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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部《权益证明》是以太坊创始人维塔利克·布特林的一本自选文集，全书收录了他从2014年到2021年间撰写的重要文章。可以说，本书既是一部记录布特林思想发展的简史，又是一部研究以太坊发展的一手文献。
相信大多数关注区块链的朋友都会对人称“V神”的布特林有所耳闻，这里仅对他做一个简单的介绍。1994年1月31日，布特林出生于俄罗斯莫斯科州的科洛姆纳，父亲迪米特雷·布特林是一位计算机科学家。受父亲的影响，布特林自幼就对数学和计算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据说在四岁时，他已经可以使用电脑，并进行一些简单的编程。六岁时，布特林随父母移居加拿大，并进入当地小学的天才班学习。在中学阶段，布特林在数学、经济学和编程方面的天赋展露无遗，但与此同时，他并不太热衷于参加同龄人的各种活动。除了学习外，他最大的兴趣是玩《魔兽世界》。从2007年到2010年，他都沉迷于此。2011年，《魔兽世界》的运营商削弱了布特林最喜欢使用的术士角色的“虹吸生命”法术，让这位“网瘾少年”痛苦不已。经再三与游戏运营商交涉无果后，他悟出了一个道理：在《魔兽世界》这样中心化运营的网络产品中，用户根本没有发言权，而要夺回用户的权利，就必须实现网络的去中心化。正是在那时，布特林从自己的父亲那里了解到比特币，这个去中心化网络马上就让刚刚被中心化平台伤害的他着了迷。于是，他很快就成为比特币的研究者和义务宣传员，并和几位朋友一起创立了《比特币杂志》。中学毕业后，布特林进入滑铁卢大学学习。大学期间，他担任了密码学家伊恩·戈德堡的助理，并从戈德堡那里学会了更多的密码学知识。随着对比特币及其背后的区块链知识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布特林逐渐认识到比特币虽然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却有很多难以克服的缺陷，而要修正这些缺陷，就需要有一个全新的区块链网络。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下，布特林于2013年发布了以太坊白皮书。随后，他果断辍学，在2014年和加文·伍德一起创办了以太坊，并推动以太坊网络在2015年底正式启动。转眼之间，七年多的时间已经过去，现在的以太坊不仅完成了从1.0到2.0的升级，还成长为区块链世界最大的开源公链，而在此背后，作为创始人和“主脑”的布特林显然功不可没。
本书收录的二十三篇文章被分为三篇，分别被命名为“预挖矿”“工作量证明”“权益证明”。对区块链比较熟悉的朋友应该知道，这三个都是与区块链相关的技术名词。其中，“预挖矿”指的是在区块链正式运行之前发行通证，以此进行融资。工作量证明是区块链共识机制的一种，它要求区块链用户通过耗费算力来争夺记账权。早先的区块链项目，如比特币，以及初期的以太坊都采用了这种共识机制。权益证明则是另外一种共识机制，它要求用户通过质押资产来获得记账权。相比于工作量证明，权益证明不仅更为高效、更为节能，而且还具有更能抵御风险等特征。
在最初建立以太坊时，布特林就曾经设想过这种更好的共识机制，但限于当时的条件，他还是先选择了工作量证明机制。不过，在以太坊略成规模之后，布特林就推动了从工作量证明向权益证明机制的转变。到2022年的以太坊升级，这个转变已经完成。
用以上三个名词作为三篇的标题，正好对应了以太坊经历的三个阶段。具体而言，“预挖矿”篇收录的主要是从布特林构思以太坊开始，到以太坊正式上线前的文章；“工作量证明”篇收录的主要是以太坊创立之初，以工作量证明作为共识机制时期的文章；而“权益证明”篇收录的则主要是以太坊开始从工作量证明转向权益证明时期的文章。
下面是对这些文章的详细导读。
在这篇文章中，布特林介绍了加密货币的激励作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激励生产活动的方案主要有两种：一是市场，二是机构。但布特林则认为，随着比特币的出现，加密货币将会成为一种新的激励手段。
加密货币为什么能成为一种激励手段呢？其奥秘来自一项长期被忽略的货币职能，即铸币税。我们知道，在货币银行学的教科书上，货币的基本职能主要包括交换媒介、价值存储，以及价值尺度。但事实上，从货币的发展史看，铸币税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货币职能。什么是铸币税呢？简而言之，就是货币的市场价值与其内在价值的差额。最初，人们使用的是金属货币，因此铸币税是很少的；随着法定货币的出现，铸币税开始越来越多。直到现在，纸币本身的价值已经接近于零，因此铸币税就接近货币面值的全部。在法定货币体系下，所有的铸币税都会成为国家的收入，因而它只能通过国家的行为来间接影响人们的行为。但是，当加密货币出现后，这种情况就发生了改变。借助区块链等技术，一个社区内部的人可以发行自己的加密货币。这些加密货币有市场价值，同时其内在价值又很低，因此它就可以带来丰厚的铸币税。
