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汉越海通时代

01 汉越海权抱负

若以国家形态言之，百越有过两个重要时期。一个是于越勾践时期，还有一个就是南越赵佗时期。此二人者，皆以华夏自居：勾践自认为夏禹后裔，出于少康之子无余那一支；而赵佗老家就在黄河流域的河北之地，今之石家庄一带。因此，他们对华夏都有一种文化认同。勾践北上争霸，是要打回自己的老家；赵佗归汉，也因为祖籍在汉家。

勾践北伐，盖因尚未统一，各国相攻，所以他也来争霸。而赵佗初期，汉已统一，他才兼并岭南三郡，完成以越代秦，未能统一百越，故必归汉。吕后乱国，断其归路，他乘势扩张起来，企图统一百越，来与王朝中国相抗衡，但文帝一立，陆贾一来，他便改弦易辙，重新归汉，因为汉朝依然统一。

汉越之间，以南岭为界。北向开疆拓土，他不能越此一步，只能东西向经略百越之地，或南下出海，经营外越。他的发展战略依然是勾践以来的传统，以港口立国，建都番禺（今之广州），实施内越和外越共举方针，采取沿海与海外并行路线。

汉家史官文化之于南越，知其内，不知其外，能见于沿海，无见于海外，史籍或有传闻，文献难以确认。好在还有考古，我们能从考古发现的遗址遗物中，看到南越国在海外活动的一些痕迹。我们发现，位于地中海沿岸属于罗马帝国的庞贝古城，竟然会与中国南海边上南越国古都番禺有联系，从地中海到南海早就有了相通的一脉。

须知，汉朝陆路通西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张骞通西域，目的是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第二阶段是班超通西域，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也是为了夹击往来于亚欧大陆的匈奴。结果张骞使命虽达，却无功而返，甘英怯海，临渡而归，致使亚欧两端之帝国明知对方存在，却无由往来，留下了一个历史的遗憾。

而海路则有所不同，南越国之外越已与罗马帝国有过接触。罗马帝国中叶，弗罗鲁斯在其《罗马史纲要》一书的序言中，提及“赛里斯遣使罗马”。赛里斯，即指当时的中国，他对“赛里斯”区域的定位是“太阳直垂之下”。这就告诉我们，那些来到罗马的赛里斯人，应该来自赤道热带地区附近，从海上来。

罗马帝国皇帝奥古斯都可能接见过那些赛里斯人，其中，还提到了赛里斯人的贡品——珍珠、宝石、大象，却没有丝绸，这似乎与赛里斯人的身份不符。没有令罗马人视若珍宝的丝绸，算什么赛里斯？那些赛里斯人肯定不是南越国派出的使者，因为奥古斯都时期，南越国已经不在了，肯定也不是汉朝派来的，若是，《汉书》里会有记载，史官没有记载，那就说明与朝廷无关。如此说来，跟谁有关？

跟印度有关。书中不光提到赛里斯人时一并提起印度人，还有罗马人对丝绸的认识，也是以印度为背景。老普林尼认为，赛里斯人是在森林里产羊毛的，在其著作《自然史》中写道，有一种产羊毛的树，羊毛生在树叶上，取出，浸之于水，梳之成白色绒毛，然后再纺线和织布……这样的羊毛树，其实就是棉花。罗马人认为，丝绸是用棉花抽的丝织造出来的，而印度则是最早种植棉花的地区。七千年前印度就开始种植棉花了。公元前1世纪左右，棉纺织品销于地中海沿岸。“羊毛树”便是当时游牧文化对棉花的一种解读。

罗马人对丝绸的认识，就是从对棉花的认识中延伸出来的——将棉花抽丝，然后织造，但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有一种叫作“蚕”的小虫子会吐丝，吐丝成茧，由茧抽丝，丝织成绸。据说，印度人也曾有过野蚕丝，但人造丝是从中国传入的。

黄赞雄《我国古代丝绸生产技术的外传》一文指出，据印度古书《治国安邦》的记载，公元前4世纪已有中国丝绸传到印度。另外，文中说，印度学者梯利亚所著《实例论》也提到丝织品，那些丝织品由中国蜀地商队从南方内陆丝路带来。

其实，不只陆路，还有海路。海上丝路的国家行为从南越国就开始了，而民间行为似乎更加源远流长，有可能始于先秦时期的于越人。这是民间行为，缺乏史官文化的记载，文献依据不足，有待于考古学的发现。先秦诸子中，虽可见有如前所述只言片语，但也只能作为起个话头的头绪而已，不能作为海上丝路的凭证和依据。

