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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看见开普敦，是在明信片上。吸住我惊异的眼光的，不是海蓝镶边的城市，而是她后面，不，上面的那一列山。因为那山势太阳刚，太奇特了，镇得下面的海市觳觫匍匐，罗拜了一地。那山势，密实而高，厚积而重，全由赤露的磐石叠成，才是风景的主体。开普敦不过是他脚下的前景，他，却非开普敦的背景。
再看见开普敦，已经身在非洲了。一出马朗机场，那山势苍郁就已斜迤在望。高速道上，车流很畅，那石体的轮廓一路向我们展开，到了市中心，一组山势，终于正对着我们：居中而较远、顶平而延长，有如天造的石城者，是桌山（Table Mountain）；耸于其左前方、地势较近、主峰峭拔而棱骨高傲者，是魔鬼峰（Devil’s Peak）；升于其右前方、坡势较缓、山也较低、峰头却不失其轩昂者，是狮子头（Lion’s Head）。三位一体，就这么主宰了开普敦的天地，几乎不留什么余地，我们车行虽速，也只是绕着坡底打转而已。
不久我们的车道左转，沿着狮子的左坡驶行。狮首在前昂起，近逼着我们的是狮臀，叫信号山（Signal Hill），海拔三百五十公尺。狮首则高六百六十九公尺，当然也不算高。但是高度可分绝对与相对两种：绝对高度属于科学，无可争论；相对高度却属于感觉，甚至幻觉。山要感觉其高，周围必须平坦低下，才显得其孤绝独尊。如果旁边尽是连峰叠嶂，要出人头地，就太难了。所以最理想的立场便是海边，好教每一寸的海拔都不白拔。开普敦的山势显得如此顶天立地，正由于大西洋来捧场。
从狮臀曲折西南行，也有两公里多路才到狮首坡下。左转东行，再一公里半，高松阴下，停了一排车，爬满青藤的方方石屋，就是缆车站了。
我们满怀兴奋，排队入站，等在陡斜的小月台上。仰望中，衬着千层横积的粗大方石，灰沉沉的背景上，近顶处的一个小红点飘飘而下，渐可辨认。五分钟后，红顶缆车停在我们面前。我们，台湾“中山大学”访非交流团的二十位师生，和其他四五位乘客都跨了上去。
由于仰度太高，对山的一面尽是峥峥石颜，却难见其巅，有如面壁。所以最好的景观是对海的一面。才一起步，我们这辆小缆车已将山道与车站轻轻推开，把自己交托给四十六点五厘米粗的钢缆，悠悠惚惚，凌虚而起。桌山嶙峋突兀的绝壁变成一棱棱惊险的悬崖，从背后扑来我们脚边，一转眼，又纷纷向坡底退下。而远处，开普敦平坦的市区正为我们的方便渐渐倾侧过来，更远处的桌湾（Table Bay）与湾外渺漫的大西洋，也一起牵带来了。整个世界为一辆小缆车回过脸来。再看狮子头时，已经俯首在我们脚底，露出背后更开阔的大西洋水域。
桌山的缆车自一九二九年启用以来，每年平均载客二十九万人，从无意外。从山下到山顶，两站之间完全悬空曳吊，中途没有任何支柱，这么长而陡的单吊（single span）工程由挪威工程师史从索（Trygve Strömsoe）设计，为世界首创。全程一千二百二十公尺，六分钟就到了山顶站。
开普敦的屋宇，不论高低远近，都像拜山教徒一般，伏了一地，从桌湾的码头和西北方的大西洋岸，一直罗拜到桌山脚下。但桌山毕竟通体岩壁，太陡峻了，开普敦爬不上来，只好向坡势较缓的狮山那边围了过去。俯视之中，除了正对着邓肯码头，沿着阿德里（Adderley）与雅士道（Heerengracht）那一带的摩天楼簇之外，就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来说，开普敦的高厦实在不多。当然不是因为盖不起，而是因为地大，向东，向南，一直到福尔斯湾岸尽是平原，根本无须向空发展。
