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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八月，香港暴雨成灾，我却在苦旱正长、何草不黄的伦敦，作客一旬。对我，伦敦这地方既陌生又亲切。陌生，是不消说了，伦敦之大，我认识的人不上一打。鬼呢，倒是认得很多，最多的一群是在西敏寺里。也许认识得太多了，只觉得整个伦敦幢幢尽是鬼影，像一座记忆深远的古屋。幸好我所认识的那许多鬼，大半都是美丽的灵魂，且已不朽。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正是这样的一位。
到伦敦后第四天的早晨，在周榆瑞先生的向导下，瞻仰了这位苏格兰文豪的故居。屋在伦敦西南切尔西区的沿河地带，与河堤相距不到半盏茶的工夫。两人从地下车站冒了上来，沿着泰晤士河，施施然朝西而行。正是夏末秋初，久旱不雨的伦敦，天蓝得不留余地，左手的一排堤树，绿中带黄，丛叶已疏，树外是切尔西河堤仆仆的车尘，再外面，便是缓缓东流的泰晤士河了。向里看，是一排维多利亚式的三层楼屋，红砖黑栅、白漆窗框、藤萝依依、雀噪碎细，很有一种巷闾深寂的情调。干燥的季节，人家院子里的玫瑰却肆无忌惮地绽着红艳。
榆瑞停了下来，隔着疏疏的铁栏，为我指点一座显经修葺的老屋。门侧的墙上挂着一块白牌。走上前去，才看清上面写着“乔治·艾略特故居，一八八〇年艾略特在此逝世”。向前再走数户，又有一家墙上挂着白牌，上书“罗塞蒂与斯温伯恩旧宅”。
我说：“这条街可不简单，住过三位大师。”
榆瑞笑起来：“里面的陈设早就改了。新主人不甘寂寞，挂块名牌自我炫耀一番，可不像纪念馆那样任人参观的。”
再往前走了百多码，背着泰晤士河向右一转，我们就站在切恩街（Cheyne Row）口了。这是一条僻静的短街，一眼可以望到街尾。面西的一排楼房，都建于十八世纪初，格式大致相仿：无非是白石红砖砌成的三层楼，拱形的门，狭长的窗子，斜起的屋顶下面是阁楼，上面则竖着烟囱和一排排整齐的通风罩子。临街的矮铁栏内，可以窥见半蔽在街面下的地下室，通常用来作厨房。我们朝北走去，在一座悬着“卡莱尔故居”长方横牌的屋前停了下来。
眼前这十八世纪的古屋，正是切恩街二十四号，百年前的旧制则是切恩街五号。从一八三四年六月十日到一八八一年二月五日，也就是说，从迁入的那一天起到逝世的那一天止，左右维多利亚一代文坛的哲学家、史学家兼批评大师卡莱尔，就在这屋里消磨了他后半生的悠悠岁月。
卡莱尔是苏格兰人，与济慈同年诞生，但由于成名颇晚，且又长寿，在文学史上被划入维多利亚时代，成为十九世纪中叶的核心人物。他漫长的一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而以一八三四年迁入这古屋为其分界。前半生他穷困潦倒，默默无闻，一直埋没在苏格兰的故乡。迁来伦敦定居的那年，他已经三十九岁。出版过《席勒传》，译介过德国浪漫文学，因而受知于歌德，又刚刚发表了他的哲学巨著《裁缝新制》（ Sartor Resartus ）。尽管如此，英国的文坛仍然不识卡莱尔其人。