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琅琊，是东部沿海南来北往之地，为东夷南越结合的地标。
南越北往，要有个落脚处，然后安家。那个家，便是琅琊。据史载，越人“以舟为车，以楫为马”，百姓日用多在水上，其势力范围亦涉及海外。其时，中国沿海有五大港口，琅琊居中，北有转附、碣石，南有会稽、句章。转附在今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岛上，碣石在今河北秦皇岛，会稽和句章是越人的本地，于今日观之，一在绍兴，一在宁波，加上琅琊，五大港口，越居其三。
那么，越“欲霸中原，遂都琅琊”的那个“琅琊”在哪里？
大言之，当在沿海一带，今之苏、鲁二省的接合处皆为其范围。具体来说，作为越国迁都都城的琅琊，那个连山通海枢纽江湖的港口，究竟在哪里？
据文献看，当以山东胶南为首选。《汉书·地理志》曰：“越王勾践尝治此。”《后汉书·郡国志》琅琊国琅琊县条下注曰：“《山海经》云：琅琊台，在渤海间，琅琊之东。”郭璞注曰：“琅琊临海边，有山嶕峣特起，状如高台。此即琅琊台。”
据传说，“琅琊”之名缘起于齐太公吕尚。吕尚封齐后曾涉猎此地，登山四顾，三面环海，一望无际，故击节而叹曰：“琅耶！”一如今之“美啊”！《山海经·海内东经》说“琅”是美玉，“琊”为玉骨。这样的说法让我们很容易联想起史前良渚玉文化，那分明就是良渚玉文化留下的痕迹。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国人沿着文化的惯性，踏着良渚先民遗迹北上，也是先至淮海，再入海岱。
海岱琅琊山，山不高，也不大，但很有名，因越迁都而名。《越绝书》言“勾践徙琅琊，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吴越春秋》虽亦如是说，却未见有越都遗址。今所见胶南琅琊遗物，亦无一件有越地特征，除“琅琊”一语留下了古越语痕迹，今所见胶南琅琊最早遗址遗物，莫早于秦代。
但考古还在进行中。据说，琅琊台台顶已发掘出石砌地漏，或曰与秦始皇帝建祭台有关，而在台西头东南区发现的大片建筑遗迹，也被确定为战国时期的遗存。不过，究竟是齐建，还是与越国迁都琅琊有关的越筑，眼下还很难说。
而淮海琅琊，在江苏连云港，史载虽不如胶南丰富，但考古却有重要发现，一如杜佑《通典》称锦屏山为琅琊山，有人于锦屏山九龙口见琅琊古城遗址。古城形势，南抱江淮，坐拥苏北千里平原，西临沂沭，北依沂蒙山，东向面海，进取海岱山川之地利，临海一面，城如弯弓，如新月，迎送淮海之波。城中有台墩，可登以观海，城周围有先秦民居遗址多处，其中出土了越地印纹陶片，外围则有祝丘古城、临沂古城、北沟头古城、盐仓古城拱卫。如此格局颇似《越绝书》和《吴越春秋》所言“勾践伐吴，霸关东，从琅琊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据张志立和彭云两位考察，于九龙口山湾可见一条外弧形城墙，长约1300米，与喇叭形山口组成一座扇状布局的古城遗址。按山口两侧山体长度，城北面长约1000米，南面长约1200米，环城周长约3500米，合七里许，这与《越绝书》所说的长度“台周七里”正好相符。越都在此，共历八王，历时224年。
古城分内城和外城。内城，在九龙口最里部，两头在南山350米和北山400米处，呈半月状外弧形，连接南北两山，形成小扇状内部王城，当地人称之为“北大城”。在两侧，仍有抵山的城墙可寻，曾出土了青铜环币、青铜剑等越国文物。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连云港九龙口古城作为越都琅琊的可能性较大，因其本来就是吴国旧地。但吴并未将政治重心转移至此，吴军北伐，走的是运河一线。吴与越皆以水战立国，但又有所不同。不同在于，吴国从来不在沿海港口地建都，而越国都城，会稽也好，句章也罢，以至于琅琊，都设在沿海港口处，故越军北伐有两路可行，一条走运河水路，还有一条，便是沿海海路。越除了以水战立国，更以海权争霸。
齐、吴、越三国都有海洋性，吴虽以水师胜天下，但海战却被齐打败，可见吴在海洋性方面尚不及齐，其于内河水系，水战无敌，于沿海一带，则难以发力。何也？因其未能打造港口城市，未能建立沿海根据地，故一战而败，便难以持续。而齐之转附，即今烟台芝罘，则为当时一大港口。其时，苏北琅琊虽为吴地，却非一个枢纽海运的港口，要到勾践入主的时候，它才发展成为港口。