开普敦在南非有“母城”（Mother City）之称，而桌山的绰号是“白发老父”（Grey Father）。这花岗石为骨，沙岩为肌的老父，地质的年龄已高达三亿五千万岁，但是南非各城之母迄今不过三百多岁，也可见神工之长，人工之短。
雅士道的广场上有一座铜像，阔边毡帽盖着披肩长发，右手扶剑支地。有铜牌告诉我们，说是纪念荷兰人赞·范里贝克（Jan van Riebeeck）于一六五二年四月六日建立开普敦城。当年从荷兰航行到非洲南岸，要足足四个月。他领了三船人从一六五一年圣诞前夕起锚，才三个半月便在桌湾落锚。第二天他便在桌湾上岸，选择建堡与垦种的地点。在他经营之后，远航过路的水手终于能在此地补给休憩，开普敦也成了“海上客栈”。赞·范里贝克领辖这片新辟地，凡十年之久，才奉调远去爪哇，后来死在东方，官至印度评议会秘书。他自觉位不够高，不甚得志，身后却被尊为开普敦开埠之父，甚至印上南非的大小四色钞票，成为南非钱上唯一的人头。
十八世纪初，脚下这母城经过半世纪的经营，还只有两百户人家。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军曾拟攻占，却被法国捷取，与荷兰共守。一七九五年，陷于英军，八年后，被荷兰夺回。一八〇六年，再被英军所占。十四年后，四千名英国人更移民来此，逼得赞·范里贝克当年带来的荷裔，所谓布尔人（Boer）者，纷纷退入内地，终于激起一八八〇年及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二年的两次英荷战争（Anglo-Boer War），简称布尔战争，又称南非战争。结果是布尔人战败，在一九一〇年成立南非联邦。一九六一年，经全国白人投票复决，仅以百分之五十二的多数决定改制为南非共和国，并且脱离大英联邦。
这种英荷对立的历史背景，一直保留到今日。例如英文与荷文（Afrikaans即南非荷裔使用的本地化了的变体荷文）并为南非的公用文字；四百五十万白人里，用英文的有一百七十万人，用荷文的有二百六十万。在印度后裔的八十万所谓亚洲人中，说英语的占了六十万。南非所谓的有色人种（The Coloureds）并不包括印度人及黑人，而是专指异族通婚的混血种，所混之血则来自早期的土人霍屯督人（Hottentots）、荷兰东印度公司从亚洲输入的奴工，再加上早期的白人移民和后期的黑人。有色人种多达二百六十万人，其中说荷语的占二百二十多万，而说英语的只有二十八万。南非的二十一所大学里，教学所用的语文也颇有分歧。例如，创校已有七十三年的开普敦大学，就是用英语教学，而斯泰伦博斯大学（Stellenbosch），则使用南非荷语。
政治上也是如此。荷裔开发的北方二省，一名奥兰治自由邦（Orange Free State），一名德兰士瓦（Transvaal），两省之名都与布尔人北迁所渡之河有关。奥兰治河乃南非最长之河，横越北境而西注大西洋；越河而得自由。瓦尔河（Vaal）为其主要支流：德兰士瓦，意即瓦尔对岸，也是北渡心态。
甚至首都也有两个：德兰士瓦的省会比勒陀（Pretoria）是行政首都，好望角的省会开普敦则是立法首都。一北一南，也是白人间的一种平衡。
我们走到缆车站后面的小餐馆去，等吃午餐。那店的三角墙用干洁的花岗石砌成，白里带赭，还竖着一支烟囱，店名叫做鹰巢。我们索性坐到店外的露天阳台上去，虽然风大了一点，阳光却颇旺盛，海气吹袭，令人开胃。我坐得最近石栏，灰黑的石面布满花花的白苔，朝外一望，才明白为什么要叫鹰巢了。原来整个店就岌岌可危地栖在桌山西台的悬崖边上，不安的目光失足一般，顺着沙岩最西端的陡坡一路落啊落下去，一直落到大西洋岸的克利夫敦镇，被一片暖红的屋顶和前仆后继的白浪所托住。再向南看去，尽管天色晴朗，只见山海相缪，峰峦交错，蜿蜒南去的大半岛节外生枝，又不知伸出多少小半岛和海岬，彼此相掩，岂是一望能尽？毕竟，我只是危栖在鹰巢上而不是鹰，否则将腾身而起，鼓翅而飞，而逐“飞行的荷兰人”（The Flying Dutchman）之怨魂于长风与远浪之间。
