融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于一体，既是知识生产、信息传播、文化积累、心灵濡染的综合过程，又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媒介技术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方兴未艾，信息技术进步和传播载体变革拓展了新闻出版业的内涵与外延，数字出版开辟了全新的产业空间，纸质书刊、互联网、阅读器、手机出版和iPad阅读同步发展。出版的形式和载体更为丰富，数字化成为新的时尚和潮流，但出版的文化本质并没有改变，经典著作、人文书籍能够激发人们的深度思考，让读者感受厚重的历史积累和文化底蕴，在沉思和怀想中燃起心灵的火花。尤其是在社会历史转型时期，出版人深邃的文化理念，敏锐的发现眼光，睿智的价值选择，可以造就、培育某种精神风尚、文化潮流，形成某种集体的价值心理，影响人们的思想、行为方式。促进文化认同，推动价值共享，生产丰富多样的文化产品，提升大众的精神文化质量，是出版活动追求的首要目标。文化内涵、价值导向、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构成了评价出版实践的综合标准体系。
当今世界，人类对于发展的看法正在改变。经济社会发展，不能把市场作为唯一的风向标。创造财富，追求利润和效率，不应是人生存的终极核心价值。新闻出版业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远大的文化理想，倡导正确的价值导向，以服务人民为根本宗旨，以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在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实现人民群众基本利益诉求中推动发展。
当代新闻出版所处的文化语境具有特定的时代内涵，人们的接受心理和价值期待也相应地发生了转变。丹麦未来学家沃尔夫·伦森认为，人类在经历狩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之后，将进入一个以关注梦想、历险、精神及情感生活为特征的梦幻社会。人们消费的注意力将从物质需要转移到精神需要，从科学和技术转移到情感和逸闻趣事。联合国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指出，从人类的角度重新定义发展，便将文化从发展思想的边缘地带带到了中央舞台。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济发展观、人类发展观和文化发展观可能融合为一种更全面的发展中世界转型理论。
文化的核心价值，对新闻出版、经济活动与人类发展具有深层的导向意义，它促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得到全面发展，提升人的精神境界，避免人沦为纯粹的经济动物。
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应该在文化资源再生产中起到主导作用。出版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不同于一般的商品，具有自身特殊的属性，它们既产生经济价值，又产生文化价值，出版物综合了文化价值与商品性特征，是文化与经济相联系的结合部。出版业包含着精神文化的创造，在战略目标上必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着力提升书刊的人文内涵，以人为本抚慰心灵、陶冶情操，培养审美情趣，凝聚价值共识，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市场经济以利润最大化为基本原则，而文化对经济活动具有纠偏作用，为商品生产、交换、消费设立价值底线。
出版业内在地包蕴着价值维度和精神指向，其最终目的是服务于人的心灵，为人们提供丰富多样的精神体验，使大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必须看到，全球性的消费文化扩张，使出版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约翰·汤姆林森指出，在全世界的文化商品中出现了明显的“趋同现象”（convergence）和标准化。从服装到食品、到音乐、到影视、到建筑，莫不如是。如果我们假定说，这些商品突出的遍布全球的存在现象，本身就是走向资本主义单一经营的一种趋同现象的标志的话，那么，我们或许就是正在使用文化的一个相当贫瘠的概念：把文化降低到了物质商品的地步。文化应当被看作是存在的意义的象征化和体验。
就出版业而言，应该以创造价值归属感为核心，改变大众纯粹实用主义的需求方式，提升内容生产、心理体验的境界。
