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汉越海派文化（上）
——游仙的海权意识

先秦时期，从会稽到琅琊，产生了“夷越海派文化”。秦汉以来，从番禺到琅琊，又形成了“汉越海派文化”。自从越国退出琅琊，不断南迁，越人终于找到了番禺复兴点。

当越人以番禺为起点下南洋、下西洋时，琅琊则以方士为主导，以游仙做号召，引诱王朝下海。先是徐福之于秦始皇，从琅琊出海，掀起了游仙第一次浪潮，汉武接踵，比秦始皇更有气派，分别从东、南两个方向出海，东洋游仙，南洋招安。

招安是政治，是国体政治，基于国家地缘政治需要；游仙也是政治，是个体政治，反映了君主专制的个体性的政治需要。对于帝王来说，不死是最大的政治。帝王要想不死，就得做神仙，而做神仙，就得从游仙开始。

中国的神仙与西方的神不同。西方思想以神为逻辑起点，神创世界，人是神造的，所以，人归人，神归神。不管是一神，还是泛神，都必须神人两分。而中国思想则不然，世界并非神创，而是自然形成。不管那自然是物质化的气，还是思想性的道，都是可以转化的。通过养气和得道，人可以不死，化为神仙。帝王之于人间，威权已极，唯惧一死，逃死向生，唯有游仙，因之而有方士出现。

方士在《周礼》中职掌狱讼，如法官，离神仙甚远。秦汉方士主要来自战国时期燕、齐两地，靠近滨海地区。《史记·封禅书》称之为“燕、齐海上之方士”，还说他们传受齐人邹衍阴阳术，属于阴阳家之流。《汉书·艺文志》追溯源头，说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跟天文历法有关。刘向《别录》说邹衍“尽言天事，故曰‘谈天’”，《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也说他好谈天，人称“谈天衍”，而《文心雕龙·诸子》则说他“养政于天文”，以“谈天”为方士来源。

除了“谈天”，“养生”也是方士之术的一个思想来源。“养生”有三方面：一是生理，二是心理，三是道理。由身而心，由心而道，从这三个方面去修行，便立了神仙根苗。于是，我们从庄子那里看到了从“心斋”到“坐忘”的“得道”之修炼过程，看到了正在从人向神仙转化的“真人、神人、至人”，看到了他们在《庄子·大宗师》里“入水不濡，入火不热……不知说生，不知恶死”的游仙。

另外，墨子的“天志明鬼”也为方士的鬼神世界提供了支撑。墨家对科学技术的追求也引导了方士们的实践理性。为了永生，除了“求诸己”的身体和精神的“内丹”修炼——“养生”，还要以“外丹”配合，这样就开始了“炼丹”的化学和药物学实验，形成了一个从开矿到制药的“炼丹”产业链，维系一个目标——永生。

永生是个终极目标，“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谁也主导不了。人都有一死，这是常识，而超越生死则是人的贪欲。当然我们也可以换个说法，把贪婪说成人性中本来就有的神的意志，对神的追求成了文明的动力。

人固然要有远大目标，但现实更为重要。在对永生的追求中，会留下一些现实的成果。例如《汉书·艺文志》将方术分为“方技”和“术数”两类，“方技”包括医经、经方、房中、神仙，“术数”包括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在史官文化外，又形成了一套方士文化。史官文化把儒学作为信仰，方士文化则产生了道教。

方士的世界是个连接世人与神仙的所在。人转化为仙，方士是关键。皇帝之所以为皇帝，非以一己之力，而是能任天下士。打天下用战士，治天下用吏士，欲致天下万世，当用方士，因为方士用长生不死的承诺，牵住了皇帝那怕死的牛鼻子。

要想长生不死，就不能像芸芸众生那样活在“举头望明月”的天下观里，而是要超越众生天下观，往神仙世界去。神仙世界不光有《山海经》里从山到海——从昆仑到蓬莱的世界观原型，还有着阴阳五行学说底色的“大九州”世界观的蓝图。

这蓝图由齐人邹衍描述，被转载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乃针对中国而言，确认中国在“大九州”中居赤县神州，神州之内，又“自有九州”。此外，各州亦然，故“天下乃八十一分”，中国独得九分。这九分，都跟大禹治水有关，故曰“茫茫禹迹，画为九州”。楚简《容成氏》言，禹治水，通泾与渭，北注之河，以定雍州；通伊、洛，东注之河，以定豫州；决九河之阻，定冀州、兖州；通淮与沂，东注之海，定青州、徐州；通滹沱与易水，东注之海，以定幽州；通三江五湖，东注之海，定荆、扬二州。其水地名称同《禹贡》有异，我们参照《禹贡》做了调整。