老普林尼对赛里斯人的认识也是如此，其了解来自斯里兰卡的拉齐阿斯。这位拉齐阿斯曾经出使罗马，老普林尼在《自然史》中转述了他的说法：“赛里斯人居住在海摩图斯（Hemodos）山那边，因通商为外人所知。拉齐阿斯的父亲曾到访过赛里斯国，当其到达赛里斯时，赛里斯人总是奔至沙滩与之相见。”这两句话给我们提供了两条线索。一条是山的线索。我们不知道“海摩图斯山”所指何山，所在何处，若以印度为参照，那么这条线索就指向了蜀人翻山越岭进入印度的那些山吧。而另一条线索在海边。拉齐阿斯的父亲访问过赛里斯国，他访问的那个赛里斯国，显然不是深居中原的汉帝国，有可能就是位于南海边上的南越国，因为赛里斯人总是跑到海边的沙滩上迎接他，而南越国的都城就在海边，在港口番禺。

汉初，南越国因秦亡而复活，虽不能像当年勾践那样北上争霸，但依岭而治，濒海而居，亦自成一王土。然因秦曾灭诸越，驱之下海，使之从沿海走向海外，由内越转为外越，且以灵渠经略岭南，北引湘江洞庭，连江汉入河洛达咸阳，又南通粤海，控北部湾，王权一竿子插到底，穿越江南、岭南，至海南，于是掀起一波波南海移民浪潮。

秦时，北部湾已成为中国内海，越南与海南皆属“越郡外境”，统归象郡“遥领”，逃秦者，或逃往海南，也有可能逃得更远，从越南出海逃往马来半岛。趁楚汉相争，诸越兴起复国运动，复立了东瓯国、闽越国、东越国、南越国，重启以“珠贝、舟楫、文身”为特征的海洋人文，区别于汉家农耕族群以“金玉、车马、衣冠”为特征的陆地人文，这让陆贾使越也不忘提醒赵佗别丢了华夏身份。

诸越之国，以南越国为最强，故番禺亦取代琅琊，成为新越势力的地标，开启百越复兴的第二个历史周期，其发展战略不再是北上争霸，而是南下开发。

秦、汉北有匈奴，南有百越。匈奴是个草原帝国；南越则搞海洋开发，搞出个海洋帝国，不光开发海南，号令北部湾，还能号召散居东南亚的外越。

中国与东南亚诸国往来，虽以见于汉史著录为最早，但此前就有接触，这是无可置疑的。百越之人从江南退到岭南，战国时期在江南之地兴起了著名的越国，秦、汉之际退到岭南的越人，起而复兴，复兴了个南越国。江南越国发展是沿海北上，以琅琊为龙头，往东北亚去，而岭南越国的发展则未北上中原一决天下，而是守住岭南关山，从番禺往东南亚发展。于是，南越国的长臂，从南海一角的番禺伸向马来半岛那里。

其时，南越海船南海航行，行至马来半岛南端为止，由此西出马六甲海峡，则另以他国船只续航。由于航行定位还要靠岛屿和陆地标记，所以海船只能沿海岸航行，从南往北，由东向西，有时海陆并进，拐了一个大弯，才来到印度半岛集市。

来这里赶集的，除了从东方来的越商，还有来自西方的秦贾。苏继庼在《岛夷志略校释》的“叙论”中指出，“罗马船于公元前一、二世纪间，已自其红海根据地航至印度贸易”，同时又指出“中国船将其航线向南展至南中国海之南，当在公元以前”，也就是说，至少在汉初，中国船就已进入东南亚海域，到了马来半岛一带，但“西出马六甲海峡以入印度洋，则为时较后”。当然，这是指国家行为，是针对那次武帝遣使出海至印度而返来说的，那是王朝中国第一次出海，但不是中国首次。冯承钧在《中国南洋交通史》之“序例”中也这样说：“中国与南海之海上交通，有史之初应已有之，然史无其文可以征引，只能上溯至于汉代。”

南越国有没有搞过国家行为的大航海？古史未有记载。但南越王墓里出土的那只船纹铜提筒，却向我们展示了南越国的海权抱负，还有南越王的帝国梦想。船纹显示，那是一艘羽人船，船上五位羽人，头戴羽冠，上身赤裸，下身穿羽毛裙。古之所谓羽人，多为神人，而纹于提筒上者，则为南越先民，或坐于一物之上，似在奏乐，或一手持匕，一手抓俘虏之发，欲割其首级，或正操作某种行船工具。

有人认为，图所示乃海战凯旋之场景；也有人认为，是在祭祀海神；还有人说是越人海战得胜，载歌载舞，祭祀神灵……围绕提筒一圈，一连有四艘船，船上共有二十位羽人，皆非凡人，或为英雄，或为祭师，或为巫师，显示了帝国的海权意志。

