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海角苏东坡

两千年前，孔子一声叹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他也就一叹而已，并没有真下海去，要是真下海了，他的“道”能形成海洋文化吗？或者说，在海洋文化里，他的“道”行得通吗？没人这样问过。

可那一声叹息，却提醒了后人，惹得诗仙李白游山玩水之余，要“直挂云帆济沧海”，而文豪苏轼被一贬再贬之后，欲“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了。

李白游仙，来到海边，只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也没有真正下海去访蓬莱，但苏轼被贬，却真的去了一趟海南，在岛上留下一堆诗文而归。当其时也，衣冠人物，缤纷中原，唯独他被贬到了海南岛。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便来安排后事：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并立遗言曰：“死则葬海外，生不契棺，死不扶柩，此亦乃东坡之家风也。”

本以为在惠州可以终老，没想到一贬再贬。他还没从朝云之死的悲痛中解脱出来，刚在朝云墓上，六如亭中，那“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的墨迹犹新，他就又一次从惠州被贬往儋州去了。途中，他耳畔尚有朝云游吟《蝶恋花》余音缭绕，每吟至“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时，就有那伤心人的泣声，一路将他伴随，“天涯何处”？他正往“天涯”去，但愿那是他的“芳草地”。

他是个洒脱之人，既来之，则安之，权当自己就是个海南人。路过广州时，他作诗曰“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看来，他还真是乐天知命，尽管前程堪忧，他还是相信有“芳草地”等他来临。待到孤岛一看，他便总结出“六无”。在给友人程全父的信中，他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六无”之中，第一便是“食无肉”，民以食为天，食以肉为先，他的美好生活是食有肉，居有竹，二者已缺一，他当年就说过“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这回便应验了。

那时，弟弟苏辙也随他一道被贬到雷州半岛。兄弟俩隔海相望，互致问候，他听说弟弟瘦了，写了一首诗《闻子由瘦》，“子由”是弟字，在诗中提起土人食物——“土人顿顿食薯芋，荐以熏鼠烧蝙蝠”，看着土人的吃法，他真是站在地狱的门槛上，无语了，让他不由得想起“十年京国厌肥羜，日日烝花压红玉”的那些好日子。

“我是玉堂仙，谪来海南村。”被朝廷这样贬来贬去，有什么意思？他为什么不学陶渊明辞官归田去？他在孤岛上，写了一百多首诗，和陶渊明的诗一样多，他把陶渊明当作古今最伟大的诗人，伟大，不但在作诗，更在做人，陶公“不为五斗米折腰”，一下就把官身弃了，而他历尽万苦，也从未放弃自己的官身，似乎连这样的念头也从未有过。

苏辙为他作《追和陶渊明诗引》，其中就提到了“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他“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其一生都未能悔改，以此而陷大难，到晚年则“欲以桑榆之末景”，将自我寄托于陶渊明，但“谁肯信之”？

知兄莫若弟。子由说他好陶公有如叶公好龙，好的是形影，而非真身。尽管他也像陶公一样务农，看起来惟妙惟肖，实则大相径庭，因为陶公已是真农民，而他则以官身，陶公说走就走，走出官场，走向农村，而他身在农家，却依然是官场中人。

他身后，永远有个政敌的阴影，可他一直就没搞清楚政敌的成因，为什么他的政敌都是他的友人？王安石，还有章惇，哪一个不曾与他惺惺相惜，何以一入朝廷便成敌人？其实，朝廷有一条政治潜规则，那就是朝廷没有朋友，只有君臣，在朝为友即为朋党，为避朋党嫌疑，那就必须效忠，忠不忠看行动，最好的行动，就是向朋友下手。

苏轼不是个能向朋友下手的人，但他却成为被朋友下手用来表忠心的一块好料。他朋友多，所以，对他下手的人也多。他在政治上，也是一块“东坡肉”，不但味道好，而且油水足，能咬而不咬一口，就如同妖怪碰到了唐僧肉，哪能忍得住！