汉初之作，《淮南子》中于“东南神州”外也并列有八州。杨树达认为，这来自邹衍的“大九州”说，还有纬书《河图括地象》，其言九州亦似《淮南子》，貌虽与之有异，实质上还是沿袭，也是邹衍的“大九州”说碰到了汉代的回音壁。

汉人采纳其言，且与《山海经》传说相对照，发现《大荒南经》中有“不死之国”，《海内经》中有“不死之山”，《海外南经》中有“不死之民”。

汉代重经学，却好纬学。经学立于国家庙堂，多做政治招牌，用儒生“以正治国”；纬学则深居帝王密室，解读天命暗号，故用方士“以奇通神”，引导帝王安身立命，往“不死”处去，重启天下“不死之国”“不死之山”“不死之民”。

汉人把《山海经》与“大九州”联系起来，从昆仑到蓬莱，从河源到瀛海，兴起了方士游仙的世界。那是一个像“穆天子与西王母相会”的传说与传奇交织的想象空间，还是像张骞通西域发现昆仑山可以通过考证还原的历史存在？在方士那里，此二者或已兼容，神话存在与历史存在被统一起来，而统一的方式就是游仙。张骞通西域，当然不是游仙，但武帝神往昆仑，心驰西域，天马踏燕，却似游仙。

除了通西域，定昆仑，武帝还以神话与历史交错的方式——游仙，为王朝中国出海开辟了一个大航海时代。中国历史上，自先秦以来就有的两大边患——北匈奴和南百越已被他解除。他把匈奴人赶到世界屋脊的西边去了，将百越人赶下了南海。

秦始皇帝没能做到的，汉武帝做到了！兼并六国算什么？那都是打理中国内部的事，要能开疆拓土，扫除北狄南夷，才是真正的千古一帝！

汉兵入越，徙越民于江、淮，亦有越人“亡入海”，去做水上流民，为外越后浪，同外越之人相呼应，但汉却不能像在西域那样，设个都护府来管理他们。

他们不接受中央集权，不做郡县制里的户口，宁愿在海上漂流。但他们毕竟是华夏族裔，大禹之后，勾践的谆谆教导还留在心头，怀里还揣了个赤县神州。因此，他们算是最早的华侨，带着对文化中国的认同，在海上眺望“大九州”，发现《禹贡》里江河环绕“小九州”，而“大九州”则被海洋“瀛环”了。

他们航行，或沿海岸线，或驶向海岛。若远洋，往东南亚去，他们引来南洋、西洋番邦，同汉朝做朝贡贸易；往东北亚去，则同燕、齐方士一道说服皇帝，因为，谁能比他们更熟悉“大九州”里的游戏？当活在中国式天下里的汉人还在那个小九州及其附属的“四海之内”的格局里自我中心化时，他们早就知道赤县神州不过是“大九州”的九分之一。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中原在“大九州”里的位置。李白诗里说的“海客谈瀛洲”的“海客”，指的就是他们。

他们不是“海内之人”，不在先秦以来就已形成的那个“天下——海内”的格局里，而是“海外之人”，位于茫茫大海之中，被无边无际的流动性所包围。“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这样的空间属于神仙，不属于王权，属于神话，不属于历史，从未有过历史地理标记，怎么打扮都可以，尤宜于扮成游仙胜地，还有仙药、仙女……方士为他们鼓吹，吹出“海上仙人”谱系；他们为方士托底，配合方士为王朝下海做局。

他们之中，名之尤者为安期生，或曰其琅琊人，活了一千年，已经活成了神仙。《史记》里面有三处提到他，其中《乐毅列传》说乐毅后人跟他学黄老术。

黄老术因地制宜，其于秦、晋，为刑名法术，而有申、韩之学，其于燕、齐，则为阴阳五行及方士之术，使老庄之学神仙化，化为方士与道士之学。

安期生在燕、齐之地，传黄老之术，求学于河上丈人，授学于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而这位盖公则教了曹参相国。

《封禅书》也提到他，记载了方士李少君对武帝说的一番话。先说了“祠灶”——祭祀灶神，说“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这样说来，“祠灶”就是炼丹——将炼金术神化，不但能炼成黄金，若以之为器皿来饮食，还能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所以，要从“祠灶”开始，炼丹以取黄金，制器以为饮食，先要打个“益寿”的底子——用黄金养生，然后才开始游仙。原来，游仙也要有个“金本位”。