有人说，吴、齐海战是中国有史可考的首次海战，其时间略晚于古希腊与波斯帝国的萨拉米斯海战。若用历史的尺度来衡量，也可以说差不多同时，但历史性的影响却相去甚远。东方这次海战，几乎被史官文化所忽略，被当作“胜败乃兵家常事”的一场战争，而西方那次海战，则被史家浓墨重彩地描述，标志了世界历史进程。
齐、吴、越三国，真正具有海权意识的是越国。越建都，都在沿海港湾处，从会稽到琅琊，都是港口，这便是海洋性国家的标志。本来北上争霸，问鼎中原，要往中心地带去，而越国却宁愿行走在边缘，在沿海一带扩张，从苏北琅琊古城出发，继续北伐，锋芒指向山东半岛，占领胶南地区，在胶南港建立新琅琊，兵临齐国门下。
其时，孔子在鲁，闻勾践“躬求贤圣”，便带了随从弟子七十人去，“奉先王雅琴，治礼往奏”，一副“吾从周”的派头。勾践听说孔子要来，“身被赐夷之甲，带步光之剑，杖物卢之矛，出死士三百人，为阵关下”，摆出一副“我是夷人我怕谁”的架势。孔子到时，越王问：夫子何以教之？孔子回答：我“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奉雅琴至大王所”。勾践叹曰：我们越人“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夫子异则不可”——《越绝书·外传记地传》如是说。
勾践一开口，就拒绝了孔子“吾从周”那一套，并对孔子提出了“从夷”要求——“越之常性也，夫子异则不可”，“于是孔子辞，弟子莫能从乎”。
本来，儒家有功于越，《越绝书·外传本事第一》一开篇就说：何谓越绝？越者，国之氏也……绝者，绝也。越国面临绝境，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本书就如同后世的《盛世危言》，是一本讲越国如何处理国家危机的书，针对着“勾践时也”——越国的至暗时刻。书中提到：当是之时，齐将伐鲁，孔子耻之，故子贡说齐以安鲁。子贡一出，乱齐，破吴，兴晋，霸越。可见儒者参与了勾践霸业。孔子本人也一直关注吴越兴衰。某日，子贡与夫子坐，告夫子曰“太宰死”，夫子曰“不死也”。这样来回了几次，子贡问道：“何以知之？”夫子曰：“天生宰嚭者，欲以亡吴。吴今未亡，宰何病乎？”后来，果然有人来说宰嚭未死，证明孔子先知——“圣人不妄言，是以明知越霸矣”。由此便可知，孔子何以那么兴冲冲地来与勾践相见。
孔子来时，听说“勾践抑强扶弱，绝恶反之于善，取舍以道”，将原来吴国侵略所得之地“沛归于宋，浮陵以付楚，临沂、开阳，复之于鲁”，制止了“中国侵伐”，因而对勾践抱有好感。可一见面，勾践那一副踌躇满志的嘴脸实在让他难受，以至于他后来“作春秋而略吴越”，提都不想提了，他原本有过的“浮于海”的念头从此打消。
假如孔子从夷，真的下海了，他能往哪儿去？他难出越国海权范围。
勾践死后，越国内乱不已，子弑父，兄弟相残，却维持了海上霸权两百多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奇迹。但由于孔子“作春秋而略吴越”，使得越国的历史地位也被“吾从周”的儒者所忽略，这才有了“吴越贤士”来作《吴越春秋》和《越绝书》，前者是以吴国立场作的，后者采取越国立场，还将作者挂在了子贡名下。
孔子来见勾践，理应由子贡来安排，而子贡应该就在那随从的七十名学生中。也许子贡曾劝过孔子，说过这样的话：夫子的道太大，这世界放不下，何不修改一下？这一劝，有可能使孔子产生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念头，但颜渊却说：要改的不是道，而是这世界。正是这句话，使得孔子依然行大道——“从周”，而非“浮于海”从夷。
此前，勾践所见儒者唯有子贡，他看子贡，亦政亦商，有学有术，便以为是范蠡一路。等他见了孔子一班周礼人物，便知全非，当即亮出底色，让孔子做从周还是从夷的选择。本来，像子贡那样适应现实世界，搞个什么亦周亦夷，或周体夷用之类的，也未尝不可，但孔子毕竟是孔子，从周不从夷，不拿道来做交易。
圣人与智者不同，圣人以道改造世界，而智者则以道适应世界。孔子是圣人，要将世界纳入其道的彀中，建立一个属于他的道统世界；子贡为智者，思想随世界潮流而动，以道顺应之而趋利避害，他不要求那个世界属于他，却要为他所利用，大道不妨适可而止，正义也要能交易，为了救鲁，代价可以灭吴。
这岂不太残忍？鲁一国也，吴亦一国也，何以救鲁就得灭吴？这一回，勾践显然撞了子贡的腰，当着孔子的面，终于吐出一口郁闷之气，让子贡栽了面子。
阴谋之君，最忌阴谋论，但凡参与阴谋者，必为其大忌。范蠡先知，所以逃也，文种不信，所以死也。子贡千虑，而有此一失，所以受辱，而且辱及孔子。
也许孔子由此便彻底断了“浮于海”的念头？有可能。因为当时中国沿海及其海域都属于越国海权范围，真要“浮于海”，就必须“从夷”，跟着勾践走。