在布特林看来，由此产生的铸币税可以在社区范围内作为一种有力的激励手段。它不仅可以用于社区范围内的商业活动，还可以作为“社会币”用于支持社区内的公共品建设。这样，只要整个社区设定好加密货币的发行规则，就能够以一种去中心化的方式激励社区内的人们更好地合作，并创造出更大的共同价值。
在这篇文章中，布特林分析了比特币网络存在的缺陷，并提出了建立以太坊的设想。在比特币出现后，很多人都认识到，比特币不仅可以作为一种简单的加密货币来使用，其本身的区块链网络还可以作为一种基础设施。在此基础上，人们可以开发各种应用。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就出现了染色币等一批基于比特币网络的应用。
布特林在观察了这些应用之后发现，在比特币网络上构建应用的想法虽然不错，但是很低效。这是因为比特币自身的可扩展性很低，无法承载太多在它之上运行的应用。基于这种现象，布特林认为，可以用区块链来构建一个专门的基础网络，并用它支持各种应用的发展。现在的我们知道，布特林设想中的这个新网络就是后来的以太坊。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在写作这篇文章时，布特林还没有创立以太坊，但是他已经对以太坊未来多年的发展给出了方向。例如，他当时已经提出，以太坊的未来会将共识机制从当时流行的工作量证明机制转向权益证明机制。虽然这些想法在当时看来是异想天开、不切实际的，但多年后再回头看这些观点，却发现它们竟然如此高瞻远瞩。
在这篇文章中，布特林向读者介绍了智能合约的概念，并对智能合约可能的应用进行了畅想。所谓智能合约，简而言之就是建立在区块链上的、基于程序自动执行的合约。缔约各方可以事先把合约写入程序，只要触发了合约中提及的条件，合约就会自动执行。
在布特林看来，智能合约有巨大的应用前景。例如，智能合约可以和事实货币相结合，构造出一种新的财产形式。这里，所谓的事实货币不同于现在大家熟悉的法定货币，它没有政府的支持，本身只是一个资产负债表。如果人们可以设定基于这些资产负债表的智能合约，那就可以将表上的资产在不同人之间进行转账。这样，这个只存在于表上的财产就可以具有我们熟悉的财产那样的功能。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智能合约的使用非常便利，但由于区块链和物理世界并不直接相通，因此在有些时候会产生一些争议。为了应付这种情况，布特林构思了一种基于智能合约的法官制度。法官们只需要对一些事实情况做出判断，智能合约就会生成最终的裁决意见，并自动执行。通过这一制度，就可以有效处理各种与智能合约相关的争议问题。
在比特币出现六年之后，整个加密生态圈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众多的区块链和链上应用纷纷出现。然而，随着生态的繁荣，加密圈也陷入分裂，各项目之间的理念、愿景开始出现巨大的差异。在比特币最高纲领主义者看来，这种分裂和繁荣已经违背了由比特币开创的加密精神，是一种不忠和背叛，其后果是让不同项目变成一个个孤岛。对此，布特林在《论孤岛》一文中评论了这一观点。
在布特林看来，加密生态圈的分裂是由于缺乏共识。人们在很多问题上都有不同的理解，并且对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也有自己的探索。对于由此产生的差异，应当予以接受，而不应该像比特币最高纲领主义者那样简单予以否定。但与此同时，布特林也认为不同项目之间的互不相干不利于加密领域的发展，而在各种分裂项目的背后，其实还存在着很多共识性的东西。因此，他建议人们以模块化的方式设计自己的项目，并融入生态系统，让整个系统变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他的这种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以太坊应用生态的发展。
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去中心化自治组织，也就是所谓的DAO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对于DAO的产生和流行，人们给出了很多解释，而在《超理性与DAO》一文中，布特林则从超理性的角度对此给出了一个全新的解释。
众所周知，在现实中，有很多因素会阻碍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的“囚徒困境”：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从社会最优的角度看，人们之间维持合作是最优的，但是人们如果基于自己的个人理性，就会做出背叛的决定，从而让合作无法进行。这就告诉我们，单纯的理性不足以维持合作。
针对这一情况，布特林提出了超理性的概念。这个概念有点类似于博弈论中的“以牙还牙”策略，但并不完全相同：它要求人们在考虑是否与人合作时，先判别其类型，如果发现他是讲道德的，就采取合作战略；如果发现他是不讲道德的，就采取背叛战略。