接下来，李少君就提到了那位海外游仙成功人物——安期生：我游海上，见过安期生，他吃的枣子那个大呀，大如瓜！他是个仙人，知道蓬莱在哪里，常来常往，但他“合则见人，不合则隐”，是难得一见的仙人。

故天子亲祠灶，化丹沙以为黄金，遣方士入海寻蓬莱安期生。

李少君死后，武帝不疑，“以为化去不死”，使人“受其方”，同时，派人寻求“蓬莱安期生”，虽“莫能得”，但燕、齐海上方士“来言神事”者更多了。来者之中，有方士栾大，自言其海通安期生。帝宠之，赐黄金美女。然寻仙不至，耗财无数，骗局将败，则以谎言救之。谎言一破，无可救药，帝诛之。

除了《封禅书》和《乐毅列传》，《史记》里的《田儋列传》也提到安期生，有所不同的是，前二者说他是术士，是黄老学派中趋于神仙方术的一支，而后者说他是策士。《汉书·蒯通传》的说法亦与之相似，称他为“安其生”，说蒯通“善齐人安其生，安其生尝干项羽，羽不能用其策，而项羽欲封此两人，两人卒不肯受”。

对此，东坡诗曰：“安期本策士，平日交蒯通。尝干重瞳子，不见隆准公。”那“重瞳子”便是项羽，而“隆准公”即指刘邦，由此可见安期生的政治立场。作为历史人物，他在战国时就以传承黄老之术的术士面孔出现，而且在楚汉相争中选边站，站到了项羽一边，却又不为项羽所用，从此，不在小九州里争天下，而在大九州里游仙。

《列仙传》里有神仙约七十位，其中就有一位“安期先生”，说他是琅琊人，在海滨卖药，人称“千岁翁”。在《列仙传》里以方士亮相，和在《汉书》中以策士出场，尺度就是不一样。对于神仙，要用神话尺度，千岁是个起步。

项羽所见的乃蒯通之友，是个普通人。秦始皇看到的是“千岁翁”，交谈了三个昼夜，赐以千万金，却遗留故土，留书曰：后数年，求我于蓬莱山。秦始皇派徐福等人入海，求之不得，本以为他从此消失，没想到，皇帝死后，他却在楚汉相争的历史场景里出现了，不是作为神仙，而是作为历史人物。这便是中国传统里的神人二重性。神话与历史就这样交错着。

《列仙传》提出了修道成仙的三种方法：食药成仙，养气成仙，积德成仙。安期生“卖药于东海边”，看来属于食药成仙，不过，“赞语”里又有“保气延生”和“聊悟秦始”两句，可见其养气和积德也有了。养气就不必说了，他究竟积了什么德？

他跟皇帝聊天——“聊悟秦始”，被赐以金璧，成千上万，他都留在琅琊故土阜乡——“遗宝阜亭”，以便造福乡民。而更大的福祉，则是由他启动了皇帝游仙，以及由之而来的徐福东渡，为追求自由逃离郡县制的水上流民，带来了财源滚滚的福音。

以游仙为名，王朝中国下海，那真是“无边赏赐纷纷下，不尽财源滚滚来”，沿海方士与水上流民一道，营造一条游仙的来龙去脉，发了数不尽的神仙财。若无这样一条游仙的财路，那些夷越遗民岂不早就做了倭寇？

我们不知道安期生对项羽说了什么，让我们试着来猜想一下吧！

他也许会说，楚汉相争，得百越者得天下，得琅琊者得百越，而他就是琅琊人，得他就能得琅琊。可那时项羽正打胜仗，对用人不在意，只对自用有兴趣。

果然，百越复兴，瓯越、闽越、南越诸国兴起。项羽不用，刘邦用，致使项羽一败，便无路可退，“至今思项羽”。就应该想一想，项羽为何“不肯过江东”？江东是吴越之地，项羽起兵就在此地，他带领着江东子弟兵。有人说，他“不肯过江东”是无脸见江东父老，不能衣锦还乡，只好一死战场。这只是一面，是他个人心情的一面。还有另一面，客观形势的一面，那就是他回不去了，因为他拒绝了百越之人，越人已转向刘邦，他只能在两淮间决一死战。

汉初，安期生再也没有露过面。作为历史人物，他已被终结——载入《史记》与《汉书》，可作为神仙，还有传说在流传，以至于武帝多次出海都跟他有关。

武帝出海为何要打他的旗号？因为他是秦汉之际中国夷越海洋文化的代表，是茫茫大海上那些人数不知到底有多少的水上流民世世代代追随的龙首。要知道，匈奴骑射犯境，武帝亦从未去巡游长城，何以要一次又一次巡海？果真跟那蓬莱神仙有关？跟那不死之药有关？权力需要不死的仙药？

