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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各国纷纷推翻了殖民或君主的统治，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大革命之后的法国，王权已经被推翻，但是社会仍动荡不已，新旧政治力量交织在一起。1830年“七月革命”爆发后，托克维尔被指与波旁王朝有染。为避免“七月革命”余波的冲击，他与好友博蒙一起向司法部请求，要求去美国考察研究那里的新监狱制度。当时法国的民主诉求被旧势力暂时压制了下去。但是，政治敏锐性很强的托克维尔已经意识到，民主是一种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旧有的等级制迟早会进入历史的“故纸堆”，人人身份平等的新时代终将来临。他希望能从经历过这场革命的国家中找出一个使革命发展得更完满和更和平的方案，从而辨明革命自然应当产生的结果，如有可能，再探讨能使革命有益于人类的做法。他试图寻找民主形象本身和它的倾向、特点、偏见以及激情，从而了解它的发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恐惧或希望。这是托克维尔去美国考察的真正目的，也是他写作《论美国的民主》的动因。他的这本著作带有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希望能够客观中立地去考察这个国家的民主运行及存在的问题。
1831年4月，托克维尔一行来到美国。那时的美国正处在深刻而广泛的变革时期，1787年，美国各地结成联邦的只有东部13个州，1831年又多了11个州，其中有2个州，即路易斯安那和密苏里，其领土已经延伸到密西西比河以西。托克维尔他们在美国考察了9个月，于1832年2月离开。《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卷分别于1835年和1840年出版，讨论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并进行了社会学分析。
评价一个学者思想和理论的好坏，最重要的标准是看社会能否最终按照他的预见发展或者看他提供的解决方案对社会的发展是否具有进步而积极的意义。托克维尔的著作《论美国的民主》让人敬佩不已，作者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对刚刚发展的美国，进行了短时间的考察，提出了一些著名的而且后来果真应验的社会学预测。比如里面提到美国南北必有一战；美国可能会将当时属于墨西哥的德克萨斯吞并；美国政策未来会对内软对外硬；在那一片有众多流氓和因罪受罚的人到达的国土上民众会变得越来越好等。二战后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研究托克维尔的热潮，后世有人称托克维尔为预言家的鼻祖，卡连斯基称他为未来学的奠基人。托克维尔是一个难得的观察家，他出身贵族，却能够敏锐地观察底层社会。他既有知识也有经验，在写作《论美国的民主》的时候，还不到30岁。我略举几例，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托克维尔首先认为，民主这个潮流势不可挡，因为人对平等的要求势不可挡。它每时每刻都在摆脱人为的阻挠，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能帮助它前进。
托克维尔说，民主的缺点马上就可以察觉，而其优点只有经过长期观察才能发现。民主的法治一般趋向于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因为它来自公民之中的多数。公民之中的多数虽然可能犯错误，但它没有与自己对立的利益。贵族的法治与此相反，它趋向于使少数人垄断财富和权利；因为贵族生来总是少数。因此，一般可以认为民主立法的目的比贵族立法的目的更有利于人类，即使民主社会将步入贵族社会那样的富丽堂皇，苦难也不会太多。托克维尔认为，在民主社会，享乐将不会过分，而福利将大为普及。国家将不会那么光辉和荣耀，而且可能不那么强大，大多数公民将得到更大的幸福。中央集权长于保守短于创新，一旦社会发生动荡，政府将失去控制力。整体而言，民主政府尽管有许多缺点，但它仍然是最能使社会繁荣的政府。
托克维尔观察到，在美国担任公职的往往不是杰出之士。其一，杰出人才会追求财富而不屑于当官；其二，民众也不会选举他们，因为民众不信任他们。这也是早期的美国较其他欧洲国家商业更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联邦政府的公务员薪俸与民众持平，托克维尔认为这是民主制度的体现，因为普选之下国家的财政支出受广大低收入人群的监督。这样政府既没有承担过多公务员薪水的负担，又没有维持过大军队的支出，从而拥有巨大的财富可以用来进行公共资源建设而不必增加赋税。
福利的提高、文化的普及、社会性的加强、对人的苦难的同情、人的主动精神和活动能力的提升是民主的好处，但是，它也会造成一些问题，比如法制不稳定，统治者的才能低下，过于强调划一，追求福利过度；尤其严重的是有走向暴政的风险。在民主社会中如何使自由得到有效的保障，是托克维尔美国民主观的核心问题。结合对美国社会实际的考察，他提出可以通过在民主社会中实行联邦制、三权分立、地方自治、结社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等一系列措施来保证自由，防止多数的暴政。