“你的咖喱牛肉来了。”淡巧克力肤色的女侍端来了热腾腾的午餐。
大家也真饿了，便大嚼起来。坐在这么岌岌而高的露台上，在四围的山色与海气之中，虽然吃的是馆店的菜，却有野餐的豪兴。这是南半球盛夏的午晴时光，太阳照在身上，温暖而不燠燥，不过摄氏二十五六度的光景。风拂在脸上，清劲而脆爽，令人飘然欲举，有远扬之意。这感觉，满山的高松和银树（silver tree）似乎都同意。不知从哪里飞来了两只燕八哥，黑羽像缎一般亮，径自停在我肘边的宽石栏上，啄起面包屑来。
“你看，山顶在起云了。”我存指着远处说。
这时正是黄昏，我们已经回到旅馆。房间在二十七楼，巨幅的玻璃长窗正对着的，仍是那天荒地老永不磨灭的桌山。那山的庞沛体魄，密实肌理，从平地无端端地崛起，到了半空又无端端地向横里一切，削成一片三公里长的平台，把南天郑重顶住，尽管远在五公里外，仍然把我的窗子整个填满。要是我离窗稍远，就只见山色，不见天色了。
我们在开普敦住了三天，最令我心动而目随的，就是这屏山。虽然绝对的海拔只有一千零八十七公尺，却因凭空涌起，一无依傍，而东西横行的山势端端正正地对着下面蜷伏的海城，具有独当一面之尊，更因魔鬼峰盘踞在右，狮头山镇守在左，倍增气势。最壮人心目的，当然还是桌山的大平顶，那奇特的轮廓与任何名山迥不相同，令人一瞥不忘。那形象，一切过路的水手在两百公里外都能眺见。
熟悉开普敦的人都认为：没有桌山就没有开普敦，他矗立在海天之间，若一道神造的巨石屏风，为脚底这小婴城挡住两大洋的风雨。中国人把山的北面叫做山阴，开普敦在南半球，纬度相当于徐州与西安，日照的关系却正好倒过来，等于在山之阳，有这座巨壁来蔽风留日，气候自然大不相同。他俯庇着开普敦，太显赫，太重要了，绝非什么background，而是一大presence，抬头，永在那上面，实为一大君临，一大父佑。他矗起在半空，领受开普敦人的瞻仰崇拜，每年且以两名山难者来祭山，简直成了一尊图腾，不，一尊爱康。若说开普敦是七海投宿的客栈，那桌山，正是无人不识的顶天店招。
八亿年前，桌山的前身原为海底的层层页岩，由远古大陆的原始河水冲入海中，沉淀累积而成。两亿年后，其中侵入花岗岩火热的熔浆，包藏不住，天长地久的层积便涌出海来。历经多次的地质变动，一亿八千万年前，叫做冈瓦纳（Gondwana）的超级大陆，发生板块移动，或许就是南美洲与非洲砉砉分裂吧，桌山的前世因地壳变形弯曲，升出海面六公里之高，而表面也裂了开来，经过气候的侵蚀，变成了今日东西台之间的峭峡（Platteclip Gorge）。
比起这些太古史来，赞·范里贝克（Jan van Riebeeck）三百年前在山脚建城，简直像是新闻了。人类对这尊石神一般的父山，破坏之剧不下于万古的风雨。锡矿与金矿曾在山上开采。为了建五座水坝并通缆车，也多次炸山。而损害尤烈的，是五十年来一直难以控制的频仍山火。尽管如此，桌山上能开的花，包括紫红的蒂莎（Disa）、艳红的火石楠（Fire Heath）和号称南非国花而状在昙花与葵花之间的千面花（Protea），品种多达一千五百以上，据说比英伦三岛还要繁富。我国古代崇拜名山，帝王时常登山祭天祀地，谓之封禅。南非的古迹委员会（Historical Monuments Commission）也在一九五七年尊封此山为自然古迹（natural monument）。
“你看哪，云愈来愈多了！”我存在窗口兴奋地叫我。
“赶快准备相机！”我也叫起来。
轻纱薄罗似的白云，原来在山头窥探的，此刻旺盛起来，纷纷从山后冉冉升起。大股的云潮从桌山和魔鬼峰的连肩凹处沸沸扬扬地汹涌而来。几分钟后，来势更猛，有如决堤一般。大举来犯的云阵，翻翻滚滚，一下子就淹没了整座桌山的平顶。可以想见，在这晴艳艳的黄昏，开普敦所有的眼睛都转向南天仰望。