很显然，超理性能否很好地发挥作用，将取决于识别潜在合作者的类型。对于个人，这一点可以通过观察他日常的行为来实现，但是对于组织，实现这一点就要难得多。布特林认为，传统中心化组织的复杂性会让人们难以认识到它的真面目，甚至连组织内部的不同部门之间，都难以知道彼此的真相，这就影响了超理性作用的发挥，从而让合作难以有效进行。虽然现在的很多技术可以帮助人们观察组织中所有部门、所有人的行为，但这又会带来侵犯隐私等问题。针对这样的情况，布特林认为DAO天然比传统的中心化组织具有优越性。由于DAO的运行规则都是公开的，所有人都在智能合约的指引下行事，因此希望与一个DAO合作的人可以很容易在不侵犯组织内部人隐私的前提下知道DAO本身的情况，并由此决定是否与它进行合作。由此，布特林就从超理性的角度论证了DAO存在的合理性。
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很多基于区块链的应用纷纷兴起。但总体来说，这些应用都是相对小众的。这让人们不禁要问：区块链到底什么时候能够产生一个拥有大量用户的杀手级应用？在《区块链技术的价值》一文中，布特林回应了这个问题。
布特林认为，基于“低垂的果实”理论，区块链可能并不会产生杀手级应用。但是，这并不代表区块链技术是没有价值的。在他看来，所谓的杀手级应用，只是对拥有某一需求的特定人群的应用，从表面上看，它的用户群体可能很大，产生的价值可能很高。但是，与广大的长尾需求相比，这些“头部”需求产生的总价值或许是很小的。区块链的真正价值，是要作为“世界计算机”，让更多长尾应用在链上生长，从而满足广大的长尾用户的需求。布特林认为，对于那些经济、金融和互联网基础设施难以运行的国家和地区，区块链将具有尤其重要的价值。
由于布特林认为区块链的最大价值是作为基础设施、容纳广大不同品类的应用，所以他认为区块链技术的未来发展方向就是要让人们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来使用它。熟悉以太坊历史的朋友不难看到，以太坊后来的很多实践，如从工作量证明机制转向权益证明机制，就是基于这一判断实施的。
这篇短文是布特林对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发出的一份合作倡议。随着区块链技术的日渐成熟，越来越多来自其他研究领域的人都开始将目光投向区块链，希望用区块链来解决这些领域的问题；而与此同时，从事加密经济学研究的人员也开始尝试为区块链寻找现实的应用场景。布特林认为，这两类研究人员虽然有不同的出发点和诉求，却有着很多共同点，他们的研究也有很多交集，因此他们不应该各自行事，而应该相互倾听、互相合作，从而让共同的事业获得更好更快的发展。
在这篇短文中，布特林解释了自己对权益证明机制的偏好。这种偏好来自“密码朋克”的一个基本哲学信条，即用技术保护个人的自主性。
在现实中，破坏总是比建设容易。比如，我们建设一座城堡可能要很多年，但是用炮火摧毁它可能只需要几分钟；我们建设一个网络系统可能需要很多年，但黑客用病毒摧毁它可能只需要几秒钟。密码朋克主义者的目标就是要利用技术手段打破这种不对称性，从而帮助处于弱势的被攻击者一方。
比特币系统尝试用工作量证明来做到这一点。在比特币系统中，如果有人试图通过“51%攻击”对系统发动攻击，则需要承担大量的算力成本。然而，这套防守机制的成本是巨大的，导致其运作效率十分低下。不仅如此，在工作量机制下，从攻击中恢复系统会需要很高的成本。虽然从理论上讲，人们可以通过分叉对攻击者进行反击，但由于这种反击的成本高昂，所以在面对连续的攻击时，弱势一方根本无力抵抗。也就是说，工作量机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攻守双方的力量对比。
相比之下，权益证明机制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做到这一点。在权益证明机制下，如果有人要发动“51%攻击”，那么他就需要质押大量的资产，这会让攻击者付出很大的机会成本。因此，只有当攻击后的利益分配方案有利于他，并且大家最终都屈服于这个方案时，攻击才可能有利可图。不过，由于人们进行分叉的成本比在工作量机制下低得多，所以如果一个方案并不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它就很难得到人们的认同，更难以此获利。从这个角度看，权益证明机制就成了一种比工作量证明机制更能保护被攻击者一方利益的机制，因而它也更加符合加密朋克精神的设计哲学。
在区块链和加密货币相关的研究中，“去中心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但这个概念本身十分模糊，不同的人对这个概念有不同的解释。在《去中心化的含义》一文中，布特林详细解读了去中心化的定义、作用等问题。
在布特林看来，可以从三个维度，即架构维度、政治维度，以及逻辑维度判断中心化/去中心化。判断架构是否去中心化的标准是看系统究竟由多少机器组成，可以容忍多少机器损坏；判断政治是否去中心化的标准是看系统从根本上由多少人控制；而判断逻辑是否去中心化的标准则是看系统究竟是一个单一整体，还是松散的群体，是否可以被拆分成相对独立的单元。现实中，不同的组织或事物可能是在某些维度上中心化，而在另一些维度上去中心化。当然，这三个维度之间的中心化是相互关联的。架构上的中心化可能导致政治上的中心化，而逻辑上的中心化则可能导致架构上的中心化。
布特林认为，去中心化有很多实用价值。例如，它可以让系统有更好的容错能力，能够让系统更好地抵抗攻击，并且可以防止合谋带来的风险。所有这些特征，都可以保证系统更加稳定地运行。