此外，行使权力还需要有个国家理由，武帝巡海的国家理由是什么？这恐怕就跟太史公说的“起事于东南，收成于西北”的中国历史运势线有关。汉居西北长安，根本却在滨海东南，西北用兵要靠东南财赋，东南半壁未定，都城长安难安。君不见，那一次吴楚七国之乱，差一点就搞垮了长安，颠覆大汉。

陆防、海防，秦汉以来就有。陆防要据河套，扼住匈奴咽喉；海防应驻琅琊，抓住百越龙头。陆防有边疆，可筑长城，大海无疆，自由无防，唯有游仙。所以，武帝巡海打的都是游仙的牌，既能适应自我神化心理需求，也可以满足沿海居民和海外流民的生计需要。他在位五十五年间，至少有七次出海，每一次都要抛金撒银于海上，制造财富狂欢。别以为皇帝只是在玩过把瘾的神仙游戏！游戏有对国防的推动，有与之相关的国防工业的发展，如出海之于造船业，炼丹之于铸铁业。

汉代造船，多造“楼船”，并以之为水师名。水兵曰楼船士卒，将校也冠以“楼船”称谓。船高十余丈，船体分三层，刘熙《释名》曰：第一层“庐”，“象庐舍也”；第二层“飞庐”，“在上，故曰飞也”；第三层为“爵（雀）室”，“于中候望之，如鸟雀之警示也”。作为战船，三层都有女墙防卫，蒙以皮革，以御矢石，以防火攻，且为射击掩体。据《史记·平准书》载，汉造楼船，盖因“越欲与汉用船战逐”，故武帝令于“八水绕长安”的上林苑内凿昆明池，起楼船，观水师，示与诸越决一水战。于是，昆明池中，旌旗招展，不时有楼船出现，有时多至百艘。

汉代水战，一如其驰骋大漠，长驱万里，也是纵横四海，所向无敌。本来汉家军备，马逊于匈奴，船不及百越，至武帝时，汉骑不仅配以马鞍、马镫、马蹄铁，执大漠牛耳，汉水师也以楼船，过江出海，居高临下，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

汉水师计约20万。据说一场战斗可出动楼船2000多艘。可楼船是战船，不能用于皇帝巡海游仙，更何况上林苑本是皇家园林，凿个池子，一展水师，乃广告天下，欲对越用兵也，不能真的把它当作水师基地，其实它更像是游仙基地。

有灵沼神池，似天河倒影，有如仙境，或曰尧时理水曾泊舟于此，还刻石为鲸，长三丈，每逢雷雨辄吼，吼时须尾皆动，又立牵牛、织女石于池之东西，以象天河，池中央设立豫章观，亦名昆明观，帝御之，临观焉，驾龙首船，令宫女泛舟……

其始凿池，期以伐越，以习水战，中有楼船，上建楼橹，又有戈船，上施戈矛，然此于苑内，终非上林本色，故鼓鼙之声方歇，鼓吹之音又起，军阵之乐才罢，宫观清音又至，战士摇橹，宫女棹歌，楼船之外，更有豫章大舡，军演之外，还有游仙。

豫章大舡比楼船更大，据《太平御览》说，可起宫殿，置万人。这就比希腊化时期那艘托勒密巨舰还要大了。那是一艘四十列桨的双体战船，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中提到了它，说它长128米，有桨手4000名、帆手400名、士兵2850名，船员共计7250人。若按人头一算，托勒密巨舰就比豫章大舡差得很远。

所谓“豫章大舡”，也就那么一说，没个具体数字。有人不信，转述《酉阳杂俎》的说法，以“汉时有豫章船，一艘载一千人”提出疑问。但这里说的“豫章船”，似乎是在泛言豫章所造之船，而非特指“豫章大舡”。以此言之，谈不上质疑。

汉代“一艘载一千人”的船，大多是楼船。豫章为当时水师基地，也是造船基地，故其所造之船多为楼船，这跟它在江南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有关。