托克维尔认为，民主另一个主要弊端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民主主义的产物，并随着身份平等的扩大而发展。在贵族制国家，家庭的情况数百年不变，而且往往一个家庭在同一地方居住，数世同堂。每个人几乎都知道祖先的身世，并对祖先表示尊崇。贵族制度还可以产生把每个人同其他多数同胞紧密联系起来的效果。贵族制度能够把所有公民，从农民到国王，结成一条长长的锁链；而民主制度则打断了这条锁链，使其环环脱落。随着身份的日趋平等，大量的个人出现，这些人无所负于人，也可以说无所求于人。他们习惯于独立思考，认为自己的命运只操于自己的手里。每个人遇事总是只想到自己，而最后完全陷入内心的孤寂。托克维尔观察到，为解决这个问题，美国用自由制度对抗个人主义，让人们普遍参与国家的治理。当公民全都参加国家的治理工作时，他们必然会走出个人利益的小圈子。一旦人们都去参加公共的工作，每个人都会发现自己不能像最初以为的那样可以离开他人而独立；而为了得到他人的帮助，就得经常准备帮助他人。一个人很难放弃自我去关心整个国家的命运，因为他不太理解国家的命运会对他个人的境遇会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如果要修筑一条公路通到他的家园，他马上会知道这件小公事与他的大私事之间的关系，而且不必告诉他，他就会发现个人利益和全体利益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如果让公民多管小事而少操心大事，他们反而会关心公益，并感到必须不断地互相协力去实现公益。地方性自由可使大多数公民重视邻里和亲友的情谊，所以他会抵制那种使人们互相隔离的本能，而不断地导致人们恢复彼此协力的本性，并迫使他们互助。当时的美国居民享有的自由制度，以及他们可以充分行使的政治权利，使每个人时时刻刻从各个方面都感到自己是生活在社会里的。因此，托克维尔认为在这样的民主国家里，人会变得越来越好，他们的利益和他们的同情心，使他们产生了在必要的时候进行互相援助的信念。身份越是平等，人们也就越是明白这种互相支援的义务。在民主国家里，没有人会广为施舍，但可以经常帮助别人。每个人很少有效忠精神，但大家都乐于助人。
托克维尔肯定了美国立宪者的伟大，设计了“控制与反控制”的制度。美国宪法虽好，但也不能夸大它的作用，当时移民到美国的欧洲人认为美国的特殊自然环境造就了美国的独特民主。托克维尔考察后认为，维护美国民主制度的因素有三个：自然环境、法制和民情。美国民主政府所取得的成就，也有很大一部分应归功于法制，但他不认为美国的法制是其获得成功的最主要原因。按照贡献，民情最重要，其次才是法制，再次是自然环境。而民情主要是自治制度、培养公共事务的能力与觉悟。乡镇自治的传统是美国人的“人民主权”和“公民自由”原则的根源。美国各种各样的地方性法律，就是把公民永久无法满足的野心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使同样的一些可能破坏国家的民主激情转化为为地方造福的激情。
托克维尔还有另外一本书在中国深受推崇，即《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依然体现了托克维尔作为一个学者敏锐的观察力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版于1856年，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在原有的封建制度崩溃之时因并未带来预期的结果，而致使执政者与民众间的矛盾公开化，社会动荡愈演愈烈。托克维尔通过对大量史实的分析，揭示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内在联系。法国大革命似乎要摧毁一切旧制度，然而却不知不觉地从旧制度中继承了大部分情感、习惯、思想，一些原以为是大革命成就的制度其实是旧制度的继承和发展。有人说，《旧制度与大革命》说明了改革是革命的诱因。但是我认为，《旧制度与大革命》讲的是改革得不彻底才是革命的诱因。托克维尔在书中指出，过去专制社会资源都掌握在法国贵族的手中，人们比较容易管理，但是改革激发了人们的利益心，而政府之手仍然无处不在，不愿简政放权，才是革命的原因。
托克维尔的这两本书展现了两幅画卷，一幅呈现的是风格较为明快的美国民主的图景，社会充满活力，洋溢着自治精神；另一幅是带有悲怆色彩的法国民主的图景，平等化进程伴随着中央行政集权的扩张，个体相互疏离，社会机体羸弱被动，缺乏自组织能力。我们能感到托克维尔对当时法国政治风气的忧心忡忡和对更加合理地构建法国民主制度的热切期盼。
托克维尔因为在《论美国的民主》中预测到美俄将成为世界大国，而在二战后名噪一时，许多人把他当成预言家的鼻祖。我们说，托克维尔不是预言家，只是个善于观察的社会科学工作者。
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及资产阶级对政治权利的诉求，促使资本主义逐渐掌控国家权力，但无产阶级仍然被排除在外。人们已经认识到，民主化是国家崛起的基本条件，是权利实现的支撑和依托。历史证明，如果自己没有任何话语权，命运总掌握在“上苍”的手中，并不总是件稳妥的事情。在经历了数个世纪的斗争与妥协后，现代各国宪法都已经把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放置其中，明确了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从而完成了从君主主权向人民主权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