还有那四艘船，有人说它们身兼多项“世界第一”，何以知之？看那船头，下方挂一物体，难道船锚在此？还有船体，那水密舱结构，即以木板分隔船舱，形成一个个独立舱室，以增加船体构造的横向刚度，增强甲板承压的重量，避免船舱一进水就整船倾覆；而船尾纹则有羽人摇橹——三项“世界第一”。可以这么说，这三项“世界第一”推动了一个海洋帝国的兴起。

《越绝书》中记载了古越人造船，船体如鸟，头窄尾宽，桨、橹从后部发力，推动船行，以水鸟浮游和滑行姿态，作为船体仿生学对象，因古越人对鸟的信仰而被称作“了鸟船”。那提筒上的船纹形状向我们展示了“了鸟船”的式样。《太平寰宇记》（金陵书局本）卷之一百二“江南东道十四·泉州·风俗”有这样的描述：“船头尾尖高，当中平阔，冲波逆浪，都无畏惧，名曰了鸟船。”以之来对照那船纹提筒，真是惟妙惟肖。

这样的“了鸟船”不是汉初才有，早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云南呈贡天子庙41号滇墓出土了三件战国中晚期铜提筒，筒身也有羽人竞渡，间以水鸟引舟。其时，欧洲人造船，其仿生学对象为鱼，船体和中国的“了鸟船”相反，头大尾小，因而承受的阻力较大。李约瑟在《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之“航海工艺”中，对东西方两种形体的船做了比较，“因为水鸟像船一样，是浮在空气与水的两种介质之间，而鱼则仅能在水里游泳”，所以，从力学原理来看，鱼形舟较之“了鸟船”有所逊色。

当罗马人驾着他们的鱼形舟从亚历山大港出发，经由红海，进入阿拉伯海，前往印度洋，来到印度半岛时，多半要碰到他们称之为赛里斯人的“了鸟船”了。在这里，东西方相会，但非两个帝国的国家行为，而是两种文化的民间行为。中国丝绸与罗马细布握手了，中国钢铁同罗马玻璃拥抱。若谓中国丝乃罗马女人不争的至爱，那么中国铁则是罗马男人欲求的利器。丝是奢侈品，钢铁是战略物资。

老普林尼在他的著作中，对罗马女人追求中国丝绸表示不满，认为不仅浪费了金钱，还败坏了道德，但他对中国铁却称赞不已，说“在所有的各种铁之中，以中国铁为最好”。按照当时情况，罗马在内陆交通上受阻于敌国帕提亚。帕提亚也就是汉人所说的安息，它位于中国和罗马之间，以其地利之便隔断了罗马与中国直接往来。

中国已知有罗马，并称之为大秦，且欲与之联手夹击匈奴。罗马亦知有中国，并出于丝绸的缘故，称中国为赛里斯，亦有联合中国一同对付帕提亚的企图。所以，帕提亚慎之又慎，想方设法使两国“老死不相往来”。就此而言，帕提亚成功了。对丝绸，帕提亚人加价十倍以后转售于罗马，对中国铁则绝对不放过，属于禁运物品。

中国铁是中国战胜匈奴的法宝。帕提亚也用中国铁来对付罗马。罗马想要获得中国铁，通过陆路肯定是不行的，只能走海路。而中国的海路，在武帝平南越之前一直被南越国垄断，由南越国代表赛里斯同罗马交往。孙机在《从汉代看罗马》一文中说：“汉与罗马的海上运输能力也只能从东、西两个方向到达印度，进一步地往来就要靠间接转运了。”也就是说，即便走海路，按当时东西方的海运能力，中国与罗马亦难以有直接联系，而须经由转口贸易，在中介地由中间商来完成。其时之中间商，莫过于掌握了大半个印度的贵霜帝国。帝国原主人，便是张骞通西域时要找的大月氏人。大月氏人吃丝绸之路，海陆通吃，把一个颠沛流离差点要灭亡的国家，吃成了希腊化的佛教新帝国。

罗马与中国处于丝绸之路的两端。其两端未能直达，皆需中转，陆路中转，需经由希腊化世界的西亚和中亚，海路中转，则转舶于航路中段之印度半岛，罗马商船出红海，西亚诸国出波斯湾，中国商船出北部湾，分别驶入印度洋，进行东西方贸易。

