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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苏轼非观潮者，而是弄潮儿，那么他在海南会看到什么？
他应该会看到海上丝路那一幕，因为，在他来海南之前，中国就已进入了海通时代。秦汉时期，海上丝路已经开幕，那时，北部湾是东西方海上贸易活跃区域，自然成为海上丝路的贸易中心，而位于北部湾东端与南端出海口的海南岛，岂能置身事外？
中国的航海活动，自先秦以来，略分东、南二途，以东夷、百越为海洋文化主体，形成“海王之国”，北有齐、燕，南有吴、越。夷越时代，以齐、越为代表，“历心于山海而国家富”，亦曾西进和北上，一度称霸中原，在追求统一的兼并战争中，终为秦、楚所灭，内陆型耕战文化战胜沿海型商战文化，此举决定了王朝中国的文化取舍。
岭南与南洋交通，先秦已然。殷周之时，东夷、百越之人贡南海龟甲用于占卜，贡海贝以为货币，殷墟妇好墓里就出土了许多海贝，还有鲸鱼大胛骨。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中，孔子就有过“浮于海”的念头。我们知道，孔子在鲁国是“吾从周”的。鲁为周公遗产，自然要从周，若欲“浮于海”，则非“吾从周”，而是要像齐太公吕尚那样“吾从夷”了。周初封建，立齐、鲁于海岱之间，居夷土，治夷人，要定国策根本——“从周”还是“从夷”。周公旦之子伯禽封国于鲁，三年后才回镐京向周公复命。周公问：何以如此慢？伯禽回答：我在当地行周礼——从周。而吕尚受封于齐，为齐太公，仅五个月后就回来向周公报政。周公问：何以如此快？齐太公说“因其俗，简其礼”——从夷。听了两人报政，周公叹曰：鲁国后世要北面为臣事奉齐国了！
孔子眼见齐国因海而富，从夷而霸，也曾一度想要“浮于海”，但他终于还是收住脚步，停在了一声叹息上，并未真的下海去。他像伯禽那样，其道难行，也要“吾从周”。不过，吴、越之间还真就出了个“浮于海”的商旅人物，那人就是范蠡。
范蠡下海，初非经商，而是为了兴越灭吴。清代钱中谐《论吴淞江》中言及范蠡在吴淞江入海口率军民“围田”，即以军垦围海造田，以军屯产粮备战。因此，有人称他是有史以来开发上海浦东第一人。除了史前马桥人，他早于楚国的春申君。
他再次下海，见于《国语·吴语》之“吴晋争长未成勾践袭吴”，其时，吴军北伐，至黄池，大会诸侯，与晋争霸，称霸而归，越趁其不备而偷袭之，故范蠡率水师从长江口起航，“沿海溯淮”，进入淮河流域，阻击吴军主力，断其回援归路。
范蠡第三次下海，是在越灭吴以后。他挥师北渡淮河，兵临齐、晋之地，号令中国。勾践称霸，范蠡称上将军。可范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况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遂辞去，收拾轻宝珠玉等细软，浮海入齐，耕于海畔，向商人转变。
范蠡当年由楚入越，已然“吾从越”，又由越入齐，便如管仲效法齐太公，跟着“吾从夷”了。管仲以“轻重法”治齐而霸，范蠡亦以“计然术”兴越发家。如果说，春秋时期，管仲是从夷文化的代表，那么范蠡从越又从夷，则代表了夷越文化。
夷越文化是海洋文化，也是商业文化。为经商而下海，非始于范蠡，但载入史册者，范蠡当为第一人。正因其模范效应，“下海”方才成为经商的别名。《史记·货殖列传》说，“计然之策”有七条，越用了五条就称霸了，范蠡“既已施于国”，亦欲“用之家”，自称“鸱夷子皮”，以“计然术”通江达海，十九年中，“三致千金”。
“计然术”可以说是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国富论》，虽被国家用于商战，但其根本却在市场，其于国体与个体，用之两便，既能富国强兵，亦能发家致富。
据《史记·货殖列传》载，“计然七策”，一曰知天时，以岁星占年，预知经济周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根据经济周期，安排好国家用度需求。
二曰以粮价为纲，调控市场，给粮价一个浮盈空间。“二十病农，九十病末”，“病农”——损害农民利益，就没有人去从事农业生产，“病末”——损害商人利益，就没有商人去购买农产品。合理的空间是“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用“三八原则”调控粮价，以之“平粜齐物”，则“关市不乏”，此乃以市场化治理国家。