在加密行业的发展过程中，如何进行区块链治理一直是一个重要问题。在《区块链治理笔记》一文中，布特林深入阐述了这一问题。
目前，关于治理问题，有两种不同的观察视角：决策函数视角和协调视角。前者将治理过程视为一个函数，输入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就会得出不同的决策结果；而后一种视角则尝试从分层的观点来看待治理问题。其中，治理的第一层决定了一些底层的规则；而第二层则根据规则，协调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在布特林看来，用协调视角看待治理过程是更为有益的，但用这个视角看待治理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弄清究竟每一层应该选择怎样的治理方法。
从总体上看，现在的链上投票治理有两种模式：紧密耦合投票和松散耦合投票。前者主张对链上投票的结果采用一种中心化的执行方式，如果对结果不认同，则只能采用分叉的方式另外建立一条链；后者主张对投票结果采用一种柔性的执行方式，用户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执行投票结果（如是否下载某一功能补丁）。在实践中，有不少人高估了第一种模式，而比较轻视第二种模式。布特林并不赞同这一观点，他认为，这两种治理模式各有利弊，比如松散耦合投票可能更容易产生贿赂问题，但可以减轻非代表性问题，而紧密耦合投票则相反。因而，在治理区块链时，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对两个层面的治理模式进行良好的设计。一般地，第一层可以采用紧密耦合，而第二层则可以采用松散耦合。
一些人认为，可以用数字宪法来保存组织的核心属性。布特林认为，这种想法虽好，但考虑到很多规范都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加以规避，因此这些属性只应该被写在第二层，而不应该被写在第一层。
针对一些人主张用核心开发者共识取代链上投票治理的设想，布特林也表示反对，认为这是象牙塔精英不顾用户体验的一种空想。相比于这种想法，他更倾向于一种被称为“多因素共识”的治理思路，即对不同的协调标志、不同的机制和组织进行投票，最终的决定取决于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而产生的结果。
基于区块链的社区的正常运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区成员的参与，而部分成员的合谋攻击则可能对这种参与造成很大影响，从而破坏社区的运作。在实践中，合谋可以表现为很多形式，包括：一些用户注册虚拟身份，进行虚假投票；社区中的财阀通过收买用户进行投票；某些用户通过贿赂其他用户进行投票等。如何应对这些合谋行为造成的破坏，就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论合谋》一文中，布特林深入分析了这个问题。
在布特林看来，应对合谋问题的思路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是“无身份”和“合谋安全”的博弈；第二种则是直接对身份和合谋抵抗问题进行攻关。所谓“无身份”就是要让用户参与活动的凭证不再是他的身份，而是依靠算力、质押的财产，或者其他有价的东西。其基本逻辑就是要提高攻击的成本，从而吓阻攻击者。比如，像中本聪设计的工作量证明机制中，最终的决定权标准就是算力。即使有人可以造出很多假账户，或者说服很多用户支持他，如果不能获得足够的算力，也不能对系统造成实际的攻击。而在权益证明机制中，人们拥有的投票权则依靠质押的资产。只有账户，没有真金白银质押，也不能发动攻击。但是这种应对合谋的方式依然存在很多漏洞。比如人们可以通过租赁来获得大量通证，然后通过质押它们进行投票，在投票结束之后再归还通证。理论上，这可以让攻击做到没有成本。
第二种思路是直接从身份入手，对合谋进行抵抗。在布特林看来，现在人们之所以可以进行合谋，是因为在决策时系统无法核验其身份的单一性。因此，通过更为严格的验证机制，如文中所说的“身份系统”机制，就可以有效地解决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从现在回顾布特林当时的论述，就会发现这可能是他后来提出的“灵魂绑定”思想的早期来源。
在《论言论自由》一文中，布特林讨论了欧美国家言论自由的边界问题。在他看来，人们是否可以自由地发表言论和观点，主要取决于他所在的场合。具体来说，在公共空间，应该允许言论的自由表达，让不同的观点都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在私人空间，则允许开展言论审查，控制不合规范的言论。需要指出的是，布特林在文中指出的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与我们通常意义上认知的有所不同。他认为，即使有些空间是由私人运营的，但是如果它是公众运作的，其价值来自公众，那么它就是公共空间，在这样的空间应该允许言论自由。