出版业的“价值链”，既联结着物质经济，也维系着精神向度，要防止出现畸形的消费主义文化，避免消费至上、拜金主义的倾向。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进程中，出版业要大幅提升原创生产能力，注重高品质的文化品格，增强其对人的精神浸润作用，以净化人的心灵，提升公民思想道德素质，丰富大众的审美情感。发展出版业，是实现文化惠民、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的重要途径，也即从根本上造福民生，让民众有更多的文化选择，更好地享受文化人生。
必须看到，近年来的出版也一定程度地存在“精神滑坡”的现象，文化和价值缺失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在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下，一些出版机构为了迎合市场，追求眼前的经济利益，争编教辅书，或者热衷快餐读物，导致垃圾图书泛滥。更有甚者，个别出版社靠卖书号度日，为书商做来料加工；还有的出版社为了达到赚钱目的而不择手段，推出诲盗诲淫的书刊。如一本名为“令人战栗的格林童话”的“童书”充斥着色情、暴力等内容，在十年之间，该书竟然先后由三家出版社陆续推出，令人拍案惊呼：“勿使出版文化堕落为印刷经济！”
过度的商业化、世俗化和逐利心态，造成出版文化品位和内在价值的降低。
其实，强调文化追求和价值导向，并不是否定出版的市场取向。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新闻出版业不仅是文化的主阵地，还是文化产业的主力军，国民经济增长的新亮点。做优做大做强新闻出版产业，提高新闻出版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是实现新闻出版强国目标的主攻方向之一。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使出版经济和出版文化协调发展、产业经营和文化建设齐头并进，出版业才能真正走向强大。
出版业的价值导向与市场取向是可以统筹兼顾、协调共生的。商务印书馆历经百年而不衰的秘诀，就在于它把对文化理性的追求与对商业利益的追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是以文化理性为体，商业利益为用。中华书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基本上沿袭了这条路径。德国的苏尔塔普出版社，规模并不大，但其社长翁泽尔德逝世时，德国总统和欧洲政要纷纷前来送行，因为这家出版社的“彩虹出版计划”为战后德意志民族重建自己的信仰及精神支柱，持续地提供了两千余种优秀出版物。
当代中国出版置身于市场、竞争、技术变革的时代，文化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出版物中的精神内容和价值指针仍然不可或缺。必须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放文化生产力，更加理性地去认识和适应出版物市场，营造出版文化创新环境，使书刊等读物融认识、教育、审美、实用等多方面功能于一体。
在建构出版文化、倡导价值导向方面，出版人应该发挥专业化文化生产者与传播者的核心作用。按照马修·阿诺德的说法，文化是“通过阅读、观察、思考等手段，得到当前世界上所能了解的最优秀的知识和思想，使我们能做到尽最大的可能接近事物之坚实的可知的规律……达到比现在更全面的完美境界”
。思想传播、知识接受、价值渗透，都不是一个立竿见影的过程，而是潜移默化式的积累和沉淀。对于出版业来说，每一个编辑都可以为核心价值观普及起到自己的作用。“图书不只叙述历史，而且创造历史。”
出版物是出版从业人员理性判断、选题策划、筛选和加工的结果，出版人的知识结构、欣赏水平、价值理念和职业操守对出版产品的选择有着很大的影响。肩负着传播人类思想文化、建构主流价值使命的出版业，完全可以与市场化取向取得某种一致，像经典著作、学术名著、文化读物也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关键是如何去进行创意开发。在“快餐文化”的旋风中，出版业应完善出版机制、健全规章制度，研究制订出版物价值评估的新标准和新方法，努力成为高雅文化的普及者和主流价值建构的推动者、引领者，防止文化寻租、精神萎缩、粗制滥造、过度跟风及炒作等现象，避免出版文化生态危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出版文化建构中，应建立更为开放、有效的主流文化引领目标和认同系统，获取有益的出版资源。面对今天的新媒体生态及文化表征，主流意识形态如何对其进行引领，如何以更大的包容度吸收合理的成分，对核心价值观建构的方式作出调整，形成共识路径，这些都值得新闻出版业进行深入探索，从而彰显出版文化的先行性、先导性。我们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文化转型期，出版工作者应站在历史的高度，秉持先进的出版理念，把握时代的价值流向，制订深邃的文化战略、长远的品牌谋略和科学的营销策略，以一种积极、自信的心态，推动出版文化发展和繁荣，为伟大的变革时代提供共享价值和精神家园。
（原载于《出版发行研究》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