这样看来，性情中的“东坡肉”，不光反映“民以食为天”的民生指数，还反映了官场上的政治人格指数。他的朋友中，但凡咬了他一口的人，都能当大官，而一直跟他做朋友的人，做得无怨无悔的，如黄庭坚……都被官场边缘化了，终生为一小吏。

朋友是朝廷的政敌，独立人格也是。苏轼好交友，且持独立人格，这就犯了朝廷的逆鳞，逆行了官场潜规则。他不懂得一个朝廷里面其实也包含了两个体系，一个是法家操持的政统，那是王朝中国的实体，另一个便是儒家主张的道统，那是文化中国同王朝中国相结合的部分。士人入仕，分两步走，先以内圣之道登道统，然后再以外王之术入政统，比如一屋之中，道统为大堂，为客厅，招徕天下，广纳四方，政统为内室，乃帝王起居处，非以财与兵不得入其内。有宋一代，能据道统而执政统者，仅王安石一人。

苏轼为官，虽登道统，未入政统，立于朝廷大堂之上，侃侃而谈，足以语惊四座，然其所言，但为政论，未及政柄，须入内室密议，如财与兵者，则无其话份，故其从政，皇皇政论有余，实际政治能力不足，能据道统以立政论，却未入政统而执政柄。

王安石的抱负有两手，一手抓道统，以阳儒立己立人，一手抓政统，以阴法参政议政，成为有宋一代乃至于唐宋以来唯一手握二统敢称“三不”之人，然其欲以道统摄政统而维新国家主义求变法之初心，则至终未改，其时，亦唯有神宗能用此人，其后学，如蔡京等，则饰以道统，纯为阴法，以至于机关算尽，功利用尽，而亡国亡君。

苏轼则不然，他不入阴法之中，不做阴谋之人，此乃出于天性。他能据儒学道统之基，却不为道统所拘，自由自在，我行我素。

朱熹看他不惯，说他好谈兵论政，有纵横家习气，难免人品有缺，为学不纯，但人们都喜欢他，尤其是心学流行时期的明代人，如徐渭和李贽，哪一个不把他当作审美的标准——天人？他不但是人生艺术的审美标准，还是政治文化的审美标准。以政治得失论，他本是个失败者；从政治审美来看，他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宋代政治文化中，有一种亚文化叫作“贬官文化”，其“风流”有几分《诗经》“忧雅”，或曰“辞官文化”先知为陶令，“贬官文化”明星即为苏轼。

他从海南归来，来到长江边上，路过镇江，重游金山寺故地，见有好友李公麟给他画的像，便《自题金山画像》一首，云：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总结自己的一生，没提杭州，却道“黄州惠州儋州”，那就是他把自己当作贬官文化的代表，他那一时期的诗文也因之而成为贬官文化的极品。

子由《追和陶渊明诗引》中说道，我“少而无师”，哥哥苏轼学成，父亲让哥哥来教我，哥哥说我的诗“有古人之风”，而且自以为不如我。可是，自从苏轼贬官黄州，自称“苏东坡”以后，他就开始“其学日进”，如大江奔流，滔滔不绝，日日不已，“其诗比李太白、杜子美有余，遂与渊明比”，这时，子由说自己跟在后面赶也赶不上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苏东坡已不再是原来那个苏轼，原来那个苏轼自认为诗文不如弟弟，而到了苏东坡，弟弟就只能跟在他后面追赶，难以望其项背。

由此看来，苏东坡是有其自我文化样式——“宁做我”的新苏轼。在官本位里，有三种文化样式：一是做官样式，诗人之中，以杜甫为代表，因其一句“致君尧舜上”，表达了做官文化的最高理想，被奉为诗圣；一为辞官样式，陶渊明以一句“不为五斗米折腰”，做了辞官文化的代表；两者之间，还有贬官样式，而其代表就是苏轼。