在《作为责任的控制》这篇短文中，布特林讨论了监管形势的变化对互联网发展趋势带来的重要影响。在互联网发展的早期，针对网络平台的监管是十分宽松的，因而像脸书、谷歌等公司都致力于掌控自己所能接触到的一切。比如，它们会大规模搜集用户的个人信息和隐私数据，会对用户设定很多规则。原因很简单，从事这一切对它们而言是有收益而没有成本的。但是，近年来，随着互联网领域的监管日益严格，控制已经逐渐从一种收益变成一种成本。这种趋势使现在的网络平台更加希望减少自己的控制范围，从而减少自己的责任。在布特林看来，这个趋势是有利于密码朋克的，因为他们崇尚的去中心化思路天然地不追求控制，所以在严格的监管政策下，它们可能会获得比中心化网络平台更大的优势，从而迎来发展的良机。
本文可能是全书中最为轻松的章节。在这一章中，布特林向读者介绍了有意思的小游戏。尽管这些游戏十分简单，但都具有十分精巧的数学构造，并且对现实颇具启发意义。比如，“1.58维象棋”就向人们展示了在低维空间中防守要比进攻容易得多，这似乎隐喻了一种通过降维来提升系统抗攻击能力的思想。
在这篇文章中，布特林探讨了机制设计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即可信中立。
在布特林的语境中，机制就是算法加激励，它规定了人们在从事各种活动后可以得到什么。人们可以通过设计一个特定的机制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如果要让这个机制行之有效，那么它必须保证高效并且激励相容。我们日常看到的市场、拍卖、民主以及区块链，归根到底都是一套特殊的机制。
布特林认为，在机制设计的过程中，可信中立应该是一条重要的原则。所谓可信中立，首先应该是中立的，也就是说它应该对所有人一视同仁，而不对特定人群进行歧视；其次，这种中立应当是一种“共同知识”，是被所有人知道并且相信的。由于可信中立具有公平性，所以它很容易被更广泛的人群接受，因而满足这个原则的机制在运作中遇到的阻力也就更小。布特林用这个观点审视了很多机制，例如产权制度。对于这一制度，法学家和政治学家习惯于从天赋人权的角度解释它的合理性，而布特林则认为，它的合理性来自其可信中立。由于它是可信中立的，所以就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就能更高效地运行。
要保证一个机制是可信中立的，可能需要很多条件。在文中，布特林强调了四点：（1）不将特定人群或结果写入机制；（2）开源且执行过程可以公开检验；（3）保持简洁；（4）不要经常更改。
当然，作为一个务实主义者，布特林在强调可信中立的重要性时，也强调了有效性的重要。他认为，要做到彻底的可信中立是困难的，因此相比于苛求完美，一旦发现机制不够可信中立就弃之不用，在一些方面选择适当的妥协是必要的。
在通常的认识中，协作，即人们为共同利益而一起努力是一种正面的行为。但在《好的协作和坏的协作》中，布特林挑战了这种认识。在他看来，协作既有可能是好的也有可能是坏的，这最终取决于参与协作的人的数量。如果世界上所有人都各自行事，不进行任何协作，那么整个社会就会成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霍布斯丛林”；而如果所有人都彼此协作，那么就可能达到最好的结果；但是如果只有一部分人互相协作，这就是合谋，它对社会的危害可能是巨大的。
为了防止合谋产生的负面后果，布特林建议用去中心化加以应对。他非常强调区块链技术在反合谋过程中的作用：由于区块链的算力从理论上讲是非常分散的，因此它可以比传统的中心化企业更好地抵御合谋的风险。需要指出的是，布特林的这一观点也受到一定的质疑。例如，有人以比特币为例，认为整个比特币网络的大部分算力事实上就是被几个矿池掌握的，而这几个矿池经营者之间的关系又非常密切，因而它很难在真正意义上达到反合谋的目的。针对这一点，布特林给出了反驳，他认为，即使如此，道德障碍、内部谈判失败、反协作以及背叛风险等因素的存在，也可以让区块链比中心化企业在反合谋这一点上表现得更好。
在强调去中心化的基础上，布特林提出了两条反合谋的原则：一是反协作；二是“共担责任”。所谓反协作，就是要设法制造一些可以反对协作的措施，来保证少部分人利用合谋进行不法行为。而“共担责任”就是要让所有人都为自己的决策负责。当然，合谋的参与者也必须为他们的行动付出代价。布特林特别强调了分叉的作用。在他看来，这是符合以上两个原则的。如果在一个区块链中，一部分算力掌控者通过51%攻击来实施某些不被广大社区成员认同的方案，那么社区成员就可以通过分叉进行抗议。这样，攻击者虽然付出了成本，但不会从攻击中获得任何收益。
最后，布特林还提出了一种结构化协作的思路，即通过技术来保证哪些协作可以进行，而哪些不可以。他列举了很多可以促成这一思路实现的技术。虽然在他看来，目前没有任何一项单一的技术可以保证抵御合谋，但将这些技术组合在一起使用就可以有效降低合谋带来的危害。
这篇文章是布特林作为一名普通用户给预测市场写的一份体验报告。
所谓预测市场，是一个让公众根据自己的判断，对事件的未来走向进行投注、对赌的场所。有不少研究认为，预测市场可以作为对未来预测的一个重要参考。其逻辑有点类似于金融学中的有效市场理论：当人们需要为自己的判断承担代价时，他们就会对判断十分慎重，从而会认真地搜集各种信息，因此最后预测市场上的下注状况就蕴含着关于未来走向的丰富信息。
