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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计划生育的推动下，家庭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家庭规模从大家庭转向小家庭，亲缘保障功能迅速弱化，代际扶持模型的养老结构愈发不稳定。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关于养老，我曾在公众号“槽叔”上发起过一个调查活动，有数百人提交了问卷。“你觉得爸妈养老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得到的答案无非两种。第一种，父母养老金不多，但也无可奈何，只能过一天算一天；第二种，没觉得爸妈养老遇到过什么问题。
子女工作后，长期和父母分开居住，很少关心爸妈对养老的需求和痛点，以至于对自身的养老危机也没有强烈的意识，总觉得岁月静好。但事实上真是这样的吗？
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的认知里是没有“养老金”这三个字的。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20世纪80年代末。这个阶段可以称作“基本没有养老金”。
1951年政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面向几乎所有类型的企业职工及其家属，可以被视作政府引导下的职工养老金制度的雏形，但中国在后续曲折而艰苦的发展中，没有形成针对城镇和乡村的稳定而持续的养老金制度。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劳动合同制度落地实施，国家才慢慢建立起劳动合同工人的养老保险制度。公共养老金的建立有赖于经济发展、货币政策等多重因素，那个特殊的年代确实无法为完善且全面的养老金制度提供土壤。
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这个阶段可以称作“体制内靠财政拨款才有养老金”。
20世纪90年代初，首次提出由国家、企业、个人共同承担的职工养老金制度；90年代末，首次提出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的概念；21世纪初，明确两个账户的比例和细节。历经十余年，职工养老金制度终于露出了全貌，登上历史舞台
。总体来看，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这个阶段的养老金制度主要针对体制内，且由于现收现付制尚未充分建立，所以资金来源主要为财政供款，相当于体制内循环。但由于各地财政收支情况迥异，且中央尚无统一的针对养老金的转移支付机制，所以即使是体制内，养老待遇也存在肉眼可见的差别。但无论如何，当今大众对于体制内“福利好、养老有保障”的这类认知，正是在这几十年间不断树立并强化的。
第三阶段：2010年至今。这个阶段可以称作“让中国人都有养老金”。
2009年年底的统计数据显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中国人的数量只有2.3亿。同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采取政府补贴、集体补助、个人缴费相结合的方式，从此，即使你不在城镇打工，不供职于固定单位，也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不到10年时间，城乡居民养老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为超过5亿中国人提供了基本的养老保障。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覆盖人数发展情况
数据来源：《个人养老金：理论基础、国际经验与中国探索》第32页，中国金融出版社，2018年12月版
回顾历史可以看出，覆盖“打工族”的职工养老保险，成立至今不过20年的时间，而对那些没有固定单位、主要来自乡镇的群体来说，城镇居民养老更像是一个新生的小孩。长期以来，中国老百姓对养老金并没有充分的认识。不是不关心爸妈养老，而是根本不关心养老。
《在峡江的转弯处》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该书的作者陈行甲是20世纪80年代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学生，曾官至县委书记。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妻子曾在人生低谷期宽慰他，实在不行就回老家，家里还有田。中国城市化进程并没有从早期就改变国人对于乡土的眷恋和归属感。尤其是对于最广大的乡镇农村群体来说，有地、有田就能过日子，这是很多人淳朴的期待。“我在老家有块地”，有地种、有饭吃、有事做，这是我们国家的一种特殊的制度属性。