“这就是有名的铺桌布了。”我说。
“真是一大奇景。普通的云海哪有这种动态？简直像山背后有一只大香炉！”
“而且有仙人在扇烟，”我笑说，“真正的大香炉其实是印度洋。”
“印度洋？”我存笑问。
“对啊，这种铺桌布的景象要凑合许多条件，才能形成。”说着，我把海岬半岛的地图向她摊开。“因为地球自转的关系，南半球三十五度到四十度的纬度之间，以反时钟的方向吹着强烈的东南风。在非洲南端，这东南风就是从印度洋吹向南非的东南海岸。可是南非的山脉沿海不断，东南风受阻，一路向西寻找缺口，到了开普敦东南方，终于绕过跟好望角隔海相对的汉克立普角，浩浩荡荡刮进了福尔斯湾。”
“福尔斯湾在哪里？”她问。
“这里，”我指着好望角右边那一片亮蓝，“风到此地，湿度大增。再向西北吹，越过半岛东北部一带的平原，又被阻于桌山系列，只好沿着南边的坡势上升。升到山顶，空气骤然变冷，印度洋又暖又潮的水气收缩成大团大团的白云，一下子就把山头罩住了。”
“为什么偏偏罩在这桌山头上呢？”她转向长窗，乘云势正盛，拍起幻灯片来。
“因为桌山是东西行，正好垂直当风。要是南北行，就聚不了风了，加以山形如壁，横长三公里多，偏偏又是平顶，所以就铺起桌布来了。”
“而且布边还垂挂下来，真有意思。”她停下相机，若有所思。“那又为什么不像瀑布，一路泻下山来呢？你看，还没到半坡，就不再往下垂了。”
“风起云涌，是因为碰上山顶的冷空气。你知道，海拔每升高一千英尺，气温就下降……”
“四度
吧？”她说。
“……下降华氏五度半。相反地，云下降到半山，气温升高，就化掉了。所以，桌布不掉下来。”
“今天我们在山顶午餐，风倒不怎么大。”她放下相机说。
“据说上午风势暂歇，猛吹，是在下午。开普敦名列世界三大风城，反而冬天风小，夏天风大。夏天的东南风发起狠来，可以猛到时速一百二十公里，简直像高速路上开车一样了。从十月到三月，是此地的风季。本地人据说都怕吹这狂放的东南风，叫它south-easter，但是另一方面，又叫它作Cape Doctor。”
“海岬医生？什么意思？”
“因为风大，又常起风，蚊蚋苍蝇之类都给吹跑了，乌烟瘴气也全给驱散。所以开普敦的空气十分干净。”
“又能变化风景，又能促进健康，太妙了。”她高兴地说。
“真是名副其实的‘风景’了，”我笑指桌山，“你看，桌布既然铺好，我们也该下楼去吃晚饭了吧。”
饭后，回到二十七楼的房间，两人同时一声惊诧。
长窗外壮观的夜景，与刚才黄昏的风景，简直是两个世界。下面的千街万户，灯火灿明错密，一大盘珍珠里闪着多少冷翡翠、热玛瑙，啊，看得人眼花。上面，啊，那横陈数里一览难尽的幻象，深沉的黛绿上间或泛着虚青。有一种磷光幽昧的感觉，美得诡秘，隐隐然令人不安。像一幅宏大得不可能的壁画，又像是天地间悬着的一幅巨毯，下临无地，崇现在半空，跟下面的灯火繁华之间隔着渊面，一片黑暗，全脱了节。
我们把房里的灯全熄掉，惊愕无言地立在窗口，做一场瞠目的壮丽梦魇。非洲之夜就是这样的吗？等到眼睛定下神来，习于窗外的天地，乃发现山腰有好几盏强光的脚灯，五盏吧，正背着城市，举目向上炯炯地探照。光的效果异常可惊，因为所有的悬崖突壁都向更高处的岩面投影，愈显得夸大而曳长。就这么一路错叠上去，愈高愈暗，要注目细察，才可认出朦胧的平顶如何与夜天相接，而平顶的极右端，像一闪淡星似的，原来是与人间一线交通的缆车顶站。后来才知道，那一排脚灯的亮度是一千六百万烛光。
半夜起来小便，无意间跟那幻景猛一照面，总会再吃一惊。也许是因为全开普敦都睡着了，而桌山，那三亿五千万岁的巨灵，却正在半空，啊，醒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