对于预测市场的设想，布特林一直推崇有加。在美国大选期间，由于他对于大选的走向和网友产生分歧，因此就决定用预测市场来测试一下自己的观点，顺便测试一下预测市场的运作效率。通过测试，他证明了预测市场在预测未来方面确实有很高的效率，其准确性甚至超过了一些专家。
不过，在测试的过程中，他也发现了这个市场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人们对预测市场上的智能合约依然缺乏信任、进入市场所需的资本成本依然较大、技术门槛依然较高等。但在他看来，作为一个演化的市场，当预测市场的价值逐渐被人们认识，这些问题都可以逐渐得到解决。
在这篇文章中，布特林抛出了几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有的人可以买下一个论坛，却不能获得论坛成员的认同？为什么以太坊可以获得大额的捐赠，而其他的一些加密项目不能？在布特林看来，在这些问题背后，都涉及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正当性。
那么什么是正当性呢？从博弈论角度看，它是一种高阶的接受。一个事物具有正当性，说明社会上的人都愿意接受它，并且希望别人也接受它。比如，在古代，我们说一个国家的国君有正当性，就是指其臣民都认可他是君主，同时希望其他臣民也接受他是君主这个事实。
在现实中，正当性可以有很多来源。例如，它可以来自暴力、来自连续性（继承）、来自过程、来自绩效、来自参与性……对于各种加密项目而言，它们的正当性就来自这些项目倡导的理念被它的用户认可。而具体到以太坊，其正当性的来源就是对自由和去中心化的珍视。
布特林指出，虽然在以太坊这个生态中，很多公共品依然是中心化的，依然受到权威控制，但是，现在已经出现了很多变化。例如，像Gitcoin等去中心化的公共融资平台的建立，就为维护去中心化的理念创造了条件。类似产品的不断涌现，将会帮助以太坊保证自己的正当性。
最后，布特林还讨论了用正当性来支持以太坊之外的公共品提供的问题。在他看来，NFT（非同质化通证）的出现似乎为此提供了一些条件。一些具有正当性的项目可以通过发行NFT来变现，从而支持项目。当然，要让这一观点可行，这些项目就必须坚守自己的理念，确保自己的正当性，唯有如此才能让发行的NFT有足够高的价值。
在现实中，有很多人都对加密世界出现的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存在着非议。他们的一个重要论据是，目前很多加密社区的基尼系数已经非常高，这表明一小部分用户已经掌握了社区中的大部分财富。在《反对基尼系数的过度使用》一文中，布特林对这种非议表达了一些不同的意见。
布特林认为，虽然在刻画现实世界的财富分配状况时，基尼系数是一个不错的指标，但是其固有的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在很多时候，同样的基尼系数背后代表的财富分配状况可能是截然不同的。为了说明这点，布特林构建了两个反乌托邦情形。在反乌托邦A中，一半人口平均分享所有资源，其他人什么都没有；在反乌托邦B中，一个人拥有一半的资源，其他人平分剩余的一半。容易计算，这两种状况的基尼系数都是0.5，但它们代表的显然不是一样的情况。其中，反乌托邦A可能会造成大规模饥荒，而反乌托邦B则不会造成饥荒，但可能会由于财富的过度集中而导致政治上的极权。
而当把基尼系数用到刻画互联网社区，或者加密社区时，这种问题就会更加显著。在现实中，如果一个人的财富为0，那么他就是一个赤贫者，显然他的生活会十分窘迫；而如果他在加密社区中的财富为0，可能只是意味着他没有购买社区发行的通证，而这并不那么影响他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看，其实基尼系数和生活状况的对应关系并不会那么密切。也就是说，即使一个加密社区的基尼系数很高，也不会出现上述反乌托邦A的情况。但是，在社区中，出现反乌托邦B的情况是完全有可能的。布特林认为这需要关注，但如果仅依靠基尼系数，则很难判断加密社区是否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针对上述问题，布特林建议在讨论互联网和加密社区时谨慎使用基尼系数，而可以选用像泰尔指数、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或者中本聪系数等指标，这样将更有利于发现社区中存在的真正问题。
在这篇文章中，布特林深入分析了基于代币投票的去中心化治理的利弊。
在布特林看来，去中心化治理是非常必要的，这源于它有助于解决两个问题：资助公共品，以及协议的维护和升级。从根本上讲，这两个问题都是公共品的提供问题，因而需要听取公众的意见，而让社区成员用代币对这些问题投票显然是听取意见的最直接方式。这种治理模式以用户质押的代币为依据来分配投票权，这就保证了人们需要为自己的投票承担代价，从理论上讲，这可以让人们对自己的投票更负责。
不过，这种治理模式本身也存在着风险。比如，“巨鲸”的控制、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投票制度本身的问题等，都可能使治理效果受到影响。不仅如此，部分社区成员还可能通过合谋来干扰投票结果。
