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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立宪时期十分混乱，但伟大的思想家往往生于乱世，因为对现实的观察是思想的本源。17世纪，洛克生活的时代，新旧势力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阶级力量的反复较量及政权更替后，终以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妥协而走向资本主义。伴随着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激烈斗争的是思想理论界长久的分歧，以及各派代表人物针锋相对的论战。洛克的《政府论》几乎是这一论战的缩影。
洛克在《政府论》一书中所倡导的理念，对整个人类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影响不仅体现在思想界，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杰弗逊等政治家、思想家和革命家莫不从《政府论》中吸取思想营养；《政府论》在实践中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等重要历史文献莫不充分体现了《政府论》的基本思想。
在《政府论》上篇中，洛克通过考察菲尔麦所依据的《圣经》，“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证明君权不是神授。这里，我们先介绍一下菲尔麦，他的《论父权制或国王的政治权力》“大概是君权神授理论至今为止最有系统的英文阐述”。他在该书中把《圣经》中的《创世记》的观点作为他君权神授的逻辑前提。他指出，君权的来源是父亲对子女的支配权，世界上的一切权力或是从父权派生，或是篡夺父权而来，此外再也找不出任何权力的其他来源。臣民对君主的服从关系来自子女对家长的从属关系，并且这种子女的从属关系，按照上帝的命令，是一切君主权力的本源。因为上帝的授予，亚当拥有了统治其妻子、儿女以及后裔的原始的统治权力。君主统治国家的权力是按照上帝赋予亚当的父权建立起来的。这与中国古代教导孩子不能和爸爸争论诉讼，弟弟不能和哥哥争论诉讼，最终落实到臣子不能和皇帝争论而形成的差序格局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们再继续探讨洛克的观点。洛克认为：第一，亚当并不像菲尔麦等人所主张的那样，是基于父亲身份的自然权利或上帝的明确赐予，从而享有对其子女的支配权及对整个世界的统治权；第二，即使他享有这种权力，他的继承人也无权世袭这种权力；第三，即使他的继承人可以世袭这种权力，但是由于没有自然法，也没有上帝的明文规定来确定在各种情况下谁是合法继承人，因而也无从确定应该由谁来掌握统治权；第四，即使这也已被确定，但是谁是亚当的长房后嗣，早已绝对无从查考，这就使人类各种族和世界上各家族之中，没有哪一个人比别人更有理由自称是最正宗的长房后嗣，从而享有世袭的权力。这是很有意思的论述。今天，大部分人都只看《政府论》下篇，其实在洛克那个时代，其上篇的意义一点不亚于下篇。君权不是神授的，权力要具有合法性。
《政府论》下篇，则系统地阐述了公民政府的真正起源、范围和目的。洛克认同社会契约理论，政府起源于契约，政府的存在“……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了人民的和平、安全和公众福利”。这个观点无疑是相当震撼的，以前政府建立在血缘和权力天授的基础上，保护公民权利依赖于君主和大臣的“良心”；而契约论要求政府有保护人民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的义务，否则就有被替换的风险。自由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办法，决定他们的行动和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而毋须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当然这是自由的状态，却不是放任的状态，自由的唯一限制是自然法。权利因为人类本性中的美德而存在，是人类理性的象征。国家必须根据正式颁布的、长期有效的法律来统治，而不能依靠临时的专断命令来进行统治。法律一经制定，无论贫富贵贱，每个人都必须平等地服从，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逃避法律的约束与制裁。在一切能够接受法律支配的人类的状态中，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立法权和执行权应该分立。洛克认为，立法权来源于人民的权力转让，人民的权力来源于自然法，所以立法权决不可以超出自然法。因此，立法权并不是对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绝对的专断的权力，第一，它们应该以正式公布的既定的法律来进行统治，这些法律不论贫富、不论权贵和庄稼人都一视同仁，并不因特殊情况而有出入；第二，这些法律除了为人民谋福利这一最终目的之外，不应再有其他目的；第三，未经人民自己或其代表同意，决不应该对人民的财产课税；第四，立法机关不应该也不能够把制定法律的权力让给任何其他人，或把它放在不是人民所安排的其他任何地方。较霍布斯而言，洛克又往前走了一步。霍布斯认为人们将权利让渡之后，掌权者拥有不可变动的权力，且人们也不能加以过问；但是洛克则认为，既然国家权力是受人民委托来实现某种目的的，那它就必然要受那个目的的限制，当这一目的显然被忽略或遭受打击时，委托必然被取消，权力又回到当初授权的人民手中。“谁来判断君主或立法机关的行为是否辜负它们所受的委托？……人民应该是裁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