先是在三十一岁那年，卡莱尔和美丽多才的珍·威尔斯结了婚，两年之后，他们迁去苏格兰的克雷根普托克，隐居在一个荒僻的农庄上，一住便是六年。据说好客而又聪慧的卡莱尔夫人，在这一段日子里很不快乐，便怂恿她的丈夫南征伦敦。卡莱尔自己也感到，要为伦敦的刊物撰稿，最好是能和那些编辑经常来往。他们终于告别了故乡，迁来英国的文化之都；而当时，住在相连的上切恩街的，正是奖掖后进不遗余力的名编辑利·亨特。搬进切恩街五号的新居之后，卡莱尔不但生活稳定，而且把握住了英国文化生命的脉搏，他的文学事业立刻改观，《法国革命》一出版，他便成名了。
榆瑞按了门铃。一位衣着朴素、笑容可亲的中年妇人出来应门，带我们到临街的客厅，向我们收了参观费后，笑说：“楼下楼上，随意参观，恕我不奉陪了。”像切恩街其他的西向楼房一样，卡莱尔的故居也是三楼一阁，地下另有厨房。偌大的一幢房子，屋后还有一个小小的天井和花园，当年卡莱尔付的租金，却是每年三十五镑。卡莱尔和夫人在里面住了那么多年，房东数易其人，房租却始终不变，也可见得维多利亚时代的生活有多安定，比起我在伦敦朋达旅馆每天十八镑的租金，真是隔世之别了。
我和榆瑞从前厅到后厅，又从后厅到毗连后院的瓷器储藏室，在底层巡礼了一周。客厅相当宽敞，每间约有四百多平方英尺
，印有花叶的墙纸令四壁在秀雅之中别具温暖之感，典丽的花毡覆盖前后客厅的地板，后客厅的长窗外，园中的树影扶疏可见。当日卡莱尔夫妇搬进来后，雇了三个木匠，在卡莱尔夫人的监督之下，足足扰攘了一个星期，才把这几层楼的内部刮垢磨光，修整一新，卡莱尔和他的夫人都勤于写信，且以书简的文采见称。他们对新居的满足之情，在给亲友的信上充分流露。卡莱尔在给家人的信中说：“新居真令人惊喜不已：这房子十分宽大，空气流动，房间整洁，一切都充足有余。样式的不合时髦是到了极点，但住来舒服适用也到了极点……我实在当不起这种福气。”卡莱尔夫人定居后不久，在信里这样告诉朋友：“喏，我居然来了伦敦，而且在泰晤士河畔新租的屋里若无其事地坐着，真是好妙吧？我们找到的新居真正不凡，格式是极为古色古香，很合我们的脾气；墙上都镶着壁板，雕着花纹，看起来有点古怪，一切都很宽敞、结实、合用，而壁橱之多，尤能令蓝胡子之流感到满足。两星期前，屋子前面还有一排老树，却来了几个神经病的伦敦佬，把它们连根拔走了。屋后有一个花园（姑且美其名曰而已），凌乱不堪，却也有两树葡萄，当令的时候可产葡萄两串，据云‘可食’，更有胡桃一株。我从树上摘下来的胡桃，几乎可值六个便士。”
前餐厅颇富历史的价值。大壁炉前的扶手椅，为卡莱尔夫人所惯坐。利·亨特来访，她便从椅上站起，迎吻贵宾。以前在大学里读利·亨特的名句：
珍妮吻我当我们见面，
从椅上她跳起身来吻我。
总以为珍妮是利·亨特的什么情人，现在才发现竟是卡莱尔夫人的昵称。卡莱尔夫人很有才气，文笔之美虽不能和她丈夫歌啸跌宕的雄风相侔，却也有她自己的谐趣、灵气与真情。这样美慧的女主人，本身就有吸引四方才彦与豪侠的魅力，何况男主人更是名满文坛的大师？于是在夫妻两人的共同朋友之外，她更吸引了自己特有的一群宾客，其中尤为佼佼者，应推意大利的志士马志尼和法国革命家贾维尼亚克。两人都是流亡英国的政治犯，他们那种先忧后乐、肩负国难的壮怀热血，最能赢得切恩街五号女主人的青睐。另一位国破罔依的伤心人，也曾经来她家做客。那便是肖邦。据说前餐厅一角的那架钢琴，便曾经他有名的十指抚弄。