针对这些现实中的问题，布特林对基于代币投票的治理提出了几个改进方案。
第一种方案是有限治理。这种治理思路强调仅对应用程序而非基础层使用链上治理，将治理限制为固定的参数选择。与此同时，还要延迟从投票表决到执行的时间，并且让分叉变得更加容易。通过这些手段，就可以有效防止治理被少数人破坏的可能，并且减少受到攻击时的损失。
第二种方案是非代币驱动的投票。简而言之，就是不再按照质押的代币，而是按照用户来分配投票权。容易看到，这种投票治理模式可以有效遏制“巨鲸”把持等问题，但它本身的挑战也是巨大的。那就是必须保证每一个社区账号背后对应的都是单独的用户，否则投票就失去了公平性。在布特林看来，这一点，可以用人格证明、参与证明等技术手段来解决。
第三种方案是“共担责任”。这个方案建议将人们的利益更多地与投票绑定，从而让他们更多地承担自己的投票所造成的后果。比如，在为某个公共项目的融资进行投票时，可以让投赞成票的人同时购买未来认购该公共品通证的期权。这样，如果这个公共项目未来真的发展好了，其通证价格就会上涨，期权持有者就会获益；反之，他们手里的期权就会贬值。通过这种设计，只有那些真正看好项目的人会投赞成票，而不看好项目的人则不会乱投票。
除了这三大类方案之外，布特林还认为一些混合型的方案也可能有所帮助，它们都可以在未来有效补充基于代币的投票治理。
“信任”是区块链的文献经常提及的一个词，但这个词的概念本身有很大的模糊性，因而会导致人们在讨论相关问题时产生很多不必要的争议。在《信任模型》一文中，布特林对信任给出了自己的定义：信任是对他人行为的假设。根据这一定义，所谓我们信任一个人，就是假设他一定会做，或者一定不会做某事。
具体到区块链的语境下，布特林建议将信任问题分为四个维度：（1）你需要多少人按照你的预期行事？（2）有多少人按照你的预期行事了？（3）这些人的行为需要什么样的动机？他们需要利他主义，还是仅仅追求利润？他们需要彼此之间不进行协作吗？（4）如果违反这些假设，系统会失灵到什么程度？布特林建议，在分析具体问题时，不应该笼统地讨论信任问题，而应该将信任问题分解到以上维度，具体地加以讨论。
《加密城市》主要讨论了以区块链为代表的加密技术在城市场景中应用的可能性。布特林认为，目前的城市治理存在着很多问题，如城市公共品融资、市民偏好的搜集等，都可以借助加密技术得到破解。
在文中，布特林给出了将加密技术应用于城市的很多案例。这些案例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一些既有的城市对加密技术的应用；另一类则是试图用加密技术和加密朋克的思想创建新的城市。
其中前一类应用包括里诺、迈阿密等城市的实践。这些实践包括通过发行关于地标建筑的NFT来为财政融资、用区块链技术使政府财务和决策流程更为透明化，以及发行城市币供市民在城市范围内使用等。后一类应用则包括CityDAO等更为激进的实践。在这类用例中，信奉加密朋克思想的人筹资购置了土地，并尝试借助区块链思想，将哈伯格税、二次方融资等激进的经济思想在这些全新的土地上实现。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布特林本人非常推崇哈伯格税和二次方融资这两个“激进市场”理论，并在很多场合提及。但在本文中，他并没有对这两个概念做过多展开，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我在这里做一些简单的补充。
哈伯格税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在《进步与贫困》中提出的土地涨价归公思想。后来，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采纳了这一观点。考虑到土地价格变动非常频繁，评估成本很高，孙中山提出了一种自评税收的机制作为配套。具体而言，这个机制要求土地所有者自行申报土地的价格，并将此作为纳税标准。与此同时，如果政府要征收土地，那么土地所有者就必须按照这个申报的价格出售土地。在这种机制下，土地所有者如果报高了价格，那么他就需要缴纳更高的税收；而如果报低了价格，就可能面临被政府以低价征收土地的风险。权衡利弊，他将会选择如实报价。这样，政府就可以随时了解土地的真实价格状况，并对其收税。1962年时，经济学家哈伯格在论文中将孙中山的这一思想以更为数学化的形式表达了出来，因此后来学界就将这种自评税收机制称为“哈伯格税”。
[1]
2018年，经济学家埃里克·波斯纳和格伦·韦尔出版了《激进市场》一书。
在书中，他们认为造成贫富分化、生产效率低下等很多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现行的产权制度事实上消灭了市场，也就是说，当人们拥有了对一物的产权后，就在事实上造成了对该物的垄断，从而阻碍了将该物配置给能更好地使用它的人。针对这一现象，他们建议借鉴哈伯格税的思想，建立一套对物品实时自评报价、实时拍卖流通的经济体制。尽管这种思想在主流经济学界的影响并不大，但在加密圈中颇为流行。目前，它已经被应用于包括域名拍卖等很多领域。
和哈伯格税一样，二次方融资理论也是一种备受加密圈欢迎的激进市场方案。
[2]