在杜甫与陶渊明之间，苏轼更倾向于陶渊明，在做圣人还是做真人之中，苏轼虽然选择像陶渊明那样做真人，但他最终还是没有迈出陶渊明那一步。

在杜诗与陶诗之间，苏轼也偏好陶诗一路，以至于我们很难分清，苏轼之爱屋及乌，是因人而诗，还是由诗及人？在给子由的信中，他先提到陶诗，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再言及其人，说“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而他对自己所作诗的最高评价，则是“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

人在贬官文化里，“身如不系之舟”，充满了不确定性，若其不愿被人牵着往做官上走，那就只好以自由漂泊的姿态在官场边缘流行，虽无奈何，却也感受着自由漂泊带来的不确定性的美，但美的代价则是苦难和死亡。他总结自己的一生——“问汝平生功业”，用了三个不起眼的地名来概括——“黄州惠州儋州”，哪一州不是血泪流！

人在“黄州”时，“吾年四十九，羁旅失幼子”，受难中，留下一首哭子诗：“我泪犹可拭，日远当日忘。母哭不可闻，欲与汝俱亡。”诗是好诗，血肉熬之。

及至惠州，能有几天“日啖荔枝三百颗”那样的好日子？爱妾朝云疫亡，又使他太息梅边，发出椎心泣血一问：“玉骨那愁瘴雾？”他自信，美人非疫死，而是“冰肌自有仙风”，她扶摇而上，凌云而去，那在天之灵啊，还在眷顾他内心的芳草地。

老天为何要留下苏东坡？是为人间留一点心灵的喜悦，留一点思想的快乐？也许吧！但对于他本人来说，则未免残酷，若非抱住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信念，谁能忍受烙千层饼般翻来覆去的煎熬呢？面对所有苦难，他以一人承担，人间一切恩怨，都被他以审美化解，他的诗文，留给世人的，哪有怨天尤人？有的是“爱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如此诗句，也就只有他能写了，受尽苦难，而能宽容苦难，渡尽劫波，唯美飘零。

到了儋州，他已年过六旬，抱定了必死的心。其贬官之旅，从江南到岭南，从岭南到海南，人在孤岛，四顾汪洋，能不凄然神伤？长叹“何时得出此岛也”！又一想：天地不也在积水中，九州不也在大赢海中，又有谁不在孤岛上呢？

他在儋州受苦，却道“年来万事足，所欠唯一死”。他在等死呀！但死，也要带着美去死！“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这哪是“病翁”？分明是粒神仙种，在海南开花，开出“白须萧散”。也许，这就是所谓“回光返照”吧？三儿子苏过见父亲气色红润了，便高兴起来，“小儿误喜朱颜在”——真以为他返老还童。他笑了，没遮拦地笑了，笑出了谜底，“一笑那知是酒红”！他又喝醉了，站在“溪边古路三叉口，独立斜阳数过人”。

诗里面，有那样一种寂寞的美！他写海南，胜于他当年写西湖、写庐山，那时，他总有几分得意，忍不住心头马蹄急，奔放到他的诗里，踏出一片诗意的青春气息，而他在海南写诗，则已“天涯海角都是水”，比“大江东去”的长叹更为凄美。

当年，好友王巩因“乌台诗案”受他牵连，被贬岭南宾州，歌妓柔奴随行。当其北归，苏轼见他“瘴烟窟里五年，面如红玉”，尤胜往昔，便问缘故。王巩唤出柔奴与苏轼叙话，苏轼问道：“岭南应是不好？”柔奴顺口回答：“此心安处是吾乡。”

歌妓一句话，胜读十年书。后来，苏轼身临其境，从岭南到海南，就应验了这句话。当然，也有人替这句话找了个出处，找到白居易《种桃杏》诗，其中就有“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歌妓身世与贬官相似，已贬入人世谷底，故其对于贬官心情多有同感，当其自我意识觉醒，便与贬官文化共鸣。柔奴如此，朝云亦如此。