越国地缘政治以沿海为生命线，其发展战略重在经略从杭州湾到环渤海沿岸。该线重要港口多被越国掌握，长江流域入海口，那句章与会稽，原本就在越人手里，黄淮流域琅琊港也由吴转越，兴起于越人之手。若琅琊为一，则五港连珠而越居其三；若琅琊为二，分为连云和胶南港，那么就六港而得其四——江南二处黄淮二处了。
太史公说，越灭吴后，“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一改吴辙，不再四面出击，而是向西退让，往沿海一线进取。从淮海琅琊到胶南琅琊，就体现了越之初沿海双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在江淮和黄淮流域，形成了一个琅琊化的椭圆形的国家生存空间。那么，越人为什么不像吴人那样沿着内河水系往内地去？
这跟越人的构成与分布有关。《越绝书》中提到越人有内越、外越，有人认为，他们是古越先民向内地迁徙和从沿海下海而形成的两个分支。吴、越战争时，外越并未坐视，而是援越反吴，阖闾造武城，防外越，后来，秦治越地，亦徙民“以备东海外越”，或曰，外越地望在甬东，即“会稽句章县东海中洲也”——今之舟山群岛。
拥有外越，勾践不但能复国，能灭吴，还能沿海岸线北上争霸。对于中原各国来说，外越是一支神秘力量，所知不多，近如阖闾者，亦仅能略知一二。夫差能胜内越，难防外越，故越灭吴，乃以内越示弱于吴，任吴监管，使吴放心，而以外越出奇兵，于沿海一带潜伏，伺机灭吴。范蠡于上海浦东围海屯田，所帅者即外越之军，出其不意，北上灭吴。灭吴后，勾践欲将夫差囚入甬东，让外越看管。由此可见，外越为其肺腑吐纳秘境，甬东乃其心腹出入重镇，故内越建都，都城所在，不离沿海，王权所立，立于港湾，此乃海洋性国家之地缘政治战略。
外越，除以甬东为根据地，其势力范围皆为海域，统称“夷洲”。“夷”，指外越之人，“夷洲”，即外越人所在地，非专指一处。最早提到“夷洲”的，是三国时期吴人沈莹写的《临海水土志》。原书已佚，部分内容通过《太平御览》卷七百八十《东夷一》保留下来。书中提到，夷洲为“众山夷所居”，所居之地四面皆山，山顶上有越王钓石，立为越国主权标志，东距二千里，其地终年无霜雪，草木不死，夷分土地人民，各有所居，称王而治，但都“髡头穿耳”。
有人把“夷洲”当作今台湾，认为《临海水土志》是最早记录台湾的文献，而三国东吴临海郡太守沈莹即为始作者，最先引用该史料。称“夷洲”为台湾者，乃台湾日据时期日本学者伊能嘉矩，在其《台湾文化志》中断言“夷洲”即今之台湾。
我们认为，沈莹提到的“夷洲”乃泛言夷越海外之地，包括台湾在内，但不专指台湾。有人已经指出，若把“山顶有越王射的正白，乃是石也”的记载与今日台湾联系起来，似无任何可以凭信的痕迹，因为台湾从未见过有“越王”存在的传说。
总之，夷越海洋文化所到之处即“夷洲”。它有两个起点，北向以琅琊为起点，向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以及日本进展，南向以甬东为起点，沿海与瓯越、闽越、骆越相连，外海则从舟山到琉球向台湾往海南发展，抵达北部湾。这样一个海洋文化的活动空间，便是“夷洲”所及的地理范围，外越贸易往来和自由迁徙的海之岛链。
越国，集内越而成一国，国以会稽、琅琊为中心；夷洲，乃外越之总称，其域以台湾、海南为中心。夷越文化的分布由东北而西南，从胶州湾到北部湾，从琅琊到海南，从夷越到骆越，都是内越外越并举，沿海外海并行。正如越国，内越以会稽为中心，外越则以舟山群岛为大本营，骆越也是内越分布在北部湾沿岸各地，外越据海南岛。最早的海南人便是骆越一支，为黎族祖先，这应该就是先秦时期夷洲和越国的大致情形。
据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记载，春秋时期始出琅琊地名，位于胶南以南、山东日照以北，旁有琅琊台，并标注“越2”。越王勾践灭吴后，为与齐晋争霸，迁都北上琅琊，建琅琊台以观东海。战国时期，齐长城将琅琊和琅琊台阻挡在它的南面，以防越人北上。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徙民三万户于琅琊台下，重修琅琊台，在临沂一带设琅琊郡。越人纷纷南下或者入海。
汉武帝为监察地方官，在全国设置了13个刺史部，其中，交趾刺史部包括了今天的广东、广西，以及越南部分地区，设有南海郡、苍梧郡、合浦郡、郁林郡、交趾郡、九真郡、日南郡等，生活其中的大部分人为越人以及越人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