大国小农，农民众多，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有2.9亿农民工，其中1亿人在城市里稳定落户，还有1.9亿人长期在城乡之间二元流动。
这种大规模流动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之所以没有出现大的社会问题，关键是因为农民在老家还有块地、有栋房，随时有地种、有事干、有饭吃。反观印度，贫民窟是怎么来的？1995年，印度一亩地卖4万元，如果你手里握有5亩地，立刻就能拿到20万元现金，这可是一笔巨大的诱惑。于是出现了大规模的卖地进城的趋势，但短期内只有少数人能够在城市立足，大多数人把钱花完了，却发现无处可去。长期以来我们坚持城镇化发展，鼓励农民进城，完善各项社会福利政策，一点一点撬动户口在内的一系列制度，但与此同时，绝不偏废城乡流动思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基本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决不能动摇。这种制度安排看似是权宜之计，实则是基于国情和发展的必然选择的长期状态
。
养老金不属于商品和资源，只是一种货币的发放形式，本质上解决的就是衣食住行等需求。而土地和宅基地等要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养老金缺失带来的不足，以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养老金制度在起步阶段没有考虑农村地区。随着制度的完善，城乡居民养老金制度扩大了养老金覆盖面，养老金意识才慢慢兴起。
要知道，连“退休”这个概念也不过出现40多年而已，1978年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将男60周岁、女50周岁设定为退休年龄。在“退休”成为老百姓脑海里理所应当的认知之前，大家一直秉承“能干就一直干，干不了就不干了”的淳朴思想，至于“干不了”之后手里的钱到底还能支撑多久，这个问题尚未引发大规模的思考。
如果说土地眷恋只是一种感性认知，那养儿防老就是融入血液的理性判断了。
养儿防老的认知将养老设定为家庭内部问题，独立于社会发展之外，很少考虑没有亲缘关系的社会互助共济模式（现收现付制的养老金），最终淡化了公共养老金制度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家庭内的代际供养有其天然的认知惯性，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施行计划生育之前，多子多福的观念深入人心。人们认为老年后的生活福祉是家庭内部的亲缘责任，不应该外溢到社会公共层面，甚至出现了子女把父母送到养老院就等同于不孝顺的观念。
但在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双重压力叠加下，家庭内部养老的模式遇到了巨大挑战，尤其是对独生子女而言。在评估代际抚养压力时，抚养比指标非常重要，它基于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分析，得出每个老年人由多少年轻人供养。精确地说，老人抚养比（赡养率）=老龄人口／劳动力人口。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计划生育的推动下，家庭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家庭规模从大家庭转向小家庭，亲缘保障功能迅速弱化，代际扶持模型的养老结构愈发不稳定。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子女无法成为依靠，已经退休的老年人转而寻求退休金，却发现养老金制度让人不甚满意。这时候，养老金问题终于成为显学，摆上了老百姓的议事桌面。
如果你的父母长期身处体制内，或任职于高速发展的朝阳行业（如能源、金融等），他们在退休后会发现：养老金还可以，比身边的同龄人都好得多。但爸妈那一代的养老收入，并不等同于我们的养老收入。指导和预测未来，不能刻舟求剑似的照搬历史经验。
我的大学舍友老孙从小在云南昆明长大，父母都是烟草系统的老职工，退休后也觉得收入稳定，跟退休前相比确实差别不大。在分析职工养老金时，云南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云南省的替代率达到了惊人的90%，位列全国第一。老孙父母的养老金水平，实际上有迹可循。
云南职工养老的在职参保人数非常少，仅有420多万，全国只有西藏、青海、海南和甘肃四个省份的参保人数少于云南。同时，职工参保率更是不足50%，仅西藏、重庆和安徽比它更低
。与此同时，云南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在经济运行中占比较高，在养老金制度层面也基本形成了体制内循环，形成了一个小生态。换句话说，老孙父母的养老金情况只反映了一小部分群体。