那白居易宛如预言苏轼命运的先知，不但预告了他最后的去处——贬到天涯海角，而且告诉他安顿自我身心的办法，就如同在西湖，白堤做了苏堤的先驱。

苏轼与白居易同属贬官之人，白虽未称“东坡”，但“东坡”却因他而起。据说，白居易从江州司马改任忠州（今重庆忠县）刺史后，“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从此，“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东坡”成了口头禅。苏轼谪居黄州，已知白有“东坡”一说，虽说“不敢自比”，但他觉得自己与之相似，便拿来用，自称“东坡居士”，曰“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

此前，他并不看好白诗，他在《祭柳子玉文》中说“元轻白俗”，“元轻”，是说元稹轻浮，“白俗”，是说白居易俗气。那时他在杭州，胸中一股子“欲把西湖比西子”，有了“西子”做底子，哪里还看得惯元白风流一展其轻俗的红巾翠袖？

自居黄州以后，便以“东坡”鸣，他被喊醒，从此，以其之于黄州来比白在忠州。他说，乐天自“东坡”归去，官运转佳，一路升迁，晚年，已然闲居洛阳，称“香山居士”，以“儒教饰其身，佛教治其心，道教养其寿”。他也如此，自认为“我甚似乐天”，亦从“东坡”归去，亦曾一度官运发紫，亦曾儒道佛并举，自谓“出处老少”，与之“大略相似”，仅差两点：一是“但无素与蛮”——素与蛮，两位美女，那是乐天的标配，其实他身边已有朝云，远胜素与蛮；其二，便是养老，他希望自己能“复享此翁晚节闲适之乐焉”。

他的身体羡慕白居易，追求闲适之乐，像白居易那样，将贬官文化画一句号，“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但其精神却欲超越，向往陶渊明。他号称“东坡”，观其初心，非欲师法陶渊明，而是要从贬官文化里觅峰回路转一向导，一路径。那向导，就是白居易，那回转之路，便从“东坡”起步。白居易在贬官文化里适可而止，可谓善终，他本亦能如法炮制，得其善终，可他心里还有个陶渊明，使他停不下来，还得往前走。如果说追求闲适之乐是他的生理需求，那么发现苦难之美则是他的心理需求。他本就有着比白居易更为强烈的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不可能在做官文化里隐居，他还要走向陶渊明。这符合宋人审美，从来就不肯在唐人那里停留，正如宋人书法，直奔“二王”，超越颜柳。虽然“东坡”起点在白居易，但终点却定位于陶渊明，白居易只是他的向导，陶渊明才是他的先知，虽未能至，但心向往之。

他从白居易走向陶渊明，从江南走到海南，终于走出了一个“诗意栖居于大地”的自我——“苏东坡”。这个“苏东坡”甚似白居易，却向着陶渊明的诗意飞去。那白居易是他命里的“浙江潮”，他们可是托命于西湖，跨越了唐宋两代的忘年交！而陶渊明则是他宿命里的“庐山烟雨”。他在庐山时，不识庐山，到了海南，就懂了，那陶渊明才是他人格里“独立之精神”的庐山，才是他心头上“自由之思想”的烟雨。

从海南回归江南，他已奄奄一息，临终前，他留下诗偈《观潮》：

庐山烟雨浙江潮，

未至千般恨不消。

到得还来别无事，

庐山烟雨浙江潮。

他总结自己的一生——“问汝平生功业”，本有“黄州惠州儋州”，其中一以贯之的，便是他心中那一段永远挥之不去的“庐山烟雨浙江潮”，那是自然至美之境，也是人格至美之境，他要紧紧地抱住它们，将它们永驻已然沧桑的心头。

他带着它们，展开了“诗与远方”的追求，“未至千般恨不消”！他从江南到岭南，再从岭南到海南，从追求闲适之乐，到走向苦难之美……在黄州，他使苏轼变成了“苏东坡”；在惠州，他重启“浙江潮”，欲再造西湖安乐窝；在儋州，他的安乐窝梦想破灭了，浮士德式的“千般”追求，被天涯海角画上句号。