一八六五年，前餐厅改装，成为卡莱尔晚年的书房。至于后餐厅，则是卡莱尔夫妇沐着晨曦共进早餐的地方。后来书籍累积愈多，两边壁上也就倚满了书架和书柜。在这间房里，壁炉边的榆木靠背椅，桃花心木的便椅和置放鸟笼的小圆几，都是她的遗物。前后餐厅的墙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画像、照片和浮雕，共有四十多件。其中卡莱尔自己的画像和照片当然最多，大致面容清癯，棱角突兀，神情十分严肃，不但眉下目光炯炯，而且鹰隼之下嘴唇紧闭。意志显得非常坚定。卡莱尔早年英俊无须，到了晚年，他便蓄起满腮满颏的须来。世人习见的卡莱尔，是美国画家惠斯勒所绘“卡莱尔像”中的老人。那时卡莱尔已经七十七岁，寂寞鳏居也已六年，图中的老作家侧面而坐，一身黑色大衣，高顶的黑呢帽覆在膝头，右手拄杖，左手压在交叠的股上。此时的卡莱尔须发鬅鬙，神色黯淡，显已垂垂老去。其他人像之中，最引我注意的，是歌德与爱默生。这两位文豪，一位是卡莱尔的前辈，另一位是他的晚辈，和他的关系都很密切。歌德的作品传入英国，卡莱尔是最早的译介人之一，卡莱尔的作品传入美国，则是爱默生的首功。经过这位晚辈的宣扬，卡莱尔早年在美国的声誉甚至超过在英国，作品的销路也是美国领先。
其实爱默生只比卡莱尔小八岁。他曾经两访卡莱尔：第一次是在苏格兰那幽僻清冷的农庄，那时爱默生才三十岁，卡莱尔刚发表了他最杰出的论文《论本色》，最重要的哲学大著《裁缝新制》也甫脱稿，但还不能算已成名。年轻的爱默生却已慧眼独具，觑识他行将领袖文坛的潜力。那时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都已逾花甲，在政治上成为保守分子，浪漫派少壮的一辈，拜伦、雪莱、济慈，均已早夭，而比爱默生更年轻的丁尼生和勃朗宁当然还未成气象；青黄不接的英国文坛，可谓无人。爱默生在卡莱尔对教会、议会、工业社会的猛烈批评里找到了一位先知，感奋之余，便带了经济学家穆勒的介绍信，迢迢北征，去苏格兰拜访卡莱尔。做主人的很喜欢这位美国来客，事后在给穆勒的复信中说：“你介绍的爱默生，在寂静的星期天午后，我们正用膳的时候，乘车来了。这个人真是温和、可嘉、可亲，而又热心，我们真要感谢他那么风趣地解除了我们的寂寞……我真正喜欢此人的一点，便是他的健康，他的怡然自得。”十四年后，爱默生已经成名，在伦敦讲学十分轰动，再访卡莱尔于切恩街五号。这时卡莱尔当然早成了英国文坛的大师，但他的胃疾和脾气似乎愈来愈坏。对于爱默生的再度来访，他似乎颇不耐烦。事后他写信给贝灵夫人说：“和他对谈，真把我累垮了；他似乎有一条美国佬的倒霉规矩，就是，除了睡觉之外，谈话必须无休无止地进行：真是恐怖的规矩。他确是一个心地纯洁而崇高的人；‘崇高’而不博大，就像柳树和芦苇那样，从他那儿是采不到什么果实的。一张精致而瘦薄的三角脸，没有牙床也没有嘴唇，只有削弯的鹰钩鼻子；公鸡特有的那种脸。惊天动地的大事不是这种人做的。”