那些做丝绸贸易的中间商自称“赛里斯人”，因此，在老普林尼的笔下，就出现了雅利安人种的“赛里斯人”。可见，那时赛里斯非指一国，亦非指一族，而是如《诗》之所云“氓之蚩蚩，抱布贸丝”，那些“贸丝”之人，皆曰“赛里斯人”。

赛里斯人，陆上有，海上也有，中国人有，中间商也有，海上赛里斯人，多半跟漂泊海外的外越之人有关。南越国被汉武帝取缔后，越已不再以国家形态出现，而是被汉朝纳入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管理。那些不愿作为编户齐民纳入汉家户口的越人，或上山为“山客”，或下海为“海人”。那些“海人”，由内而外，从沿海到海外，就像《山海经》里所说的“瓯居海中”“闽在海中”那样，南越国人也走南洋，下西洋，跑去海外了。

汉武帝时，由王朝主导的中国海洋时代开始了。王朝中国下南洋，开通海上丝路，就从北部湾起航。《汉书·地理志》提到了这次大航海，说汉家船队“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西南北方千里”，这“大州”，应该就是位于南海的海南岛。武帝在岛上设了儋耳、珠崖两郡。岛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虽非汉衣冠，但也男耕女织，种稻、植桑、养蚕，那里是个和平宁静的小岛。

《汉书·地理志》记载了海上丝路的行程。它告诉我们，“船行可五月”，就到了印尼苏门答腊岛以及马来西亚一带，那里有个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就进入缅甸，路过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三个小国。但此行目的地非缅甸，而是黄支国。

那么，黄支国在哪里呢？从缅甸境内夫甘都卢国出发，沿着孟加拉湾海岸西行，船行约二月余，就到了黄支国。那黄支国原来就在印度半岛东海岸，《汉书·地理志》说它“民俗略与珠厓相类”（珠厓即珠崖）。这就怪了，黄支国民俗怎会与海南岛民相似呢？

导致相似性的原因或有两种。其一，出于民间自发行为。岛民虽亦耕织，但因水土所限，未能自给，故以通商、移民克服短缺，获取资源，此为岛民本能。其二，或为有组织的国家行为。不妨一问，那些岛夷之国会不会是汉初南越国在海外的政治遗产呢？也有可能。从《汉书·地理志》对黄支国的描述来看，有南越国的影子，“其州广大”，“州”指海岛，黄支国里有一个大岛，那就是今斯里兰卡，这样的情形颇似南越国之“遥领”海南岛，故该岛另有一名，叫“已程不国”。

黄支国对国民采取户口式管理，故有“户口多”一说。这样的管理方式是不是很“中国”？苏东坡熟读《汉书》，当他读到此处时，会不会像我们一样问一声：黄支国究竟在哪儿？但他似乎并未这样问过。对汉初南越国赵佗与陆贾的那些故事，他当然熟悉，因为那些故事跟中原有关，而南越国的海外活动就史无记载了。

印度是个没有历史记载的国家，跟印度有关的历史几乎都要从唐三藏的《大唐西域记》开始寻找了。既然黄支国在印度半岛出现，那么首先就要去《大唐西域记》里检索一番，看看它在玄奘笔下的模样。域外学者藤田丰八和费琅等就这样做了。

他们的做法被中国学者认可。冯承钧在《中国南洋交通史》上编第一章“汉代与南海之交通”中，说他们“并以黄支当《西域记》卷十之达罗毗荼国都城建志补罗”，认为他们“立说较为可取”，还说“将来容有新说，然于黄支为建志一说似不易推翻”。他们的做法，将汉、唐联系起来，使之在文献上建立了一个相关的解读系统。

但我们的问题有所不同，不是问黄支国在哪里，而是问黄支国民俗何以“略与珠厓相类”？这一问，就问向了黄支国人的来历。他们从哪儿来？汉使节所见的黄支国人，究竟是达罗毗荼原住民，还是来自岭南和海南的南越移民？而这是藤田和费琅等人所忽略的，当然，也包括像冯承钧那样的中国学者，同样忽视了班固笔下的“相类”提示。

让我们回到奥古斯都接见赛里斯人的场景中，再问一问那些赛里斯人，你们究竟从哪里来，要往何处去？他们显然不是来自那个名叫汉朝的中国，因为汉史无载，也不是来自南海边上的那个南越国，因为那个南越国早已不在。他们很有可能来自印度半岛东海岸的黄支国，自称“赛里斯”，跟着贵霜帝国使者一起来到罗马。

那时的黄支国也有可能是贵霜帝国的一个属国，就如同当年的南越国为汉朝之属国，它当然包含了南越国的政治遗产，同时也受了印度文化的感染。

王朝中国第一次出海，就把黄支国作为目的地，可见其地位非同一般，最起码，应是海上丝路的地标国。它除了能沟通东洋与西洋的地利条件外，还要能传译东西方文化，还必须能同时得到中国、罗马、贵霜三大帝国认可，且与此行的目标有关。