汉伐越，有两地最为重要，诸越地域分布，由东南而西南，从甬东到北部湾，经由瓯越、闽越、南越直至越南，所以，汉要有东南和西南两个地缘政治的抓手。一手抓西南，抓手即昆明池，故凿之于长安。汉时所谓“昆明”，非地名，乃族名，为西南夷族群之一支，聚族于滇池边而居，故称其所在地为“昆明池”。另一手抓东南，抓手为豫章，故设楼船军于豫章，以杨仆为楼船将军，同时，也设豫章观于昆明池中央，并以豫章大舡为大汉巨舰、巡海浮宫，不仅以之能战——“控蛮荆而引瓯越”，还以之能游——“襟三江而带五湖”，以游仙宣示大汉制海权。故伐越时，以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由西北路，水、陆并进，直抵番禺，另以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溯赣江而上，过大庾岭，入海，从东南方向，经由沿海，会师番禺。楼船先至，围而不打，断南越海路，以待伏波合围，两面夹击，一举灭之。

南越国灭，民流于海，尤其外越，更是放浪于海外。若论倭寇源流，南越流民以及外越之人当为其中一脉。武帝游仙，除其自我意识外，还有这么个以游仙招徕流民以巡海肃清海疆的国家理由，所以，明知方士多骗子，他也赐金赏银，乐之不疲，以此为海外流民留一条财路作为脐带，维系着他们与大陆母体不弃的血缘和地缘情怀。

南海搞定了，还有北洋。据说他七次巡海，一次也没到南海，这当然跟游仙的目标有关。蓬莱在东边，不在南海，也跟地缘政治有关，因为北洋还有隐患，在大汉天子的海岸线上，居然还有一个国家在探头。就在朝鲜半岛上，那国家扼着渤海湾通往日本海的游仙的咽喉。如果它向漂泊的水上流民招手，让他们去做倭寇，那真是不堪设想！要将朝鲜半岛上那颗地缘政治的钉子拔掉，免得它将水上流民变成倭寇。

武帝巡海，以游仙开头，东临齐地，竟有上万人来言海上故事。帝以大船队载数千人赴蓬莱，其本人则御驾那巡海浮宫——豫章大舡，沿着环渤海湾巡行。巡行了两趟以后，他就出手了，从山东和辽西水、陆并进。水师统帅还是那位楼船将军，适逢朝鲜内乱，将其一举拿下，不设属国，改立郡县，分为四郡管理。这样，他就把从渤海湾到北部湾的18000多千米的陆岸线的海权统一起来了，将中南半岛和朝鲜半岛这一南一北两个半岛也用中央集权的长臂管辖起来。

至于岛岸线，他就管不到了。那里的海权就用游仙和朝贡贸易的影响来维系。后来他觉得维护成本实在太高，游仙也已经游不动了，就对群臣叹息道：从前我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哪儿有什么仙人？全都是妖妄！还是节食服药，少得点病就行。他一张一弛，能收能放，拿得起放得下。这是他跟不到蓬莱不死心的秦始皇帝不一样的地方。

春秋后期，越国已经开始建造楼船。越国迁都时，就曾发动“楼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为桴”。越灭吴后，越王勾践迫使大夫文种自尽，派遣三千楼船卒将其安葬于卧龙山。楼船在汉代发展为水军之总称。

据《中国古船图谱》记载：“目前见到的汉代楼船图像只有两种。一种是汉楼船纹铜镜的背饰船图，船体并列成双，船后部有双檐高层楼阁。另一种是刻在汉代广州城砖上的楼船图，不但有重檐亭阁，而且有帽形帆。”不过，昆明池里的楼船“豫章大舡”和十层赤楼帛兰船的真实场景，难以再现。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汉代楼船实物，只能借助于《越绝书》、《汉书》或《后汉书》等文字叙述想象它们了。

公元前138年，闽越起而反汉，汉武帝派楼船出兵镇压。那时庐江（今安徽舒城）、豫章（今江西南昌）、寻阳（今湖北黄梅西南）、会稽（今浙江绍兴）等都是汉朝重要的造船基地和楼船军驻地。

为控制南越，公元前120年，汉武帝仿滇池在长安西南挖建了方圆四十里的昆明池，打造楼船，训练水师。据载，豫章大舡“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还“可载万人，船上起宫室”。显然夸张，但即便二三丈、千人之船亦足以令人惊叹了。

《释名》对楼船上层建筑介绍如下：“其上屋曰庐，象庐舍也。其上重屋曰飞庐，在上，故曰飞也。又在上曰爵（雀）室，于中候望之，如鸟雀之警示也。”这种有多层建筑和攻防设施的大型战船，外观似楼，故曰楼船，就像一座水上堡垒。 sko05g8t6va6E3JPJ3T9FREmp1N0zyVPwoQ9+TeWBCGmlZhIsR1/3OffjJv2K+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