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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利益的扩大与分化，建立在领土和财产基础上的政治国家逐渐产生。拥有权力就拥有更多的特殊利益，获得权力的统治者就面临着向臣民解释“为什么这个权力必须归他而不是别人”的合法性的命题。古代社会的君主，无论中外，都在想方设法论证君权是上天授予给他的。这招在蒙昧时代还是挺管用的，让老百姓拗着“上天”来，那不是光会个武功就能做到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匮乏过为皇帝论证“皇帝是上天授权的史实”。古代社会最大的两件事是祀与戎，一个指祭祀，一个指打仗。打仗能理解，祭祀今天或许不能理解，因为这解决了历代皇朝的合法性问题。无论是夏朝神化大禹，“有夏服（受）天命”（《尚书·召诰》），还是商朝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自己的权力与上天结合在一起。因为那时人类对自然的奇异现象还没有能力解释。神化，这种思路在中外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古埃及的法老、古巴比伦的领袖，都声称自己是“日月授权”，查士丁尼在自己统治的后期，特别关注神学，也为自己的合法性寻找理论支撑。既然权力天定，那么权力，主要是最高的权力就可以变得无限大。人民应该绝对服从，听话的才是好臣民。
一旦社会贫富差距巨大，民不聊生，“新神”的故事就会被提起。提这种事的有时候是野心家，有时候或者就是寄托了一些人的美好愿望。西汉末年就是如此，《汉书·眭弘传》记载了公元前78年（元凤三年），泰山脚下突降大石。有人说泰山是神山，与天子有感应，天子应该换人了，皇帝也应该顺应天人感应，让出帝位。当然统治者将之解释为“妖言惑众”。“妖言惑众”这个词就是从这儿来的。到了汉哀帝时，国家更加混乱，王莽作为一个“好演员”，赋闲在家演了一场“大义灭亲”，深深打动了全社会。当时社会“异象”迭出，一些现象又被理解为祥瑞之兆。南越人进贡了一只白雉，两只黑雉，于是人们发现《尚书》记载周朝时也曾有过这样的“周成白雉之瑞”。后来，祥瑞之兆越来越多，“突然刮狂风”说明王莽应该当皇帝，“突然出个奇石”说明王莽应该当皇帝，“突然出口深井”说明王莽应该当皇帝……这么多天象说明王莽应该真是个天命之子了吧？王莽真的当了皇帝后，不知是真的理想主义者还是把自己也忽悠得信以为真，随心所欲地搞复古改制，将不依附他意志的动不动就定罪。百姓在能不能生活下去与上天之命的抉择中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活下去。各地纷纷起义后，王莽站在高高的祭坛上仰天长呼：“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灭众贼？即令臣莽非是，愿下雷霆诛臣莽。”可见天降的祥瑞也不是那么靠谱，王莽也从众望所归变成了人人唾弃。白居易有一首诗讲得有趣：“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礼贤下士时；若是当时身便死，自古忠佞有谁知？”
“拍马屁”这事儿大家不要以为是中国特有的，扣上“中国几千年就那样了”的帽子。其实不然，这些做法是皇权制下共同的特点。对上负责就会孕育那些于己有利便拍马屁的人。为此我还做了论证工作，比如我之前讲过的英国的菲尔麦。
皇权制并非社会利益最大化的选择。皇权制下，社会之所以发展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部分人都没有什么积极性和主动性，毕竟国家不是他们的。清朝末年，鸦片战争，清军舰船被击沉，岸上观看的老百姓有的人不仅不哀痛叹息，反而鼓掌。德国侵略军来到海岸边的时候，由于积水过多就不想下船。他们恰好看见了海岸上有一些平民，于是就花钱让这些平民背其过河，老百姓乐于挣钱，有不少百姓就收钱去背德军。历史经验表明，指望奴隶素质高是不现实的。而在国外，也发生过这样的事。
在封建社会差序格局下，为了使受压迫的人们安于现状，或许有一些人就是那么认为的，希望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各安其位。