王朝出海，政治挂帅，贸易为政治服务，变成了朝贡贸易，由原来民间的市场行为转变为王朝国家的政治行为。贸易商纷纷改变其商人身份，改以国家身份出现，转换其市场地位的交易角色，扮演朝贡国的角色，其目的是追求利益最大化。

商人追求利润，以利润为目标。武帝放舟入海，他要追求什么？当然不是为了王朝所好的那些奇珍异宝，而是另有其政治目标。目标何在？首先，就要将南越国的航线接管过来，重新打理其曾经放舟所至的海域，亦即对其政治遗产的外越部分做盘点，欲使之再度归汉。至于朝贡中王朝对珍宝的需要，并非一代王朝的刚性需求，而是王朝放长线以钓南海的政治诱饵，给外越之人一个怦然的财富心跳，一个令人神往的国家理由，使他们意识到自己还是华侨，欲将他们所在的沿海各国都变成中央集权的侨置郡县……但海洋的本质跟土地不一样，土地能被占领，可以变成王朝的一部分，海洋无法占领，拒绝被赋予王权属性，自由才是它的本性。

汉朝之于西域，可以设都护府管理，何以南洋不设？就因为海洋不宜。大一统的抱负，中央集权的企图，浮在海面上，终归落不到实处。如果王权筹海，只是靠让利来维持，却难以从中获利，久而久之，就会消失动力。王朝的耐心是有限的，赔本的买卖难以维持，一旦天朝上国的面子被拆穿，帝国对于海洋的国家行为自然就会终止。

天朝上国的面子，起先是意识形态的期许和政治文化的展示，却经不起时间的检验，在时间留下的痕迹里，难免有对天朝上国面子的玩弄、把持。我们看到了罗马皇帝接见赛里斯人和中国皇帝接见要求内附的罗马使团……他们勾连起来，从中国海吃到地中海，连出一条东西方海上文化带。

后来有所改变。徐继畬在《瀛环志略》“志南洋”中谈到了这一点。他说，西方对中国人的称呼，以汉通西域称“汉人”，以唐下南洋称“唐人”，这一转变反映了一种新趋势——“南海诸番之通中国，自汉始，而岭南之榷番税，自唐始”，唐以前，汉朝海通，还是一种朝贡关系，唐以后，已转向市场活动，设关收税，重在贸易了。

南越第一代国王赵佗趁秦末楚汉相争之际统一岭南诸越，于公元前204年自号南越王，建立南越国。公元前196年，西汉派遣特使陆贾册封赵佗为南越王，此后赵佗集合百越向汉朝称臣纳贡，表明百越并没有忘记华夏身份，同时向海洋发展。吕后掌权，赵佗反，称南越武帝。公元前112年，汉武帝派兵灭南越。南越国传五世历90余年。赵佗墓究竟在哪里？至今仍是个谜。1986年，第二代南越王赵眜墓被发掘，出土1000多件文物，皆为汉家礼制样式，其中主棺室出土了“文帝行玺”金印以及龙凤纹重环玉佩。

竞渡纹钺是春秋后期的一种兵器，长方形銎，纹饰双龙昂首望天，钺刃部分为舟形，上坐4人，头戴大羽冠，双手划桨，作竞渡姿态，颇具诸越风格。

翔鹭纹铜鼓1976年出土于广西贵县罗泊湾1号墓。这是一座西汉前期具有代表性的大型墓葬。这件铜鼓鼓身主要有划船纹、羽人舞蹈纹和翔鹭纹，表现同舟共济的场景；其中还有大船、海龟、鲨鱼等形象，呈现了2000年前西汉南海沿岸的越人航海的景象。［引自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展板］

罗马琉璃碗出土于广州市横枝岗。也许，这只罗马琉璃碗带着罗马人的气息，几经辗转，来到西汉时期番禺港口，登陆南越国的都城，这是中国目前出土最早的罗马玻璃器皿。汉籍多处记，海西大秦国宫室皆以水晶琉璃为柱。蓝琉璃碗表明了古罗马帝国的玻璃工艺之发达。而在广州越秀区解放北路象岗山上发掘的南越王赵佗的孙子赵眜之墓，也出土了相似的蓝色玻璃片。赵眜号称南越文帝，是南越国第二代国王。 wMUnt4oFjz/0rrULRpza53fgMRzt2TnZq8QZE5BG9Cjug6dXhh7pqcxcwLZPqk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