这种融资方案要解决的问题是公共资金应该选择支持哪些公共项目，以及给予多少支持。我们知道，在现实中，政府预算（或者某个DAO的基金）是有限的，但是需要它支持的公共项目很多，这时如何分配这些预算就成了一个关键问题。二次方融资理论对此给出的方案是：让项目先进行私人融资，再根据私人融资的情况分配“配资池”中的资金。而在分配资金的过程中，私人融资得到的总量，以及私人融资过程中为某个项目捐赠的人数都会影响最终的配资比例。具体来说，每个项目得到的配资量与它从每一个捐赠者那里获得的赞助的平方根之和的平方成正比。这个观点可以用公式表示为：对于项目
i
，其得到的配资金额就是：
，其中
c
j
代表项目从捐赠者
j
那里得到的捐赠，
c
j
表示项目
i
得到的总捐赠。举例来说，假设配资池中共有10000元资金待分配，且有A、B、C三个项目需要配资。在私人融资过程中，A项目得到5人的捐赠，每人捐赠量为200元；B项目得到2人的捐赠，每人捐赠量为500元；C项目得到20人的捐赠，每人捐赠量为50元。用以上配资公式容易算出，A项目得到的配资额为1851.85元，B项目得到的配资额为740.74元，C项目得到的配资额为7407.41元。目前，二次方融资在不少区块链项目中得到了应用，例如著名的开源融资平台Gitcoin就用它来进行资金分配。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哈伯格税和二次方融资都是在加密世界中影响很大的理论，但它们在现实世界中的知名度和应用都要小得多。因此，加密城市或许会成为这些新的激进思想的试验场。通过观测这些加密城市项目的运作，可能会大幅拓展我们对这些新经济理论的理解。
在这篇文章中，布特林提出了“灵魂绑定”这个新的概念，并探讨了灵魂绑定的潜在应用。
所谓灵魂绑定，其实就是一种不可转让的NFT技术。对于NFT，想必各位读者已经很熟悉了，现在的很多艺术品都被制作成了NFT，从而在市场上进行转卖。那么布特林又为什么要提出不可转让的NFT呢？答案是用它来验证某种身份或者经历。事实上，在现实中，我们有很多不允许转让的东西，比如身份证、学历证等，这些都是标识我们的身份或者经历的，别人不能买，买了也不能用。而灵魂绑定其实只是将这些证件用区块链技术搬到加密世界。
很显然，灵魂绑定技术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例如我们在前文中曾多次提及投票过程中难以核验身份的问题，而如果使用灵魂绑定作为投票凭证就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不过，灵魂绑定最大的作用还是激励我们花费精力去做一些事。比如，我们之所以会花费很多时间攻读一个学位，并对最后获得的学位证书十分珍视，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它是买不来的。同样，在加密世界中，一些特殊经历的灵魂绑定通证也会成为人们完成某些工作的巨大激励。
值得一提的是，这篇小短文只是布特林对灵魂绑定问题的初步思考。后来，他和韦尔一起又写了一篇专门的论文，非常详细地阐述灵魂绑定的思想和应用。
如果读者对这一思想感兴趣，可以进一步阅读这篇论文。
有意思的是，布特林关于灵魂绑定的思想其实来自那款曾经让他沉迷、受伤、觉悟的游戏《魔兽世界》，甚至“灵魂绑定”这个名词也是直接借鉴自这款游戏。从这个角度看，布特林选择将《灵魂绑定》作为全书的最后一篇文章，或许也是对自己过去的一段追忆吧！
客观地说，虽然《权益证明》一书包含了布特林本人的大量思想精华，是希望了解以太坊和区块链的人不得不读的一本好书，但由于书中的文章大多出自他的博客，写作风格随意、行文思路跳跃，加之书中包含大量计算机科学、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名词、典故，因此阅读本书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事实上，作为译者，我曾很多次遇到阅读某段文字多遍而不知所言的情况，因而甚至一度十分后悔接下了这项翻译任务。
为了帮助读者可以更为容易地阅读本书，减少在理解布特林思想时的痛苦，我写下了这篇近1.6万字的导读，并在书中加入100多处译者注。不过，限于本人的知识储备和理解能力，导读和译者注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错误，也未必能完全符合布特林这位天才本人的原意。因此，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对这些文字也应该谨慎使用。如果发现错误或不当之处，也请大家不吝指正！
陈永伟
2023年2月12日于杭州
[1] Harberger, A., 1962, The Incidence of the Corporation Income Tax,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20（3）, 215-240.
[2] Buterin, Vitalik, Zoë Hitzig, and E. Glen Weyl. 2019，“A Flexible Design for Funding Public Goods,” Management Science 65（11）：5171-5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