三曰币之轻重。以粮价为准，就如同石油美元一般，搞粮食货币，国家储备，要“务完物”，多备粮食，还要“无息币”，让货币都流通起来，进入实体经济。
四曰贸易之道。要以下取之，“无敢居贵”，以低价位使货畅其流。
五曰物之贵贱。要看供求关系，遵从价值规律，“论其有馀不足”。
六曰贵贱之变。以“极”为关键，为转折点，“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在“上极”与“下极”之间，有一个获利区域，执此两极，使利益最大化之。
七曰让资金周转于贵贱两极，“财币欲其行如流水”。贵卖时，不要惜物，要“贵出如粪土”，盖因物已“贵极”，上行动力消失，故以“粪土”视之。贱买则相反，物已贱极，购之非物，所取者，乃蓬勃的盈利能力，故以宝贝视之——“贱取如珠玉”。
以此七策，用于国际贸易，能损人之国于无形，用于商战，则伤敌之兵以刀币。惜无“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这一条，尚未能找到市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或曰计然为人名，濮上人也，博学无所不通，尤善计算，尝游南越，范蠡师事之。或以计然为书名，乃范蠡所作，晋人已有此说，蔡谟说，“计然者，范蠡所著书篇名耳，非人也”，之所以称之为“计然”，盖因“所计而然也”。又说，越国贤佐，并无计然其人，若越用其策而霸，何以“书籍不见其名，史迁不述其传乎”？他显然没有注意到，班固《汉书·古今人表》中，已将范蠡、计然二人，列名于第三、第四等，故而有此一问。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三四“计然乃范蠡著书篇名非人名辨”认为“蔡说是也”，还说，他从《史记·货殖列传》中能确认“蔡氏《计然》乃书名，非人名之说，确不可易”，而其所据则为太史公引《计然》言，以为“即撮引书中语”。又说，“《汉志》兵权谋家有《范蠡》二篇，盖《计然》在其内”。此说亦当存疑。班固《古今人表》将范蠡、计然都列入其中，怎会将《计然》一书纳入《范蠡》二篇呢？人为两人，书则合一，《古今人表》与《艺文志》岂非矛与盾？钱氏失察，曰“范子之书，别名《计然》”。
为此，他一再强调，“自班氏《古今人表》计然列第四等，后人乃始以计然为人名，非书名矣”，且认定，“《货殖列传》所引《计然》语论之，大抵言农事，言财币贸易”，还进一步指出，“此乃中原自李悝、白圭以后人语耳。范蠡当春秋世，又居越，何由作此论”？由此一问，得出这样的结论：“则《汉志·范蠡》二篇，殆亦出后人假托也。”
钱氏之于诸子学统，考辨甚深，各家脉络条理，无不分明，但亦自有短板，其于诸子思想本身，或囿于考据，难免作茧，或为史观所限，难以有真切的体验。
他这短板碰到了范蠡的头上，我们就看到了他的思想在此搁浅。他居然对春秋吴越文化是思想发达的文化表示怀疑，连个“大抵言农事，言财币贸易”的主张，也要等到战国时代的中原人来表达，仍沿着中原中心论的思维惯性。考据过度，思想没跟上，是《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一书的缺点。所以，钱穆没能看出李悝的“尽地力之教”与范蠡的“计然术”的不同，一以国家为本位，一以市场为本位，一属于重农主义的基本国策，一趋于重商主义的贸易原则，一为内陆型耕战文化，一为沿海型商战文化，明显有所不同，岂能混为一谈？
有了思想隔阂，钱穆对“计然”是人名还是书名，就纠缠不清。
我们认为，“计然”是人名，也是书名。想象一下，若范蠡向越王建言，面对一个失败君王的自尊心，他会采取什么方式？他会用自己的口吻，来指教勾践吗？当然不会。他会说，我的老师“计然”如何如何说，而“计然”其人，其实也就是他本人，以“计然”作为代言人，他说的话就更容易被倾听，君臣之间对此已然心知肚明。
因此，我们可以说，范蠡为皮，计然为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无论作为人名还是作为书名，“计然”都只是范蠡投映在君臣关系中的一个神秘身影，有了范蠡，“计然”才成为一个历史性的话题，若无范蠡其人其事，“计然”又从何谈起？太史公在《货殖列传》中，仅把“计然”和范蠡放在一起，没有说“计然”究竟是人还是书，故见人者，谓之人名，见书者，谓之书名。班固见人，故列“计然”于《古今人表》，钱穆见书，以《汉志》范蠡二篇为“计然”，又因其论及财货农事，如战国李悝、白圭语，便以为非春秋末越人所能言，确定为后人所作。就这样，钱穆不仅否定“计然”为人名，且将书名《计然》也与范蠡脱钩了，考证至此，难免坠入历史虚无主义。