二楼临街的房间，是藏书室兼客厅，来此拜访的宾客，包括狄更斯、萨克瑞、丁尼生、布朗宁、罗斯金、达尔文，以及马志尼那一群流亡的爱国志士。一八八一年二月五日清晨八点半，卡莱尔便死在这间房里。开始的十年，卡莱尔用这里作书房，他的成名作《法国革命》便完稿于此。该书第一卷的初稿，被穆勒借阅，不慎焚毁；当日也就是在这间房里，卡莱尔看着穆勒脸色苍白、神情惊恐地冲进来，带来令人伤心的噩耗。从一八四三年起，卡莱尔夫人便将此室改为客厅，不但房间加大，窗户也予以拓宽，壁上也裱以美丽的墙纸。今日室内所陈，多为当年旧物。除了近千册的那一橱藏书之外，我认为最动人怀古之情的，有三件遗物。第一件是那四褶的屏风。一八四九年，卡莱尔夫人在上面贴满了版画和人物犬马的图片。她死后，卡莱尔思人怜物，倍加珍爱，甚至后来在自己的遗嘱中，把屏风赠给外甥女玛丽·艾特金。第二件是圆桌上葫芦形古台灯旁供着的长方木盒，当日卡莱尔新婚，歌德寄赠的贺礼数件便珍存盒中：其中的一件是歌德的五卷诗集，上题“卡莱尔伉俪新婚留念”。第三件是卡莱尔坐读用的绿皮扶手椅。椅极宽大，左边扶手上装有一具阅读架，书本可以翻开斜置于架上，架也可以作九十度的推移，十分便于学者安坐久读，椅前还放着一个圆形的厚垫子让坐者搁脚。这一张体贴入微的安乐椅，是卡莱尔八秩大庆时约翰·福斯特献赠的贺礼。正如情人应该有一张好床，作家也应该有一张宜于久坐的好椅。我在卡莱尔的安乐古椅上坐了好几分钟，感到十分欣羡。
卡莱尔的胃病是有名的。在爱丁堡大学苦读的时代，他就患上了消化不良症，后来一直苦于此疾，以致时常脾气急躁，情绪不稳，甚至影响到他的文体。论者常说卡莱尔师承歌德，其实卡莱尔坚毅而沉郁的风格，和歌德的清逸倜傥大异其趣。歌德难于了解卡莱尔的精神困境，正如卡莱尔之难于欣赏歌德的风流自喜。歌德出入宫廷，周旋于帝王卿相之间，卡莱尔却无意于迎合当道。卡莱尔暮年觐见维多利亚女王，女王以为他会侍立应对，不料卡莱尔倚老，只说了一声“对不起”，便径自坐了下去。卡莱尔是一位悲观的先知，兰姆的谐趣与怪诞他往往不能欣赏。他在笔记里感叹说：“哀哉兰姆，哀哉英国，如此可鄙的畸胎儿竟有天才之名！”我相信福斯特送给卡莱尔的这张扶手椅，是特为一位久患胃疾的老人设计的。
三楼是卡莱尔夫妇的卧室，目前由守屋人居住，不对外开放。再上去，便是阁楼了。卡莱尔既苦于胃疾，又兼寝不安枕，总觉得邻近街坊的杂音太吵，使他难于专心写作。先是有一架钢琴叮咚，继而又有一只鹦鹉在饶舌，最后又是哪家院子里有一群“鬼鸟”在厉鸣磔磔，害得卡莱尔不断换书房逃难。终于在一八五三年，他痛下决心，在屋顶加盖一间隔音的阁楼——他着匠人特殊设计，屋顶的天窗特别大，临街的长窗特别窄，屋顶的石板瓦和天花板之间隔成一层气槽，天花板和地板上，更装上可以调节的铁条通风窗。阁楼盖好后，卡莱尔欣然搬进新书房去，却发现泰晤士河的水声传来，这间密室竟有扩音的特效，而附近那些“鬼鸟”的磔磔，仍然隔之不绝。尽管如此，他却在这间密室里，为撰写《腓特烈大帝》（ History of Frederick the Great ）这皇皇巨著，前后工作了十二年。一八六五年，六卷的《腓特烈大帝》全部出版之后，卡莱尔迁回底楼的书房，这间阁楼便改为女仆的卧室了。