卷烟厂的职工和丽江拍摄婚纱的摄影师，都供职于各自的企业，但出于社保养老参与度、第二支柱补充养老的覆盖度等综合原因，两者的养老金差异巨大。对于在丽江做旅拍的摄影师来说，看到本省高企的养老金数据后请一定保持冷静，因为和你关系不大。你先好好问问自己：你公司给你交职工养老金了吗？如果你是自由职业者，交过最基本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吗？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地区之间的差异。老孙毕业后去杭州从事电商工作，和父母身处不同省份、不同社保体系。对老孙来说，云南的数据没什么参考价值，哪怕他是土生土长的云南昆明人。与其关注云南省的社保养老情况，不如关注他打算长期扎根的浙江
。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说、反复说，老百姓无须过度关注官方数据。从数据到事实，中间隔着巨大的鸿沟。这个鸿沟不是谁故意造成的，而是信息传递时沟通错位、鸡同鸭讲必然导致的信息沟（Information Gap），如果不冷静分析背后的衍生逻辑、跨过这条鸿沟，盲目仰仗信息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一定会出现南辕北辙的情况。
如果老孙选择“躺平”，不在江浙地区奋斗，而是留在云南，继承爸妈的衣钵——烟草事业，他能否复制爸妈的养老模式，一直“躺平”到退休呢？仅仅从时间维度来分析，这个想法就很荒谬。
长期以来，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缴费比例偏高，一直是企业缴纳20%，个人缴纳8%。企业负担较为沉重
。2018年起政府启动实施减税降费政策，2020年又逢疫情暴发，为保经济、稳就业，大幅度的“减收免收缓收”政策虽然提振了企业的经营信心，维护了就业市场的稳定，但导致职工养老金全年减收1.5万亿元。2020年全年，职工养老保险总收入为44376亿元，基金支出51301亿元。原本预计在2027年才出现的当期结余为负的情况，提前7年发生了。10年前云南的养老金盈余，和10年后的数字相比尚且差别巨大，何况再过二三十年呢。
财政吃紧已是突出问题，这时又要叠加房产调控政策。在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结构里，土地出让金的占比不容小觑。整体来看，土地出让金占地方广义财政收入的三至四成，占政府性基金预算的比重高达约85%。超过四成的土地出让金将用于地方的基建项目
。每年职工养老金的收入中，财政补贴就占15%，据测算，职工养老金对财政的依赖在未来只会不减反增，导致该比例会在未来30年的时间里提高到25%。总之，在房地产调控的新形势下，财政收入承压明显。随着养老基金盈余和财政政策的变化，老孙如果想简单复制爸妈的养老路径，恐怕很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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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越来越富足，年青一代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远的不说，1960年出生的人，对退休生活品质的要求，肯定比1940年的人更高。2000年前后，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人步入退休年龄，那时还没有智能手机，餐馆和购物中心尚未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外出旅游也是一件比较小众的消遣。退休生活可以做到简单而恬静。
20年后的今天，乱花渐欲迷人眼，对50后、60后而言，他们也渴望更丰富、更多彩的退休生活。在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你能看到的生活，如烈焰一般吸引着你。而对尚未退休的70后、80后甚至90后来说，这样的趋势只会更加明显。
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财政压力的增加，政府越来越强调社保养老金“广覆盖、保基本”的定位。不做过度承诺，不做福利社会，已经成为当下社会福利政策的主基调。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地区发展水平不均衡的大国，“基本”的含义指的是最广大老百姓的基本生活水平，如果你是一个花钱大手大脚的“月光族”，或者是沉浸在高端奢侈品世界的中产阶层，你的“基本生活”和国家政府所说的“基本生活”，可能不是同一个生活。
对于欲望更强的一代人来说，端正对于“基本生活”的态度，是防止“退后即贫”的重要前提。
所谓“退后即贫”，意思是退休时发现自己收入陡降，且内心毫无防备。即使想做点什么来弥补，却也为时已晚。因此对于尚未退休的中青年群体来说，应当把社保养老从“保基本”转变为“低保金”，尤其是社保缴纳基数远低于实际工资的人，退休后一定会发现收入只有退休前收入的10%～20%。养老是需要长期经营、长期面对的人生周期，如果起步维艰，刚开始就遭遇当头一棒，后续的许多规划和安排都会出现潜在问题。我也会在这本书中详细分析如何通过提前规划、未雨绸缪，来更好地提高你的养老收入基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