计然术是夷越文化的一种，与李悝变法那一套有点貌合的样子，但实质上却以神离，若一定要说有影响，那也应该是前面的范蠡对后来的李悝有影响，而不能反过来。后来者可以居上，却不能逆行，从后面跑到前面去，说后面的人影响了前面。
于是，钱穆换个说法，说范蠡人在李悝之前，书在李悝之后，据书而言，不是范蠡影响了李悝，而是李悝影响了范蠡，以此断定《汉志》范蠡二篇其中包括《计然》，并非范蠡本人作品，而是后人所托，这是考据学里的老套路，钱穆未能免俗。沿此套路考证下去，先将“计然”作为人名考没了，再将史载范蠡所作之书与范蠡本人脱钩，若再考证下去，范蠡本人是否存在都是个问题。在这里，我们没看到钱穆“对于历史的温情与敬意”，所见不是对历史的重建，而是对历史的拆迁。
说“计然术”受李悝变法影响，显然说不通，若说其也“从夷”，受了管仲“轻重术”的影响，倒有可能。或曰《管子》一书，尤其“轻重篇”，皆成书于汉代，出自汉人之手。此说法与说范蠡二篇如出一辙，若照此说法，说到底，先秦诸子都会被说成是假的，都是那些未署名的汉人造假造出来的。
管仲比范蠡要早，说范蠡受管仲影响，本来也说得过去，但若将与他们相关的文本都当作汉人的作品来讲，那就无分先后，“历史性”也就随之而消失了。
先秦诸子所有传世文本，无不过了汉人一手，几乎都留下了汉人的遗迹，若以此遗迹就认为是汉人的作品，则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不仅误读了先秦诸子，而且也误解了汉人。汉人全面整理了先秦诸子的文本，原是对诸子之学的一次确认。
我们知道，汉人“家法”“师法”甚严，不可能伪造，也没必要伪造。他们之所以在诸子文本上留下学派传承的时代痕迹，或为有意，或为无意。有意，是汉人对学派建设的自觉参与，表明学派仍在发展中；无意，是在传承过程中的潜意识开显。
其实，诸子之作，均非一个人的作品，而是导师领衔，后学跟进的学派之作，每一代学人，或多或少，有意无意，都会留点痕迹，否则如何能传承？这样理解诸子与文本的关系，我们就可以取消考据学的文本隔离，径来与先秦诸子相叙。
如果我们问范蠡，老师是谁？也许，他会用“计然”来提示你。作为人名，他可能会说，那就是他自己——“我是我的先知”。作为书名，则有可能说，它其来有自，来自“我有我的先师”。然其“先师”者，谁也？试以“计然术”言之，而究其根底，观其与“轻重篇”神似，谓之“越版轻重篇”可也。“轻重篇”出自《管子》，《管子》出自管仲，管子学派以管仲为宗师，故“计然”之先师，其书为《管子》，其人则管仲是也。
《管子》八十六篇，汉刘向编，分经言、外言、内言、短语、区言、杂篇、管子解、管子轻重八部。“管子轻重”一部，十九篇，排在最后，今亡三篇，仅存十六。
“轻重”一词初见于《国语·周语》中，有“量资币，权轻重”一说，认为国家当以币之轻重为民权利。《汉书·食货志》中，言太公以币治，立轻重法。《史记·齐太公世家》也说，太公治齐以轻重之法，“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太史公在《史记》里多言轻重。《管晏列传》中，他称管仲治齐“贵轻重，慎权衡”，“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齐太公世家》说管仲“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平准书》赞“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成其霸业。
将“轻重术”与管仲联系在一起，是从太史公开始的。此前则有贾谊谏汉文帝“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文，言及货币政策，尤其是铸币权问题，就提到了轻重，但没有将它与管仲联系起来。他说，“铜毕归于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即铜由国家专营，以此来掌控钱之轻重，防止在流通过程中国家主权流失，提防市场经济中民间权利兴起。