榆瑞端详着壁上悬挂的德国历史人物的肖像和室中陈列的一些遗物，诸如作者的手稿、护照、短简和手杖等。我则坐在卡莱尔的写字台前，设想文豪当日，坐在这张椅上，听着泰晤士河东流的波声，时而闭目冥想，时而奋笔疾书的情形。十二年！羽笔都不知写秃了几支？早夭的作家如查特顿（Thomas Chatterton，1752—1770）和济慈，一生创作的岁月，加起来也不过这一半长。要完成这样的巨著，必须时代和作家合作，才能终底于成；如果时代动乱，或是作家命短，就难竟全功了。维多利亚时代太平，文人又多长寿，这样的巨著鸿篇也就不少。卡莱尔动手写《腓特烈大帝》时，年纪已近六十，文名早著，经济无忧，自不必汲汲为稻粱谋，所以才能沉下气来，高楼小阁，一栖便是悠悠一十二载，再下楼来，已成古稀老翁了。不禁想起另一位史学家陈寅恪，后半生流离失所，抗战时期不但营养不良，要门人送奶粉疗饥，就连书写的稿纸也难以为继——比起卡莱尔在这幢华屋里近半世纪的安居长吟，真是令人感叹了。
《腓特烈大帝》全书既出，卡莱尔在学界声誉更隆；就是这一年，他继格拉斯哥之后，被选为他母校爱丁堡大学的校长。这是他一生事业的巅峰。在凯归的心情下，他回到故乡去发表就任演说，却传来噩耗，说卡莱尔夫人病故。老年丧偶，卡莱尔一恸欲绝，从此感伤不振。最后的十五年鳏居，他绝少写作，只是读书自娱，或是接见四方来访“切尔西圣人”的宾客。七十九岁那年，他接受了俾斯麦颁赠的普鲁士大成勋章，却拒绝了英相狄斯累利封他的从男爵号。卡莱尔死后，并未埋于西敏寺，国人从他遗愿，埋他在故乡埃克尔费亨（Ecclefechan）。
两人饱览了近三个小时，在“切尔西圣人”偌大的故宅里，更未遇见第三位朝圣的香客。十九世纪的沉默包围着我们，除了自己的跫音，也未闻当日圣人畏闻的琴声、禽声。两人从楼梯上下来，榆瑞说：
“我就料到不会有什么游客，所以特别带你来，可以从容低回——”
“真是太好了！是要这么沉思冥想，叹凤伤麟，才能进入情况，恍若与古人踵武相接。不像前天去参观狄更斯的故居——”
“那可是挤！”榆瑞举眉睁眼，戏做惊愕之状。
“可不是，三辆游览车停在门外，游客列队而入，接踵而出，人多口杂，不到半个钟头，已经催着上车，说，不然就错过下一个节目了。因为游客太多，狄更斯馆里的一几一椅都有围绳拦护，只觉得一切都有距离，既紧张，又拘束。想象没有回旋的余地，很难投入狄更斯的世界里去。所谓游客，大概是世界上最讨厌的东西了。本地人血汗的现实里，偏有一批批游客来寻梦，东张西望，乱拍照片，不知所云。游客呼啸过处，风景蒙羞，文化跌价。千古兴亡不付给渔樵却付给哓哓的向导。”
“你自己不也是一个游客？”榆瑞笑道。
“所以觉得自己也讨厌。英国这地方，应该住下来慢慢咀嚼。一座西敏古寺，两个小时要一览无余，简直是开玩笑。”
在西敏寺的诗人之隅，卡莱尔并没有塑像，只有一块平面的地碑，位置并不显眼，且为排椅所蔽。卡莱尔生前享名之盛，影响之广，俨然伦敦文坛的盟主，如今他的声誉不再像百年前那样显赫，汗牛充栋的巨著也少人阅读。卡莱尔和狄更斯并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文豪；卡莱尔年长十七岁，可称前辈，狄更斯的小说《艰难岁月》便是献给这位先驱的。百年之后，狄更斯的故居游客摩肩，卡莱尔的旧址却香火冷落，对照一何鲜明。