他没能，也不敢真的下海去。浩瀚的海洋不是他的诗与远方，一生追求到此为止，“此心安处是吾乡”，于是，那蛮荒孤岛变成了他心中的“芳草地”。在《别海南黎民表》诗中，他干脆就说“我本儋耳民，寄生西蜀州”。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正是在这里，“庐山烟雨浙江潮”的人格化特征开显了，陶渊明的苦难之美与白居易的闲适之乐被他统一起来。他用苦难之美救赎闲适之乐，使他能从白居易的俗气里走出来；他用闲适之乐拥抱苦难之美，使他不必放弃官身跟着陶渊明去做农民。当他从海南返回江南时，他已然“到得还来别无事”，又回到了“庐山烟雨浙江潮”里。

如果说“庐山烟雨”的人格化为陶渊明，“浙江潮”的人格化为白居易，那么他本人就是“庐山烟雨”与“浙江潮”的统一体，将陶渊明与白居易合二为一。这是他的成功处，也是他的失败处。他以人格完成了对贬官文化的救赎，却未能成为中国大航海时代到来的弄潮儿。人在海南，心在江南，由此上溯至孔子，孔子若真的“乘桴浮于海”，未必就能开辟中国的海洋文化，其结局很可能同苏轼差不多，充其量做个观潮者。

苏东坡被流放到海南儋州时，海南岛已经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出口。若从秦汉算起，外越人在此耕海也已历经上千年了。苏子是王朝流放的士人，无论到哪儿，都是士人的情怀。他一边时刻做好应召回朝的准备，他还要报效君王，一边沉潜于乡土，代圣人行教化。他可以将中原文化引流入海南风土，却未投身海岛本土的海洋文化。中原文化的中心意识限制了他对海洋意义的想象，比如航海或海洋贸易，以及海洋之于海南岛一方水土的民生观照等。《驶船更流簿》正是海南人耕海、航海、逐海移民的航海图。

《驶船更流簿》又称“南海航道更路经”，俗称“更路簿”。“更”，指计算航程的单位，六十里为一更；“路”，指航行路线图。“更路簿”最早出现在海南岛文昌、琼海一带，主要用于记录商船、渔船或移民的航线，包括给新发现的岛屿命名等，是有关岛屿、潮汐、航道、水文、海产、风向等十多种海况的“录簿”，是每位船长必备的航海图，手抄相传，千年不断。

从三亚市落笔洞古人类遗址来看，一万年前，海南岛上已经有人类居住，人类居住就意味着开发。之后很可能是古越人的一支“外越”，又被称作“骆越人”，跨海迁移到岛上生活，就是后来岛上的黎族。秦汉以后，大量外越人迁入，开发海南岛。唐宋时期，海南岛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转站。“更路簿”记载并见证了海南岛人海上生活的历史。

“华光礁Ⅰ号”沉船：

1996年，南海渔民在西沙群岛华光礁礁盘内发现一艘沉船遗址。1998—1999年，西沙水下考古队对沉船遗址进行试掘，定名“华光礁Ⅰ号”沉船，出水文物1800多件。2001—2008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和海南省文体厅会集众多省市的水下考古专业人员，采取逐层拆卸，分解出水的方法对沉船进行整体发掘，出水船板511块，出水文物8000余件。文物以民用青瓷陶器为主，兼有铁器和铜镜片，大致为南宋中晚期。华光礁位于西沙群岛中部靠南，沉船地点在礁盘里面，据推测，很可能是“船只在靠近礁盘处航行时被巨浪托起推进礁盘内浅水珊瑚丛中搁浅，造成船体破碎沉没”。［引自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展板］

后世造东坡像颇多，南宋周少隐根据东坡先生在海南岛儋州向农家借“笠屐”的传说，绘《东坡笠屐图》，为后来画家所趋题材。先生笠屐拓片有两个本版，一苦一甘，一窘一嘲，颇显先生生活常态，美自苦难，美自平淡，难以取舍，皆具东坡范式，立此存照。 nD4kaVB1KEQuEZcf2BwWfHRcpfSJGWtC5bEToE8nkV+KTcltpEPhZd/VRtDlgIl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