可这一套说辞竟然无用，汉文帝依然开放了民间自由铸钱。此次放民铸钱，钱由官定——“钱重四铢，钱文半两”，铸在民间，货币供应量由市场来调节，国家不干预，唯以“法钱”和“天平”为国之权衡。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货币非国家化”实践。从公元前175年起，到公元前144年止，“使民放铸”了31年，所铸“四铢半两”钱一直流通到公元前113年，其间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汉书·食货志》这样描写“文景之治”所取得的成果：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已然家给人足，“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人人自爱而重犯法。这样的成果，似乎为哈耶克所说的那句话——“只有铸币权真正掌握在私人机构手中，方能以良币驱逐劣币，实现个人自由”——提供了一个恰当的历史注脚。这是在黄老思想主导下，用“轻重术”取得的第一个政治文明的美丽成果，开启了一代盛世。
太史公刚好赶上了“文景之治”的尾声，对之向往不已，对“轻重术”用于无为而治，带来自由化倾向，尤为神往，追根至春秋时代管子，一再提起。贾谊言“轻重”未言管仲，不等于他认为与管仲无关，即便他这样认了，在历史问题上，我们还是要听太史公言，要听他来讲管仲与“轻重术”如何相关联。
可近人马非百偏要反过来看。他在《管子轻重篇新诠》一书中指出，太史公从未读过《轻重篇》，反而认为《轻重篇》是从《史记·货殖列传》发展出来的，具体而言，便是由计然“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发展而来，不是“轻重术”转化为“计然术”，而是“计然术”做了“轻重篇”的底本。除了《货殖列传》，还有《盐铁论》，也被他当作《轻重篇》的另一个来源，他认为是王莽时代的人根据这两个底本编撰的。
他考证《轻重篇》同钱穆之于《计然》为同一套路，因此，我们对钱穆的评论同样适用于他。所不同者，他加了一条理论，即马克思说过的一句话——“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将“桓公问管子及管子对曰”当作汉人在借尸还魂，假借春秋时期两人问答阐明汉家立场和汉人主张。但“召唤亡灵”并非作假，更有可能是重启和复兴，所以最好不要用“召唤亡灵”作为《轻重篇》与“桓公问管子”无关的理由。
我们认为，《轻重篇》是春秋时管子学派的作品。该学派以齐国为中心，分布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北有燕，南有吴、越，以管仲为先师，以稷下为据点，并非一次性完成，而是逐步发展起来的。齐国之于沿海一带，处于文化高地，其影响南方，先有孙子入吴，撰写兵书，后以轻重至越，化为计然，吴、越因之，继齐而称王称霸。
吴以兵法胜天下，故一胜而霸，一败而亡，越则挟轻重之势争天下，用计然术而成霸业。然，使轻重转化为计然者，其非范蠡乎？故以范蠡为代表的计然学派，当可视为齐国管子学派在江南衍生的分支。但，轻重之于范蠡，与管仲有同有不同。所同者，用于治国也，二人以之均成霸业；不同者，管仲仅以治国，而范蠡则兼以治家。
范蠡之衡轻重，已然异于管仲。管仲之衡也，如一同心圆，只有一个中心，即国家中心，一个本位，即国家本位，而范蠡则如椭圆，有两个中心、两个本位，即国家、市场两中心，国体、个体双本位，范蠡不但以经济杠杆治国，还以个体经营发家。所以，沿海政治文化比内陆更为宽容，重农亦重商，从周又从夷，与两大中心文化板块——周秦文化和楚汉文化并行而异趋，形成了沿海夷越文化板块。
秦汉大一统，沿海重商主义和从夷文化也有自由化表现。汉文帝用轻重法“使民放铸”，向民间开放铸币权，就是周秦之制、黄老之治、轻重之法互动的一个成果，此举发生在两千多年前。
汉文帝开创了有史以来王朝中国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当哈耶克提出“货币非国家化”主张时，或以为搞乌托邦，要他从历史上找个例子出来，他找不出来，因为西方历史上没有这样的例子。西方没有中国有，而且两千多年前就有了，只可惜哈耶克未谙中国史，不知道中国有个汉文帝。
四铢半两钱
四铢半两钱是汉文帝币制改革的成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货币非国家化”实践。从公元前175年起，到公元前144年止，“使民放铸”了31年，所铸四铢半两钱使用了62年，一直流通到公元前113年，其间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当哈耶克提出“货币非国家化”主张时，他在西方历史中一时还找不出一个例子来，因为西方历史上没有这样的例子。可中国两千多年前就有了。可惜哈耶克未谙中国史，不知道中国有个汉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