卡莱尔是历史学家也是传记家，他在《英雄与英雄崇拜》里曾说：“世界史不过是伟人合传。”傅斯年称为“滑稽之雄”的萧伯纳，深受卡莱尔的启发。卡莱尔阴郁的警告，到萧伯纳笔下成了嬉笑怒骂；卡莱尔的英雄，萧伯纳笔下则叫作超人。狄更斯是小说家，他写的大半是中下层社会的匹夫匹妇，但是虚构的小说却似乎比实传的历史更为真实，更接近人性，更垂之永久。卡莱尔在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扮演的是告警报忧的先知，捧着那时代一颗不安的良心，对重量而不重质的工业文明和议会政制，对机械的压倒人性、宗教的流于形式等，无不猛施攻击。在政治上，他是一位富于贵族气质的激进分子，一方面不信任纭纭黔首，另一方面又不屑趋附当道。他对于人民的福利极为关心，但认为拯救之道不在人人争取权利，而在人人尽到责任。这当然是一种理想主义，很难见容于锱铢必较的工业社会。卡莱尔那种一士谔谔、独排众议的胆识，在当时固然折服了多少才彦，但他载道的方式，是《圣经·旧约》里先知的大声疾呼，当头棒喝。他曾经批评同代的另一位历史学家麦考莱说：“麦考莱偶尔一读亦无妨，但谁也不愿住在尼亚加拉大瀑布之下。”话固然说得俏皮，但是也可以反施于卡莱尔自身。下面是卡莱尔典型的啸吟文体：
英勇的海上船长，北方的海上王哥伦布，我的英雄啊，忠诚的大海王！你面临的不是顺境，在这荒凉的深海；你的四周是受挫的舟子在哗变，后面是羞辱与毁灭，前面是看不透的海之面纱。
英国现代作家克勒敦·布洛克对这段的评语是：“如果一位作家长期使用这样的风格，就像一个人声嘶力竭地说话，终使我们感到疲倦。”卡莱尔雄劲突兀的笔锋，当然也不尽如此，不过他确是以诗为文，以文为史，可谓史家中之散文诗人。
下得楼来，榆瑞和我又轻推通道的纱门，步入屋后的花园。约莫五十坪
的面积，比起榆瑞寓所的后院，只得一半大小的光景，但也足够一代文豪行吟流连的了。花园实分两部分。近屋的一边是石板铺砌的天井，卡莱尔生前常爱来这里坐读：盛夏的日子，他会搬一张小书桌，到凉翠的树荫里去写作。远屋的一边有石板路相通，草地和树木修护得十分整洁，可惜天旱，无缘目饫芳草的鲜碧。除了卡莱尔夫人给朋友信中提到的葡萄和胡桃，还有樱桃、山楂、茉莉、薄荷、紫丁香之属。园中原有两张瓷凳子，现在只剩一张，卡莱尔却爱搬一张厨房的椅子来坐。文豪的弟弟从苏格兰送来一把镰刀，他便用来刈草芟藤，然后挂在那樱桃树上。樱桃虽然丰收，群雀却先来偷尝。卡莱尔生前很喜欢这园子，常常亲自来修护。他在信里说：“我可以像从前（在家乡）那样，便装草帽，在园中徘徊。安安静静抽我的烟斗……我买了三株果树，栽在这一方可怜的、多烟的花园里；那些老果树已是一百五十年前某位善人的功德，不是死了，便是需要拔除；只剩下一树梨一树樱桃，似乎是今年水果收成的唯一指望了。或许下一代有位可怜的馋嘴伦敦佬，会比我收成好些。”
先知的预言似乎是落空了。我所见到的英国，不但丰收无着，连绿油油的芳草也枯黄欲萎了。“一老人在干旱的月份，等待下雨。”艾略特的音调在心里响起。甘霖在何处呢？这民族最后的一位英雄，衔着雪茄，已经像先知一样，“与洪荒的巨人长眠在一起”。只留下一位白发的老孀，在荒旱的岁月，拍卖那英雄的颜色维生。
我们走上街去。切恩街二十四号的大门关上，厚沉沉地，像合上维多利亚那时代，黑封面的一部巨书。堤外只有泰晤士河还流着，那波声，不知是诉说时间，还是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